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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1.对网吧运营进行严格管理,取缔接纳未成年人的“黑网吧”。
2.父母应科学教育和培养孩子,多了解、关爱孩子,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孩子。
3.学校切实推行素质教育,为学生提供更多有益身心健康的娱乐机会,引导孩子们绿色上网、科学用网。
4.尽快指定网瘾治疗的统一标准,对网瘾治疗机构进行资格认证和严格监管。
5.在适当时机推出游戏分级制度。
我的孩子怎么了
2004年12月27日,一名13岁的少年从天津市塘沽区悦海花园小区24层的高楼跳下。这个名叫张潇艺的初二学生被北京军区总医院诊断为:因长期沉溺网络游戏最终导致自杀。他或许是第一个广受媒体关注的患有严重的“网络成瘾综合症”的少年,简称“网瘾少年”。
此后,更为恶性的事件频现报端。2009年2月10日,烟台市一名15岁少年因偷家中钱被发现,用铁锤将奶奶锤死。一年前,在连州市出现过惊人类似的案件。
相比之下,那些穿着纸尿裤在网吧鏖战几天几夜的小伙子们、那些对苦口婆心的妈妈出手相向的“乖乖女”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无论少年沉溺网络的程度轻重,他/她的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一位身处其中的母亲告诉记者,“家里有一个网瘾孩子,就家无宁日了。”令她不解的是,曾经听话好学的儿子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水火不进的恶魔”,无论规劝还是打骂,都没有任何效果。“我想死的心都有了。家里没有网瘾孩子的人根本无法体会这种痛苦。”
在武汉打工一位母亲为了劝说长期沉迷于网吧的儿子,不惜以死相谏。她把儿子从网吧拉到江边说,“如果你再上网,我就跳江。”儿子仍然无动于衷,她一气之下跳进江中。她的儿子竟然视而不见,独自离去。
南京市一位父亲为挽救迷恋网络游戏的儿子,两次割腕自杀。
就在父母们走投无路之时,他们的“救星”出现了。
门派四起 利益之争
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退休教授陶宏开与一位因网瘾辍学的女孩进行了数小时的面谈后,女孩戒除了网瘾,之后考上了重点大学。陶宏开的事迹一经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报道,众多家长为之振奋。当年12月29日,陶宏开成立了专门研究戒除网瘾的“华中师范大学数字教育研究中心”,开始接收网瘾少年。
几乎同时,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陶然宣布发明了用西药治疗网瘾的方法。2008年11月,陶然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出台,将网瘾纳入精神病诊治范畴,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陶宏开曾在电视上与陶然针锋相对,他认为,将网瘾纳入精神病范畴极大地伤害了孩子的心理,网瘾只是一种只是一种非理性表现。任何用药物对网络成瘾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都是对孩子的摧残。
攻击之声更为猛烈的来自社会上众多的戒网瘾学校。因为网络成瘾一旦被列为精神疾病,就意味着网瘾患者只能由设有精神科的医院收治,那么不具备资质的网瘾学校将面临倒闭。
据报道,2005年初,一些网瘾学校的学费便达到6000元/月, 2008年则涨到了10000元。以三个月一疗程计算,一个孩子治疗一次的费用就达到两三万元。有些孩子还接受了反复治疗。
这些学校对外宣称的治愈率总是很高,不明就里又走投无路的父母们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不惜一掷千金。杭州的一个企业家为了治疗女儿的网瘾,先后花了150万元。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在林林总总的网瘾学校里,不论是“一千公里走人生”派,还是“一把戒尺”派,实质都是奉行“高压恐怖政策”。以超负荷的体能训练、严厉的体罚和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对未成年的孩子进行心理震慑和恫吓。很多学校聘请退伍军人当教官,“他们一不懂教育,二不懂心理。”说这话的母亲因不忍儿子在学校遭受非人的待遇,而将儿子接回。
2009年8月1日晚,未满16岁的广西学生邓森山被打死在戒除网瘾的“起航拯救训练营”。网瘾学校的诸多阴暗面开始浮出水面。
之前被媒体和家长们奉为神话的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杨永信,在央视《新闻调查》曝光其用DX-ⅡA型电休克治疗仪治疗网瘾后,接到卫生部叫停“电击治疗网瘾”的通知。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家长们继续把孩子送来的脚步。杨永信的网戒中心更换了“低频脉冲治疗仪”,生意依旧红火。
