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文怀喜欢打桥牌，“派完13张牌之后，已经成定局，尽你所能去打到最好。不像打麻将，虽然尽你所能，但人家好手气也没办法，每一圈轮到你摸的那张牌，都可以改变命运。”
　　在人生的前半段，邹文怀将技术运用到了极致——作为邵逸夫在香港招聘的第二个工作人員，他在邵氏电影公司（以下简称邵氏）工作13年，参与了邵氏崛起并一家独大的全程，由最初的宣传主管成为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
　　离开邵氏后，邹文怀开创嘉禾影业（以下简称嘉禾），再次以小博大。这家仅投资200万港币成立的、“蚍蜉”一般的电影公司，在他一轮轮操作下，成功撼动了邵氏兄弟这棵大树。邹文怀挖掘了李小龙、成龙等功夫巨星，招揽许冠文兄弟，开创香港搞笑片和动作喜剧电影先河。同时将西方流行的“独立制片人制度”本土化，并拍摄了一系列西部片。在他的努力下，嘉禾终结了邵氏自1964年以来一家独大的局面，在70年代后期成功与其分庭抗礼。
　　两家电影公司交替吹奏着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号角，武侠电影创造者、导演张彻在《回顾香港电影三十年》中评价：“邵、邹二人都头脑优秀，有魄力。无邵逸夫的勤奋，香港电影不能如此‘高速起飞’，形成继好莱坞之后的‘制造梦境的工场’;无邹文怀的善于放权，不能从工场解脱而迅速建立独立制片人制度，在工场衰落后，香港电影就不免会有一个时期处于低潮，如美国、日本。两人先后相承，维持了香港电影二十余年的繁荣局面，不得不说是‘气运’。”
　　人生的后半程，技术没能敌过运气。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电影行业遭到重创。他投资地产痛亏3亿。嘉禾影城地皮也在此时被政府收回。
　　2011年4月，TVB卖给“壳王”陈国强，邵逸夫时代结束。邹文怀则更快一步，2007年已将全部股份抛给橙天，彻底退休。两人的恩怨随着时局变化已成往事。
　　退休后，邹文怀依旧关注影视行业。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他称香港电影业已走出低迷，颇带英雄迟暮地感叹“如果我年轻二十岁，一定能重振香港电影”，又迅速自我开解：“我已经做了我要做的事情。”
　　曾有记者问邹文怀，如果有人把他的一生拍成电影，他最介意的会是什么？他说，“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沉闷的电影。”而今，这部当事人口中的“沉闷的电影”落幕——2018年11月2日，邹文怀在香港去世，享年91岁。

邵氏”二号人物”

　　邹文怀在香港出生，当时香港还是殖民地，父亲一直要求他回大陆念书。13岁，邹文怀和母亲、弟弟、妹妹一起搬到上海，直到1949年大学毕业，他才回到香港，成为一名记者。
　　“那个时候念新闻主要还是想做报纸，毕业了有办法的话就开报馆，在上海一直开，从上海、苏州一连串开报馆。”高中时，他已经出了《体育周刊》，公开售卖。
　　在香港做记者工资不高，为了养家，邹文怀身兼7份工作。50年代末，经老师吴嘉棠推荐，邹文怀来到尚未挂牌的邵氏兄弟上任。他对邵逸夫提出惟一要求：宣传部门的所有职员由他决定。进入邵氏后，邹文怀成为宣传主任，并将何冠昌、蔡永昌及梁风等好友拉入邵氏。邵逸夫主管发行和行政。刚进公司，邹文怀连贴海报都做不来。邵逸夫的要求是：“第一，学会放映机;第二，贴海报;第三，挑照片，剧照、宣传照。”

