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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三又名李楷，武乡县第一位共产党员，中共武乡县党组织主要创建者，中共武乡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生前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逸三就和我大舅赵圭璧、堂舅赵瑞璧（赵向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是同乡，同学，更是志同道合的武乡革命青年。共同的兴趣和革命理想，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舅父30年代在北平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时任中共武乡县委书记的李逸三曾为他在武乡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中秘密筹集资金，那一枚枚铜板凝结着李逸三和武乡党组织对舅父深厚的革命情谊啊！每每提起李逸三来，舅父脸上便会放出孩童般的光彩。堂舅赵瑞璧是李逸三1933年初在武乡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中的一名，李逸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武乡县委成立后，他们和史怀璧、程登瀛（程容）等县委领导人一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以“抗租、抗债”为中心的武乡农民五抗运动，在武乡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时至今日，故乡人民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
（一）
1906年11月1日，李逸三出生在武乡县北良候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春，就读于武乡县立师范学校的李逸三，在革命教师籍雨农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因参加斗争反动校长的活动被校方强行开除。
1927年又和程子华等一批革命青年一起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最危难的时刻，李逸三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赴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中，负责工人赤卫队的工作。他整天和工人吃住在一起，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手把手教他们使用枪支。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广州工人赤卫队成为广州起义的一支劲旅。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遵照党的指示，参加了洪湖苏区的创建，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十七师政治委员，洪湖苏区红军学校校长，红六军军部秘书长等职。
1930年12月，受党委派，李逸三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苏区斗争情况。途中被国民党武汉行营军法处逮捕，因他的名字和我党当时领导人李立三一字之差，国民党当局误把他当作我党领导人李立三，以致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抓获共党头子李立三的消息。这次被捕国民党仅仅是把他当作嫌疑犯，查来查去没有查到线索，于1932年10月将他释放。
（二）
出狱后，因单线联系人浦秀文病故，李逸三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辗转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故乡。当时的武乡田园荒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武乡人民正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回到家乡后，李逸三和同村贫农李尚文、李华英开办了农民夜校，筹备组织农民抗债团。1933年春，李逸三从北良候转移到了武乡县城。在高沐鸿、武光汤帮助下，他深入县立高小向师生们宣传马列主义，并创办《武乡周报》，采取合法形式，传播革命理论，为建立武乡党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同年夏天李逸三两次到太原寻找党组织，终于和山西工委接上了头。省工委指示尽快建立武乡党组织，在全县开展“抗租、抗债”斗争。回到武乡后，李逸三发展史怀璧、赵瑞璧、程登瀛、武三友等人加入了党组织。
1933年8月15日，中共武乡县委在武乡县城高沐鸿家西屋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有李逸三、史怀璧、赵瑞璧、程登瀛、武三友五人。主持会议的李逸三宣布了省工委指示精神，决定由参加会议的五人组成中共武乡县委。李逸三任书记，赵瑞璧分管组织，史怀璧分管宣传。会议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作出了以下决定：①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主要从抗债团的积极分子中选拔。②根据斗争需要，出版党内刊物《上党红花》用以教育党员。③加强对“抗债团”的领导，推动群众性五抗（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丁）运动的开展。④全县分东区、中区、西区三个党的活动地区，分别在上述三个区域成立党支部。
年轻的中共武乡县委刚刚成立就显示出了它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很快一个以“抗租、抗债”为中心的五抗农民运动在全县展开。
武乡东区有个地主叫赵太和，是武乡四大家之一，他有粮田千亩，但为富不仁，大斗收租，小斗放债，广大穷苦农民对他恨之入骨。县委决定首先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斗争。
东区共产党员魏名扬是个拳师，他家里祖祖辈辈给地主打长工，苦大仇深。他自小学了一身武艺，在周围村庄有一定的影响，他组织的农民抗债团人数多、气势壮。
