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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黄帅”这个名字。41年前那场全国皆知的“小学生事件”后，黄帅几经人生风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曾经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她说：“人到中年，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
改变黄帅的“小学生事件”
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黄帅”这个名字。1973年，黄帅就读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1973年9月7日，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班主任齐鸿儒老师看了后认为，黄帅“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要和她划清界限”。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后，黄帅效仿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学生的做法，给报社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这封信迎合了当时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的需要，黄帅这封信留下了这样的批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按照“指示”，报社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公开发表。12月28日，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报纸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一个小学生”。黄帅说，整个青少年时期，最大的感受就是痛，“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
从小至今，黄帅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在她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好像女儿一动笔就会酝酿灾难。在母亲的泪水下，黄帅曾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也曾在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的日记本的首页写下了一个苦涩的名字“毕凡”（避免麻烦）。
留学日本开始写稿
1979年，黄帅从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在填高考志愿时，她一口气写下的四个选择都是北京工业大学。
“当时在看招生简章时，不少学校都写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北京工业大学明确写的是为首都培养人才。”黄帅解释说，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能留在北京.因为当时她父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她的身心状态又不佳，不敢也不愿一个人远离父母。
1984年9月，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加入了留学队伍。1993年，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留学日本期间，黄帅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当年安顿在主持《天涯孤旅》栏目时，大约有5个月的时间，她也一直坚持每星期给《北京青年报》写稿。
沉寂多年推出新书
黄帅的先生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山东人。她描述他时说：“他的性格和我截然不同，我太细腻了，而他比较粗放豪爽。”她说，当初和先生认识时，当他知道黄帅就是那个小学生时，并没有觉得太惊讶：“他说，看不出你哪有名啊！”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黄帅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特别是生下孩子后，她曾做过两年的“全职太太”。在书中，她提到这样的细节：晒被子时，总是让丈夫的被褥徹底摊开，自己的被子缩在一角，她的心理逻辑是“阳光温暖了丈夫便是温暖了我”。暑假带儿子去看海，儿子无比快乐地嬉戏，她主要是看儿子，“因为儿子在海里，所以也就看了海”。
在日本呆了10年，黄帅一直有回国的想法。有一次，她回国和母校的出版社社长长谈了一次，社长说我们现在缺编辑你能来吗？于是，黄帅很快就收拾好行李，带着孩子回了国。
黄帅说，自从回国后，一直有人提议她出书，开始她坚持不出，认为名人不出书是一种境界，但渐渐地，这个想法动摇了。2006年，黄帅出版了散文集《黄帅心语》。“作为编辑每天都在做书。出书并不是了不得的事。明明你喜欢文字，愿意表达，然而就是因为你有名，就一定坚持不出书也不是正常的心态，也是没有放下自己。”
虽然《黄帅心语》这本书对于想了解当年事件经过的人来说可能并不“解渴”，但黄帅说她现在暂时还没有出自传的打算。“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只不过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被卷进了一场漩涡之中。爬出来后，现在能谈得清楚多少当年的事情，我打个问号。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作为当事人，记录下这些年来经历风雨的感受。”
唯一心愿就是悠悠度日
眼前的黄帅，已经完全不是那个“小学生”形象了：一件苹果绿的花上衣，黑裙子，黑布鞋，白皙的皮肤，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用黄帅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外表“普通得让人心痛”。曾经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就像许许多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中年知识女性一样，她会未语先笑，把“是吗”挂在嘴边，说话声音温柔得近乎没了主见。
黄帅好像已经习惯于人们的惊讶。她说，朋友们曾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现在的她：。直直的笑，淡淡的愁，高高的心，低低的调。”而这一切实际上与过去有关，也使她对现在因书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充满矛盾之情。
黄帅的孩子已经10几岁了，黄帅说，还没有很认真地想过哪一天，或以什么方式告诉孩子这一段历史。“他现在还不太懂，反正书也在，我也会继续写下去，到哪一天他愿意看，或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再说。”黄帅说到孩子时，脸上放着幸福的光芒，笑声也特别爽朗。
