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传奇是中国古典小说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唐传奇形成了“文备众体”的写作体制。在创作中借鉴史家传记笔法展开铺陈叙述，又以诗辞歌赋渲染诗意，塑造人物，推动情节。科场奔竟贵奇的文风也促使传奇作者刻意追求征奇话异。所有这些都促进唐传奇走上“有意为之”的成熟道路，为后来古典小说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　唐传奇　史才　诗笔　华选　科举
　　[中图分类号]1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4-0106-07
　　
　　中国古代小说经历了由“实录”而“有意为之”的发展过程。鲁迅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唐传奇之前的神话传说与稗官搜集整理的“街谈巷语”，都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小说。六朝志怪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志人小说则主要记载上层人物的逸闻趣事。这种小说往往是经史的附庸，其主要特征不在虚构而在“实录”。
　　所以，裴启的《语林》由于记录谢安言论不实而遭废止，张华的《博物志》由于谈论鬼神幽昧之事而被晋武帝贬为“浮妄”之作。从唐代开始，小说才发展成为“有意为之”的文体形态。所谓有意为之，就是要充分发挥想象，要加重虚构的成分，也就是虞集所说的“傅会以为说”，胡应麟所说的“作意好奇”：
　　唐之才人，于经艺道说有见者少，徒知好为
　　文辞，闲暇无可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
　　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
　　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
　　之“传奇”。(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写韵轩
　　记》)
　　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36《二酉缀
　　遗》)
　　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就是由“实录”走向“有意为之”的典型。这篇传奇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真实的，作者李公佐也是这个故事中的一员。但它的虚构之处也是明显的。主人公谢小娥的亲人被杀后，托梦小娥，告诉她隐含杀人犯姓名的字谜，但小娥无法解开其中奥秘。后来李公佐帮助她解开字谜，终于报了杀父、杀夫之仇。破解梦中字谜这个情节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虚构的，但它大大增强了故事的传奇性与趣味性，为整篇传奇增添了奇幻的色彩。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有意为之”。
　　当然，作为一种成熟的小说形态，唐传奇的“有意为之”不仅仅局限于虚构，更重要的是形成一套完整的写作体制，即“文备众体”的写作体制。这种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在小说写作的过程中，大量借鉴史传、诗歌、论辩等多种文体的写作元素，从纪实、叙事、抒情、议论等多方面丰富小说的情节，塑造小说的人物、个性、形象与事件，使小说更加丰满、完整、成熟。
　　唐传奇写作之所以能形成“文备众体”的写作体制，与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有极大的关系。唐代进士科试杂文、经义、策目三则，为此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韩愈曾描述应试前的读书生活：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
　　家之编；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
　　多务得，细大不捐。(《进学解》，《全唐文》卷
　　558)需要读的书有：
　　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
　　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
　　《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
　　云、相如，同工异曲。(《进学解》，《全唐文》卷
　　558)柳宗元也提出了为文所应参照的书籍：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
　　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
　　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
　　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
　　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
　　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
　　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答
　　韦中立论师道书》，《全唐文》卷575)