10月的一天，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百余名抗债团成员在魏名扬带领下涌进了赵家庄赵太和的宅院，赵太和吓得浑身哆嗦。魏名扬代表租种地的农民向他提出要求，今年收成不好，必须减租三成。赵太和先是以各种理由不肯答应，后来见人越来越多，只好狠了狠心答应了农民的要求。这时有人冲进了赵太和粮仓内，将其收租的大斗和放债的小斗摆在院里，魏名扬和大家揭露了他的罪行，并要他当众向人们道歉，以后再不这样剥削农民。赵太和被迫向大家表示了歉意，并请租种他土地的人吃了午饭。
赵家庄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农民抗租抗债运动的开展。这年全县农民普遍减租三到四成。
（三）
在取得抗租、抗债斗争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县委又领导了“要求田赋归村征收”的斗争。武乡县征收田赋仍然沿用满清时遗留下来的办法，国民政府通过商号和里甲征收田赋，商号包收剥削一层，里甲头目又剥削一层，每两粮银政府征收3.33元，但农民实际上交10元以上。针对这个不合理的规矩，全县数以千计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齐涌向了县政府，强烈要求政府废除这个规定。经过激烈的斗争，政府最终答应了大家的请求，要求田赋归村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接连不断的斗争胜利中，武乡党组织得到了锻炼和发展，给广大穷苦农民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实惠。这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他们和地主豪绅相勾结，阴谋策划对穷苦农民进行镇压。
1933年11月，北京国民党宪兵三团从被捕入狱的武乡旅京青年学生住处搜查出武乡寄去署名“藩蒂”（反帝大同盟的代名词）的信件，并通报了山西，阎锡山省政府把武乡划为山西“四大赤县”之一。
1934年2月，中共武乡县委遭到了破坏。李逸三和党的外围组织负责人武光汤、武骏图及共青团员张超相继被捕入狱，高沐鸿、史怀璧得到消息转移外地。
李逸三被捕后被押送到太原法院，法庭以从武乡周报社搜出的宣传进步思想的书籍为罪证，再加上宣传共产的罪名，判处他6年徒刑。太原法院看守所押着许多共产党员，由张衡宇为支部书记的党组织与外界有联系。一天张对李说：“你的党组织关系已由省工委转来了。”李逸三入狱不久就和张衡宇秘密联合“政治犯”开展了绝食斗争。他们提出改善伙食、夜不封门、看书看报、接见时间方便等七条要求。这些消息传出去后报纸纷纷刊载，引起了社会公愤，狱方只好妥协让步，绝食斗争取得胜利。
1934年冬，李逸三被转送山西第一监狱，单独囚禁，受尽非人的虐待。1936年冬又被遣送山西反省院。山西反省院早就有秘密党支部，李逸三积极参加了党支部的活动。西安事变后，大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云集太原，这时，反省院的政治犯们也从报纸上看到了形势的变化。李逸三抓住这个时机，向党支部建议发动一场争取释放全体政治犯的决定性战斗，如不答应立即进行绝食斗争。党支部经过讨论，认为李逸三的提议确实可行，遂于1937年5月20日派出代表向院方提出：国难当头，抗日人人有责，必须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治犯出院抗日，并要求院方三日内答复，院方以须呈司法部批准为由进行拖延。交涉无望后，5月23日党支部一声令下，全体政治犯开始了绝食斗争，在中共山西工委的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绝食第四天，反省院当局宣布，全体政治犯20余人全部释放，绝食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李逸三等政治犯出狱后，应邀在薄一波领导的太原军政训练班做了多次报告，介绍了绝食斗争和监狱斗争。
根据党的指示，李逸三参加了军政训练班的学习，之后到决死一纵队担任了营教导员，后来又担任了太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在抗日战争中，李逸三始终战斗在太岳山区和太行山区。
1946年上党战役胜利后，李逸三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后调人民日报社任编辑。之后任北方大学文学院党总支书记，代理院长。
（四）
全国解放前夕，李逸三调北京华北大学工作。1950年先后担任人民大学专修科党总支书记，预科主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监委书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住牛棚、靠边站”长达12年。他一生历经磨砺，被誉为三次从头干起的人。
1980年，李逸三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83年离休。1980年1月，他发起筹建民办的中华社会大学。他请聂真任校长，自己任副校长。经北京市工农教育办公室批准，1982年4月29日，我国第一所集体所有制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在北京成立。1984年他又和巫果一起创办了培黎职业大学，这所大学是“三无”大学，即无国家拔款、无专职教师、无校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李逸三为民办大学操劳奔走整整10年，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89年6月全国老龄委员会表彰他为高教事业作出的贡献并颁发“老有所为精英奖”。
李逸三一生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曾应邀担任山西刊授大学顾问，并不顾年老体弱，亲临刊大指导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他捐资扶贫、捐资助教，多次为灾区捐款捐物，总价值十余万元。他是国务院办公厅关心下一代工作组组长，他深入机关学校作报告、讲传统，以他亲身的经历给无数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课。他先后四次被中央国家工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12月被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03年10月，走过97个春秋的李逸三病逝。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敬献了花圈。根据他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发布新闻消息，遗体捐献给中华医学会以作医学研究。这位有着76年党龄的老共产党人，以他传奇的一生书写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在共和国的史册上留下了永远磨灭不掉的记忆！
