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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論创新之根本在于方法论的自觉与创新。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学术界基于现实变革的需要，在方法论自觉中形成了各类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本—文献学”范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开新”。“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同时性并历时性地体现为：致力于理论大众化普及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及其延展性的文本研读;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面向时代现实问题破解的经典文本思想阐释。“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兴起及其发展的根源在于：为现实世界的变革或者改革开放寻找理论资源;思想的解放与解放思想需要理论的创新;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的特质所决定。新时代反思和审视“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倡导在主体性自觉与方法论自觉基础上形成一种“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路径，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返本开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思想智慧。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范式;哲学命题;方法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4-0001-12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positions of Classic Texts and the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and Model Innov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Based on Reflection on the “Text-Philology” Paradigm
WANG Haif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081）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lies in th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of methodology. Comb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needs of realistic chang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sciously formed a variety of unique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methodology. Among them，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s the “text-philology” paradigm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and model innov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formation of the “text-philology” research paradigm went through a complicated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was simultaneously and diachronically reflected as follows： the textbook of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dedicated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ory and its extensive text study; the return to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thought and the study into the theory of classic text;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text ideas for the cracking of real-world problems. The root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philology”research paradigm lies in the search for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real-world change 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and require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determination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ic Marxist philosophical text￣philology. Refle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text-philology”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new era advocates the formation of a “classic text proposition interpretation” path on the basis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promoting the “return to the origin and model innov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ory， devoting ideological wisdom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text-philology” paradigm;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会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逻辑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变革逻辑交互前行，实现了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创造。在理论层面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基于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探索、基于重大实践问题的现实观照以及方法论创新等均取得辉煌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学术界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在主体性自觉和方法论自觉所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构成当代中国学术方法论自觉的有机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的繁荣发展。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学术界基于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文本考证、理论阐释和思想解读中，谱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新篇章。
一、“文本—文献学”范式发展的逻辑历程
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所针对的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考察，但其所提供的“从后思索法”为我们反思“文本—文献学”范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我们完全可以以“从后思索法”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反思这一范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对已经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进行“追根溯源”，从而展示其“具体性的内容”。对此，我们将诉诸于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基于这一学术史，我们将会发现，“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对这一范式历史逻辑进程的“从后思索”，将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的回顾中展望未来，将其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大体上讲，这一逻辑历程历时性与共时性地呈现为三个逻辑阶段，且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理论特点。
1.致力于理论大众化普及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及其延展性的文本研读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巩固其既有的意识形态地位以及推动人民大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一时期的核心理论任务。为切实推动这一任务的完成，中国学界在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主要是指《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布）党史》的第四章第二节〕的基础上，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的“中国化”成果（主要是指毛泽东哲学思想），构建起了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集中体现在艾思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中作为中国学者集体编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因其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权威性，其所包含的思想原理、观点和方法论原则一度成为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方式，构成改革开放以前的哲学经典文本。。在我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本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而是熔铸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义的“经典著作”。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因为该教科书实质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吸纳进去，并以“体系化、原理化”形式作出阐释，其所构建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成为改革开放之前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文本（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的系列著作）。因而，这一教科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一起构成此时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系统”。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此一时期显然是存在着经典文本的阐释和阅读的，只不过这种阐释和阅读并非“文本考证—文献梳理”意义上的，而是以“求知识、学方法、重应用”为旨归的，其所重视和关注的焦点也是有着时代的痕迹。总体上，人们所阅读的文本大体包括几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经由苏联翻译而来）;列宁、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哲学家的著作;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毛泽东的著作;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以及中国化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因此，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阅读与阐释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相关经典著作的阅读与阐释;二是以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国化哲学原理教科书为中心的阅读与阐释。更为关键的是，基于对哲学原理大众化的需求，第一个方面的毛泽东著作和第二个方面合并起来构成此时文本阅读的主要样态，即将以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基本框架构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毛泽东著作视为“经典文本”，并以之为标准，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所展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实则是依托哲学原理教科书所展开的延展性的阅读与研究。更具体地说，是人们为了更好地理解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而展开的对其中所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与阐释。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称之为基于“哲学原理教科书”展开的文本—文献学解读，其主要特点在于以“哲学原理”为中心，“囿于哲學原理教科书理解的文本研读”。
毫无疑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熔铸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在推动哲学原理、方法论原则等的大众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破解，尤其是对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人们对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群众史观、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等原理有了清晰的认知，并以之为方法论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面临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同时，人们依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对其中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等作了“选择性阅读”和“延展性阅读”，适当地拓展了人们对哲学原理教科书所依托的经典文献及其思想的把握，为未来的学术探索做了铺垫和准备。但是，客观上而言，这一时期所展开的经典文本阅读和解读是不够的，尚不具有“文本—文献学”范式的特质，真正意义上的文本—文献学研究显然是“缺位”的，最多不过只是其“雏形”而已。因为，其所阅读的经典文本是哲学原理教科书及其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经典文本，并且其目的并不是回归经典并进行理论创新，而是为了更好理解和掌握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所提及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这也就是我们将其概括为“囿于哲学原理教科书理解的文本研读”的真实本意所在。更为关键的是，此一时期的“经典文本研读”显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一种“全民学哲学”的时代境遇中，阅读经典不同程度地沦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的洗礼”，而“学术”的审视和研究也就相对被忽视并束之高阁。 2.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
