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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乐《大武》为西周初年武王克商后作的大型乐舞用以表现武王的丰功伟绩，武王去世后，经周公编制，则成为祭典性质的乐舞，主要用于宗庙山川的祭祀活动。而后在逐渐散放的世俗欲求面前，最后则向世俗的乐舞转化，演变为一种可供观赏用的乐舞形式。
【关键词】：大武音乐特征
《大武》是武王伐纣成功后为歌颂武王功绩而创作的乐舞，并成为礼乐制度中乐舞的一部分，其音乐特征在结构、舞蹈、演奏乐器、淫调、处理手法方面也是备受关注。
一、《大武》之结构
《大武》结构六成，即为六个乐章，每一章为一曲，诗亦当歌一首。《礼记·乐记》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郑玄说：“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
二、《大武》之舞蹈
《大武》亦“六成”，是周代乐舞中武舞的一种，武舞又叫干戚舞，即手执朱干（盾）和玉戚（斧）等兵器而舞。“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1]”体现的还是周代礼乐制度的基本精神，只为礼仪表演而非实用操练。
三、《大武》之演奏乐器
关于《大武》的演奏乐器方面在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从文献中侧面了解。
（1）《乐记》：“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众也。’”“是故先鼓以警戒。”这两条原文相对应于在《中國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中就是对《大武》演出情形第一成开始就有相当长的一段击鼓，故可知乐器中有鼓。
（2）《礼记·郊牲特》：“诸侯之宫悬，而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诸侯之僭礼也。”也就是说诸侯舞《大武》时，若使用宫悬、以白色公牛为祭品、击奏玉磬、使用背面金饰的朱红色盾牌、舞者戴冕、乘大路之车等，都是僭用了天子之礼，超过了等级标准。这说明《大武》舞虽天子、诸侯宫廷均能上演，但除有宫悬、轩悬之别外，还有天子玉磬、诸侯石磬等规定。由此可知有磬类乐器。
（3）由于现在考古所掘周代乐器都是金石之乐为主，故让人推断《大武》所用乐器主要有钟、磐、鼓、箫、管等。黄翔鹏先生在《乐问》中第十三问：六代异乐，夫以何变化？歌钟女乐，岂韶濩之用？汉儒论雅，厥与曾钟岂同？他谈到把钟磬乐视为庙堂之乐的代表，真是先秦人的观念吗？还是汉以后的儒家之说？包含《大武》在内的六代先王之乐有大规模使用钟磬的可能吗？为什么出土文物不能证实这一点呢？……在《国语·周语下》的“伶州鸠篇”中伶州鸠劝周景王不要铸那么大的钟时说：“钟不过以动声。”意思是说不必要用那么大的钟来演奏曲调，而是“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意思就是曲调是用丝竹乐器来演奏的，而编钟不是演奏曲调，它的作用只是在于调式的骨干音上推动音乐的进行。这种情形在礼崩乐坏以前是完全符合《周礼》中原文记载的。那这样的话，《大武》演奏乐器中除了金石乐器是否又会有丝竹乐器呢？
四、《大武》之音调
《大武》的歌词颂扬至高无上的精神品格，乐曲上讲究和谐、纯正。结合《周礼》等书记载来看，《大武》乐曲的音调较清楚者，主要有如下四点：
（1）乐曲由五声音阶构成。据《周礼·大司乐》记载，《大武》作为六代乐舞之一，用以祭祀鬼神，“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即指十二律以五声音阶构成乐曲，用八音之器演奏，与六成舞蹈配合。
（2）曲调为五音调。按《周礼·大司乐》所载，《大武》主要在祭祀先祖的典礼上演奏，与祭祀先妣、山川、四望、地神、天神的《大濩》《大夏》《大韶》《大咸》《云门》并称六乐，“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这里的“文之以五声”，即为汉代郑玄注“言其均，皆待五声、八音乃成”。《尚书·益稷》：“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王引之《经义述闻》：（王念孙：）八风，非八方之风也。古者八音谓之八风……八风与七音、九哥相次，则是八音矣。他认为八风就是八音之乐，指的是音列。五音、六律、七声、八风、九哥，都是指音列，黄翔鹏先生认为王念孙的意见是正确的。
（3）不用商调。按前引《乐记》记载，春秋时期《大武》已“声淫及商”，孔子等人认为“非武音也”。汉代郑玄和唐代孔颖达所注疏文中的“商”指的是贪商之位，又有后人认为是商音……黄翔鹏先生结合考古材料指出，《大司乐》所载周乐无商，“这是先秦时金石之声用法的准则……我们考察的西周编钟，果然没有‘商’。当然，这不是没有‘商声’，而是不用‘商调式”。这种解说较受认可。[2]且他还提出孔子为什么不敢直说武王用不用商音的事？