（责编 任远）
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逸三就和我大舅赵圭璧、堂舅赵瑞璧（赵向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是同乡，同学，更是志同道合的武乡革命青年。共同的兴趣和革命理想，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舅父30年代在北平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时任中共武乡县委书记的李逸三曾为他在武乡党组织全体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中秘密筹集资金，那一枚枚铜板凝结着李逸三和武乡党组织对舅父深厚的革命情谊啊！每每提起李逸三来，舅父脸上便会放出孩童般的光彩。堂舅赵瑞璧是李逸三1933年初在武乡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中的一名，李逸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武乡县委成立后，他们和史怀璧、程登瀛（程容）等县委领导人一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以“抗租、抗债”为中心的武乡农民五抗运动，在武乡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时至今日，故乡人民仍然深深地怀念着他。
（一）
1906年11月1日，李逸三出生在武乡县北良候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春，就读于武乡县立师范学校的李逸三，在革命教师籍雨农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因参加斗争反动校长的活动被校方强行开除。
1927年又和程子华等一批革命青年一起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最危难的时刻，李逸三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赴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在广州起义中，负责工人赤卫队的工作。他整天和工人吃住在一起，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手把手教他们使用枪支。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广州工人赤卫队成为广州起义的一支劲旅。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遵照党的指示，参加了洪湖苏区的创建，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十七师政治委员，洪湖苏区红军学校校长，红六军军部秘书长等职。
1930年12月，受党委派，李逸三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苏区斗争情况。途中被国民党武汉行营军法处逮捕，因他的名字和我党当时领导人李立三一字之差，国民党当局误把他当作我党领导人李立三，以致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抓获共党头子李立三的消息。这次被捕国民党仅仅是把他当作嫌疑犯，查来查去没有查到线索，于1932年10月将他释放。
（二）
出狱后，因单线联系人浦秀文病故，李逸三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辗转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故乡。当时的武乡田园荒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武乡人民正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回到家乡后，李逸三和同村贫农李尚文、李华英开办了农民夜校，筹备组织农民抗债团。1933年春，李逸三从北良候转移到了武乡县城。在高沐鸿、武光汤帮助下，他深入县立高小向师生们宣传马列主义，并创办《武乡周报》，采取合法形式，传播革命理论，为建立武乡党组织开展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同年夏天李逸三两次到太原寻找党组织，终于和山西工委接上了头。省工委指示尽快建立武乡党组织，在全县开展“抗租、抗债”斗争。回到武乡后，李逸三发展史怀璧、赵瑞璧、程登瀛、武三友等人加入了党组织。
1933年8月15日，中共武乡县委在武乡县城高沐鸿家西屋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有李逸三、史怀璧、赵瑞璧、程登瀛、武三友五人。主持会议的李逸三宣布了省工委指示精神，决定由参加会议的五人组成中共武乡县委。李逸三任书记，赵瑞璧分管组织，史怀璧分管宣传。会议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作出了以下决定：①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主要从抗债团的积极分子中选拔。②根据斗争需要，出版党内刊物《上党红花》用以教育党员。③加强对“抗债团”的领导，推动群众性五抗（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丁）运动的开展。④全县分东区、中区、西区三个党的活动地区，分别在上述三个区域成立党支部。
年轻的中共武乡县委刚刚成立就显示出了它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很快一个以“抗租、抗债”为中心的五抗农民运动在全县展开。
武乡东区有个地主叫赵太和，是武乡四大家之一，他有粮田千亩，但为富不仁，大斗收租，小斗放债，广大穷苦农民对他恨之入骨。县委决定首先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斗争。
东区共产党员魏名扬是个拳师，他家里祖祖辈辈给地主打长工，苦大仇深。他自小学了一身武艺，在周围村庄有一定的影响，他组织的农民抗债团人数多、气势壮。
10月的一天，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百余名抗债团成员在魏名扬带领下涌进了赵家庄赵太和的宅院，赵太和吓得浑身哆嗦。魏名扬代表租种地的农民向他提出要求，今年收成不好，必须减租三成。赵太和先是以各种理由不肯答应，后来见人越来越多，只好狠了狠心答应了农民的要求。这时有人冲进了赵太和粮仓内，将其收租的大斗和放债的小斗摆在院里，魏名扬和大家揭露了他的罪行，并要他当众向人们道歉，以后再不这样剥削农民。赵太和被迫向大家表示了歉意，并请租种他土地的人吃了午饭。