　　看来唐代的举子不仅要精修六艺，还要博学广览。韩愈称赞李郑“年十四，能暗记《论语》、《尚书》、《左氏》、《文选》，凡百余万言。”(《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敦煌变文中的《秋胡变文》，记叙唐朝举子秋胡外出游学，随身携带《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等十部书，应该反映了当时士子读书的普遍情况。这其中又尤以《文选》最为重要，它是唐代进士科考试的必读教材，并由此形成《文选》之学。胡仔曾谈及《文选》在唐代的盛况：
　　今人不为诗则已，苟为诗，则《文选》不可
　　不熟也。《文选》是文章祖宗，自两汉而下，至
　　魏、晋宋、齐，精者斯采，萃而成编，则为文章者，
　　焉得不尚《文选》也。……老杜于诗学，世以谓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
　　选》，摭其华髓，旁罗曲探，咀嚼为我语。(《苕
　　溪鱼隐丛话前集》卷9引《瑶溪集》)
　　《文选》选录周代至南朝梁问的作品，包括赋、诗、诏、册、令、教、策文、表等39类文体，是一部文体学的经典选本，说它“文备众体”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以唐代举子与进士这样的知识结构，写作传奇自然会具有“文备众体”的特色。陈寅恪先生就曾以《莺莺传》为例说明唐传奇的这个特点：
　　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
　　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
　　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之文，不得不
　　具备者也。
　　台湾学者刘瑛还选取39篇唐传奇作品进行统计研究。结果发现这些作品全部具有叙述内容，其中34篇有议论内容，7篇略有议论，28篇有诗赋杂文(包括疏、奏、赞、解密、书、檄文、铭等)内容。而且大多“都是一文之中，兼有叙述、诗歌、议论”。可见大多数唐传奇具备“史才、诗笔、议论”，也就是叙事、抒情、说理的体制性特征。
　　我们这里重点谈唐传奇中的史才与诗笔。首先来看史才。自古以来小说就被视为史的支流，从“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汉书·艺文志》)到“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新唐书·艺文志》)这一观念根深蒂固。而唐人又尤重修史，史官的社会地位与声誉度颇高。《隋唐嘉话》卷中记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日：‘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而科举中又专设史学一科，表明国家对纪史之事的重视：
　　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凿以褒贬，垂裕
　　劝诫。……伏请量前见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
　　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
　　一史者，自身请通五经三传例处分；……其三史
　　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扶擢。(殷侑《请试
　　史学奏》，《全唐文》卷757)
　　很多的传奇作者，要么修过史书，要么担任过史 官。如王度曾奉诏修《隋书》；张说、李吉甫曾任监修国史之职。陈鸿说自己：“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贞元丁酉岁登太常第，始闲居遂志，乃修《大纪》三十卷。”(《大统纪序》，《全唐文》卷612)沈既济、韩愈也都曾经任职史馆。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小说的写作往往以叙述史实的面貌出现。”譬如取名为“传”的传奇很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它们在介绍人物时，总要标明人物的姓氏、籍贯、家世，有时还加上皇帝的年号；在故事的前后，它们总是扼要介绍人物的出处与归宿，文末还常常针对人物发表“赞日”、“君子日”等论赞式议论，这显然是沿袭了《史记》等正史传记的叙事模式。
　　正因为如此，唐人常常将传奇视作“良史”。李肇曾称赞《枕中记》、《毛颖传》“二篇真良史也。”(《唐国史补》卷下)明人凌云翰也说：“昔陈鸿作《长恨传》并《东城父老传》，时人称其史才，咸推许之。”(《剪灯新话序》)为了增强故事的真实性，传奇还常常将真实人物引入传奇故事。如《秦梦记》的主人公就是作者沈亚之本人。《谢小娥传》的作者李公佐本身就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关键人物。这种叙述方式给传奇制造了一个信史的“外壳”。这种以史传写传奇的笔法，一方面为传奇写作提供了新的叙述范式，增强了传奇的故事性与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借助史著之名提高了传奇的地位。
　　再来看诗笔。杨义曾说：“六朝志怪多方士气，宋元话本多市井气，唐人传奇与之不同而显示卓异个性的，就是诗人气”。唐传奇的这种“诗人气”，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风气有直接关系。唐初科举并不重诗赋，主要试时务策。唐高宗永徽二年(651)，这一政策开始转变：“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唐会要》卷75《选部下》)高宗调露二年(680)，进士科加试帖经、杂文，并因以为常式。唐代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就此开始向文词歌赋的方向发展：
　　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
　　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
　　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
