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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心理和学术风气之外，两晋时期南北语言的流变，也极能说明语言作为文化的一支对政治强弱的依赖关系，亦即政治优势如何决定语言定向。陈寅恪先生说：“自司马氏平吴以来，中原众事，颇为孙吴遗民所崇尚，语音亦其一端。”（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从史实论切韵》）即是指此。这包括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北方洛语成为大江南北时髦的语言，二是部分中原政治家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也不耻而为吴语。
吴人学习洛语，这是他们从政治服从到文化服从整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西晋时起，一些希冀爬上上层地位的江南大族，在入洛前后，为免受中原人讥讽，与染习玄学一样，也很注意学习洛语。陆云在《与兄平原（机）书》中，提出“音楚”和“文楚”的问题。因为吴人生怕这一弱点被北方人耻笑。王敦就是因音楚而为人不齿（见《世说新语·豪爽》）。陆云在书中述提出他作文时，“会结使说音”，“结使”为“给使”之誤，为伺候官吏的使役，作文要他说音，不外给使为洛阳人。这里的“楚”是个形容词，它是由地名之“楚”的引申，用作“都邑”及“文雅”的对文，如同今天所说的“土”和“俗”。而这里的楚音，主要是指吴地的口音，说明二陆入洛后，努力学习洛语，以防被嘲。因为这是十分可能的。当支道林在江东见到王徽之兄弟后，中原人问他：“诸王何如？”支道林回答道：“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见《世说新语·轻诋》）在中原人听来，吴语如同鸟叫一般，呜里哇拉。要避免别人这样的耻笑，就必须学好洛语。葛洪曾抨击这般学习洛语的风气说：“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见《抱朴子·讥惑篇》）
从葛洪的斥责中，已经分明可以感受到洛语在当时已经何等流行。不过葛洪所说学洛语不能“良似”，倒是实情。《颜氏家训·书证篇》：“或问曰：‘东宫旧事，何以呼“鸱尾”为“祠尾”？’答曰：‘张敞者，吴人，不甚稽古，随宜记注，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耳。吴人呼“祠祀”为“鸱祀”，故以“祠”代“鸱”字。’”张敞为晋末人，这里记叙他不免随乡音而讹谬，正是吴人学洛语不能“良似”的例证。
然而，吴人学习和使用洛语的情况又不能一概而论。在东晋南朝时期，官吏对士人操用北语，对庶人则操吴语。也就是说，洛语和吴语，是当时分辨土族和庶族的最明显的标志。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朝，如南齐时王敬则虽然富达，却不以富贵自遇，平日交接士庶概用吴语。而当时作诗多用北方洛语，所以当世祖让他当面赋诗的时候他就一筹莫展了（见《南齐书·王敬则传》）。又如张融“出为封溪令。……广越嶂岭，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见《南齐书·张融传》）。张融本为江南士族，但临危时仍能作洛生咏，这一方面说明他心神镇定，异乎常人，同时也可见他平日能习惯而流利地使用北语，否则不会如此熟练。张融和王敬则的区别，王是吴人两个阶级对待洛语的不同态度。所以北齐颜之推清楚地指出：“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见《颜氏家训·音辞篇》）
到了晋宋时期，北语在江南的上流社会中已经十分普及了。《宋书·顾琛传》云：“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陈寅恪先生以反证的方法来推断既然在江东的贵达中唯有这几位吴音不变，则其余士族，虽本吴人，并不操吴音，断可知矣（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东晋南朝之吴语》）。其说良是。而他们所操用的，显然又是北语。《宋书·刘道怜传》云：“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刘宋皇室的先世，本非清显，而又侨居于北来武装集团所萃聚的京口，故没有受到吴中士庶所操洛语和吴语的同化，而未改其彭城楚地的乡音。从沈约的话中，可以看出南朝士流对未操北语的楚音十分鄙视。