（4）乐曲演奏用无射宫调，歌诗演唱用夹钟宫调，二者调式不同。正如《周礼·大司乐》所谓：“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五、《大武》之处理手法“乱”
“乱”一般是指乐曲结束时的高潮部分，大多学者认为它是有关音乐处理手法的一个专有名词。《大武》可能是现知最早用“乱”的作品。
杨荫浏先生指出，《大武》在音乐上曾两次用“乱”突出高潮[3]：第一次是第二成舞蹈的末尾，即在表示武王灭商战事获得成功的舞蹈结束时，它所配合的内容是比较雄壮而热烈的；第二次是第五成舞蹈的中间，即在舞队分作两行表示周公、召公协助统治时，它所配合的内容是庄严、和平的。他认为所谓“武乱皆坐”是指乱在《大武》里配有一定的舞蹈动作。
在吉联抗译注的《乐记》中也有三处提到“乱”：第一处是“复乱以饬归”[4]郑玄注：“谓鸣铙而退。”第二处是“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5]第三处是“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6]第一处与第三处正是杨先生所指出的两次。
杨荫浏先生在《说乱及其他》一文中指出“乱”若是高潮之所在，则除了结构的长短、节奏的变化以外，可能在旋律的运用，速度的处理音色、调性、调式的安排，唱奏者表达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都会有其突出之处，由于古曲的失佚，这些我们都无法再去深入感受。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08
[2]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M].音乐出版社.1955年
[3]杨荫浏.说“乱”及其他[J].人民音乐.1963年第一期
[4]黄翔鹏. 乐问[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0.07
[5]项阳.<武音>辨 [J].中国音乐.2009年4月18日第二期
[6]（清）孙怡让.周礼正义[M].中华书局.1955年7月2日第7册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八
[7]吉联抗译注，阴法鲁校订.乐记[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
[8]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
[9]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夏商周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关键词】：大武音乐特征
《大武》是武王伐纣成功后为歌颂武王功绩而创作的乐舞，并成为礼乐制度中乐舞的一部分，其音乐特征在结构、舞蹈、演奏乐器、淫调、处理手法方面也是备受关注。
一、《大武》之结构
《大武》结构六成，即为六个乐章，每一章为一曲，诗亦当歌一首。《礼记·乐记》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郑玄说：“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
二、《大武》之舞蹈
《大武》亦“六成”，是周代乐舞中武舞的一种，武舞又叫干戚舞，即手执朱干（盾）和玉戚（斧）等兵器而舞。“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1]”体现的还是周代礼乐制度的基本精神，只为礼仪表演而非实用操练。
三、《大武》之演奏乐器
关于《大武》的演奏乐器方面在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可以从文献中侧面了解。
（1）《乐记》：“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曰，‘病不得其众也。’”“是故先鼓以警戒。”这两条原文相对应于在《中國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中就是对《大武》演出情形第一成开始就有相当长的一段击鼓，故可知乐器中有鼓。
（2）《礼记·郊牲特》：“诸侯之宫悬，而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诸侯之僭礼也。”也就是说诸侯舞《大武》时，若使用宫悬、以白色公牛为祭品、击奏玉磬、使用背面金饰的朱红色盾牌、舞者戴冕、乘大路之车等，都是僭用了天子之礼，超过了等级标准。这说明《大武》舞虽天子、诸侯宫廷均能上演，但除有宫悬、轩悬之别外，还有天子玉磬、诸侯石磬等规定。由此可知有磬类乐器。