至今,对于如何认定网瘾、网瘾究竟是不是病,仍没有一致的说法,如何治疗网瘾更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国内的网戒机构就“八仙过海”,拿孩子当起了小白鼠,而暴力戒除网瘾只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家庭因素排首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互联网诞生之地的美国没有中国这样严重的网瘾问题呢?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新西兰人白川(TrentBax)认为,中国这一代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娱乐设施也很稀缺,一些孩子只能在网络中寻找快乐。而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非常强烈,很多让中国父母担心的问题少年在美洲以及欧洲的父母眼里,根本不是问题。有人认为,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很多人夸大了网瘾的严重性。一些正常上网的孩子也被家长送进了戒网瘾机构。
除此之外,家庭因素不可忽视。在《新闻调查》对临沂网戒中心的家长和孩子的随机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网瘾少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家庭问题:一边是忙于工作而忽略孩子、对孩子使用暴力、不尊重孩子的父母,另一边则是孤独空虚、渴望关爱又绝望的孩子。虽然陶宏开和陶然对如何治疗网瘾的观点相左,但在网瘾成因的问题上,都将家庭因素放在了首位。
虽然普通家庭和学校面对网瘾少年常常束手无策,但将网瘾问题归咎于孩子自身,或完全推给应试教育,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治疗网瘾仍没有国家标准进行规范和监管的情况下,盲从于社会上的网瘾学校或机构,迷信所谓“专家”的力量,亦不是科学的方法。
一位已经治愈网瘾的少年小畅坦言,治疗网瘾,拿心换心是最好的办法。他的父亲从打骂他转变到与他交心,才最终挽回了沉溺网络的他。还有人提议,父母应该尝试上网,了解网络上是什么吸引了孩子,才能对症下药。
1.对网吧运营进行严格管理,取缔接纳未成年人的“黑网吧”。
2.父母应科学教育和培养孩子,多了解、关爱孩子,多花一些时间陪伴孩子。
3.学校切实推行素质教育,为学生提供更多有益身心健康的娱乐机会,引导孩子们绿色上网、科学用网。
4.尽快指定网瘾治疗的统一标准,对网瘾治疗机构进行资格认证和严格监管。
5.在适当时机推出游戏分级制度。
我的孩子怎么了
2004年12月27日,一名13岁的少年从天津市塘沽区悦海花园小区24层的高楼跳下。这个名叫张潇艺的初二学生被北京军区总医院诊断为:因长期沉溺网络游戏最终导致自杀。他或许是第一个广受媒体关注的患有严重的“网络成瘾综合症”的少年,简称“网瘾少年”。
此后,更为恶性的事件频现报端。2009年2月10日,烟台市一名15岁少年因偷家中钱被发现,用铁锤将奶奶锤死。一年前,在连州市出现过惊人类似的案件。
相比之下,那些穿着纸尿裤在网吧鏖战几天几夜的小伙子们、那些对苦口婆心的妈妈出手相向的“乖乖女”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无论少年沉溺网络的程度轻重,他/她的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一位身处其中的母亲告诉记者,“家里有一个网瘾孩子,就家无宁日了。”令她不解的是,曾经听话好学的儿子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水火不进的恶魔”,无论规劝还是打骂,都没有任何效果。“我想死的心都有了。家里没有网瘾孩子的人根本无法体会这种痛苦。”
在武汉打工一位母亲为了劝说长期沉迷于网吧的儿子,不惜以死相谏。她把儿子从网吧拉到江边说,“如果你再上网,我就跳江。”儿子仍然无动于衷,她一气之下跳进江中。她的儿子竟然视而不见,独自离去。
南京市一位父亲为挽救迷恋网络游戏的儿子,两次割腕自杀。
就在父母们走投无路之时,他们的“救星”出现了。
门派四起 利益之争
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退休教授陶宏开与一位因网瘾辍学的女孩进行了数小时的面谈后,女孩戒除了网瘾,之后考上了重点大学。陶宏开的事迹一经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主流媒体报道,众多家长为之振奋。当年12月29日,陶宏开成立了专门研究戒除网瘾的“华中师范大学数字教育研究中心”,开始接收网瘾少年。