　　进公司以后负责宣传的第一部电影，邹文怀看完并不满意，“我应该怎样去宣传这个我不喜欢的电影？”邵逸夫告诉他：“你只要说它好，导演他们都说它好。”吴嘉棠告诉他：“你不能碰到难的事情就跑掉，说你不行。你一定要做下去。”他这一做就是13年。
　　此时，与邵氏竞争的是邵逸夫老对手陆运涛的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懋）。当时电懋将张爱玲、《清宫秘史》的编剧姚克等人招致麾下，大多数一线明星也全部跟陆运涛有合约。
　　白手起家的邵氏没有一位明星，邵逸夫与邹文怀将当时与“电懋”签有长约和“部头约”的演员细细梳理了一遍，目标锁定其中最红的女星林黛。林黛当时被电懋严密控制，其他电影公司若想约见林黛，都颇费周折。邹文怀把电话打到林黛私宅，以邵逸夫名义发出邀约。在饭桌上，邵逸夫开出了电懋双倍的薪水，林黛加入邵氏。
　　除了林黛，邹文怀还重金从电懋挖走导演岳枫、陶秦、严俊以及当红小生陈厚等。他还向邵逸夫提出重点拍武侠片，并拍出拳拳到肉的真实感。他让当时不得志的张彻担任导演、新人王羽饰演男主角、作家倪匡担任编剧，完成了《独臂刀》。电影上映后反响巨大，票房过百万。王羽、张彻一战成名，“邵氏武侠”时代自此开创。
　　邵氏不断上升，两家公司缠斗得不可开交，渐渐演变为恶性竞争，甚至三番四次为抢映档期台前幕后倾巢出动。张爱玲和易文一编一导开拍《红楼梦》，邵氏得知后，随即利用两间片场在极短时间内赶出由乐蒂主演的另一版《红楼梦》，并于1962年8月12日抢闸公映，令电懋的拍摄计划阵脚大乱，不得不取消制作。得知电懋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邵氏调集人马拍摄黄梅调《梁祝》，并找来凌波反串梁山伯。这部戏从开拍到关机只用了半个月，邹文怀抓住反串的噱头大肆宣传，吊足了外界的胃口——这是邵氏和电懋首次发生正面题材撞车的“双胞案”。
　　类似戏码此后数次上演，邹文怀回忆，“开头是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后来竞争得太厉害了，就来‘双胞胎’这一套了，可以说是恶性竞争，不过像效果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一些人认为两败俱伤，因为打得很惨，日夜不停地赶工去做，也到处打听，你的片子进度怎么样，我怎么样，赶赶，总会到最后大家一起完成。那个时候简直是大家都差不多不眠不休，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大部分拍的时间都希望赶上，7天里边把所有要紧的东西都拍到，当然前后还有很多筹备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是很热闹的。” 　　在陆远涛等人遭遇空难后，电懋受到重创，邵氏一家独大的局面形成。
　　邵逸夫、邹文怀共同管理之下的邵氏，热衷大投资、大制作，拍摄彩色宽银幕电影，邹文怀提出建立大片场制度、引进演员合同制、采用流水线工作方法，邵氏越做越大。全盛时期的邵氏拥有15个廠棚，邵氏员工最多时有1700余人，还不计合约导演、演员在内。步行穿越邵氏影城，最快也需要40分钟。
　　此时，邹文怀已在邵氏奋斗十多年，逐渐掌握了大权，总经理周杜文只管发行，无涉技术，邹的工作范围远非“宣传部主任”的头衔所能及。张彻说：“在邵氏有很多职位和权力不相符，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邹文怀，他虽然是宣传主任，但实际上却是邵逸夫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二号人物’。邵氏事无巨细，无不先通过邹文怀，或由他亲自处理，或经他才上达邵逸夫，所以似乎任何职位，都不能体现他的实权。”

嘉禾盛世

　　1970年，邹文怀拉拢了志同道合的邵氏同事何冠昌、梁风等人，对外吸纳了台湾地区和泰国的资金，与邵氏的对头电懋电影公司谈拢了电影海外发行的业务，用200万港币自组嘉禾影业。
　　外界传言，邵逸夫决意削弱电影投资，加大电视城建设，以及后来成为邵逸夫夫人的方逸华权位的上升，导致邵邹二人的矛盾一触即发。在邵氏工作四十余年的邵氏影城制片总监黄家禧此前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二人核心矛盾是制片理念发生分歧。邹文怀拍戏只求卖座，不管制作费。方逸华管财务，预算控制很严格。“因为这个问题发生矛盾，所以邹先生就离开了。”
　　“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总会有想改变的时候。而且，我跟邵老六其实是同一类的人。一小片天底下有两个我们，实在是太挤了点。”邹文怀事后回忆。
　　嘉禾成立后，邹文怀挖走了替邵氏创下百万票房纪录的《独臂刀》男一号王羽，拍摄了《独臂刀大战盲侠》。邵逸夫以侵权为名与邹文怀对簿公堂，官司费超过100万港币。最终以邵氏获胜告终，嘉禾被判罚10万港币，并未造成毁灭性打击。

