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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84年底，朝鲜开发党人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夺取政权的宫廷政变，中日两国驻朝军队牵涉其中而发生了枪火冲突，史称“甲申政变”。1885年初，日本政府派全权大使伊藤博文来到中国，与淸廷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了反复的谈判，议订了中日《天津条约》。谈判中，李与伊藤始终以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为宗旨。本文集合中日文一手史料，就中日《天津条约》谈判前后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和局”思想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出二人和局思想的异同。
【关键词】伊藤博文；李鸿章；天津条约谈判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1884年底，朝鲜开发党人金玉均等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等的共同策划和协助下，发动了企图夺取朝鲜政权的宫廷政变，当时竹添进一郎率领日兵进入王宫“护卫”国王，中国驻朝部队接到朝鲜事大党的求援，在将领袁世凯的带领下攻入王宫，驱走了日兵和亲日派，这次事变史称“甲申政变”。表面上中国军队在这次冲突中取得了胜利。日本终不会善罢甘休，首先与朝签订了《汉城条约》，向朝鲜索取了赔款、惩凶、谢罪、增兵等权利。隨后日本派宫内卿伊藤博文来中国交涉。
经过六回合的艰难谈判，最终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天津会议专条》）。共有三款：一、双方共同撤兵。二、事后双方均不向朝鲜派教习。三、将来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此次中日朝鲜纠纷得以和平解决。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为何都主张和平解决此次朝鲜纷争，又做了哪些努力呢？此和局思想有何异同？本文以《天津条约》交涉前后为中心进行分析。
一、二人主张和平解决中日朝鲜纷争的原因之异同
李鸿章兴办洋务、组建北洋海军以来，一直不希望这些“自强”“求福”的成果毁于战争，主管洋务以来，在外交上甚是小心，不轻易战争。对于朝鲜对策相较于张佩纶等要温和，朝鲜自被美国打开国门以后被多国觊觎，美英德争相通商开港，俄日侵朝已有角逐，挑战清朝宗主权的国家不止日本，李鸿章不主张过分公然干涉，只想暗中操纵，以保大清的宗主国地位。
有人说伊藤是个“和平主义者”，而在我们看来他对中朝的侵略，让“和平主义者”称号不置可否。但是，当时的伊藤博文相对于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者，的确是一个希望借助于和平交涉来获取实际利益的政治家。这次天津交涉，伊藤是带着和平的诚意而来，当然政治家爱好和平也是从他的国家利益出发。
曾在朝鲜甲申政变爆发前，竹添于1884年11月12日向井上馨、伊藤博文递交了《对韩策甲乙两案》。甲案为“因为我政府与支那政府政治方针路线都不同，得以睦邻友好终究不是我们目的，因此宁可与支那一战，打消他们的虚骄之气，反而能达到真正的交际……”，并提出帮助朝鲜开发党人发动政变，以进兵保护国王为名，击退支那兵，“名义上并无不合适”；乙案为“……以现今专为保障东洋和局，不与支那生事，任由朝鲜自生自灭为上策，……尽可能不至于酿成日本党的大祸。”对于竹添的甲乙两案，伊藤于11月28日回信：“甲案意见不甚稳妥，乙案可行……”伊藤不赞成与中国开战。如果在此次朝鲜问题上跟中国开战，即使战胜中国，还有对朝鲜俯视已久的沙俄在后，沙俄绝不会将朝鲜拱手让予日本。正如伊藤曾向驻日公使徐承租所说：“倘两国因此（朝鲜兵变）兴戎，殊为不值，且恐俄人收渔人之利。此次急急欲议者，进防此着耳。……”。目前日本国力也不足以抗击沙俄。
而且在日本政府的算盘里，一直对台湾垂涎已久，而此时正值中法战争，法国军队正对台湾下手，日本此时与中国开战，不无胜利希望，但清国两面受敌，自然无法全力对抗法军对台湾的侵占。而且在二、三月份，清不敌法的消息不断传来。若台湾落入法国之口，日本便再无机会。而且以伊藤为主的主和派担心“虽中国有可乘之机，倘我国兴戎，中国与法国言和而与我战，彼时又如何办法？”因此伊藤主张和平解决有其充分理由。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对外思想都有文人之气，较为温和，不轻言战争。希望先通过和平发展求富求强。李鸿章自创办洋务和北洋海军以来就有“富人”的软弱，惧怕“财富”毁于战争，对外“吃点小亏”也要恪守和平，而此时因法国侵略战争，不欲两面受敌，是主张和平解决中日朝鲜争端最直接的原因。伊藤博文也被日本军部认为是对外软弱，害怕战争，也属温和派。对日本当时的国力和国际形势做了准确估计而选择了和平解决。
