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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80后散文作家中,就生活史而言,大多有过迁徙或者漂流的经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皆有着时代、社会加剧的流动性投射下的印痕。这种加剧的流动性给予他们的写作,带去了愈加多变的视角以及独特的身份认同。而在此之前,即恢复高考以来,一大批人通过高考进入上升通道,改变了底层人的身份,成为在城市生活的文化人。而拥有如此背景经历的前辈作家,往往怀揣一份原乡情结,在身份认同上,他们往往自比为“暂居于城市的乡下人”。经历过辗转与飘零的青年作家,他们从心理上大多接受了异乡、异客的事实,视流动为常态生活之一种。基于这样的心理经验,他们在回望故土,书写故土风情和人物之际,“以我观物”式的情思处理方式就会不自觉地得以纠正,基于独立性的观照视角得以建立。以亲情题材为例,他们的作品在逻辑演进上,往往能够跳出家庭、家族的窠臼,以事实和细节为推进动力,将对象置入一方区域的人伦关系、社会交往的框架下加以观照。千万不要小看了观照视角的向外推移,哪怕是一点点,也会改变叙事的方向以及开掘的向度。秦羽墨《父亲是一只羊》 ,王爱《椅子上的冬天》,以及本期散文新观察栏目推出的草白的《劳动者不知所终》,皆为这方面的典型。
“简单是文章的最高境界”,这是周作人在现代时期所立下的一個散文评判标准。所谓的“简单”,有两个指向,其一为美学品格方面的判定,即由绚烂而归入平淡的境界,这种境界乃整体性观照后的一种结果,对接古典诗学中绘事后素的理论命题;其二为艺术特色上的标识,即主体所具备的化繁为简的艺术处理能力。无论哪一种指向,皆涉及对文本对象的较高评价。在化繁就简的艺术能力上,草白无疑是突出的。这篇近万字的散文读完之后,脑海中不觉跳出“素描”二字,寥寥几笔,“父亲”作为失败者的形象便呼之欲出。草白之所以拥有如此刻画的能力,与其小说创作经历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尽管当下的散文正经历着叙事的转向,面临跨文体写作的复杂局面,草白却并没有简单地将小说中的密实细节嫁接到散文之中,而是借鉴了小说处理中线条勾勒的简练手法,如一横一竖的汉字书写方式,将散文的经纬确立下来。在这篇作品中,线条感与简练度为最突出的话语风格。假领子,在苹果摊前边卖苹果边读书,对武侠小说的痴迷,而病中的父亲任由电视机空洞地打开。这样的父亲与其说是一位与区域性社会格格不入者,被劳动传统所拒绝的失败者,不如说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男人。唯其如此,多年之后的“我”,一旦洞悉了这个秘密,洞悉了父亲尚未真正长大却被死神不由分说地攫取之后,方失声痛哭。
正是借助线条的简练,草白笔下的父亲走向了特征化。作为乡土社会的疏离者,“父亲”不是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向道德化、刻板、僵化的底层生活空间,接近了诗人兰波所言的“生活在别处”的指向。
作者简介:刘军,生于1973 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奔流》副主编, 民刊《向度》副主编。出版专著《多元叙事与中原写作》。
“简单是文章的最高境界”,这是周作人在现代时期所立下的一個散文评判标准。所谓的“简单”,有两个指向,其一为美学品格方面的判定,即由绚烂而归入平淡的境界,这种境界乃整体性观照后的一种结果,对接古典诗学中绘事后素的理论命题;其二为艺术特色上的标识,即主体所具备的化繁为简的艺术处理能力。无论哪一种指向,皆涉及对文本对象的较高评价。在化繁就简的艺术能力上,草白无疑是突出的。这篇近万字的散文读完之后,脑海中不觉跳出“素描”二字,寥寥几笔,“父亲”作为失败者的形象便呼之欲出。草白之所以拥有如此刻画的能力,与其小说创作经历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尽管当下的散文正经历着叙事的转向,面临跨文体写作的复杂局面,草白却并没有简单地将小说中的密实细节嫁接到散文之中,而是借鉴了小说处理中线条勾勒的简练手法,如一横一竖的汉字书写方式,将散文的经纬确立下来。在这篇作品中,线条感与简练度为最突出的话语风格。假领子,在苹果摊前边卖苹果边读书,对武侠小说的痴迷,而病中的父亲任由电视机空洞地打开。这样的父亲与其说是一位与区域性社会格格不入者,被劳动传统所拒绝的失败者,不如说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男人。唯其如此,多年之后的“我”,一旦洞悉了这个秘密,洞悉了父亲尚未真正长大却被死神不由分说地攫取之后,方失声痛哭。
正是借助线条的简练,草白笔下的父亲走向了特征化。作为乡土社会的疏离者,“父亲”不是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向道德化、刻板、僵化的底层生活空间,接近了诗人兰波所言的“生活在别处”的指向。
作者简介:刘军,生于1973 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奔流》副主编, 民刊《向度》副主编。出版专著《多元叙事与中原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