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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阴影下的日本社会众相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似乎陷入死结。
去年4月以来，日本购岛、国有化等行为，使钓鱼岛局势日趋紧张。战争不是两国的选项，却是人们的话题，刺激着激进人群的肾上腺素。
死结的持续给中日两国社会亦造成影响深远的激荡，这些新变量反过来又让相互间的不信任得以加剧，结于是更加难解。
在日本国内，有人在慷慨激昂，有人在释放善意，更多的人则保持平静。探究日本政客、学者、商人和市民等不同阶层团体在钓鱼岛上的立场和情绪，能让我们更为明了这两个有着长期恩怨情仇又互相依赖的邻居之间的相处之道。
1月，东京下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各种政治活动只能暂时偃旗息鼓，但靖国神社附近仍然可以看到右翼的宣传车。对于很边缘的极右翼政治团体，这是他们宣传主张最好的方法，因为车不用停，警察管不了。
15日，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访华，意在改善中日至去年4月以来因为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争端而持续降温的关系。因为鸠山的种种“亲华”行为，日本网络上不出意外一片“国贼”的骂声。民调显示，日本对中国无好感者升至80.6%，半数人支持安倍首相增加军费，在钓鱼岛上对抗中国。
但在日华人并没有感受到来自日本的敌意。在激愤、平静或者热情的背后，对于钓鱼岛，对于中国、中国人，日本记者、学者、政治家、商人、市民等不同阶层的立场与情绪和我们一样在影响、决定着中日两国的相处之道。
被游行震撼的日本
2012年9月13日那天，在上海生活了5年的深泽接到日本总领事馆的通知，告知他没有什么急事就呆在家里，而深泽所在的日本公司干脆放假。15日，北京、广州、西安、成都等地发生反日游行。
同一时间，在东芝医疗北京公司的雪子接到公司的通知，把所有日籍员工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全部登记，做成表格分发给公司各部门的员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在日本国内，“青岛松下工厂燃烧”这样的新闻登上各大媒体的头版，几小时后被“广州领事馆遭到破坏”取代。这让人回忆起2005年，日本放送协会（NHK）中断了正常节目，进行10多个小时的中国反日特别直播。二战以后反日运动尽管在韩国不时激烈上演，美国和中国的港台地区也有过，但2005年和2012年两次中国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实为战后一代日本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但日本民间总体较为平静。“我没有遇到什么不友好的对待，我认识的中国人里也没有。”住在东京，以“新宿歌舞伎町案内人”知名网络的华人李小牧对记者表示。
孙大和一舟是反日期间在日本旅游的中国青年，他们甚至不知道国内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在京都得到了友善的对待，可以说热情、周到，只是在刷微博时才知道出了那么大的事。相比之下显得有点滑稽。”孙大说。
李小牧看到那些打砸抢的画面时也觉得尴尬。“我没听到在日本有中国人因为钓鱼岛挨打。日本有上万家中餐馆，有中国人开的，也有日本人开的，没有哪家要挂个太阳旗才能营业，更没有贴个标语写着‘尖阁诸岛属于日本’。”
的士司机最“抗日”
虽然日本社会很平和，但“部分在华日本人对中日关系持绝望的态度，震动和恐慌超越了2005年”，日本问题研究者刘柠说。
对于在华日本人，尽管个人安全无忧，但尴尬是有的，最常遇到的“抗日者”，还是的士司机。“我不载日本人，下车！”在的士上说日语被听到后，这样的遭遇并非个案，上至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下至一般的旅游者留学生，都遇到过。日本人遭遇这种情况，也不会有任何表示，对他们来说，还是自己走路安全些。较为极端的例子是，有一位资深驻华记者的太太和孩子一起在北京坐的士，司机得知她们来自日本后，大踩油门一路狂飙，这位女士吓得脸都白了。