二、二人主张和平解决中日朝鲜纠纷的努力
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是负责处理此次中日朝鲜纠纷的主要人物。他早已窥探到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对日蓄谋起事也有所防备，但此时正值中法战争，李鸿章也不愿得罪日本以至两面受敌，遂奏派吴大微、续昌等前往查办，“立意不与日人开衅”。李一边关注着中法战争，一边设法了解日本意图，应对日本。
1885年4月4日，中法签订《停战条件》。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使中国在中法战争中转为有利地位。但李鸿章等人却把它当作谈和的资本。他主张“乘胜即收”，提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结束中法战争。也遭到了很多反对和非议。李鸿章深知法患的负面效应，“伊藤因我有外患，乘机缴利，无理取闹，情甚可恶。若法事速定，彼失所侍，尽可据理驳斥，即稍通融，当易就范。其机关似在法而不在日，高明必能鉴及也……”李鸿章是把争取中日谈判的有利形势压在了解决中法战事上，而事实上也促成了李鸿章对日谈判态度的强硬。
李、伊的前两次谈判就惩官赔款问题，双方态度坚定，无法达成共识。4月7日下午，李、伊藤第三次谈判围绕责任问题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伊藤表示无一谈成，很有压力，暗示李方妥协。而双方皆无丝毫松动，正当僵局难开之时，李鸿章主动提出撤兵一事可谈，打开僵局，伊藤采纳。此局谈判中双方都有暗示对方妥协以促成和谈之意。
李鸿章在几度僵局的第三次谈判结束后，将第三次谈判情况汇报总理衙门，信中道：“伊藤、榎本等复来会商，其气虽和，其词愈辩。……揣度情形，议处营官、赔恤难民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稗得转场而固和局。”李鸿章担心伊藤决裂而归，试图妥协促成和谈。但又不敢自作主张承担责任，而总理衙门回电基本遵照李鸿章之意。 伊藤博文对朝鲜甲申政变及中日朝三国的形势有着深入了解。提出了中日朝鲜纠纷的处理意见书，意见书中如此说道：“若清国拒绝撤兵，固我国目的无法达成，不能不说有损我国荣誉，然而于公法亦不可宣战。”伊藤主张和平，即便达不成目的也不主张战争。但是面对国内民意和激进派官员政客的对华强硬，他也不无压力。
从伊藤使团的队伍来看，人数众多，文武各半，武官中以西乡从道为首，可谓海陆各军将领齐聚，且都是有出洋经历，精通国际实务的将领。这些武官代表们根本没有涉及到交涉中來，他们的到来释放着一个信号——日本其实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从日本国内情形来看，“惟昨日日本官报云：日皇于四月内赴福冈县阅广岛、熊本两镇兵操之谕。承祖揣其隐意，因派使与我议论，未知成否？若现在无敌调兵，又恐我知，固托此谕以便调集两镇之兵。如和，则系阅操；否则，即时便可发兵。并探闻海陆两军及各处制造军火厂甚为忙乱……”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做好了和平与战争的双重准备。若果双方谈判破裂，日本极有可能立即举战。
伊藤作为主和派的主力，深知此次交涉不免艰难，清国是否让日本顺利达成目标，伊藤并没有把握。“……若不能取得和解，论国之强弱、时势之艰难，亦难免不得已决裂之可能，所以若要避免最后之决裂，开始谈判时就应避开可能导致决裂的方针，必须换一方向制定谈判的方针，……”由此可见，伊藤是带着和平的决心来的，也不是不可放低要求，但求对国内激进派可作交代。
3月27日，伊藤第一次与总理衙门大臣会谈表明：“以诚信相孚而愈敦两国之和好”，他再三强调本次奉命重在和局。奕劻也表示，中方亦以和平解决为宗旨。3月30号第二次与总理衙门会谈中伊藤提出处理中朝纠纷的日方意向：一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兵；二惩罚攻击日使的中国营官；三赔偿日本侨民损失。虽然遭到邓承修等的反驳，但伊藤并未做过多争辩，一方面可能觉得不屑与谋，另一方面，也不想影响大局的和平解决。
伊藤在前两次谈判中据理力争，但双方互不相让而陷入僵局，到第三次仍然没能达成协议，先是以私人情分诱其妥协，没能成功，经李鸿章提议转谈撤兵之事，伊藤立即采纳，也不再纠结没有谈合的惩官、赔款问题，证明伊藤也希望避免失和。
总之，李、伊藤谈判前后双方都在争取和局，谈判前法国东南侵略在即，李无意在朝鲜问题上跟日本冲突，先是打探日本来意和目标，本着不失大清国体而据理力争，根据形势而转圜妥协。因自身无力长期驻兵保护朝鲜，幻想能够以夷制夷而同意撤兵；答应惩官而以个人名义而不失国体，谈判中多处于被动地位。伊藤一开始就做好了充分准备，目标明确，备证齐全，谈判设计都已成形，一路下来掌握主动权。对于“将来派兵，相互知照”，是让他兴奋的额外收获，可以说满载而归。
参考文献：
[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M].34-36.