但是，在众多的讲北语的人中，口音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南北语言本来就存在着先天的差异。颜之推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见《颜氏家训·音辞篇》）陆德明也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沉浊。”（《经典释文》序录）这些天然差别的存在，使那些学习洛语的南人和其他地区的北人，难免与标准的洛语有一定距离。颜之推进一步指出他们各自的毛病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见《颜氏家训·音辞篇》）而他们找出这些弊病的参照系，或云当时标准的语音，便是当时以洛阳及近旁为代表的旧音。因为从东汉至西晋，洛阳一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过江的大族中，又多是在洛阳生活了几代的达官贵人。他们的洛阳口音，不仅是永嘉前入洛吴人的仿效楷模，也是过江后江南士族所奉的圭臬。前所叙张融临危时犹能作洛生咏事，已可见其端倪。这种洛生咏本来是指东晋以前洛阳太学生以诵读经典的雅音来讽咏诗什。这种都邑雅音不仅与时伤轻清的吴越方音相差悬殊，即与多涉重浊的燕赵方言也不尽相同。后来经谢安带有鼻音的洛生咏之后，众名流遂东施效颦，学起谢安的鼻音咏了。因为谢安患有鼻炎，所以他的发音比较混浊、厚重。这种鼻炎音本是一种缺陷，但因谢安名望极重，众名士虽不曾患有鼻炎，也都想仿效一下这位风流宗主的风采，竟甘心情愿地学其讹变。谢安在当时的确具有这样令人倾倒的威望，言行多为士流效仿。一次，他的一位老乡被罢官遣回，临走前去向谢安告别。谢安问他路上盘缠是否够用。乡人说除了五万把蒲葵扇之外别无长物。谢安就拿了一把蒲葵扇到闹市上散步。结果几天之内，京师士庶竞相以持扇为风，蒲扇不仅一销而空，而且价值倍增（见《晋书·谢安传》）。从这如痴如狂的社会潮流中，人们自然可以感觉到，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杠杆，还是北方大族的政治优势。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阴阳怪气的腔调不感兴趣，他们试图追踪谢安之前那种纯正的洛生吟咏。当有人问顾恺之为什么不作洛生咏时，他回答说：“为什么要作那种老婢的声音？”（见《世说新语·轻诋》）顾恺之所反对的，是时流对谢安洛生咏讹变的模仿，但他并非不为洛生之咏。《晋书·顾恺之传》记载因为顾恺之刚愎自信，很多年轻人要拿他开心取乐。他们有时请顾恺之来作洛生咏，可顾恺之却以洛生咏为“老婢声”为由，不屑为之，并自称在朗诵方面自得“先贤风制”。陈寅恪先生认为，顾恺之所说的先贤风制，很可能就是指谢安以前的旧规洛生咏（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从史实论切韵》）。不过，谢安有时掩鼻，并不是作洛生咏，而是开玩笑时的一种姿态，故与此无关。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当初谢安在东山隐居时，他的同族兄弟中不乏富贵者。他们动辄高朋满座，车水马龙。谢安的妻子刘夫人打趣地问谢安：“大丈夫不应如此吗？”谢安便幽默地捏起鼻子，发出怪怪的声音：“恐怕将来也难免如此啊！” 如果说吴人贵族学习洛语是吴人政治服从的具体表现的话;那么部分北方政治家的操用吴语，则是他们政治征服的一种手腕而已。一个盛暑之日，刘惔去找王导，王导为了凉快，把肚皮贴在弹棋棋盘上，惬意地说：“多么渹（吴人谓冷曰“渹”）啊！”刘惔出来后，别人问他王导怎么样，刘惔说：“除了会讲吴语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见《世说新语·排调》）