（3）由于现在考古所掘周代乐器都是金石之乐为主，故让人推断《大武》所用乐器主要有钟、磐、鼓、箫、管等。黄翔鹏先生在《乐问》中第十三问：六代异乐，夫以何变化？歌钟女乐，岂韶濩之用？汉儒论雅，厥与曾钟岂同？他谈到把钟磬乐视为庙堂之乐的代表，真是先秦人的观念吗？还是汉以后的儒家之说？包含《大武》在内的六代先王之乐有大规模使用钟磬的可能吗？为什么出土文物不能证实这一点呢？……在《国语·周语下》的“伶州鸠篇”中伶州鸠劝周景王不要铸那么大的钟时说：“钟不过以动声。”意思是说不必要用那么大的钟来演奏曲调，而是“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意思就是曲调是用丝竹乐器来演奏的，而编钟不是演奏曲调，它的作用只是在于调式的骨干音上推动音乐的进行。这种情形在礼崩乐坏以前是完全符合《周礼》中原文记载的。那这样的话，《大武》演奏乐器中除了金石乐器是否又会有丝竹乐器呢？
四、《大武》之音调
《大武》的歌词颂扬至高无上的精神品格，乐曲上讲究和谐、纯正。结合《周礼》等书记载来看，《大武》乐曲的音调较清楚者，主要有如下四点：
（1）乐曲由五声音阶构成。据《周礼·大司乐》记载，《大武》作为六代乐舞之一，用以祭祀鬼神，“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即指十二律以五声音阶构成乐曲，用八音之器演奏，与六成舞蹈配合。
（2）曲调为五音调。按《周礼·大司乐》所载，《大武》主要在祭祀先祖的典礼上演奏，与祭祀先妣、山川、四望、地神、天神的《大濩》《大夏》《大韶》《大咸》《云门》并称六乐，“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这里的“文之以五声”，即为汉代郑玄注“言其均，皆待五声、八音乃成”。《尚书·益稷》：“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王引之《经义述闻》：（王念孙：）八风，非八方之风也。古者八音谓之八风……八风与七音、九哥相次，则是八音矣。他认为八风就是八音之乐，指的是音列。五音、六律、七声、八风、九哥，都是指音列，黄翔鹏先生认为王念孙的意见是正确的。
（3）不用商调。按前引《乐记》记载，春秋时期《大武》已“声淫及商”，孔子等人认为“非武音也”。汉代郑玄和唐代孔颖达所注疏文中的“商”指的是贪商之位，又有后人认为是商音……黄翔鹏先生结合考古材料指出，《大司乐》所载周乐无商，“这是先秦时金石之声用法的准则……我们考察的西周编钟，果然没有‘商’。当然，这不是没有‘商声’，而是不用‘商调式”。这种解说较受认可。[2]且他还提出孔子为什么不敢直说武王用不用商音的事？
（4）乐曲演奏用无射宫调，歌诗演唱用夹钟宫调，二者调式不同。正如《周礼·大司乐》所谓：“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五、《大武》之处理手法“乱”
“乱”一般是指乐曲结束时的高潮部分，大多学者认为它是有关音乐处理手法的一个专有名词。《大武》可能是现知最早用“乱”的作品。
杨荫浏先生指出，《大武》在音乐上曾两次用“乱”突出高潮[3]：第一次是第二成舞蹈的末尾，即在表示武王灭商战事获得成功的舞蹈结束时，它所配合的内容是比较雄壮而热烈的；第二次是第五成舞蹈的中间，即在舞队分作两行表示周公、召公协助统治时，它所配合的内容是庄严、和平的。他认为所谓“武乱皆坐”是指乱在《大武》里配有一定的舞蹈动作。
在吉联抗译注的《乐记》中也有三处提到“乱”：第一处是“复乱以饬归”[4]郑玄注：“谓鸣铙而退。”第二处是“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5]第三处是“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6]第一处与第三处正是杨先生所指出的两次。
杨荫浏先生在《说乱及其他》一文中指出“乱”若是高潮之所在，则除了结构的长短、节奏的变化以外，可能在旋律的运用，速度的处理音色、调性、调式的安排，唱奏者表达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都会有其突出之处，由于古曲的失佚，这些我们都无法再去深入感受。
参考文献：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08
[2]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M].音乐出版社.1955年
[3]杨荫浏.说“乱”及其他[J].人民音乐.1963年第一期
[4]黄翔鹏. 乐问[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0.07
[5]项阳.<武音>辨 [J].中国音乐.2009年4月18日第二期
[6]（清）孙怡让.周礼正义[M].中华书局.1955年7月2日第7册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八
[7]吉联抗译注，阴法鲁校订.乐记[M].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
[8]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
[9]李希凡.中华艺术通史·夏商周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