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研究者敏锐地将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思想路线命题适时转化为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命题，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定位和阐释中，实现了思想解放和解放思想。其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步入“学理化”和“学术化”的正途。在研究的方式上，回归经典文献的“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步入历史的舞台，“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呼之欲出。究其根本而言，这一学理探究实则是学术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现实对理论的迫切需要而作出的理论探索，即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去寻找指引现实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的经典文本阐释和研究便与之前的“囿于哲学原理教科书理解的文本研读”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言之，前者是实践变革所引发的学理化探索，后者在一定意义上则是政治需要所引发的哲学知识普及的需要;前者依托的重心是“哲学原理教科书”，后者则更为注重“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前者是“学术的学理化探索”，后者则是“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的洗礼”。因此，我们将此一时期形成的基于理论创新的经典文本阐释归纳为“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显然是有着深刻考量的。
“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是基于現实变革所展开的以哲学原理教科书改革为目标的“经典文本阐释”，其开辟了“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先河。这当然是方法论自觉的产物，但也是实践变革和理论创新的结果。从理论的层面上讲，回归经典文本的根本目标在于“返本开新”，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回应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的质疑。因此，这一探究必然是以哲学原理教科书为“靶子”、以回归经典文本为依托、以理论创新服务实践变革为旨归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的学术研讨中，学界聚焦于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以对“实践”的理解为出发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被人们重新加以阅读。学者们依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2]133，对这一文本中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对象性的活动”作出了详尽的阐释;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重要论述——“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155——作了深入的解读，等等。这种基于经典文本的理论解读极大地推动了对马克思精神实质（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并引发了人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系、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主体能动性、人的本质等诸多问题的研讨。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此一时期围绕“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2版“跋”以及《哲学笔记》等文献中关于辩证法相关论述的解读;围绕“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塑造神圣形象”—消解“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消解“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三个阶段的分析;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人对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确立”三个阶段的剖析，等等。这些均是从文本的知识性阅读走向文本的理论性解读，甚至带有思想阐释萌芽的直接例证。
当然，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在于人们在理论自觉中所确立的“文本—文献学”方法论自觉以及由此所逐步确立的“回归经典文本，实现思想创新”的观念。按照聂锦芳的考察，“完整的文本研究应当包含前后相继而又相互支撑和融通的三个步骤或环节，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3]。在我们看来，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认为，此一时期“文本—文献学”范式开始形成，即学界将“版本考证”纳入经典文本的解读之中。换句话说，人们开始基于现实变革或理论创新需要，聚焦某一文本的具体写作过程、刊发情况以及版本流变等，考证文本涉及的相关笔记、手稿以及提纲等，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经典文本”所蕴含的真实思想，从而将理论阐释奠基在坚实的文本基础之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1999）的出版。在这本著作中，张一兵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马克思大量经济学笔记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以前不曾为人们所重视的文本”作了全方位的“版本考证、文献阐释和思想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倡导的理念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反省的“大地震”，正面的肯定与负面的质疑相互交织，面对一些人质疑该书所倡导的“回到马克思”将学术研究引入“回到故纸堆”“远离现实”“拒绝探新的本本主义、保守主义”，等等。作者坦言：“我所提出‘回到马克思’中的回到，绝不是简单地历史重述，或什么维护某种‘理论实体主义’，而是一种新的重新‘上手’，我自以为是由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性文本解读开启的全新的历史地平。”[4]正如张一兵在该书出版10年后所指出的，“《回到马克思》出版之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不少学者，普遍开始关注和使用文本分析法、历史重读法、实践阐释法等一系列全新的研究方法”[5]，并将之提升到“方法论自觉与学术的科学化研究之内在关系”的高度加以分析。站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的视角看，此一时期“文本—文献学”范式方法论自觉对于学术理论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以回归经典文本之后所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代表性的将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为指导，人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发展哲学、制度哲学等部门哲学纷纷涌现，出现了以回归经典文本带动学术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推动现实变革的可喜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基于文本的学理化阐释的兴起，是同学术界转向现实的问题或者说现实逻辑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现实的变迁要求学术界以理论创新来服务现实，满足现实对理论的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部门哲学（领域）的兴起为回归经典文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最根本的是理论观照现实生活的结果。。
綜合来看，此一时期的“文本—文献学”方法论自觉之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以“返本开新”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得到重视;“返本开新”的理论创新的理念得以确立并为人们所认同;逐步形成了独立的“文本—文献学”研究领域;“文本—文献学”研究的一些成果被吸纳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中，等等。总体来说，“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才是真正意义上“文本—文献学”的方法论自觉，它彰显了当代中国学人的主体性，其所实现的思想解放和方法论创新在后续的研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现实问题的“经典文本思想阐释”孕育其中。
3.面向时代现实问题破解的经典文本思想阐释
梳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所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可以发现其主要聚焦于三个层次的问题：（1）经典文本涉及的版本勘正、文献编纂、语句校勘等，实现“本真回归”;（2）经典文本涉及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语境，回归文本诞生的原初语境，展开文本的深度耕犁，实现“返本回真”;（3）经典文本的思想资源的挖掘，尤其是结合时代问题展开文本的思想重释，实现“返本开新”。应该说，这三个层面的研究贯彻“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始终，但是，其发展过程却存在一个“逐步递进”的逻辑，内蕴着聂锦芳所指认的“版本考证、文本解读与思想阐释”的三个维度。在我们看来，呈现出“三者并立”但又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侧重”的特质。因此，当过分强调“文本考证、版本梳理、文献编撰等”而容易被误读为“回到本本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时候;当过分重视文本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语境，尤其是强调其“学术性”理论阐释容易被误解为“回到学院马克思主义”“重建思辨哲学”等的时候，“思想阐释”就成为学术界的不二选择，“面向时代现实问题破解的经典文本思想阐释”就登上历史舞台。
任何学术的发展都源于现实对理论的需要。将“文本—文献学”范式引入“经典文本思想阐释”实则就是时代现实问题发展的需要。毫无疑问，“致力理论大众化普及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及其延展性的文本研读”“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实则也内蕴着实践对于理论创新的需要，但是，较之于21世纪以后，尤其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进程之后所面对的现实境遇，“经典文本思想阐释”所面对的历史境遇显然要“复杂”得多。因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中国，遭遇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生态文明的问题、社会发展的问题、全球化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问题等。显然，如果仅仅着眼于“文本研读”和“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文本思想阐释”实则是历史之必然。以着眼于“社会公平正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为例。如果一定要划定一个时间节点的话，那么，“2006年”显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兴起的重要时间节点，标志性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为主题的“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召开。与会的学者们围绕“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阐释与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等问题展开讨论，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经验和思想智慧，其结果正如李佃来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从青涩稚嫩的学徒状态走向成熟的质性蜕变。”[6]这一研究领域的开辟在“文本—文献学”范式上则体现为，学界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中对“公平”“正义”“平等”的分析，例如，对《反杜林论》中“自由”“平等”等的分析[7];对《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按劳分配”的阐述;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与罗尔斯的《正义论》、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甚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政治哲学的经典文本加以比较研究。再如，在此一历史进程中，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以及所引发的文本的耕犁、思想的阐释。从学术层面的个案人物研究到经典文本译介，再到自主性确立的思想阐释，大体构成了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逻辑过程。客观地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两个共识”得以确立：一是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而引发的思想创造刺激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新回归文本及其思想解读”成为“共识”;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思想解读中“回应、反思、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确立“有我”的学术主张成为“共识”。当然，其所产生的两种现象值得警惕：一是“以阅读、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阅读”;二是“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之为“标准”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命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伴随着现实变革对理论的需要、理论自身面临的困难所引发的突围以及外部资源引入的“刺激”等，但从总体上来说，“文本—文献学”范式正在走向成熟，基于文本的“知识普及”“学理探究”和“思想创造”逐步确立起来，并最终指向基于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思想阐释”，即重大现实问题的观照中挖掘文本的思想资源，激发思想的生机活力，彰显理论的生命力。正如聂锦芳所理解的，“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8]。基于此，如何在新时代使“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这已成为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我们再次沉入其形成的发展历史中，对这一范式形成的时代境遇、理论处境等作出分析，继而探索出新的道路。 二、“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当代审视