王导作为东晋的开国丞相，为了使晋室在江南站稳脚跟，他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在大批吴人士族争先恐后地竞学洛语时，这位中原大族，政治核心人物竟然逆流而动，讲起大家已经十分鄙夷的吴语，这个反常的举动显然具有反常的动机。这与他过江后向陆玩请婚、实行一系列宽纵江南大族的政策均为一致，即要施行笼络江南大族之术，使之服从晋室偏安朝廷。为达此目的，他不仅讲吴语，有时也还来点儿胡语。当他拜扬州刺史时，一次招待宾客数百人，这些人都很高兴，只有臨海一位姓任的客人和数位胡人脸色不太好看。王导见此情景，马上到姓任的身边说：“您一出来，临海便没人了！”这一明显的吹嘘立即使任十分喜悦。又走到胡人面前说：“兰阇！兰阇！”听到这句胡语的恭维，“群胡同笑，四坐并欢”（见《世说新语·政事》）。从此则可知王导的语言应变能力极强，且能根据政治权术的需要，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他在胡人面前讲胡语，在吴人面前讲吴语，都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代表过江大族的普遍情况。就王导本人来说，也不是过江后始终使用吴语。今天流传的王导《麈尾铭》，使用的是理子俟韵，与西晋时北人如齐国左思《白发赋》，谯国曹摅《思友人诗》的用韵正相同，这与当时书面语多用北语的习惯是一致的。至于该文是否真出王导，以及是王导过江前抑或过江后作，虽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王导与吴人大讲吴语时，在他的书面语中，并没有吴音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他讲吴语的政治动机。
除了以上所叙几个方面外，魏晋时期中原人的政治胜利对其他文化形式的转化，还表现在书法、哀哭和居丧等几个方面。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中，曾就吴人趋从中原一事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对中原的文化不应盲从，因为中原文化虽然多胜江东，但也不是没有可否之处，这就更不该邯郸学步了。他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谓违本邦之他国，不改其桑梓之法也;况于在其父母之乡，亦何为当事弃旧而强更学乎？”他列举的几个事例中，语言一项前文已叙。余三项即为书法、哀哭和居丧。
关于书法，葛洪说：“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用古体，俱足周事。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在葛洪看来，吴人的几位书法家完全可以与中原书法家钟繇等人平分秋色、分庭抗礼，所以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弃己从人。从书法史的发展来看，葛洪的看法不免有些保守。因吴人皇象等人的书法，虽有代表性，但仍比较古朴，没有离开传统的隶篆。而北方钟繇等人所推出的行书，却是书法史的一大进步。这也能体现出南北学风的创新与保守。
关于哀哭，葛洪说：“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今忽然无复念之情。昔钟仪、庄为不忘本声，古人韪之。孔子云：‘丧亲者，若婴儿之失母。’其号岂常声之有！宁令哀有余而礼不足，哭以泄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饰其音，非痛切之谓也。”从葛洪的话中可以看出，南方人居丧哀哭，主要不是出于悲痛，而是为了模仿北人的哭法，是“治饰其音”。但因学得不伦不类，以至有“妍拙”之别。北方的哀哭，我们可以从阮籍的哭母中得窥端倪。阮籍在葬母时，蒸了一口肥猪，喝了二斗酒。临诀时大叫一声“穷矣”，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见《世说新语·任诞》）。可能北人父母之丧，孝子要循例唤“穷矣”。南方人因不了解这一习惯，以至会闹出笑话。一位南方人给北方孝子吊丧，送去一斛大豆。听到孝子哭喊：“奈何（怎么办）！”以为是问豆子的用途，便回答：“可以做饭。”孝子又喊：“穷矣（完了）！”南方人回答：“刚送来就用完了，那么我再送你一斛吧。”（见《艺文类聚》卷八五引《笑林》）从这两个故事来推测，当时南人居丧时可能只是发出哭声，而洛阳一带却有泣有诉，即边哭边说话，像唱歌一样地哭。哭的时候嘴里还要喊些“穷矣”“奈何”之类的话，以示悲哀。这种时髦的哭法被南方人所模仿，但又不能毕肖，所以被葛洪所讥。不过到南北朝时，这种哭法已被承认为南方的专利。颜之推说：“江南丧哭，时有哀诉之言耳;山东重丧，则唯呼‘苍天’，期功以下，则唯呼‘痛深’，便是号而不哭。”（见《颜氏家训·风操篇》）颜之推已经不知道这种边哭边诉的哭法原产于北方，而认为是江南之俗，说明这时北方反而没有这种哭法了。而北朝人又从江南人那里模仿这种哭法。《酉阳杂俎》叙北朝丧仪云：“哭声欲似南朝传哭，挽歌无破声，亦小异于京师焉。”（见《酉阳杂俎·尸穸类》）这往返的追踪，都是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而转移的。