也有乐观的人，生活在上海多年的中津美和就是其中之一。她是铁杆的日中友好派，和中国人交往，总说希望您能和我一起为日中友好努力。“中日纷争对我和我中国朋友的友谊其实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周围工作有不少日系单位，墙上也有日语的招贴画，甚至上面连涂鸦都没有。”她告诉记者。但是也有一次，一位送快递的对中津说，你是日本人吗？报纸上都说肯定要和你们打仗了。然后把东西丢下就走了。
中津的身份并非媒体人或学者，但她很爱谈中日关系，在华日本人中这是少见的。她笑谈说：“其实我和中国朋友从来不介意聊中国话题，她什么都和朋友说，整天都是政治话题，中国的好与坏，日本的好与坏。一开始，我在日本的亲戚朋友曾对她的生命安全表示担心，不过我总是让我的中国朋友去说服他们，慢慢他们也不担心了。”
媒体不煽情
而对于媒体来说，这是工作的时候。几乎在中国的所有日本记者都参与到反日游行的报道中去，共同社拍摄的中国示威者冲击日本大使馆的照片获得了2012年日本传媒图片大奖。
当时，在北京亮马桥日本驻华大使馆旁边，负责拍照和摄影的日本记者被中国警察重重保护起来，也有胆子大的直接混进游行队伍里，比如《每日新闻》的记者工藤。我当时也在大使馆示威现场，在人群中认出了他。“突然听到有人小声和我说日语，真把我吓坏了。”中文不太灵光的工藤后来说。工藤有着很多日本人独有的神情、动作、打扮等等，不过显然，在愤怒游行的队伍里，日本记者们隐藏得挺好，没人发现。
工藤等人带回去的报道引发日本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尽管呼吁对话与和平的声音不少，但日本社会的民意又极为顽固，支持安倍的强硬政策；虽然不断有消息说日本社会对普通中国人挺友好，但是民调显示日本人厌华情绪甚至大于中国人厌日。
“大多数日本媒体，朝日、每日、日经、东京新闻、共同社、时事社等大致来说比较冷静。这些媒体对钓鱼岛问题，甚至很少上头版。日本媒体不太会做露骨的煽动。他们有清晰的界限，不会做战争动员式的报道。而且他们二战中有过被控制的经历，对鼓噪有抵触情绪。”刘柠如是分析。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似乎陷入死结。
去年4月以来，日本购岛、国有化等行为，使钓鱼岛局势日趋紧张。战争不是两国的选项，却是人们的话题，刺激着激进人群的肾上腺素。
死结的持续给中日两国社会亦造成影响深远的激荡，这些新变量反过来又让相互间的不信任得以加剧，结于是更加难解。
在日本国内，有人在慷慨激昂，有人在释放善意，更多的人则保持平静。探究日本政客、学者、商人和市民等不同阶层团体在钓鱼岛上的立场和情绪，能让我们更为明了这两个有着长期恩怨情仇又互相依赖的邻居之间的相处之道。
1月，东京下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各种政治活动只能暂时偃旗息鼓，但靖国神社附近仍然可以看到右翼的宣传车。对于很边缘的极右翼政治团体，这是他们宣传主张最好的方法，因为车不用停，警察管不了。
15日，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访华，意在改善中日至去年4月以来因为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争端而持续降温的关系。因为鸠山的种种“亲华”行为，日本网络上不出意外一片“国贼”的骂声。民调显示，日本对中国无好感者升至80.6%，半数人支持安倍首相增加军费，在钓鱼岛上对抗中国。
但在日华人并没有感受到来自日本的敌意。在激愤、平静或者热情的背后，对于钓鱼岛，对于中国、中国人，日本记者、学者、政治家、商人、市民等不同阶层的立场与情绪和我们一样在影响、决定着中日两国的相处之道。
被游行震撼的日本
2012年9月13日那天，在上海生活了5年的深泽接到日本总领事馆的通知，告知他没有什么急事就呆在家里，而深泽所在的日本公司干脆放假。15日，北京、广州、西安、成都等地发生反日游行。