前述的分析表明，在当代中国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观照中、在主体性自觉和方法论自觉中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范式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这也就决定了对这一范式的研究，仅仅对其展开历史逻辑的梳理显然是不充分的，需要我们重新“抽身出来”，以“从后思索”的方式客观审视其兴起及其发展的缘由，考量其规律和本质特征，反思其成就和不足，以便推动这一研究范式的健康发展，使之构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构建具有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审视学术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学术方法论自觉显然不是头脑臆想的结果，更不是偶然的、随机的“拿来就用”的结果;抑或是一旦形成就可以加以随意“套用的公式”，而是蕴含着十分复杂的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大体来讲，“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兴起及其发展的缘由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
第一，现实世界的变革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新的理论资源。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毛泽东著作以及中国化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文本阅读”是为了满足掌握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的话，或者是一种基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知识的需要”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探究”则更是扎根中国大地，是一种基于“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的需要”，抑或是“思想武器的需要”，这种需要真实地根源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处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在遭受一场“思想革命的洗礼”之后，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纲？以本本的阐释为纲还是以实践的需要为纲？归结起来，什么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的困惑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哲学理论能否回答此时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是否依然具有理论的解释力和时代的生命力？对此，少数人认为，作为一种诞生于19世纪工业化（机器化大生产）刚刚起步时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俨然已经失效，因此，应该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但大多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并不在其所讨论的具体问题，而在于其所提供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基本立场，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应该继续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之后的事实证明，后者的理解显然是站得住脚的。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文本考证、学理探究和思想阐释”，及时地破解了人们的困惑，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我们看到，学术界结合中国实践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真实地探寻到了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资源，满足了现实变革对理论的需要。例如，之前在讨论中提到，人们围绕“实践”对《關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关内容的重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表述的讨论。又如，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问题、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问题等引发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层面）、《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维度）等的重视。当然，这种需要显然是与时代的变迁以及所遭遇的现实问题紧密相关的。再如，世纪之交的中国即将融入全球化，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发展模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中国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驾驭资本逻辑”的社会市场经济之路，开辟人类文明的新类型？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当时的中国学人。于是乎，学术界对《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展开了基于“文本—文献学”范式的思想解读成为时尚，在基础理论层面，《资本论》的“哲学解读”占据上风，“《资本论》的理论指向与旨趣”“《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与辩证法”“《资本论》中的术语革命”“《资本论》的方法论”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资本创新逻辑分析”[9]“资本与权力的关系问题”[10]“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问题”[11] “21世纪资本逻辑的发展与金融化世界的到来”[12]，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金融危机，使得《资本论》再次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等等。应该说，这些均是现实问题与“经典文本思想阐释”互动的具体体现。
事实表明，在“文本—文献学”范式引导下所推动地从“文本解读”走向“思想阐释”，是当代中国学人方法论自觉与主体性确立的结果，更是现实世界变革需要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进程的结果。
第二，思想的解放与解放思想需要理论的创新。
通过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摆脱既有的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推进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构成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迫切需要。从学理的层面讲，暗含在此一时期经典文本解读背后的隐形逻辑在于，学术界力图通过经典的回归和文本的“学理”解读，呈现本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地破除和摒弃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诠释模式，“旨在超越教条化的教科书体系在‘理解的前结构’方面的误导，为重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提供可靠的思想基础”[13]。质言之，通过回归文本返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本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这一依靠回归经典文本、回归思想本身的方式很快奏效，哲学原理教科书改革取得初步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思想的解放，它“使思想从脱离时代特征、世界潮流和创新实践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从禁锢思想的各种僵化的思想前提中解放出来，从‘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因循守旧和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形成‘远视’未来和‘透视’现实的能力，为创新实践开辟道路”[14]。由此产生的正效应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基础理论和领域（部门）哲学层面“遍地开花”“多样一体”的理论格局初步构成。这些均透露出“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初衷：“通过版本学比较、文本编纂和意义解读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通过以时代视域解读文本来实现理论创新。”[15]例如，《资本论》不再被简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本”，而是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文本”;人们开始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出发，重新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并形成诸多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资本论》不是对唯物史观的应用，而是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内容[16];《资本论》的伟大真理在中国道路中得到了鲜活的展现[17];乃至于有学者认为，这种《资本论》的研究引发了“新的范式转换”[18]。例如，针对学界争议很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基于“文本—文献学”视角做出的版本编撰考证提出，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看，马克思是其核心思想的主导者和首创者，恩格斯参与了这项理论建构工作，是绝大多数文稿的誊写者和修改者，二人在思想的容量、视野的扩展、思维的推进、逻辑的力量和思考的深刻等方面存在一致性，但又有一定的差别[19]。上述这些理论视角的转换和研究重点的变革及其取得的成就实则都是“文本—文献学”范式所形成的独特阐释视角带来的。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文本—文献学”范式在理论创新中显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以及引发的思想解放中，在文本重新解读所推动的理论阐释中，在为现实变革提供的创新理论中，我们均能看到“文本—文献学”范式的“身影”及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三，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的特质所决定。
人们可能会问，对于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不就是一个“阐释学”的问题么，为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上，这个问题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形成专门的“文本—文献学”研究领域，构成了“文本—文献学”的研究范式？在我们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研究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显然，如果真正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这乃是由其文本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一是经典文本的不完整性（非系统性、非体系化）。检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文本的结构非常复杂，笔记、手稿、摘录以及书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完整且系统性的专著并不多，就马克思而言，“他很多重要的思想及其论证就隐匿于那些散乱的大纲、初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材料之中。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乃至满足于外围言说、宏观定性，实际上很难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意旨、复杂内涵和思考逻辑，相反会造成简单化、碎片化、片面化乃至极端化的诠释，甚至严重的误读和曲解。”[20] 这集中地体现在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群的研究中。 二是经典文本的论战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有很多时候体现在与资产阶级思想家、唯心主义者的观点论战中，如《神圣家族》思想阐释是建立在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思想批判基础之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针对的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反杜林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等等。这些都决定了，需要我们在“文本—文献学”的视野中对“哪些是论敌的观点”“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复述论敌的观点并加以认可的观点”等作出辨析和甄别，以免张冠李戴，甚至误解其思想。三是经典的“不纯粹性”。在一定标准上讲，马克思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其哲学思想散落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各类手稿、提纲、笔记等文本之中，正如杨耕所指出的，“马克思并没有刻意构造一种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理论体系，这种逻辑联系和理论体系就内含并镶嵌在他的哲学思想之中。”[21]因而，要对其形成“系统化”的阐释和“体系化”的表达，即凝练出“灵魂性线索”或“核心主题”（“一以贯之”），只能深入文本群之中，诉诸于思想的凝练与理论的概括。四是经典文本的未完成性。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真正完成的文本并不多，例如，恩格斯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考茨基整理出版了《剩余价值学说史》。按照学界的研究，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基本类型和具有各自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22]因此，要发现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缘起性语境，只能在“文本—文献学”范式中开展。五是经典文本传播过程的复杂性与漫长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复杂的刊布情形和版本流变过程。因此，如何清晰地勾勒这一过程，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例如，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研究，就试图揭示这一过程，以缩小“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理解的差距”。就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MEGA2的译介、传播和研究就成为了趋势。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所展开的各类研究均以“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范式呈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基本共識已经形成，那就是，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必须回到他们的文献文本自身，也就是必须要回到MEGA2本身。”[23]