关于居丧，葛洪说：“又闻贵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食散以数食，宣药势以饮酒，为性命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帏帐茵褥，任其所安。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乡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难，或并在衰老，于礼唯应缞麻在身，不成丧致毁者，皆过哀啜粥，口不经甘。时人虽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辽缅乎！”北方大族的居丧不守丧礼，从社会原因来看，这是他们蔑视礼法，越名教任自然作法的一部分。但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原因，就是服用寒食散的缘故。据《医心方》卷十九引皇甫谧说，服散十忌中，第二忌愁忧，第三忌哭泣，第五忌忍饥。《诸病源流》引皇甫谧说服散须要常饮酒，且要饮醇酒，不能饮薄酒等（参见余嘉锡《寒食散考》）。所以《世说新语》及《晋书》所记阮籍、阮咸、王戎等人居丧大啖酒肉的故事，都具有这双重的原因。但有些南方人士不知此内情，又未服散，只是机械地模仿饮酒食肉，且谓为“京洛之法”，则是东施效颦的又一表现。
在书法、哀哭和居丧这几个方面中仍然可以看出，尽管南北双方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由于中原人在政治上的优势，迫使南人不得不在各方面亦步亦趋，以跟上时代潮流。葛洪虽然明确指出了这些不同和自己的看法，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追随背后的政治原因。中国历史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文化整合有两种情况，当征服者在文化上落后于被征服者时，他们便提倡被征服者的先进文化，以有利统治，如元代与清代的统治者;当征服者在文化上胜于被征服者时，他们便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文化，魏晋时期南北文化的异同，尤能说明这一点。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
吴人学习洛语，这是他们从政治服从到文化服从整个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西晋时起，一些希冀爬上上层地位的江南大族，在入洛前后，为免受中原人讥讽，与染习玄学一样，也很注意学习洛语。陆云在《与兄平原（机）书》中，提出“音楚”和“文楚”的问题。因为吴人生怕这一弱点被北方人耻笑。王敦就是因音楚而为人不齿（见《世说新语·豪爽》）。陆云在书中述提出他作文时，“会结使说音”，“结使”为“给使”之誤，为伺候官吏的使役，作文要他说音，不外给使为洛阳人。这里的“楚”是个形容词，它是由地名之“楚”的引申，用作“都邑”及“文雅”的对文，如同今天所说的“土”和“俗”。而这里的楚音，主要是指吴地的口音，说明二陆入洛后，努力学习洛语，以防被嘲。因为这是十分可能的。当支道林在江东见到王徽之兄弟后，中原人问他：“诸王何如？”支道林回答道：“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见《世说新语·轻诋》）在中原人听来，吴语如同鸟叫一般，呜里哇拉。要避免别人这样的耻笑，就必须学好洛语。葛洪曾抨击这般学习洛语的风气说：“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见《抱朴子·讥惑篇》）
从葛洪的斥责中，已经分明可以感受到洛语在当时已经何等流行。不过葛洪所说学洛语不能“良似”，倒是实情。《颜氏家训·书证篇》：“或问曰：‘东宫旧事，何以呼“鸱尾”为“祠尾”？’答曰：‘张敞者，吴人，不甚稽古，随宜记注，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耳。吴人呼“祠祀”为“鸱祀”，故以“祠”代“鸱”字。’”张敞为晋末人，这里记叙他不免随乡音而讹谬，正是吴人学洛语不能“良似”的例证。
