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小年教授看来，政府对七大行业实行绝对控股的政策实际上是“国进民退”，这与“国退民进”的历史趋势相背。“国进民退”的恰当理由有两条：“解决市场失灵”及“提供公共服务”。因此“国进民退”的行业一般应该是“民不愿进”行业，即亏损或微利行业。
　　可是，七大“国进民退”行业的目前大部分属于高盈利行业。由此可见，政府其实进入了不该进入的行业。
　　为什么会这样？许教授认为是官员自己“官进”的理性冲动。因此，他建议“官退民进”。我非常赞同这个分析，但有几点补充：
　　——通过国家控股来管理某个企业及行业从历史上看，是过时、落后的机制，只可作为过渡时期应急方案，但决不是长治久安之策。
　　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绝对控股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对控股企业负债的无限责任，另一方面控股企业资产及利润的持续流失；
　　第二，现代企业及资本市场制度完全可以做到国家不必绝对控股，但却可以享受国有资产保值升值及国家经济安全；
　　第三，国家绝对控股整个行业是高风险策略，一旦国有控股垄断行业经营失败将严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而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采用的多元化的所有权及以民营企业竞争为主的策略则有效降低了其国民经济的系统风险。
　　——“官进”冲动非独中国为然，在美国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亦复如是，只是这些国家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对此进行约束。
　　事实上，这种冲动基本上是无法劝退的，它反映的并不是中国的官员特别贪，而是中国特别需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产权基础设施，包括程序的合理性，过程的透明度，监管市场进入及维护公平竞争规则的市场制度，等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及制约“官进”冲动，并将其引导到对社会及官员个人都有利的双赢目标上来。
　　——在现阶段，中国的政府及官员在为市场提供服务、改进监管水平及效果方面还有待提高，官员的收入有可能、也应该与改善后的有序市场中的从业人员齐头并进。这是政府官员为市场提供服务的报酬，也是其失职的机会成本。
　　
　　作者为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兼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