事实上，基于经典文本思想解读的“返本开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依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以贯之的主题和目标。因此，在主体性理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中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其所建构的整体框架是研究文本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最新动态”，继而开掘其蕴含的思想，包括“与当时社会问题比较、与此前和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关涉相关问题的论述比较、该思想或问题在20世纪哲学史上的传承与变迁、该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24]，进而揭示其思想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即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需求以及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特质等均决定了，必然要借助于“文本—文献学”的方法论原则，当然，这向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换句话说，“文本—文献学”范式是在实践中生成并服务于实践变革，在理论发展中创生并服务于理论创新，并在这一双向互动中不断被丰富和完善。
三、基于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何以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25]因此，“文本—文献学”范式的未来发展之路，肯定不是“语录”的探寻与摘抄，更不是以之为标准来“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在学术理论的层面，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基于现实问题的观照，探索“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方式，即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既有版本考证、文本的解读的基础上，以思想阐释为旨归，对经典文本中的“哲学命题”作出学理化的阐释和理解，揭示蕴含在“哲学命题”之中的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思想智慧。这一解读方式的提出，显然是建立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本—文献学”范式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梳理基础之上的，奠基于对这一范式兴起及其发展的缘由、规律和本质特征、成就的宏观把握基础之上，更建立在对这一范式所存在的“不足” 与亟待努力的方向的反思之上的。 在理论研究中，“应然”与“实然”辩证相处。在“文本—文献学”范式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其推动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相伴而生的问题。具体言之，以“但开风气不为师”和“返本开新”为旨归的“文本—文献学”范式在部分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把经典文本文献的版本考证、学理阐释和思想解读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唯一路径，并将之绝对化。具体言之，主要体现为：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上，从文本提出问题，而不是从理论自身或者现实提出问题;在分析问题的方式上，以文本中能否查到、找到相同的表述为依据，而不是借鉴文本提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框架、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以文本有无对此问题的判断、结论为依据，而不是凭借独立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在理论问题的讨论上，主要是局限于文本中所提及的问题，而罔顾文本诞生的时代背景、问题指向以及现实逻辑，等等[26]。质言之，就是把文本考证与文献的解读奉若神明，陷入“细枝末节的考证之中”“纠缠在马克思说或没说的词句核查之中”。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文本解读脱离其目标而陷入本本主义的泥沼，更为关键的是，在一种“泛义的文本解读”
“泛义的文本解读”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视作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路径;二是将“西方哲学重要文本”或者“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性著作”视为经典，而罔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引导下，一切都需“回归文本”的方式被加以倡导。正如孙麾所批评的：“回归文本的旨趣，不管是从思维推向存在还是把存在改造成思维抑或根本就是在传统话语中兜圈子，这种理论活动看起来很学术，实质上，在马克思的神圣肖像面前，除了对某个至高无上的思想顶点仰望以外，就无事可做了。”[27]我们将其概括为“基于经典文本的强制阐释（或理论独白）”
这里借用张江对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根本缺陷而提出的“强制阐释论”的概念。按照张江的理解，“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8]。例如，在学术研究层面，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典文本”或者“西方哲学的经典文本”奉若神明并以之为标准，来“裁剪、审视、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如，有些学者从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解读马克思的思想，使之重新回到“观念论”的场域;有些学者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歪曲了马克思思想的本质;甚至有些学者依据国外学者相关论著的解读，将马克思根本未曾论及的问题及思想强加给马克思，等等。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倡导要反思和超越“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和“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开创“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29]。类似的问题时刻提醒我们，在重视“文本—文献学”研究及其范式的同时也要关注其所出现的问题，尤其是要在反思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推进。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中，以“返本开新”为旨归的“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显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提醒我们，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须臾不可脱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阅读与研究。当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感到困惑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理论困难感到焦虑的时候，甚至当我们的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将文本解读与现实问题观照相结合，以此不断“走近马克思”，向伟大的思想家们求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只有从文本解释走向文本的创造性转化，将文本阐释与现实观照结合起来，将文本阐释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将文本阐释与中国道路结合起来，将文本阐释与世界历史变迁结合起来，我们的文本研究才会更富有价值和意义。正如有學者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得的成就时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决定性要义是：它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思想史和理论逻辑之中，也不能仅仅周旋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成果和进展之间，而是要使所有这一切都能够在当今“中国问题”的导向中聚焦，并且以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定向[30]。
但与此同时，就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境况而言，我们认为学术理论能实现“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的目标，依然需要“练好内功”，即开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思想资源，在古今中西学术理论的对话中，在观照中国乃至人类重大现实问题中，形成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就第一个层面而言，要在“文本—文献学”范式的方法论自觉中倡导并开辟一种新的路径，即“基于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之路。这需要我们对哲学经典文本与哲学命题、哲学命题与哲学思想创新以及时代对哲学理论创新的需要等问题做出讨论。
一是哲学命题与哲学经典文本的关系决定了哲学命题阐释是理解哲学思想的关键之路。哲学观点及其思想乃至于方法论原则均蕴含在哲学文本之中，具体言之，蕴含在作为其思想之根本的“哲学命题”之中。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31]。例如，梳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哲学命题，从“认识你自己”到“人天然是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从“我思故我在”到“人为自然立法”“存在即合理”“实践哲学在于改变世界”……并在这些哲学命题的提出和分析中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乃至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作出了新的理解，在理论思辨与生命体验中推动了人类对于生活、世界乃至人自身的理解，构建起了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因此，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批判、反思既有哲学命题又赋予其时代内涵的历史，是一部批判既有哲学命题又创造性地提出新的哲学命题的历史。毫无疑问，哲学经典文本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件。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既不是对文本作出逐字逐句的解读，抑或教科书式的总结归纳，更不是简单聚焦于版本的考证和文献的谱系学探索，而是从文本中发现或凝练出一些标识性的重大命题，对之加以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更是如此。因此，经典文本—文献的价值，实际上就在于其所蕴含的学术命题，文本考证、理论阐释和思想解读的目标就在于重返文本的真实语境，对其所蕴含的“重大学术命题”作出阐释。 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主要体现在各类手稿、笔记、著作的“哲学命题”之中。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产生的原初境遇并梳理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其核心思想和方法论原则均孕育在此一过程所形成的“哲学命题”之中。例如，从学术理论上，各类文本中凝聚着重要思想内涵的哲学命题，诸如“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其现实生活过程”“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不是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等等;从方法论原则上讲，“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后思索法”“从抽象到具体”也都蕴含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文本之中。更为关键的是，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欣喜地看到，“基于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的方法论路径一直在被实践，并隐而不彰地内涵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之中。这一学术创新的历史进程，实则就是不断回归经典文本并阐释蕴含在其中的“哲学命题”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通过揭示哲学命题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以观照时代问题，并在时代性问题的解读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通过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的解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的讨论;又如，对“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415命题的阐释，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与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关系;再如，基于对马克思关于正义与生产方式的论断，“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32]。对这一命题的分析，学界确立了马克思的正义观，并基于此在现实问题的观照中展开政治哲学讨论，等等。