赵家庄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农民抗租抗债运动的开展。这年全县农民普遍减租三到四成。
（三）
在取得抗租、抗债斗争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县委又领导了“要求田赋归村征收”的斗争。武乡县征收田赋仍然沿用满清时遗留下来的办法，国民政府通过商号和里甲征收田赋，商号包收剥削一层，里甲头目又剥削一层，每两粮银政府征收3.33元，但农民实际上交10元以上。针对这个不合理的规矩，全县数以千计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齐涌向了县政府，强烈要求政府废除这个规定。经过激烈的斗争，政府最终答应了大家的请求，要求田赋归村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接连不断的斗争胜利中，武乡党组织得到了锻炼和发展，给广大穷苦农民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实惠。这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他们和地主豪绅相勾结，阴谋策划对穷苦农民进行镇压。
1933年11月，北京国民党宪兵三团从被捕入狱的武乡旅京青年学生住处搜查出武乡寄去署名“藩蒂”（反帝大同盟的代名词）的信件，并通报了山西，阎锡山省政府把武乡划为山西“四大赤县”之一。
1934年2月，中共武乡县委遭到了破坏。李逸三和党的外围组织负责人武光汤、武骏图及共青团员张超相继被捕入狱，高沐鸿、史怀璧得到消息转移外地。
李逸三被捕后被押送到太原法院，法庭以从武乡周报社搜出的宣传进步思想的书籍为罪证，再加上宣传共产的罪名，判处他6年徒刑。太原法院看守所押着许多共产党员，由张衡宇为支部书记的党组织与外界有联系。一天张对李说：“你的党组织关系已由省工委转来了。”李逸三入狱不久就和张衡宇秘密联合“政治犯”开展了绝食斗争。他们提出改善伙食、夜不封门、看书看报、接见时间方便等七条要求。这些消息传出去后报纸纷纷刊载，引起了社会公愤，狱方只好妥协让步，绝食斗争取得胜利。
1934年冬，李逸三被转送山西第一监狱，单独囚禁，受尽非人的虐待。1936年冬又被遣送山西反省院。山西反省院早就有秘密党支部，李逸三积极参加了党支部的活动。西安事变后，大批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云集太原，这时，反省院的政治犯们也从报纸上看到了形势的变化。李逸三抓住这个时机，向党支部建议发动一场争取释放全体政治犯的决定性战斗，如不答应立即进行绝食斗争。党支部经过讨论，认为李逸三的提议确实可行，遂于1937年5月20日派出代表向院方提出：国难当头，抗日人人有责，必须无条件释放全体政治犯出院抗日，并要求院方三日内答复，院方以须呈司法部批准为由进行拖延。交涉无望后，5月23日党支部一声令下，全体政治犯开始了绝食斗争，在中共山西工委的营救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绝食第四天，反省院当局宣布，全体政治犯20余人全部释放，绝食斗争取得彻底胜利。
李逸三等政治犯出狱后，应邀在薄一波领导的太原军政训练班做了多次报告，介绍了绝食斗争和监狱斗争。
根据党的指示，李逸三参加了军政训练班的学习，之后到决死一纵队担任了营教导员，后来又担任了太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在抗日战争中，李逸三始终战斗在太岳山区和太行山区。
1946年上党战役胜利后，李逸三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后调人民日报社任编辑。之后任北方大学文学院党总支书记，代理院长。
（四）
全国解放前夕，李逸三调北京华北大学工作。1950年先后担任人民大学专修科党总支书记，预科主任，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监委书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住牛棚、靠边站”长达12年。他一生历经磨砺，被誉为三次从头干起的人。
1980年，李逸三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83年离休。1980年1月，他发起筹建民办的中华社会大学。他请聂真任校长，自己任副校长。经北京市工农教育办公室批准，1982年4月29日，我国第一所集体所有制民办大学——中华社会大学在北京成立。1984年他又和巫果一起创办了培黎职业大学，这所大学是“三无”大学，即无国家拔款、无专职教师、无校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李逸三为民办大学操劳奔走整整10年，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89年6月全国老龄委员会表彰他为高教事业作出的贡献并颁发“老有所为精英奖”。
李逸三一生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曾应邀担任山西刊授大学顾问，并不顾年老体弱，亲临刊大指导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他捐资扶贫、捐资助教，多次为灾区捐款捐物，总价值十余万元。他是国务院办公厅关心下一代工作组组长，他深入机关学校作报告、讲传统，以他亲身的经历给无数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革命传统课。他先后四次被中央国家工委和国务院办公厅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12月被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授予“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03年10月，走过97个春秋的李逸三病逝。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敬献了花圈。根据他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发布新闻消息，遗体捐献给中华医学会以作医学研究。这位有着76年党龄的老共产党人，以他传奇的一生书写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在共和国的史册上留下了永远磨灭不掉的记忆！
（责编 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