然而，吴人学习和使用洛语的情况又不能一概而论。在东晋南朝时期，官吏对士人操用北语，对庶人则操吴语。也就是说，洛语和吴语，是当时分辨土族和庶族的最明显的标志。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朝，如南齐时王敬则虽然富达，却不以富贵自遇，平日交接士庶概用吴语。而当时作诗多用北方洛语，所以当世祖让他当面赋诗的时候他就一筹莫展了（见《南齐书·王敬则传》）。又如张融“出为封溪令。……广越嶂岭，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见《南齐书·张融传》）。张融本为江南士族，但临危时仍能作洛生咏，这一方面说明他心神镇定，异乎常人，同时也可见他平日能习惯而流利地使用北语，否则不会如此熟练。张融和王敬则的区别，王是吴人两个阶级对待洛语的不同态度。所以北齐颜之推清楚地指出：“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见《颜氏家训·音辞篇》）
到了晋宋时期，北语在江南的上流社会中已经十分普及了。《宋书·顾琛传》云：“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陈寅恪先生以反证的方法来推断既然在江东的贵达中唯有这几位吴音不变，则其余士族，虽本吴人，并不操吴音，断可知矣（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东晋南朝之吴语》）。其说良是。而他们所操用的，显然又是北语。《宋书·刘道怜传》云：“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刘宋皇室的先世，本非清显，而又侨居于北来武装集团所萃聚的京口，故没有受到吴中士庶所操洛语和吴语的同化，而未改其彭城楚地的乡音。从沈约的话中，可以看出南朝士流对未操北语的楚音十分鄙视。
但是，在众多的讲北语的人中，口音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南北语言本来就存在着先天的差异。颜之推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见《颜氏家训·音辞篇》）陆德明也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沉浊。”（《经典释文》序录）这些天然差别的存在，使那些学习洛语的南人和其他地区的北人，难免与标准的洛语有一定距离。颜之推进一步指出他们各自的毛病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见《颜氏家训·音辞篇》）而他们找出这些弊病的参照系，或云当时标准的语音，便是当时以洛阳及近旁为代表的旧音。因为从东汉至西晋，洛阳一直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过江的大族中，又多是在洛阳生活了几代的达官贵人。他们的洛阳口音，不仅是永嘉前入洛吴人的仿效楷模，也是过江后江南士族所奉的圭臬。前所叙张融临危时犹能作洛生咏事，已可见其端倪。这种洛生咏本来是指东晋以前洛阳太学生以诵读经典的雅音来讽咏诗什。这种都邑雅音不仅与时伤轻清的吴越方音相差悬殊，即与多涉重浊的燕赵方言也不尽相同。后来经谢安带有鼻音的洛生咏之后，众名流遂东施效颦，学起谢安的鼻音咏了。因为谢安患有鼻炎，所以他的发音比较混浊、厚重。这种鼻炎音本是一种缺陷，但因谢安名望极重，众名士虽不曾患有鼻炎，也都想仿效一下这位风流宗主的风采，竟甘心情愿地学其讹变。谢安在当时的确具有这样令人倾倒的威望，言行多为士流效仿。一次，他的一位老乡被罢官遣回，临走前去向谢安告别。谢安问他路上盘缠是否够用。乡人说除了五万把蒲葵扇之外别无长物。谢安就拿了一把蒲葵扇到闹市上散步。结果几天之内，京师士庶竞相以持扇为风，蒲扇不仅一销而空，而且价值倍增（见《晋书·谢安传》）。从这如痴如狂的社会潮流中，人们自然可以感觉到，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杠杆，还是北方大族的政治优势。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阴阳怪气的腔调不感兴趣，他们试图追踪谢安之前那种纯正的洛生吟咏。当有人问顾恺之为什么不作洛生咏时，他回答说：“为什么要作那种老婢的声音？”（见《世说新语·轻诋》）顾恺之所反对的，是时流对谢安洛生咏讹变的模仿，但他并非不为洛生之咏。《晋书·顾恺之传》记载因为顾恺之刚愎自信，很多年轻人要拿他开心取乐。