现在的黄帅，闲暇时喜欢看中央十套的科教节目，或躺在床上听《百家讲坛》，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人到中年，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而不要穿上红舞鞋，永远在旋转。”
（据《北京青年报》）
改变黄帅的“小学生事件”
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黄帅”这个名字。1973年，黄帅就读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1973年9月7日，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班主任齐鸿儒老师看了后认为，黄帅“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要和她划清界限”。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后，黄帅效仿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学生的做法，给报社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这封信迎合了当时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的需要，黄帅这封信留下了这样的批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按照“指示”，报社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公开发表。12月28日，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报纸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一个小学生”。黄帅说，整个青少年时期，最大的感受就是痛，“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
从小至今，黄帅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在她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好像女儿一动笔就会酝酿灾难。在母亲的泪水下，黄帅曾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也曾在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的日记本的首页写下了一个苦涩的名字“毕凡”（避免麻烦）。
留学日本开始写稿
1979年，黄帅从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在填高考志愿时，她一口气写下的四个选择都是北京工业大学。
“当时在看招生简章时，不少学校都写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北京工业大学明确写的是为首都培养人才。”黄帅解释说，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能留在北京.因为当时她父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她的身心状态又不佳，不敢也不愿一个人远离父母。
1984年9月，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加入了留学队伍。1993年，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留学日本期间，黄帅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当年安顿在主持《天涯孤旅》栏目时，大约有5个月的时间，她也一直坚持每星期给《北京青年报》写稿。
沉寂多年推出新书
黄帅的先生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山东人。她描述他时说：“他的性格和我截然不同，我太细腻了，而他比较粗放豪爽。”她说，当初和先生认识时，当他知道黄帅就是那个小学生时，并没有觉得太惊讶：“他说，看不出你哪有名啊！”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黄帅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特别是生下孩子后，她曾做过两年的“全职太太”。在书中，她提到这样的细节：晒被子时，总是让丈夫的被褥徹底摊开，自己的被子缩在一角，她的心理逻辑是“阳光温暖了丈夫便是温暖了我”。暑假带儿子去看海，儿子无比快乐地嬉戏，她主要是看儿子，“因为儿子在海里，所以也就看了海”。
在日本呆了10年，黄帅一直有回国的想法。有一次，她回国和母校的出版社社长长谈了一次，社长说我们现在缺编辑你能来吗？于是，黄帅很快就收拾好行李，带着孩子回了国。
黄帅说，自从回国后，一直有人提议她出书，开始她坚持不出，认为名人不出书是一种境界，但渐渐地，这个想法动摇了。2006年，黄帅出版了散文集《黄帅心语》。“作为编辑每天都在做书。出书并不是了不得的事。明明你喜欢文字，愿意表达，然而就是因为你有名，就一定坚持不出书也不是正常的心态，也是没有放下自己。”
虽然《黄帅心语》这本书对于想了解当年事件经过的人来说可能并不“解渴”，但黄帅说她现在暂时还没有出自传的打算。“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只不过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被卷进了一场漩涡之中。爬出来后，现在能谈得清楚多少当年的事情，我打个问号。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作为当事人，记录下这些年来经历风雨的感受。”
唯一心愿就是悠悠度日
眼前的黄帅，已经完全不是那个“小学生”形象了：一件苹果绿的花上衣，黑裙子，黑布鞋，白皙的皮肤，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用黄帅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外表“普通得让人心痛”。曾经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就像许许多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中年知识女性一样，她会未语先笑，把“是吗”挂在嘴边，说话声音温柔得近乎没了主见。
黄帅好像已经习惯于人们的惊讶。她说，朋友们曾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现在的她：。直直的笑，淡淡的愁，高高的心，低低的调。”而这一切实际上与过去有关，也使她对现在因书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充满矛盾之情。
黄帅的孩子已经10几岁了，黄帅说，还没有很认真地想过哪一天，或以什么方式告诉孩子这一段历史。“他现在还不太懂，反正书也在，我也会继续写下去，到哪一天他愿意看，或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再说。”黄帅说到孩子时，脸上放着幸福的光芒，笑声也特别爽朗。
现在的黄帅，闲暇时喜欢看中央十套的科教节目，或躺在床上听《百家讲坛》，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人到中年，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而不要穿上红舞鞋，永远在旋转。”
（据《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