上述的讨论决定了，我们需要在将“文本—文献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吸纳入具体问题的研究之中的同时，在“文本—文献学”范式的指导下，基于现实变革和理论创新的需要，积极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议题，使各类经典文本中隐含的不同性质的命题转化为哲学中的命题，使之成为哲学反思和研究对象，进而在命题的讨论中激发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活力，开掘其思想资源。因此，我们所倡导的经典文本命题的思想解读，其目标是基于现实问题，开掘文本的思想资源;基于理论困境，激发文本的思想活力;基于文本的命题解读，推动理论的创新。毛泽东指出：“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33] 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反思，倡导在方法论自觉中推动形成“经典文本的命题阐释”路径，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开新”，就不仅仅是版本考证和文本解读，而是思想的创新和方法论的承继，即在经典文本命题的思想解读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创立的理论及其所体现的立场和方法，从而实现对中国乃至人类现实问题的破解，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思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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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娅）
收稿日期：2020-05-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1978-2018）”（18BZX012）。
作者簡介：
王海锋，男，陕西扶风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范式;哲学命题;方法论自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4-0001-12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positions of Classic Texts and the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and Model Innov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Based on Reflection on the “Text-Philology” Paradigm
WANG Haif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081）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lies in th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of methodology. Comb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research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needs of realistic chang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sciously formed a variety of unique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methodology. Among them，the most representative is the “text-philology” paradigm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and model innov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formation of the “text-philology” research paradigm went through a complicated historical process which was simultaneously and diachronically reflected as follows： the textbook of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dedicated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ory and its extensive text study; the return to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thought and the study into the theory of classic text;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text ideas for the cracking of real-world problems. The root of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philology”research paradigm lies in the search for theoretical resources for real-world change 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and require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determination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ic Marxist philosophical text￣philology. Refle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text-philology” research paradigm in the new era advocates the formation of a “classic text proposition interpretation” path on the basis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promoting the “return to the origin and model innov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ory， devoting ideological wisdom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text-philology” paradigm;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会看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逻辑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变革逻辑交互前行，实现了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创造。在理论层面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基于现实问题的基础理论探索、基于重大实践问题的现实观照以及方法论创新等均取得辉煌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学术界摆脱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在主体性自觉和方法论自觉所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构成当代中国学术方法论自觉的有机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的繁荣发展。在这一范式的引导下，学术界基于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文本考证、理论阐释和思想解读中，谱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新篇章。
一、“文本—文献学”范式发展的逻辑历程
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所针对的是对“人类生活形式”的考察，但其所提供的“从后思索法”为我们反思“文本—文献学”范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我们完全可以以“从后思索法”的方法论原则为指导反思这一范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对已经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进行“追根溯源”，从而展示其“具体性的内容”。对此，我们将诉诸于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基于这一学术史，我们将会发现，“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对这一范式历史逻辑进程的“从后思索”，将有助于我们在历史的回顾中展望未来，将其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大体上讲，这一逻辑历程历时性与共时性地呈现为三个逻辑阶段，且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理论特点。
1.致力于理论大众化普及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及其延展性的文本研读
新中国成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巩固其既有的意识形态地位以及推动人民大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此一时期的核心理论任务。为切实推动这一任务的完成，中国学界在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主要是指《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联共（布）党史》的第四章第二节〕的基础上，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的“中国化”成果（主要是指毛泽东哲学思想），构建起了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集中体现在艾思奇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中作为中国学者集体编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因其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权威性，其所包含的思想原理、观点和方法论原则一度成为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方式，构成改革开放以前的哲学经典文本。。在我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本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而是熔铸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义的“经典著作”。之所以这么说，乃是因为该教科书实质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吸纳进去，并以“体系化、原理化”形式作出阐释，其所构建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成为改革开放之前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文本（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的系列著作）。因而，这一教科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一起构成此时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系统”。
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此一时期显然是存在着经典文本的阐释和阅读的，只不过这种阐释和阅读并非“文本考证—文献梳理”意义上的，而是以“求知识、学方法、重应用”为旨归的，其所重视和关注的焦点也是有着时代的痕迹。总体上，人们所阅读的文本大体包括几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经由苏联翻译而来）;列宁、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哲学家的著作;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毛泽东的著作;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以及中国化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因此，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阅读与阐释必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相关经典著作的阅读与阐释;二是以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国化哲学原理教科书为中心的阅读与阐释。更为关键的是，基于对哲学原理大众化的需求，第一个方面的毛泽东著作和第二个方面合并起来构成此时文本阅读的主要样态，即将以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基本框架构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毛泽东著作视为“经典文本”，并以之为标准，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所展开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实则是依托哲学原理教科书所展开的延展性的阅读与研究。更具体地说，是人们为了更好地理解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理论而展开的对其中所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与阐释。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称之为基于“哲学原理教科书”展开的文本—文献学解读，其主要特点在于以“哲学原理”为中心，“囿于哲學原理教科书理解的文本研读”。
毫无疑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熔铸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在推动哲学原理、方法论原则等的大众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破解，尤其是对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人们对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群众史观、矛盾论、对立统一规律等原理有了清晰的认知，并以之为方法论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面临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同时，人们依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对其中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等作了“选择性阅读”和“延展性阅读”，适当地拓展了人们对哲学原理教科书所依托的经典文献及其思想的把握，为未来的学术探索做了铺垫和准备。但是，客观上而言，这一时期所展开的经典文本阅读和解读是不够的，尚不具有“文本—文献学”范式的特质，真正意义上的文本—文献学研究显然是“缺位”的，最多不过只是其“雏形”而已。因为，其所阅读的经典文本是哲学原理教科书及其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经典文本，并且其目的并不是回归经典并进行理论创新，而是为了更好理解和掌握哲学原理教科书中所提及的理论和方法论原则，这也就是我们将其概括为“囿于哲学原理教科书理解的文本研读”的真实本意所在。更为关键的是，此一时期的“经典文本研读”显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一种“全民学哲学”的时代境遇中，阅读经典不同程度地沦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的洗礼”，而“学术”的审视和研究也就相对被忽视并束之高阁。 2.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