他们有时请顾恺之来作洛生咏，可顾恺之却以洛生咏为“老婢声”为由，不屑为之，并自称在朗诵方面自得“先贤风制”。陈寅恪先生认为，顾恺之所说的先贤风制，很可能就是指谢安以前的旧规洛生咏（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从史实论切韵》）。不过，谢安有时掩鼻，并不是作洛生咏，而是开玩笑时的一种姿态，故与此无关。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当初谢安在东山隐居时，他的同族兄弟中不乏富贵者。他们动辄高朋满座，车水马龙。谢安的妻子刘夫人打趣地问谢安：“大丈夫不应如此吗？”谢安便幽默地捏起鼻子，发出怪怪的声音：“恐怕将来也难免如此啊！” 如果说吴人贵族学习洛语是吴人政治服从的具体表现的话;那么部分北方政治家的操用吴语，则是他们政治征服的一种手腕而已。一个盛暑之日，刘惔去找王导，王导为了凉快，把肚皮贴在弹棋棋盘上，惬意地说：“多么渹（吴人谓冷曰“渹”）啊！”刘惔出来后，别人问他王导怎么样，刘惔说：“除了会讲吴语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见《世说新语·排调》）
王导作为东晋的开国丞相，为了使晋室在江南站稳脚跟，他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在大批吴人士族争先恐后地竞学洛语时，这位中原大族，政治核心人物竟然逆流而动，讲起大家已经十分鄙夷的吴语，这个反常的举动显然具有反常的动机。这与他过江后向陆玩请婚、实行一系列宽纵江南大族的政策均为一致，即要施行笼络江南大族之术，使之服从晋室偏安朝廷。为达此目的，他不仅讲吴语，有时也还来点儿胡语。当他拜扬州刺史时，一次招待宾客数百人，这些人都很高兴，只有臨海一位姓任的客人和数位胡人脸色不太好看。王导见此情景，马上到姓任的身边说：“您一出来，临海便没人了！”这一明显的吹嘘立即使任十分喜悦。又走到胡人面前说：“兰阇！兰阇！”听到这句胡语的恭维，“群胡同笑，四坐并欢”（见《世说新语·政事》）。从此则可知王导的语言应变能力极强，且能根据政治权术的需要，对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他在胡人面前讲胡语，在吴人面前讲吴语，都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代表过江大族的普遍情况。就王导本人来说，也不是过江后始终使用吴语。今天流传的王导《麈尾铭》，使用的是理子俟韵，与西晋时北人如齐国左思《白发赋》，谯国曹摅《思友人诗》的用韵正相同，这与当时书面语多用北语的习惯是一致的。至于该文是否真出王导，以及是王导过江前抑或过江后作，虽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王导与吴人大讲吴语时，在他的书面语中，并没有吴音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他讲吴语的政治动机。
除了以上所叙几个方面外，魏晋时期中原人的政治胜利对其他文化形式的转化，还表现在书法、哀哭和居丧等几个方面。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中，曾就吴人趋从中原一事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对中原的文化不应盲从，因为中原文化虽然多胜江东，但也不是没有可否之处，这就更不该邯郸学步了。他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谓违本邦之他国，不改其桑梓之法也;况于在其父母之乡，亦何为当事弃旧而强更学乎？”他列举的几个事例中，语言一项前文已叙。余三项即为书法、哀哭和居丧。
关于书法，葛洪说：“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用古体，俱足周事。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在葛洪看来，吴人的几位书法家完全可以与中原书法家钟繇等人平分秋色、分庭抗礼，所以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弃己从人。从书法史的发展来看，葛洪的看法不免有些保守。因吴人皇象等人的书法，虽有代表性，但仍比较古朴，没有离开传统的隶篆。而北方钟繇等人所推出的行书，却是书法史的一大进步。这也能体现出南北学风的创新与保守。