　　风……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
　　禄位，此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
　　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
　　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通
　　典》卷15《选举三》)
　　进士科考试是帖经、试杂文(诗赋)、对策三场，而“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也正因如此，诗赋的优劣对及第与否有直接的影响。唐文宗开成二年(837)，知贡举高锴取李肱为状元，词韵优美是他胜出的主要理由：“《霓裳羽衣曲诗》一首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人才俱美……臣与状头第一人，以奖其能。”(高锴《先进五人诗赋奏》，《全唐文》卷725)
　　诗赋在考试中是如此的重要，“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旧唐书》卷119《杨绾传》)传奇作者中多有著名诗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张说作《梁四公传》《传书燕》《绿衣使者传》等；顾况作《仙游记》，并为戴孚《广异记》作序；元稹作《莺莺传》《感梦记》《崔徽传》等；白行简作《李娃传》《三梦记》；王建作《崔少玄传》；沈亚之作《秦梦记》《感异记》《异梦录》《湘中怨解》《冯燕传》；蒋防作《霍小玉传》；韩愈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柳宗元作《龙城录》二卷、《河间传》《李赤传》和《童区寄传》等等。
　　诗人写传奇，诗赋的修养必然浸润其中。所谓“餍于诗赋，旁求新途，藻思横流，小说斯灿”。(鲁迅《(唐宋传奇集)序例》)概括起来，唐传奇的诗意化倾向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其一，围绕同一题材，诗歌与传奇创作相辅而行，彼此映衬。唐宪宗元和元年冬，白居易与陈鸿等同游仙游寺，话及李杨故事。王质夫提议：“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长恨歌传》)在《长恨歌》的影响下，《长恨歌传》这一传奇在流传过程中也自然具有了浓郁的诗意内涵。元稹的《莺莺传》与李绅的《莺莺歌》，白行简的《李娃传》与元稹的《李娃行》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二，诗人创作传奇，首重辞章之美，间以诗词歌赋，遂使传奇具有特别的诗意之美。汪辟疆曾说：“唐代诗歌，号称极盛。因诗歌发展已臻盛极之故，乃有出其绪余，以从事于小说创作。作者如白行简，元稹，沈亚之之伦，既以诗名，则于染翰之余，兼存篇什，艳异之事，既久挂人口，复有根据小说，演为记事长篇之诗。”
　　在这方面，沈亚之的特点尤其突出。他是中唐著名诗人，颇得韩愈赏识，深受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人的推崇，且与韦应物、郑谷等诗人齐名：“若韦应物、沈亚之、阎防、祖泳、薛能、郑谷等，其类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间。”(《新唐书》卷201《文艺传序》)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沈亚之的传奇构思新奇，词藻华丽，极富韵味。鲁迅说他：“三篇传奇，皆以华艳之笔，叙恍惚之情，而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
　　如《湘中怨解》这篇传奇，最有特色的不在于郑生与湘水龙宫汜人爱而分离的痛苦，也不在于多年后在岳阳楼前的重逢，而是文中幽美凄绝的楚辞体诗：
　　隆佳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顾室
　　荑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见稚态之韶羞兮，
　　蒙长霭以为帏。醉融光兮渺弥，迷千里兮涵洇
　　湄。晨陶陶兮暮熙熙。舞矮娜之裱条兮，骋盈
　　盈以披迟。酡游颜兮倡蔓卉，觳流旧电兮石发
　　旖旎。
　　这些诗歌其实成为了全文的主体，它主导着全篇的感情基调与诗意境界，不仅是传奇的重要内容，而且具有功能性的结构作用。
　　在《秦梦记》中，沈亚之自叙梦里赴秦，深得秦穆公赏识。后与公主喜结连理。公主病卒后沈亚之离开秦国，走出梦境重回人寰。但这也不是小说的重点，小说的重点在于沈亚之为公主所写的挽歌、墓志，以及与秦穆公离别时所咏之诗：
　　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
　　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
　　食夜，深闭翠微宫。
　　白杨风哭兮石凳髯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
　　和。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
　　何。
　　击髆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
　　词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
　　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
　　正如李剑国所说，《秦梦记》《湘中怨解》这一类传奇，其“主题已不是一般的表现男欢女爱或仙凡感通，而是着意追求一种情致：对美的向往憧憬和美的飘忽感、空幻感以及美得而复失的失落感、迷惘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情节主题、超越题材的小说算得上是情绪小说、诗化小说、抒情小说或日意境小说。”