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研究者敏锐地将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思想路线命题适时转化为学术意义上的哲学命题，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定位和阐释中，实现了思想解放和解放思想。其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步入“学理化”和“学术化”的正途。在研究的方式上，回归经典文献的“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步入历史的舞台，“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呼之欲出。究其根本而言，这一学理探究实则是学术界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现实对理论的迫切需要而作出的理论探索，即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去寻找指引现实变革的理论依据和思想资源。因此，改革开放以后的经典文本阐释和研究便与之前的“囿于哲学原理教科书理解的文本研读”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言之，前者是实践变革所引发的学理化探索，后者在一定意义上则是政治需要所引发的哲学知识普及的需要;前者依托的重心是“哲学原理教科书”，后者则更为注重“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前者是“学术的学理化探索”，后者则是“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的洗礼”。因此，我们将此一时期形成的基于理论创新的经典文本阐释归纳为“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显然是有着深刻考量的。
“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是基于現实变革所展开的以哲学原理教科书改革为目标的“经典文本阐释”，其开辟了“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先河。这当然是方法论自觉的产物，但也是实践变革和理论创新的结果。从理论的层面上讲，回归经典文本的根本目标在于“返本开新”，背后隐含的逻辑是回应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的质疑。因此，这一探究必然是以哲学原理教科书为“靶子”、以回归经典文本为依托、以理论创新服务实践变革为旨归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引发的学术研讨中，学界聚焦于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问题。以对“实践”的理解为出发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被人们重新加以阅读。学者们依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2]133，对这一文本中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对象性的活动”作出了详尽的阐释;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重要论述——“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155——作了深入的解读，等等。这种基于经典文本的理论解读极大地推动了对马克思精神实质（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并引发了人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系、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实践本体论与物质本体论、主体能动性、人的本质等诸多问题的研讨。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此一时期围绕“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2版“跋”以及《哲学笔记》等文献中关于辩证法相关论述的解读;围绕“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塑造神圣形象”—消解“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消解“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三个阶段的分析;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人对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确立”三个阶段的剖析，等等。这些均是从文本的知识性阅读走向文本的理论性解读，甚至带有思想阐释萌芽的直接例证。
当然，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在于人们在理论自觉中所确立的“文本—文献学”方法论自觉以及由此所逐步确立的“回归经典文本，实现思想创新”的观念。按照聂锦芳的考察，“完整的文本研究应当包含前后相继而又相互支撑和融通的三个步骤或环节，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3]。在我们看来，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认为，此一时期“文本—文献学”范式开始形成，即学界将“版本考证”纳入经典文本的解读之中。换句话说，人们开始基于现实变革或理论创新需要，聚焦某一文本的具体写作过程、刊发情况以及版本流变等，考证文本涉及的相关笔记、手稿以及提纲等，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呈现“经典文本”所蕴含的真实思想，从而将理论阐释奠基在坚实的文本基础之上。最具代表性的是《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1999）的出版。在这本著作中，张一兵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马克思大量经济学笔记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等“以前不曾为人们所重视的文本”作了全方位的“版本考证、文献阐释和思想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倡导的理念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反省的“大地震”，正面的肯定与负面的质疑相互交织，面对一些人质疑该书所倡导的“回到马克思”将学术研究引入“回到故纸堆”“远离现实”“拒绝探新的本本主义、保守主义”，等等。作者坦言：“我所提出‘回到马克思’中的回到，绝不是简单地历史重述，或什么维护某种‘理论实体主义’，而是一种新的重新‘上手’，我自以为是由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性文本解读开启的全新的历史地平。”[4]正如张一兵在该书出版10年后所指出的，“《回到马克思》出版之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不少学者，普遍开始关注和使用文本分析法、历史重读法、实践阐释法等一系列全新的研究方法”[5]，并将之提升到“方法论自觉与学术的科学化研究之内在关系”的高度加以分析。站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的视角看，此一时期“文本—文献学”范式方法论自觉对于学术理论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到，以回归经典文本之后所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代表性的将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为指导，人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发展哲学、制度哲学等部门哲学纷纷涌现，出现了以回归经典文本带动学术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推动现实变革的可喜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基于文本的学理化阐释的兴起，是同学术界转向现实的问题或者说现实逻辑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现实的变迁要求学术界以理论创新来服务现实，满足现实对理论的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部门哲学（领域）的兴起为回归经典文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最根本的是理论观照现实生活的结果。。
綜合来看，此一时期的“文本—文献学”方法论自觉之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以“返本开新”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得到重视;“返本开新”的理论创新的理念得以确立并为人们所认同;逐步形成了独立的“文本—文献学”研究领域;“文本—文献学”研究的一些成果被吸纳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中，等等。总体来说，“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才是真正意义上“文本—文献学”的方法论自觉，它彰显了当代中国学人的主体性，其所实现的思想解放和方法论创新在后续的研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现实问题的“经典文本思想阐释”孕育其中。
3.面向时代现实问题破解的经典文本思想阐释
梳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所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可以发现其主要聚焦于三个层次的问题：（1）经典文本涉及的版本勘正、文献编纂、语句校勘等，实现“本真回归”;（2）经典文本涉及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语境，回归文本诞生的原初语境，展开文本的深度耕犁，实现“返本回真”;（3）经典文本的思想资源的挖掘，尤其是结合时代问题展开文本的思想重释，实现“返本开新”。应该说，这三个层面的研究贯彻“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始终，但是，其发展过程却存在一个“逐步递进”的逻辑，内蕴着聂锦芳所指认的“版本考证、文本解读与思想阐释”的三个维度。在我们看来，呈现出“三者并立”但又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侧重”的特质。因此，当过分强调“文本考证、版本梳理、文献编撰等”而容易被误读为“回到本本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时候;当过分重视文本诞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语境，尤其是强调其“学术性”理论阐释容易被误解为“回到学院马克思主义”“重建思辨哲学”等的时候，“思想阐释”就成为学术界的不二选择，“面向时代现实问题破解的经典文本思想阐释”就登上历史舞台。
任何学术的发展都源于现实对理论的需要。将“文本—文献学”范式引入“经典文本思想阐释”实则就是时代现实问题发展的需要。毫无疑问，“致力理论大众化普及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及其延展性的文本研读”“回归思想原初语境的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实则也内蕴着实践对于理论创新的需要，但是，较之于21世纪以后，尤其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进程之后所面对的现实境遇，“经典文本思想阐释”所面对的历史境遇显然要“复杂”得多。因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中国，遭遇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生态文明的问题、社会发展的问题、全球化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问题等。显然，如果仅仅着眼于“文本研读”和“经典文本之学理探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经典文本思想阐释”实则是历史之必然。以着眼于“社会公平正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为例。如果一定要划定一个时间节点的话，那么，“2006年”显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兴起的重要时间节点，标志性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为主题的“第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召开。与会的学者们围绕“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阐释与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等问题展开讨论，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经验和思想智慧，其结果正如李佃来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基本完成了从青涩稚嫩的学徒状态走向成熟的质性蜕变。”[6]这一研究领域的开辟在“文本—文献学”范式上则体现为，学界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中对“公平”“正义”“平等”的分析，例如，对《反杜林论》中“自由”“平等”等的分析[7];对《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按劳分配”的阐述;尤其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与罗尔斯的《正义论》、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甚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政治哲学的经典文本加以比较研究。再如，在此一历史进程中，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以及所引发的文本的耕犁、思想的阐释。从学术层面的个案人物研究到经典文本译介，再到自主性确立的思想阐释，大体构成了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逻辑过程。客观地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两个共识”得以确立：一是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而引发的思想创造刺激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新回归文本及其思想解读”成为“共识”;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思想解读中“回应、反思、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确立“有我”的学术主张成为“共识”。当然，其所产生的两种现象值得警惕：一是“以阅读、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取代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阅读”;二是“基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之为“标准”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命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伴随着现实变革对理论的需要、理论自身面临的困难所引发的突围以及外部资源引入的“刺激”等，但从总体上来说，“文本—文献学”范式正在走向成熟，基于文本的“知识普及”“学理探究”和“思想创造”逐步确立起来，并最终指向基于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的“思想阐释”，即重大现实问题的观照中挖掘文本的思想资源，激发思想的生机活力，彰显理论的生命力。正如聂锦芳所理解的，“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8]。基于此，如何在新时代使“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这已成为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需要我们再次沉入其形成的发展历史中，对这一范式形成的时代境遇、理论处境等作出分析，继而探索出新的道路。 二、“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当代审视
