辍学之后，父亲经常对我甩臭脸，所以我也尽量不留在家里，闲来与邻居或一些顽劣分子到处游荡，亦有和先前在校内和Party认识的所谓兄弟联络，不时打架生事，无聊至极。
　　母亲没工作，所给零用实在有限，我亦不想加添母亲的负担，所以也急于找工作。经姐夫介绍到香港湾仔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作，那是一间外资公司，规模十分大，地处湾仔，外表全是红砖，像一座大堡垒，很是特别。我是经特殊关系才得到这份工作的，当时我还年幼，工资已算优厚，日薪8元，还供给午餐。因为姐夫是厂内的工程师，我才能得到这份优差。
　　我的工作是杂务，通常留在仓库里跟班，最多是跟仓务员替烟叶照虫。那些装烟叶的大桶，高逾十多呎，我们要登木梯才可爬进里面照虫。虽然看似简单，实则也很辛苦，桶内除了烟虫外，烟叶也很湿臭，气温又闷热。每天由家里出门，搭公车到码头，再转搭渡轮过海，那时又刚好是冬天，寒风凛然，在过海期间常常冷到龟缩一角。
　　大约半年后，我被调到包装部。那里是很先进的机械化部门，工作也比较舒服，只可惜我对加工烟草的化学气味，有特殊不良反应，闻到会作呕胸闷，最后抵受不住，向公司辞职。到现在我也不吸烟，最大原因在此。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完结。姐夫和家人都以为我怕辛苦才不干，对我也有微言。这份工在当时并不容易找到，姐夫花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才取得。当时要找一份普通的学徒，还要铺保和人保，还经常受气，能到那样一家大机构工作，简直是梦寐以求，我就这样放弃，实在辜负了他的一番努力。他们不大相信我辞工不干的原因，我百辞莫辩，也委屈了一段时间才释怀。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特别烦躁，经常和区内的坏孩子冲突，也涉及一些帮会分子，他们有时更会上门找我寻仇，结果惊动了父母亲，又给臭骂一顿。就在此时，我开始产生了离家的念头，一来免了家人的啰嗦，二来也避免有事时连累家人。
　　数月后，我和几个老友到旺角街边摆摊卖毛衣，生意不错，第一次尝到自己赚钱的滋味，开心得很，几个兄弟一起到一间宾士餐厅酒廊庆祝一下。这晚是我第一次喝醉，可惜好景不常，供应我们毛衣的公司断货，其他的又太贵，结果就此打住。
　　这时我和旺角同年的帮派分子也混得越来越熟，闲时和他们去Party“沟女”（泡妞）或去跳茶舞，那时入场费只需两元，吃东西另计，可带女朋友，并提供香片茶一壶，白瓜子一碟。场内有乐队演奏，中间有一大舞池可供多人跳舞，场内男男女女都穿得很新潮，我也不例外。这些地方正是是非与罪恶的温床，因争风呷醋或其他鸡毛小事也会“开片”（打大架），我也参与过不少次，战战兢兢，侥幸没有受过严重伤害。
　　就这样浑浑噩噩又过了几年，年纪大了，我也成了小头目。在这段日子里不多不少也做过一些法纪不容许的事，但正行的事我亦有做，也混得不错，女朋友也有一大堆，自问年轻的时候也算帅哥一个。
　　其实在这几年中我也做过几份正行工作，一份是在新蒲岗新马制衣厂，那时李嘉诚就是在那里开胶花厂。另一份工作就是在旺角火车站旁的一家保龄球场，那时球瓶给打倒后需要人手把它摆好，我就是做摆球瓶的工作。当时保龄球是高消费的玩意，场内装修很高档，有一个相当大的酒吧连餐厅，让打完球后的客人饮酒进餐。这里薪金不高，唯工作容易，最重要是酒吧的领导人俗称“Barking”，他对我很好，晚上除了给我留宿外也可喝酒吃东西。在这里差不多待了一年多，一天部长叫我到经理室，说有同事见到我和几个非公司员工在宿舍聚集，更严重的是看见有几把利刃，所以要把我辞退，我也只好“执包袱”。
　　之后惟有全身出来混，又找到一份在“社”（即妓院）带小姐的工作。那时的尖沙咀酒吧林立，又正值越戰时期，很多英美舰队的水兵都乘休假期间来到香港玩乐。他们大把美钞，也很舍得用钱，很受吧女们欢迎。我就是在街头兜搭他们，价钱是Whole Night（过夜）150港元，性交易一次港币50元，我也因而学了不少洋滨径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