　　还有些传奇甚至是作者为逞其诗才而专意为 之。杨慎曾指出：“诗盛于唐，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神仙幽怪以传于后，而其诗大有妙绝千古、一字千金者。”(《艺林伐山》卷17)如牛肃《纪闻·巴峡人》写有人夜行巴峡，泊舟其下。忽闻有人吟诗：“秋茎填叶黄，寒催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声痕。”待晓访之，“但见空山石泉，溪谷幽绝，吟诗处有人骨一具。”《东阳夜怪录》写成自虚夜宿佛寺，听到有卢倚马、朱中正、敬去文、奚锐金、苗介立、胃藏立等人，各自吟咏自己的诗，先后有十四首之多。其实这些诗人不过是驴、牛、狗、鸡、猫、刺猬等动物幻化成人而已。《元无有》则描述捣衣杵、灯台、水桶、破铛成精化人后聚会诵诗的场景。《嵩岳嫁女》写西王母、穆天子、汉武帝、丁令威、叶净能等仙人吟咏诗歌，达十二首之多；《周秦行记》写主人公落第投宿，却见到了汉代的薄太后、戚夫人、王昭君，南齐的潘淑妃，唐代的杨贵妃等，遂一起饮酒赋诗；《蒋琛》写太湖、松江等诸水神聚会，与伍子胥、范蠡、屈原、曹娥等历史人物聚会吟诗。
　　这些作品中的诗歌大都关合着人物各自的特征、身份或经历。如《元无有》中衣冠长人诗云：“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黑衣冠短陋人作诗云：“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暗合捣衣杵、灯台的特征，有咏物寓言之意。显然，这些传奇的叙事功能早已被淡化，流传诗歌是其创作的主要目的。
　　其三，在传奇中，诗歌不仅仅只是渲染氛围与意境，还能深化人物个性，推动情节发展。如在《游仙窟》中，设置了十娘、五嫂与“我”之间的多次对话，这些对话大多采用酒令诗的形式。通过绵密细腻的男女诗歌问答，情节得以向前推进发展。诗歌还是人物情感交流、故事情节展开的重要媒介。如《霍小玉传》中，霍小玉“音乐诗书，无不通解”，尤其爱慕李益的诗才。正因为这样一个因缘，才引发出他们之间的爱情悲剧。《柳氏传》的主人公韩翊颇有诗名。柳氏被沙叱利夺走后，他作诗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表达了对柳氏的怀念之情。柳氏回复其诗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则表达了乱世中对飘零命运的怨叹。
　　《李章武传》写李章武与华州王氏相爱后分离，王氏因情而死，冒着阴司的责罚来与李章武相会。其间穿插了两人七首赠答诗，缠绵委婉、凄艳感人。《莺莺传》中，莺莺嫁给了他人，张生想再见她一面。莺莺写诗“谢绝”道：“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表现了莺莺为情所伤的矛盾心理，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之笔。《步非烟》中赵象对非烟一见钟情，以诗赠之。非烟从婉拒到为其所动，再到最后的至死不悔，步步推进，也都通过她的诗作得以表现。可见，诗歌在传奇中不仅承担了塑造人物形象的功能，也是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个性的重要元素。
　　其四，除了诗歌，赋对于唐传奇诗意的创造也颇有影响，这主要体现在重“藻绘”与“文采”两方面。陈师道记载：“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日：‘《传奇》体尔。”’(《后山诗话》)这里所说的“《传奇》体”就是指裴铡《传奇》的语言风格。《传奇》颇事藻绘，时用骈俪对语。如《文箫》：“时文箫亦往观焉，睹一姝，幽兰自芳，美玉不艳，云孤碧落，月淡寒空。”语言华美艳丽，颇具诗意。《柳毅传》中的龙女在野外牧羊，她“鹅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被救回龙宫后，则“俄尔祥风庆云融融怡怡，幢节玲珑，箫韶以随。红妆万千，笑语熙熙。后有一人，自然峨眉，明珰满身，绡觳参差。”《霍小玉传》中，霍小玉临终发誓：“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为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凡此种种，或为骈俪，或为铺叙，或雕绘精工，或一气贯通，句式齐整而格调雅致，具有一种充沛的韵致与诗意之美。
　　以上从唐代科举制度与唐传奇“文备众体”体制的关系，说明了“史才”、“诗笔”对唐传奇创作的重要影响。除此之外，唐代进士试的科场风气对于唐传奇的创作、接受与传播也有重要影响。
　　科举考试是唐代最重大的社会现象之一。围绕科举，形成诸多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每逢科考，各地举子荟集长安，或以个人性情，或以门第等级，或以籍贯郡望，结成不同的交游群体；而应试之前，举子们干谒公卿，游历州郡，托名荐引；进士放榜后，又要拜谢座主，参谒宰臣，宴集聚会；即便是落第者，也会千方百计结交权贵，为下一次科举做准备。考中进士的文人则在不同的地域、州郡做官，因仕途的升降迁转而游历各地，彼此之间书信赠答不绝，往往结成若干交游团体。从客观上来说，所有这些活动会大大拓展科举士子们的行踪，开阔他们的眼界，这对于丰富传奇的题材与手法，交流、传播传奇作品有积极的作用。如沈既济在《任氏传》文末记其创作缘起是：
　　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吾将军裴冀、京兆少尹
　　孙成、户部郎中崔需、右拾遗陆淳，皆适居东南，
　　自秦徂吴，水陆同道。时前拾遗朱放因旅游而
　　随焉。浮颍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
　　异说。众君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济
　　传之，以志异云。
　　白行简在《李娃传》文末谓：“贞元中，予与陇西李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而元稹、李绅、自居易、陈鸿、白行简等人，也常常宴话聚谈、唱和诗文，兴之所至，便撰写传奇吟咏诗歌，彼此相辅相成，蔚为盛举。《莺莺传》、《长恨歌传》、《李娃传》、《崔徽歌》、《长恨歌》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晚唐传奇小说家康骈将自己的传奇集子命名为《剧谈录》，可见当时文人聚谈讨论风气之盛。前文曾述及传奇中多聚会吟咏情节，诗句之繁更是举不胜举，这些其实都是唐代科举风气的时代写照。
