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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人的眼中，方舟子有着不同的形象——支持者说他是“斗士”；反对者称他是“流氓”；还有很多看热闹的人，说他是个“活宝”；而专家则称其为一种现象——“方舟子现象”：他的每一次“打假行动”，都能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参与，进而形成一段时间内的舆论焦点。
在历经了由打假者、被打者、参与者和围观者等组成的一场场“混战”之后，人们愈发感到困惑：究竟谁对谁错？这些现象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为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等专家，请他们从法律、社会和传播学三个方面对“方舟子现象”进行深入剖析。
环球人物杂志：怎样看待方舟子参与的一系列论战？
何兵：今年以来，方舟子受到韩寒的指控以及他和罗永浩的互相指责，都进入到了法律程序。有人提出，此前在质疑唐骏文凭的时候，方舟子可以用一条严密的证据链条来加以论证，但他此次质疑韩寒却更多的只是一种逻辑推断，有失严谨。但在我看来，包括韩寒的小说、视频和文章，只要是世界上客观存在且与该事件相关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证据，而方舟子的推断只是在对这些证据进行分析而已。只要他的质疑、推断具有合理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逻辑上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千万不能将质疑的合理性与质疑的正确性混为一谈。
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没弄明白对公众人物质疑的底线在哪里。事实上，对公众人物的质疑限度可以适当宽于对普通人的质疑，但这种质疑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捏造事实，且分析要有可能性。
所以，撇开具体案子不谈，对于名人借助网络公开发言、论战的，我们只要注意三点就可以了：第一，不要捏造事实；第二，分析要有合理性、可能性；第三，措辞不要恶意攻击他人。
张鸣：方舟子此前的一系列打假和论战，所涉及的大多是学术腐败、学历造假、虚假宣传等现象。这些现象为何会出现、社会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对此进行讨论都是有价值的，对整个学风、社会风气的澄清都是有帮助的。但最近的两次，他对韩寒的指控以及与罗永浩的相互指责，开始只是意气之争，后来慢慢将一些不是事的事拿出来互相揭批，还牵涉很多无辜的人，所讨论的东西已经超出了思想讨论的范畴，这对社会毫无价值，只能称之为闹剧。
环球人物杂志：但这两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公众参与度也很高。
张鸣：这很正常，因为这几个人的社会知名度很高。
喻国明：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本。一个人的社会知名度越大、人气越高，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多，能影响到的人群就越大，他们的言论可能激起的社会参与度自然越高。
但是，并非所有事情都值得作为一个公共事件来表达。一些名人喜欢将自己的私事、私人情绪拿到网络上来抱怨，却忽略了自己的“粉丝”可能由此产生的情绪和种种反应。我认为，这种抱怨本身的社会价值很低，对舆论资源也是一种浪费——当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类似事件，势必导致对另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的忽略。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质疑方舟子，说他是自己“病了”，无分寸地“乱咬”。您如何看？
张鸣：我认为病的是这个时代。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方舟子这样的个体存在，一点都不奇怪，打假也不奇怪，但整个社会都变成这样就没有道理了。打假打到这种无厘头的地步，还有很多人跟着起哄，一味推波助澜，渲染打架的氛围，却没有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在这样一场场充满语言暴力、舆论暴力的混战中，非但讨论不出什么结果，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品格越来越下作。
现在，整个社会的戾气都很重，而且缺乏理性思考的氛围。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最根本的“病因”在哪里？
张鸣：在于整个社会环境，尤其是公权力对利益的追求。首先，我们的教育缺乏理性。现行的教育，提倡强制而不提倡讨论，老师说、学生背，课本即便说错了也得照背，因为考试就这样考。从这样的教育模式下走出来的人，每每碰见不理解或不对的事，就会自行压制，将问题累积在心里，碰到一个导火索就会发泄出来。这实际上就培养了整个社会的戾气。其次，媒体包括现在的网络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想要吸引眼球，进而吸引广告，增加创收，却忽略了对社会效益的追求。
环球人物杂志：类似论战，多年前也有过，近几年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喻国明：主要是沟通和参与方式发生了变化。多年前，论战的一方若想让自己的观点被更多人知晓、接受，往往需要借助传统媒介这一介质。但传统媒体在对其观点进行报道、呼应的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约束、把关作用。另外，一些不够重大的话题会被提前筛除，即使一些重要的事件，也可能受到某些制度、决策或媒体自身价值观的影响，难以得到完全体现。
现在，论战双方可以随时通过微博等数字化媒介，将自己的观点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并在短时间内就得到受众的呼应。但约束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媒体自身的放大作用、传播效应，都很容易使人们接受到一些不成熟、不正确的观念。
环球人物杂志：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沉默的大多数”有了发言权，这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喻国明：新媒体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它充分释放了人们的社会表达。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些人也可能将自己的情绪夹杂其中，进而形成舆论暴力。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作出是非判断，需要我们慢慢熟悉，摸清它的运作规律，然后促使它成熟和完善。
张鸣：我们的初衷，是在网络上建立一种理性的讨论氛围，但通过这些所谓“论战”的搅和，人们互相叫骂的情绪反而被煽动起来，社会公共秩序也被打乱。一些“粉丝”缺少独立的思考，只是一味地跟着偶像的声音起哄，这也使得讨论的环境日益恶化。
环球人物杂志：该如何对症下药，改善这种恶化的环境？
张鸣：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改善我们的教育，比如课本，比如教育方式，让每个人都养成辩论、思考的习惯。媒体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媒体应该尽量克制，要宣扬理性，营造一种讨论的氛围。我们的理想状态是：一件事是对是错，都通过辩论、讲理来得出结论，而不是讲不过对方就互相攻击。而方舟子、韩寒和罗永浩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或青年偶像，更应该以身作则，带领大家理性地进行讨论。