[2]朱玉泉.李鸿章全书十九世纪中华官场第一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关键词】伊藤博文；李鸿章；天津条约谈判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1884年底，朝鲜开发党人金玉均等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等的共同策划和协助下，发动了企图夺取朝鲜政权的宫廷政变，当时竹添进一郎率领日兵进入王宫“护卫”国王，中国驻朝部队接到朝鲜事大党的求援，在将领袁世凯的带领下攻入王宫，驱走了日兵和亲日派，这次事变史称“甲申政变”。表面上中国军队在这次冲突中取得了胜利。日本终不会善罢甘休，首先与朝签订了《汉城条约》，向朝鲜索取了赔款、惩凶、谢罪、增兵等权利。隨后日本派宫内卿伊藤博文来中国交涉。
经过六回合的艰难谈判，最终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天津会议专条》）。共有三款：一、双方共同撤兵。二、事后双方均不向朝鲜派教习。三、将来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此次中日朝鲜纠纷得以和平解决。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为何都主张和平解决此次朝鲜纷争，又做了哪些努力呢？此和局思想有何异同？本文以《天津条约》交涉前后为中心进行分析。
一、二人主张和平解决中日朝鲜纷争的原因之异同
李鸿章兴办洋务、组建北洋海军以来，一直不希望这些“自强”“求福”的成果毁于战争，主管洋务以来，在外交上甚是小心，不轻易战争。对于朝鲜对策相较于张佩纶等要温和，朝鲜自被美国打开国门以后被多国觊觎，美英德争相通商开港，俄日侵朝已有角逐，挑战清朝宗主权的国家不止日本，李鸿章不主张过分公然干涉，只想暗中操纵，以保大清的宗主国地位。
有人说伊藤是个“和平主义者”，而在我们看来他对中朝的侵略，让“和平主义者”称号不置可否。但是，当时的伊藤博文相对于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者，的确是一个希望借助于和平交涉来获取实际利益的政治家。这次天津交涉，伊藤是带着和平的诚意而来，当然政治家爱好和平也是从他的国家利益出发。
曾在朝鲜甲申政变爆发前，竹添于1884年11月12日向井上馨、伊藤博文递交了《对韩策甲乙两案》。甲案为“因为我政府与支那政府政治方针路线都不同，得以睦邻友好终究不是我们目的，因此宁可与支那一战，打消他们的虚骄之气，反而能达到真正的交际……”，并提出帮助朝鲜开发党人发动政变，以进兵保护国王为名，击退支那兵，“名义上并无不合适”；乙案为“……以现今专为保障东洋和局，不与支那生事，任由朝鲜自生自灭为上策，……尽可能不至于酿成日本党的大祸。”对于竹添的甲乙两案，伊藤于11月28日回信：“甲案意见不甚稳妥，乙案可行……”伊藤不赞成与中国开战。如果在此次朝鲜问题上跟中国开战，即使战胜中国，还有对朝鲜俯视已久的沙俄在后，沙俄绝不会将朝鲜拱手让予日本。正如伊藤曾向驻日公使徐承租所说：“倘两国因此（朝鲜兵变）兴戎，殊为不值，且恐俄人收渔人之利。此次急急欲议者，进防此着耳。……”。目前日本国力也不足以抗击沙俄。
而且在日本政府的算盘里，一直对台湾垂涎已久，而此时正值中法战争，法国军队正对台湾下手，日本此时与中国开战，不无胜利希望，但清国两面受敌，自然无法全力对抗法军对台湾的侵占。而且在二、三月份，清不敌法的消息不断传来。若台湾落入法国之口，日本便再无机会。而且以伊藤为主的主和派担心“虽中国有可乘之机，倘我国兴戎，中国与法国言和而与我战，彼时又如何办法？”因此伊藤主张和平解决有其充分理由。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对外思想都有文人之气，较为温和，不轻言战争。希望先通过和平发展求富求强。李鸿章自创办洋务和北洋海军以来就有“富人”的软弱，惧怕“财富”毁于战争，对外“吃点小亏”也要恪守和平，而此时因法国侵略战争，不欲两面受敌，是主张和平解决中日朝鲜争端最直接的原因。伊藤博文也被日本军部认为是对外软弱，害怕战争，也属温和派。对日本当时的国力和国际形势做了准确估计而选择了和平解决。
二、二人主张和平解决中日朝鲜纠纷的努力
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是负责处理此次中日朝鲜纠纷的主要人物。他早已窥探到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对日蓄谋起事也有所防备，但此时正值中法战争，李鸿章也不愿得罪日本以至两面受敌，遂奏派吴大微、续昌等前往查办，“立意不与日人开衅”。李一边关注着中法战争，一边设法了解日本意图，应对日本。