关于哀哭，葛洪说：“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今忽然无复念之情。昔钟仪、庄为不忘本声，古人韪之。孔子云：‘丧亲者，若婴儿之失母。’其号岂常声之有！宁令哀有余而礼不足，哭以泄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饰其音，非痛切之谓也。”从葛洪的话中可以看出，南方人居丧哀哭，主要不是出于悲痛，而是为了模仿北人的哭法，是“治饰其音”。但因学得不伦不类，以至有“妍拙”之别。北方的哀哭，我们可以从阮籍的哭母中得窥端倪。阮籍在葬母时，蒸了一口肥猪，喝了二斗酒。临诀时大叫一声“穷矣”，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见《世说新语·任诞》）。可能北人父母之丧，孝子要循例唤“穷矣”。南方人因不了解这一习惯，以至会闹出笑话。一位南方人给北方孝子吊丧，送去一斛大豆。听到孝子哭喊：“奈何（怎么办）！”以为是问豆子的用途，便回答：“可以做饭。”孝子又喊：“穷矣（完了）！”南方人回答：“刚送来就用完了，那么我再送你一斛吧。”（见《艺文类聚》卷八五引《笑林》）从这两个故事来推测，当时南人居丧时可能只是发出哭声，而洛阳一带却有泣有诉，即边哭边说话，像唱歌一样地哭。哭的时候嘴里还要喊些“穷矣”“奈何”之类的话，以示悲哀。这种时髦的哭法被南方人所模仿，但又不能毕肖，所以被葛洪所讥。不过到南北朝时，这种哭法已被承认为南方的专利。颜之推说：“江南丧哭，时有哀诉之言耳;山东重丧，则唯呼‘苍天’，期功以下，则唯呼‘痛深’，便是号而不哭。”（见《颜氏家训·风操篇》）颜之推已经不知道这种边哭边诉的哭法原产于北方，而认为是江南之俗，说明这时北方反而没有这种哭法了。而北朝人又从江南人那里模仿这种哭法。《酉阳杂俎》叙北朝丧仪云：“哭声欲似南朝传哭，挽歌无破声，亦小异于京师焉。”（见《酉阳杂俎·尸穸类》）这往返的追踪，都是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而转移的。
关于居丧，葛洪说：“又闻贵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食散以数食，宣药势以饮酒，为性命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帏帐茵褥，任其所安。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乡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难，或并在衰老，于礼唯应缞麻在身，不成丧致毁者，皆过哀啜粥，口不经甘。时人虽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辽缅乎！”北方大族的居丧不守丧礼，从社会原因来看，这是他们蔑视礼法，越名教任自然作法的一部分。但还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原因，就是服用寒食散的缘故。据《医心方》卷十九引皇甫谧说，服散十忌中，第二忌愁忧，第三忌哭泣，第五忌忍饥。《诸病源流》引皇甫谧说服散须要常饮酒，且要饮醇酒，不能饮薄酒等（参见余嘉锡《寒食散考》）。所以《世说新语》及《晋书》所记阮籍、阮咸、王戎等人居丧大啖酒肉的故事，都具有这双重的原因。但有些南方人士不知此内情，又未服散，只是机械地模仿饮酒食肉，且谓为“京洛之法”，则是东施效颦的又一表现。
在书法、哀哭和居丧这几个方面中仍然可以看出，尽管南北双方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由于中原人在政治上的优势，迫使南人不得不在各方面亦步亦趋，以跟上时代潮流。葛洪虽然明确指出了这些不同和自己的看法，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追随背后的政治原因。中国历史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文化整合有两种情况，当征服者在文化上落后于被征服者时，他们便提倡被征服者的先进文化，以有利统治，如元代与清代的统治者;当征服者在文化上胜于被征服者时，他们便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文化，魏晋时期南北文化的异同，尤能说明这一点。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