编辑：张建魁 肖莹 美编：苑立荣
编审：刘爱成
在历经了由打假者、被打者、参与者和围观者等组成的一场场“混战”之后，人们愈发感到困惑：究竟谁对谁错？这些现象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现实？为此，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等专家，请他们从法律、社会和传播学三个方面对“方舟子现象”进行深入剖析。
环球人物杂志：怎样看待方舟子参与的一系列论战？
何兵：今年以来，方舟子受到韩寒的指控以及他和罗永浩的互相指责，都进入到了法律程序。有人提出，此前在质疑唐骏文凭的时候，方舟子可以用一条严密的证据链条来加以论证，但他此次质疑韩寒却更多的只是一种逻辑推断，有失严谨。但在我看来，包括韩寒的小说、视频和文章，只要是世界上客观存在且与该事件相关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证据，而方舟子的推断只是在对这些证据进行分析而已。只要他的质疑、推断具有合理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逻辑上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千万不能将质疑的合理性与质疑的正确性混为一谈。
人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没弄明白对公众人物质疑的底线在哪里。事实上，对公众人物的质疑限度可以适当宽于对普通人的质疑，但这种质疑也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不能捏造事实，且分析要有可能性。
所以，撇开具体案子不谈，对于名人借助网络公开发言、论战的，我们只要注意三点就可以了：第一，不要捏造事实；第二，分析要有合理性、可能性；第三，措辞不要恶意攻击他人。
张鸣：方舟子此前的一系列打假和论战，所涉及的大多是学术腐败、学历造假、虚假宣传等现象。这些现象为何会出现、社会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对此进行讨论都是有价值的，对整个学风、社会风气的澄清都是有帮助的。但最近的两次，他对韩寒的指控以及与罗永浩的相互指责，开始只是意气之争，后来慢慢将一些不是事的事拿出来互相揭批，还牵涉很多无辜的人，所讨论的东西已经超出了思想讨论的范畴，这对社会毫无价值，只能称之为闹剧。
环球人物杂志：但这两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公众参与度也很高。
张鸣：这很正常，因为这几个人的社会知名度很高。
喻国明：从传播学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本。一个人的社会知名度越大、人气越高，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多，能影响到的人群就越大，他们的言论可能激起的社会参与度自然越高。
但是，并非所有事情都值得作为一个公共事件来表达。一些名人喜欢将自己的私事、私人情绪拿到网络上来抱怨，却忽略了自己的“粉丝”可能由此产生的情绪和种种反应。我认为，这种抱怨本身的社会价值很低，对舆论资源也是一种浪费——当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类似事件，势必导致对另一些更重要的事情的忽略。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质疑方舟子，说他是自己“病了”，无分寸地“乱咬”。您如何看？
张鸣：我认为病的是这个时代。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有方舟子这样的个体存在，一点都不奇怪，打假也不奇怪，但整个社会都变成这样就没有道理了。打假打到这种无厘头的地步，还有很多人跟着起哄，一味推波助澜，渲染打架的氛围，却没有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在这样一场场充满语言暴力、舆论暴力的混战中，非但讨论不出什么结果，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品格越来越下作。
现在，整个社会的戾气都很重，而且缺乏理性思考的氛围。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最根本的“病因”在哪里？
张鸣：在于整个社会环境，尤其是公权力对利益的追求。首先，我们的教育缺乏理性。现行的教育，提倡强制而不提倡讨论，老师说、学生背，课本即便说错了也得照背，因为考试就这样考。从这样的教育模式下走出来的人，每每碰见不理解或不对的事，就会自行压制，将问题累积在心里，碰到一个导火索就会发泄出来。这实际上就培养了整个社会的戾气。其次，媒体包括现在的网络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想要吸引眼球，进而吸引广告，增加创收，却忽略了对社会效益的追求。
环球人物杂志：类似论战，多年前也有过，近几年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喻国明：主要是沟通和参与方式发生了变化。多年前，论战的一方若想让自己的观点被更多人知晓、接受，往往需要借助传统媒介这一介质。但传统媒体在对其观点进行报道、呼应的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约束、把关作用。另外，一些不够重大的话题会被提前筛除，即使一些重要的事件，也可能受到某些制度、决策或媒体自身价值观的影响，难以得到完全体现。
现在，论战双方可以随时通过微博等数字化媒介，将自己的观点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并在短时间内就得到受众的呼应。但约束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媒体自身的放大作用、传播效应，都很容易使人们接受到一些不成熟、不正确的观念。
环球人物杂志：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得“沉默的大多数”有了发言权，这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喻国明：新媒体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它充分释放了人们的社会表达。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些人也可能将自己的情绪夹杂其中，进而形成舆论暴力。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作出是非判断，需要我们慢慢熟悉，摸清它的运作规律，然后促使它成熟和完善。
张鸣：我们的初衷，是在网络上建立一种理性的讨论氛围，但通过这些所谓“论战”的搅和，人们互相叫骂的情绪反而被煽动起来，社会公共秩序也被打乱。一些“粉丝”缺少独立的思考，只是一味地跟着偶像的声音起哄，这也使得讨论的环境日益恶化。
环球人物杂志：该如何对症下药，改善这种恶化的环境？
张鸣：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改善我们的教育，比如课本，比如教育方式，让每个人都养成辩论、思考的习惯。媒体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媒体应该尽量克制，要宣扬理性，营造一种讨论的氛围。我们的理想状态是：一件事是对是错，都通过辩论、讲理来得出结论，而不是讲不过对方就互相攻击。而方舟子、韩寒和罗永浩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或青年偶像，更应该以身作则，带领大家理性地进行讨论。
编辑：张建魁 肖莹 美编：苑立荣
编审：刘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