　　1970年，在好莱坞受挫的李小龙希望回香港发展。他对香港公司开出的条件是：片酬1万美金，拍摄周期不能超过60天，剧本必须让他满意。邵逸夫只给了每部2000美元的片酬，还需要签长期合同。
　　黄家禧记得，李小龙从美国回来，张彻就找他试镜，已经打算用他，但他一部戏要1万块美金。“狄龙和姜大卫当时才1万港币，狄龙和姜大卫已经成名了，还是1万一部戏，给了你1万（美金），狄龙和姜大卫怎么办？”
　　邹文怀得知这个消息后，派人到美国登门拜访，还给李小龙开出了7500美元一部的片酬。李小龙应邀拍摄了《唐山大兄》，上映3周，赚得350万首轮票房，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卖座的本土影片。此后，嘉禾又奉上两部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精武门》、《猛龙过江》，分别在香港取得443万和531万港元的票房，连续刷新了香港票房纪录。嘉禾名声大噪，也借此打开了海外市场，功夫影片行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73年7月，李小龙猝死，邹文怀将有“冷面笑匠”之称的许冠文拉到嘉禾，许冠文与弟弟许冠杰拍出《鬼马双星》，最终票房625万。这部电影打开了香港喜剧片的大门，嘉禾凭借此片又一次站在了年度票房至高点。此后，许氏兄弟连拍《天才与白痴》《半斤八两》等卖座影片，两兄弟的社会讽刺喜剧是周星驰之前香港最受欢迎的喜剧影片，也发展出无厘头喜剧的开端。
　　1974年，吴宇森加入嘉禾。1979年，成龙加入嘉禾，他执导、主演的《师弟出马》票房超过1000万港币。此后《A计划》、《红番区》、《警察故事》系列相继问世，这位只能在李小龙的电影里饰演路人甲的演员，成为继李小龙之后最成功也是最卖座的动作明星。
　　1980年代初，嘉禾进入全盛时期：许氏兄弟的讽刺喜剧、成龙的谐趣功夫片以及洪金宝的将动作、喜剧、鬼怪等元素共冶一炉的混合片种……在邹文怀的带领下，嘉禾的佳片源源不绝。
　　与邵氏签个人合约不同，邹文怀与演员是合作关系，电影利润亦与演员分账。他也凭此留住了李小龙。后来，嘉禾还建立了卫星公司承包制，资助有票房保证的电影人公司拍片，李小龙的“协和”、许冠文的“许氏”、洪金宝的“宝禾”、成龙的“威禾”，皆是嘉禾的卫星公司。
　　1990年，邹文怀抢得《忍者神龟》的电影改编权，由元奎执导，在北美两千多家影院上映后，成为美国影史非假期上映影片票房第一，美国影史上映三天票房第二，北美地区票房1.6亿美元，录影带及电视版权收益过亿美元。翌年，嘉禾投拍的《忍者神龟续集》亦再获成功，上映17天，票房突破1亿美元。
　　陈可辛认为，嘉禾“紧跟时代脚步”。邹文怀推广独立制片人制度，独立制片人在有发行网（或院线，当时主要是邵氏和嘉禾）、有企业组织的公司的部分财务支持下拍摄电影。电影拍摄前，在题材、剧本、主要演职人员方面需要征求出资公司的同意，而拍摄后则由该出资公司控制其发行权。它减轻了嘉禾资金上的负担，也减弱了公司对各个制片组的制约，可以根据独立制片人自身的性格、观念等相对自由地发挥，“监制”一词因此诞生。
　　虽然已经离开嘉禾多年，并于1992年成立UFO电影人制作公司，但陈可辛依然怀念在嘉禾拍片的氛围，“一朝是嘉禾人，永远都是自己人。”拍《甜蜜蜜》的时候，他遇上资金的问题，第一反应便是回头找嘉禾。“嘉禾很懂得每个人的价值，它的环境对电影人的成长非常好。而且，即使你离开了，如果你有好的计划，嘉禾依然不会对你关上门。”
　　此时邵氏面临着题材守旧、演员出走、产量下降等问题。80年代中到90年代初，新艺城、德宝、永盛先后在香港影坛冒起，嘉禾盟主地位确立。1987年，邵氏兄弟停止电影制作，正式告别电影圈。

希望中国电影能与好莱坞抗衡

　　1994年，邹文怀投身香港地产业。同年年底，嘉禾娱乐于香港上市，邹文怀身价估值6亿港币。此时香港电影处于全盛时期，东南亚市场、台湾市场全面打开。导演林德禄、林超贤等人曾回忆，那时候“拍什么都赚钱，每天有开不完的工”。
　　但这依然没有改变香港电影供不应求的状况，粗制滥造、片酬过高、严重拖工等问题接连出现，随着好莱坞大片被东南亚、台湾市场引进，香港电影空间开始被压缩，已经严重依赖两地市场的香港电影初露危机。
　　1997年底，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香港电影产业受到了严重冲击。嘉禾逐步关闭其在香港的院线直至完全消失，此前使用的斧山道片场也被政府收回。早已离开电影开发的邵逸夫此时“报了仇”——他在1998年联合其他6家电影公司，拍得嘉禾急需的将军澳影城用地。
　　同时，邹文怀在香港地产亏本3亿元，多年好友兼得力助手何冠昌也撒手人寰。成龙等当家明星选择远赴好莱坞发展。2003年，成龙离开嘉禾，与英皇共同成立英皇電影，这也是香港明星导演北上合拍的开始。邹文怀开始进军电视制作、在内地开办影院，逐渐淡出对制片的投资。
　　2007年底，邹文怀将所持有的嘉禾股权转手于内地的橙天娱乐，从事电影行业近50年的他终于彻底退出香港电影业。从嘉禾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职位上退休后，邹文怀身上的标签渐渐退去。

　　在退休时，他说：“以前不觉得自己老，今年过生日后，才突然惊觉为什么别人比我年轻这么多。我老了，脑力、眼力衰退，要退休了，不能再霸着位子。退休后，余生将与家人共享天伦，弄孙为乐。“
　　他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女儿邹重珩曾告诉媒体，有人请父亲出任公司董事，坐着做活招牌，但他不肯，桥牌成为他最爱的娱乐项目。影视圈关于他的故事随着邵逸夫的离世渐渐消散。
　　2007年，邹文怀携女儿邹重珩在香港正式宣布退休，那次他说出了对中国电影的希望：有一天能够与好莱坞抗衡。
　　（刘虹言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百年传奇 邵逸夫大传》《邵氏传奇 功德圆满》）
　　编辑 杨静茹 rwzksta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