前述的分析表明，在当代中国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观照中、在主体性自觉和方法论自觉中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范式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武器。这也就决定了对这一范式的研究，仅仅对其展开历史逻辑的梳理显然是不充分的，需要我们重新“抽身出来”，以“从后思索”的方式客观审视其兴起及其发展的缘由，考量其规律和本质特征，反思其成就和不足，以便推动这一研究范式的健康发展，使之构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构建具有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审视学术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学术方法论自觉显然不是头脑臆想的结果，更不是偶然的、随机的“拿来就用”的结果;抑或是一旦形成就可以加以随意“套用的公式”，而是蕴含着十分复杂的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大体来讲，“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的兴起及其发展的缘由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
第一，现实世界的变革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新的理论资源。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人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毛泽东著作以及中国化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文本阅读”是为了满足掌握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的话，或者是一种基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知识的需要”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探究”则更是扎根中国大地，是一种基于“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理论的需要”，抑或是“思想武器的需要”，这种需要真实地根源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处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在遭受一场“思想革命的洗礼”之后，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纲？以本本的阐释为纲还是以实践的需要为纲？归结起来，什么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的困惑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哲学理论能否回答此时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是否依然具有理论的解释力和时代的生命力？对此，少数人认为，作为一种诞生于19世纪工业化（机器化大生产）刚刚起步时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俨然已经失效，因此，应该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但大多数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并不在其所讨论的具体问题，而在于其所提供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基本立场，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应该继续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资源。之后的事实证明，后者的理解显然是站得住脚的。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文本考证、学理探究和思想阐释”，及时地破解了人们的困惑，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我们看到，学术界结合中国实践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真实地探寻到了对现实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资源，满足了现实变革对理论的需要。例如，之前在讨论中提到，人们围绕“实践”对《關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相关内容的重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表述的讨论。又如，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人的存在方式问题、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问题、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问题等引发的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层面）、《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维度）等的重视。当然，这种需要显然是与时代的变迁以及所遭遇的现实问题紧密相关的。再如，世纪之交的中国即将融入全球化，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发展模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中国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驾驭资本逻辑”的社会市场经济之路，开辟人类文明的新类型？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当时的中国学人。于是乎，学术界对《资本论》及其系列手稿展开了基于“文本—文献学”范式的思想解读成为时尚，在基础理论层面，《资本论》的“哲学解读”占据上风，“《资本论》的理论指向与旨趣”“《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与辩证法”“《资本论》中的术语革命”“《资本论》的方法论”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资本创新逻辑分析”[9]“资本与权力的关系问题”[10]“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问题”[11] “21世纪资本逻辑的发展与金融化世界的到来”[12]，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金融危机，使得《资本论》再次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等等。应该说，这些均是现实问题与“经典文本思想阐释”互动的具体体现。
事实表明，在“文本—文献学”范式引导下所推动地从“文本解读”走向“思想阐释”，是当代中国学人方法论自觉与主体性确立的结果，更是现实世界变革需要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进程的结果。
第二，思想的解放与解放思想需要理论的创新。
通过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摆脱既有的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束缚，推进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构成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迫切需要。从学理的层面讲，暗含在此一时期经典文本解读背后的隐形逻辑在于，学术界力图通过经典的回归和文本的“学理”解读，呈现本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地破除和摒弃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诠释模式，“旨在超越教条化的教科书体系在‘理解的前结构’方面的误导，为重现一个真实的马克思提供可靠的思想基础”[13]。质言之，通过回归文本返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本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资源。这一依靠回归经典文本、回归思想本身的方式很快奏效，哲学原理教科书改革取得初步的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思想的解放，它“使思想从脱离时代特征、世界潮流和创新实践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从禁锢思想的各种僵化的思想前提中解放出来，从‘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从因循守旧和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形成‘远视’未来和‘透视’现实的能力，为创新实践开辟道路”[14]。由此产生的正效应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基础理论和领域（部门）哲学层面“遍地开花”“多样一体”的理论格局初步构成。这些均透露出“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初衷：“通过版本学比较、文本编纂和意义解读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通过以时代视域解读文本来实现理论创新。”[15]例如，《资本论》不再被简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本”，而是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文本”;人们开始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出发，重新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并形成诸多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资本论》不是对唯物史观的应用，而是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内容[16];《资本论》的伟大真理在中国道路中得到了鲜活的展现[17];乃至于有学者认为，这种《资本论》的研究引发了“新的范式转换”[18]。例如，针对学界争议很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基于“文本—文献学”视角做出的版本编撰考证提出，就《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看，马克思是其核心思想的主导者和首创者，恩格斯参与了这项理论建构工作，是绝大多数文稿的誊写者和修改者，二人在思想的容量、视野的扩展、思维的推进、逻辑的力量和思考的深刻等方面存在一致性，但又有一定的差别[19]。上述这些理论视角的转换和研究重点的变革及其取得的成就实则都是“文本—文献学”范式所形成的独特阐释视角带来的。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文本—文献学”范式在理论创新中显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以及引发的思想解放中，在文本重新解读所推动的理论阐释中，在为现实变革提供的创新理论中，我们均能看到“文本—文献学”范式的“身影”及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第三，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的特质所决定。
人们可能会问，对于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不就是一个“阐释学”的问题么，为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研究上，这个问题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形成专门的“文本—文献学”研究领域，构成了“文本—文献学”的研究范式？在我们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文献学”研究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显然，如果真正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这乃是由其文本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一是经典文本的不完整性（非系统性、非体系化）。检视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文本的结构非常复杂，笔记、手稿、摘录以及书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完整且系统性的专著并不多，就马克思而言，“他很多重要的思想及其论证就隐匿于那些散乱的大纲、初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材料之中。如果不花大的功夫对其文本细节进行甄别和辨析，而是大而化之、浅尝辄止地对待，乃至满足于外围言说、宏观定性，实际上很难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意旨、复杂内涵和思考逻辑，相反会造成简单化、碎片化、片面化乃至极端化的诠释，甚至严重的误读和曲解。”[20] 这集中地体现在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群的研究中。 二是经典文本的论战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有很多时候体现在与资产阶级思想家、唯心主义者的观点论战中，如《神圣家族》思想阐释是建立在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思想批判基础之上;《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针对的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反杜林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等等。这些都决定了，需要我们在“文本—文献学”的视野中对“哪些是论敌的观点”“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哪些是马克思恩格斯复述论敌的观点并加以认可的观点”等作出辨析和甄别，以免张冠李戴，甚至误解其思想。三是经典的“不纯粹性”。在一定标准上讲，马克思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其哲学思想散落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各类手稿、提纲、笔记等文本之中，正如杨耕所指出的，“马克思并没有刻意构造一种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理论体系，这种逻辑联系和理论体系就内含并镶嵌在他的哲学思想之中。”[21]因而，要对其形成“系统化”的阐释和“体系化”的表达，即凝练出“灵魂性线索”或“核心主题”（“一以贯之”），只能深入文本群之中，诉诸于思想的凝练与理论的概括。四是经典文本的未完成性。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真正完成的文本并不多，例如，恩格斯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三卷;考茨基整理出版了《剩余价值学说史》。按照学界的研究，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基本类型和具有各自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22]因此，要发现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缘起性语境，只能在“文本—文献学”范式中开展。五是经典文本传播过程的复杂性与漫长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复杂的刊布情形和版本流变过程。因此，如何清晰地勾勒这一过程，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例如，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研究，就试图揭示这一过程，以缩小“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理解的差距”。就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MEGA2的译介、传播和研究就成为了趋势。围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诞生与发展过程”所展开的各类研究均以“创建中国马克思学”的范式呈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基本共識已经形成，那就是，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必须回到他们的文献文本自身，也就是必须要回到MEGA2本身。”[23]