　　传奇的作者既然多为进士出身者，那么，科举现象必然也就成为传奇的重要题材之一。从单篇作品来看，沈既济的《枕中记》、李朝威的《柳毅传》、许尧佐的《柳氏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沈亚之的《异梦录》、蒋防的《霍小玉传》等，其男主人公大多都是科举士子，其故事情节与人物刻画的背景也与科举风尚紧密相关。如薛用弱的《集异记·王维》记述了科举士子请托权贵的现象；钟簵的《前定录·陈彦博》记述了士人重进士及第的普遍心态；李复言的《续玄怪录·李岳州》记述了士子科场舞弊的情形；卢肇的《逸史·齐映》记述了科场举子推崇清要美官的景象。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科举制度给传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科场士人假小说叙写科举环境下的现实人生，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则将创奇小说推向了繁荣。
　　进士科是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它虽然打开了寒微士人进身仕途的大门，但是机会依然非常有限。据新旧《唐书》记载，唐代每年参加应试的贡举人数很多，但录取的人数很少，进士不过二三十人，最多也不超过五十人，比例非常小：“进士大抵千人， 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总数当然也就很少：“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王定保《唐摭言》卷2《恚恨》)
　　机会既少，竞争势必激烈，也就会影响到科场文章的风气：“古人取文，其责盖轻，一篇跳出，至死驰名。今人取文，章章贵奇，一句戾意，全卷鲜活。”韩愈有诗云：“又云时俗轻寻常，力求险怪取贵仕。”(《谁氏子》，《全唐诗》卷340)科场这种奇崛险怪的文风，流波所及也影响到了传奇的创作，传奇本来源于志怪，因此，“奇”“怪”“异”也就成了唐传奇极力追求的目标，不少作家甚至以此来命名自己的传奇集、篇名，如戴孚的《广异记》、薛用弱的《集异记》、张荐的《灵怪集》、牛僧孺的《玄怪录》、李伉的《独异志》、沈亚之的《异梦录》《感异记》、王洙的《东阳夜怪录》等等。很多人在集子的序言中阐明了自己征奇话异的缘由与宗旨：
　　建中二年，既济自左拾遗与金吴……浮颍
　　涉淮，方舟沿流，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众君
　　子闻任氏之事，共深叹骇，因请既计传之，以志
　　异云。(沈既济《任氏传》)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靖安里第，语
　　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
　　(元稹《莺莺传》)
　　贞元丁丑岁，陇西李公佐泛潇湘苍梧，偶遇
　　征南从事弘农杨衡，泊舟古岸，淹留佛寺，征异
　　话奇。(李公佐《古岳渎经》)
　　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
　　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钺、天水赵赞、河南宇文鼎
　　会于传舍。宵话征尽，各尽见闻。钺具道其事，
　　公佐为之传。(李公佐《庐江冯媪传》)
　　贞元进士李公者，知盐铁院，闻从事韩准太
　　和初与甥侄语怪，命余纂而录之。(牛僧孺《玄
　　怪录·张老》)
　　馆吏宴客，坐客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
　　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李复言《续玄怪
　　录》)
　　也正为这样的原因，传奇作者们大都刻意求新、自出机杼，大力发挥幻设之奇，表现出丰富甚至奇绝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如《巴邛人》讲巴邛有人在桔园中收到两只大桔，剖开一看，每只桔子中有二老叟在下象棋，一边下棋一边打赌。其中一个老叟赌的是“海龙神第七女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枚、紫绢帔一幅、绛台山霞实散二庾、瀛洲玉称九斛”，真可谓是奇中有奇，怪不胜怪。类似的如王洙之《东阳夜怪录》、牛僧孺之《玄怪录》等，其中的故事奇谲怪诡，无中生有，无一不是精心编造，刻意造奇，籍以显露才藻，突显构想之妙。
　　进士科虽然竞争激烈，可一旦登第便荣耀无比，被认为是士人出仕之华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他们不仅在仕途的升迁中享有优先的权力，还可以免除差役之苦：“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姚合《送喻凫校书归毗陵》，《全唐诗》卷一)可以说，一朝高第，终身闻人。进士出身者以文学显达，社会上崇尚文辞与文士蔚为风尚，这也必然刺激着传奇的创作。中唐以来，传奇作者多为进士出身，很多进士出身的官员进身显宦后，进一步促进了传奇的创作与传播。如牛僧孺任宰相后亲自创作、编辑传奇小说，遂吸引不少人为《玄怪录》写续作。如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薛渔思的《河东记》，牛僧孺外孙张读的《宣室志》，都算是牛作的续写篇章。
　　总之，在唐代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唐传奇形成了“文备众体”的写作体制，在创作中多用史家笔法，间以诗家歌赋，又以科场之华选而特重怪奇之文风，终究成就了一代传奇之大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