同一时间，在东芝医疗北京公司的雪子接到公司的通知，把所有日籍员工的家庭地址和电话全部登记，做成表格分发给公司各部门的员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在日本国内，“青岛松下工厂燃烧”这样的新闻登上各大媒体的头版，几小时后被“广州领事馆遭到破坏”取代。这让人回忆起2005年，日本放送协会（NHK）中断了正常节目，进行10多个小时的中国反日特别直播。二战以后反日运动尽管在韩国不时激烈上演，美国和中国的港台地区也有过，但2005年和2012年两次中国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实为战后一代日本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但日本民间总体较为平静。“我没有遇到什么不友好的对待，我认识的中国人里也没有。”住在东京，以“新宿歌舞伎町案内人”知名网络的华人李小牧对记者表示。
孙大和一舟是反日期间在日本旅游的中国青年，他们甚至不知道国内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在京都得到了友善的对待，可以说热情、周到，只是在刷微博时才知道出了那么大的事。相比之下显得有点滑稽。”孙大说。
李小牧看到那些打砸抢的画面时也觉得尴尬。“我没听到在日本有中国人因为钓鱼岛挨打。日本有上万家中餐馆，有中国人开的，也有日本人开的，没有哪家要挂个太阳旗才能营业，更没有贴个标语写着‘尖阁诸岛属于日本’。”
的士司机最“抗日”
虽然日本社会很平和，但“部分在华日本人对中日关系持绝望的态度，震动和恐慌超越了2005年”，日本问题研究者刘柠说。
对于在华日本人，尽管个人安全无忧，但尴尬是有的，最常遇到的“抗日者”，还是的士司机。“我不载日本人，下车！”在的士上说日语被听到后，这样的遭遇并非个案，上至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下至一般的旅游者留学生，都遇到过。日本人遭遇这种情况，也不会有任何表示，对他们来说，还是自己走路安全些。较为极端的例子是，有一位资深驻华记者的太太和孩子一起在北京坐的士，司机得知她们来自日本后，大踩油门一路狂飙，这位女士吓得脸都白了。
也有乐观的人，生活在上海多年的中津美和就是其中之一。她是铁杆的日中友好派，和中国人交往，总说希望您能和我一起为日中友好努力。“中日纷争对我和我中国朋友的友谊其实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周围工作有不少日系单位，墙上也有日语的招贴画，甚至上面连涂鸦都没有。”她告诉记者。但是也有一次，一位送快递的对中津说，你是日本人吗？报纸上都说肯定要和你们打仗了。然后把东西丢下就走了。
中津的身份并非媒体人或学者，但她很爱谈中日关系，在华日本人中这是少见的。她笑谈说：“其实我和中国朋友从来不介意聊中国话题，她什么都和朋友说，整天都是政治话题，中国的好与坏，日本的好与坏。一开始，我在日本的亲戚朋友曾对她的生命安全表示担心，不过我总是让我的中国朋友去说服他们，慢慢他们也不担心了。”
媒体不煽情
而对于媒体来说，这是工作的时候。几乎在中国的所有日本记者都参与到反日游行的报道中去，共同社拍摄的中国示威者冲击日本大使馆的照片获得了2012年日本传媒图片大奖。
当时，在北京亮马桥日本驻华大使馆旁边，负责拍照和摄影的日本记者被中国警察重重保护起来，也有胆子大的直接混进游行队伍里，比如《每日新闻》的记者工藤。我当时也在大使馆示威现场，在人群中认出了他。“突然听到有人小声和我说日语，真把我吓坏了。”中文不太灵光的工藤后来说。工藤有着很多日本人独有的神情、动作、打扮等等，不过显然，在愤怒游行的队伍里，日本记者们隐藏得挺好，没人发现。
工藤等人带回去的报道引发日本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尽管呼吁对话与和平的声音不少，但日本社会的民意又极为顽固，支持安倍的强硬政策；虽然不断有消息说日本社会对普通中国人挺友好，但是民调显示日本人厌华情绪甚至大于中国人厌日。
“大多数日本媒体，朝日、每日、日经、东京新闻、共同社、时事社等大致来说比较冷静。这些媒体对钓鱼岛问题，甚至很少上头版。日本媒体不太会做露骨的煽动。他们有清晰的界限，不会做战争动员式的报道。而且他们二战中有过被控制的经历，对鼓噪有抵触情绪。”刘柠如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