事实上，基于经典文本思想解读的“返本开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依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以贯之的主题和目标。因此，在主体性理论自觉和方法论自觉中形成的“文本—文献学”范式，其所建构的整体框架是研究文本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最新动态”，继而开掘其蕴含的思想，包括“与当时社会问题比较、与此前和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关涉相关问题的论述比较、该思想或问题在20世纪哲学史上的传承与变迁、该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24]，进而揭示其思想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即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需求以及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特质等均决定了，必然要借助于“文本—文献学”的方法论原则，当然，这向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换句话说，“文本—文献学”范式是在实践中生成并服务于实践变革，在理论发展中创生并服务于理论创新，并在这一双向互动中不断被丰富和完善。
三、基于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何以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25]因此，“文本—文献学”范式的未来发展之路，肯定不是“语录”的探寻与摘抄，更不是以之为标准来“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在学术理论的层面，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基于现实问题的观照，探索“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方式，即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既有版本考证、文本的解读的基础上，以思想阐释为旨归，对经典文本中的“哲学命题”作出学理化的阐释和理解，揭示蕴含在“哲学命题”之中的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思想智慧。这一解读方式的提出，显然是建立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本—文献学”范式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的梳理基础之上的，奠基于对这一范式兴起及其发展的缘由、规律和本质特征、成就的宏观把握基础之上，更建立在对这一范式所存在的“不足” 与亟待努力的方向的反思之上的。 在理论研究中，“应然”与“实然”辩证相处。在“文本—文献学”范式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其推动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相伴而生的问题。具体言之，以“但开风气不为师”和“返本开新”为旨归的“文本—文献学”范式在部分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把经典文本文献的版本考证、学理阐释和思想解读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唯一路径，并将之绝对化。具体言之，主要体现为：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上，从文本提出问题，而不是从理论自身或者现实提出问题;在分析问题的方式上，以文本中能否查到、找到相同的表述为依据，而不是借鉴文本提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框架、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以文本有无对此问题的判断、结论为依据，而不是凭借独立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在理论问题的讨论上，主要是局限于文本中所提及的问题，而罔顾文本诞生的时代背景、问题指向以及现实逻辑，等等[26]。质言之，就是把文本考证与文献的解读奉若神明，陷入“细枝末节的考证之中”“纠缠在马克思说或没说的词句核查之中”。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文本解读脱离其目标而陷入本本主义的泥沼，更为关键的是，在一种“泛义的文本解读”
“泛义的文本解读”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视作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路径;二是将“西方哲学重要文本”或者“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性著作”视为经典，而罔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引导下，一切都需“回归文本”的方式被加以倡导。正如孙麾所批评的：“回归文本的旨趣，不管是从思维推向存在还是把存在改造成思维抑或根本就是在传统话语中兜圈子，这种理论活动看起来很学术，实质上，在马克思的神圣肖像面前，除了对某个至高无上的思想顶点仰望以外，就无事可做了。”[27]我们将其概括为“基于经典文本的强制阐释（或理论独白）”
这里借用张江对当代西方文论存在的根本缺陷而提出的“强制阐释论”的概念。按照张江的理解，“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8]。例如，在学术研究层面，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典文本”或者“西方哲学的经典文本”奉若神明并以之为标准，来“裁剪、审视、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如，有些学者从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解读马克思的思想，使之重新回到“观念论”的场域;有些学者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歪曲了马克思思想的本质;甚至有些学者依据国外学者相关论著的解读，将马克思根本未曾论及的问题及思想强加给马克思，等等。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倡导要反思和超越“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和“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开创“以马解马的全新解读模式”[29]。类似的问题时刻提醒我们，在重视“文本—文献学”研究及其范式的同时也要关注其所出现的问题，尤其是要在反思的基础上继续加以推进。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中，以“返本开新”为旨归的“文本—文献学”研究范式显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提醒我们，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须臾不可脱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阅读与研究。当我们面对现实问题感到困惑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理论困难感到焦虑的时候，甚至当我们的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将文本解读与现实问题观照相结合，以此不断“走近马克思”，向伟大的思想家们求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只有从文本解释走向文本的创造性转化，将文本阐释与现实观照结合起来，将文本阐释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将文本阐释与中国道路结合起来，将文本阐释与世界历史变迁结合起来，我们的文本研究才会更富有价值和意义。正如有學者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得的成就时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决定性要义是：它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思想史和理论逻辑之中，也不能仅仅周旋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成果和进展之间，而是要使所有这一切都能够在当今“中国问题”的导向中聚焦，并且以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定向[30]。
但与此同时，就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境况而言，我们认为学术理论能实现“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的目标，依然需要“练好内功”，即开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思想资源，在古今中西学术理论的对话中，在观照中国乃至人类重大现实问题中，形成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就第一个层面而言，要在“文本—文献学”范式的方法论自觉中倡导并开辟一种新的路径，即“基于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之路。这需要我们对哲学经典文本与哲学命题、哲学命题与哲学思想创新以及时代对哲学理论创新的需要等问题做出讨论。
一是哲学命题与哲学经典文本的关系决定了哲学命题阐释是理解哲学思想的关键之路。哲学观点及其思想乃至于方法论原则均蕴含在哲学文本之中，具体言之，蕴含在作为其思想之根本的“哲学命题”之中。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31]。例如，梳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哲学命题，从“认识你自己”到“人天然是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从“我思故我在”到“人为自然立法”“存在即合理”“实践哲学在于改变世界”……并在这些哲学命题的提出和分析中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乃至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作出了新的理解，在理论思辨与生命体验中推动了人类对于生活、世界乃至人自身的理解，构建起了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因此，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批判、反思既有哲学命题又赋予其时代内涵的历史，是一部批判既有哲学命题又创造性地提出新的哲学命题的历史。毫无疑问，哲学经典文本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件。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既不是对文本作出逐字逐句的解读，抑或教科书式的总结归纳，更不是简单聚焦于版本的考证和文献的谱系学探索，而是从文本中发现或凝练出一些标识性的重大命题，对之加以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更是如此。因此，经典文本—文献的价值，实际上就在于其所蕴含的学术命题，文本考证、理论阐释和思想解读的目标就在于重返文本的真实语境，对其所蕴含的“重大学术命题”作出阐释。 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主要体现在各类手稿、笔记、著作的“哲学命题”之中。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产生的原初境遇并梳理其形成的历史过程，其核心思想和方法论原则均孕育在此一过程所形成的“哲学命题”之中。例如，从学术理论上，各类文本中凝聚着重要思想内涵的哲学命题，诸如“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其现实生活过程”“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不是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等等;从方法论原则上讲，“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后思索法”“从抽象到具体”也都蕴含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文本之中。更为关键的是，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欣喜地看到，“基于经典文本的命题解读”的方法论路径一直在被实践，并隐而不彰地内涵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之中。这一学术创新的历史进程，实则就是不断回归经典文本并阐释蕴含在其中的“哲学命题”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通过揭示哲学命题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以观照时代问题，并在时代性问题的解读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通过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的解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的讨论;又如，对“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415命题的阐释，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与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关系;再如，基于对马克思关于正义与生产方式的论断，“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32]。对这一命题的分析，学界确立了马克思的正义观，并基于此在现实问题的观照中展开政治哲学讨论，等等。
上述的讨论决定了，我们需要在将“文本—文献学”研究的有益成果吸纳入具体问题的研究之中的同时，在“文本—文献学”范式的指导下，基于现实变革和理论创新的需要，积极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议题，使各类经典文本中隐含的不同性质的命题转化为哲学中的命题，使之成为哲学反思和研究对象，进而在命题的讨论中激发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活力，开掘其思想资源。因此，我们所倡导的经典文本命题的思想解读，其目标是基于现实问题，开掘文本的思想资源;基于理论困境，激发文本的思想活力;基于文本的命题解读，推动理论的创新。毛泽东指出：“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33] 在这个意义上，基于“文本—文献学”范式的反思，倡导在方法论自觉中推动形成“经典文本的命题阐释”路径，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返本开新”，就不仅仅是版本考证和文本解读，而是思想的创新和方法论的承继，即在经典文本命题的思想解读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创立的理论及其所体现的立场和方法，从而实现对中国乃至人类现实问题的破解，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思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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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娅）
收稿日期：2020-05-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书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1978-2018）”（18BZX012）。
作者簡介：
王海锋，男，陕西扶风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