几乎同时,北京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主任陶然宣布发明了用西药治疗网瘾的方法。2008年11月,陶然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出台,将网瘾纳入精神病诊治范畴,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陶宏开曾在电视上与陶然针锋相对,他认为,将网瘾纳入精神病范畴极大地伤害了孩子的心理,网瘾只是一种只是一种非理性表现。任何用药物对网络成瘾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都是对孩子的摧残。
攻击之声更为猛烈的来自社会上众多的戒网瘾学校。因为网络成瘾一旦被列为精神疾病,就意味着网瘾患者只能由设有精神科的医院收治,那么不具备资质的网瘾学校将面临倒闭。
据报道,2005年初,一些网瘾学校的学费便达到6000元/月, 2008年则涨到了10000元。以三个月一疗程计算,一个孩子治疗一次的费用就达到两三万元。有些孩子还接受了反复治疗。
这些学校对外宣称的治愈率总是很高,不明就里又走投无路的父母们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不惜一掷千金。杭州的一个企业家为了治疗女儿的网瘾,先后花了150万元。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在林林总总的网瘾学校里,不论是“一千公里走人生”派,还是“一把戒尺”派,实质都是奉行“高压恐怖政策”。以超负荷的体能训练、严厉的体罚和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对未成年的孩子进行心理震慑和恫吓。很多学校聘请退伍军人当教官,“他们一不懂教育,二不懂心理。”说这话的母亲因不忍儿子在学校遭受非人的待遇,而将儿子接回。
2009年8月1日晚,未满16岁的广西学生邓森山被打死在戒除网瘾的“起航拯救训练营”。网瘾学校的诸多阴暗面开始浮出水面。
之前被媒体和家长们奉为神话的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杨永信,在央视《新闻调查》曝光其用DX-ⅡA型电休克治疗仪治疗网瘾后,接到卫生部叫停“电击治疗网瘾”的通知。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家长们继续把孩子送来的脚步。杨永信的网戒中心更换了“低频脉冲治疗仪”,生意依旧红火。
至今,对于如何认定网瘾、网瘾究竟是不是病,仍没有一致的说法,如何治疗网瘾更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国内的网戒机构就“八仙过海”,拿孩子当起了小白鼠,而暴力戒除网瘾只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家庭因素排首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互联网诞生之地的美国没有中国这样严重的网瘾问题呢?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新西兰人白川(TrentBax)认为,中国这一代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娱乐设施也很稀缺,一些孩子只能在网络中寻找快乐。而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非常强烈,很多让中国父母担心的问题少年在美洲以及欧洲的父母眼里,根本不是问题。有人认为,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很多人夸大了网瘾的严重性。一些正常上网的孩子也被家长送进了戒网瘾机构。
除此之外,家庭因素不可忽视。在《新闻调查》对临沂网戒中心的家长和孩子的随机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网瘾少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家庭问题:一边是忙于工作而忽略孩子、对孩子使用暴力、不尊重孩子的父母,另一边则是孤独空虚、渴望关爱又绝望的孩子。虽然陶宏开和陶然对如何治疗网瘾的观点相左,但在网瘾成因的问题上,都将家庭因素放在了首位。
虽然普通家庭和学校面对网瘾少年常常束手无策,但将网瘾问题归咎于孩子自身,或完全推给应试教育,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治疗网瘾仍没有国家标准进行规范和监管的情况下,盲从于社会上的网瘾学校或机构,迷信所谓“专家”的力量,亦不是科学的方法。
一位已经治愈网瘾的少年小畅坦言,治疗网瘾,拿心换心是最好的办法。他的父亲从打骂他转变到与他交心,才最终挽回了沉溺网络的他。还有人提议,父母应该尝试上网,了解网络上是什么吸引了孩子,才能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