1885年4月4日，中法签订《停战条件》。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使中国在中法战争中转为有利地位。但李鸿章等人却把它当作谈和的资本。他主张“乘胜即收”，提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结束中法战争。也遭到了很多反对和非议。李鸿章深知法患的负面效应，“伊藤因我有外患，乘机缴利，无理取闹，情甚可恶。若法事速定，彼失所侍，尽可据理驳斥，即稍通融，当易就范。其机关似在法而不在日，高明必能鉴及也……”李鸿章是把争取中日谈判的有利形势压在了解决中法战事上，而事实上也促成了李鸿章对日谈判态度的强硬。
李、伊的前两次谈判就惩官赔款问题，双方态度坚定，无法达成共识。4月7日下午，李、伊藤第三次谈判围绕责任问题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伊藤表示无一谈成，很有压力，暗示李方妥协。而双方皆无丝毫松动，正当僵局难开之时，李鸿章主动提出撤兵一事可谈，打开僵局，伊藤采纳。此局谈判中双方都有暗示对方妥协以促成和谈之意。
李鸿章在几度僵局的第三次谈判结束后，将第三次谈判情况汇报总理衙门，信中道：“伊藤、榎本等复来会商，其气虽和，其词愈辩。……揣度情形，议处营官、赔恤难民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稗得转场而固和局。”李鸿章担心伊藤决裂而归，试图妥协促成和谈。但又不敢自作主张承担责任，而总理衙门回电基本遵照李鸿章之意。 伊藤博文对朝鲜甲申政变及中日朝三国的形势有着深入了解。提出了中日朝鲜纠纷的处理意见书，意见书中如此说道：“若清国拒绝撤兵，固我国目的无法达成，不能不说有损我国荣誉，然而于公法亦不可宣战。”伊藤主张和平，即便达不成目的也不主张战争。但是面对国内民意和激进派官员政客的对华强硬，他也不无压力。
从伊藤使团的队伍来看，人数众多，文武各半，武官中以西乡从道为首，可谓海陆各军将领齐聚，且都是有出洋经历，精通国际实务的将领。这些武官代表们根本没有涉及到交涉中來，他们的到来释放着一个信号——日本其实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从日本国内情形来看，“惟昨日日本官报云：日皇于四月内赴福冈县阅广岛、熊本两镇兵操之谕。承祖揣其隐意，因派使与我议论，未知成否？若现在无敌调兵，又恐我知，固托此谕以便调集两镇之兵。如和，则系阅操；否则，即时便可发兵。并探闻海陆两军及各处制造军火厂甚为忙乱……”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做好了和平与战争的双重准备。若果双方谈判破裂，日本极有可能立即举战。
伊藤作为主和派的主力，深知此次交涉不免艰难，清国是否让日本顺利达成目标，伊藤并没有把握。“……若不能取得和解，论国之强弱、时势之艰难，亦难免不得已决裂之可能，所以若要避免最后之决裂，开始谈判时就应避开可能导致决裂的方针，必须换一方向制定谈判的方针，……”由此可见，伊藤是带着和平的决心来的，也不是不可放低要求，但求对国内激进派可作交代。
3月27日，伊藤第一次与总理衙门大臣会谈表明：“以诚信相孚而愈敦两国之和好”，他再三强调本次奉命重在和局。奕劻也表示，中方亦以和平解决为宗旨。3月30号第二次与总理衙门会谈中伊藤提出处理中朝纠纷的日方意向：一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兵；二惩罚攻击日使的中国营官；三赔偿日本侨民损失。虽然遭到邓承修等的反驳，但伊藤并未做过多争辩，一方面可能觉得不屑与谋，另一方面，也不想影响大局的和平解决。
伊藤在前两次谈判中据理力争，但双方互不相让而陷入僵局，到第三次仍然没能达成协议，先是以私人情分诱其妥协，没能成功，经李鸿章提议转谈撤兵之事，伊藤立即采纳，也不再纠结没有谈合的惩官、赔款问题，证明伊藤也希望避免失和。
总之，李、伊藤谈判前后双方都在争取和局，谈判前法国东南侵略在即，李无意在朝鲜问题上跟日本冲突，先是打探日本来意和目标，本着不失大清国体而据理力争，根据形势而转圜妥协。因自身无力长期驻兵保护朝鲜，幻想能够以夷制夷而同意撤兵；答应惩官而以个人名义而不失国体，谈判中多处于被动地位。伊藤一开始就做好了充分准备，目标明确，备证齐全，谈判设计都已成形，一路下来掌握主动权。对于“将来派兵，相互知照”，是让他兴奋的额外收获，可以说满载而归。
参考文献：
[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M].34-36.
[2]朱玉泉.李鸿章全书十九世纪中华官场第一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