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纪，是一位老消防局长的名字。
　　在我们消防队伍中，如今年轻的指战员们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名字了，但老一代的消防人还都记得。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消防局长。在任消防局长之前，他是铁道部公安局的局长。后来，他到了公安部。先任十七局局长，后任七局局长。七局，即消防局，他是首任局长。在铁道部公安局任局长时，他曾跟随公安部老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一同担任过毛主席出访苏联时的专列保卫任务，是一位老革命、老公安、老消防。
　　冯纪出生在现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河东村，原名段茂柽，字一虹。家中兄弟四人，他排行第四。他家本是穷人家，父亲以种地和下煤窑养家。虽然家里贫苦，但是其父母还是省吃俭用，尽量供他们兄弟识字读书。他们兄弟也都个个争气，务农的种地有方，读书的成绩优秀。1929年，冯纪考入原河北省立通州师范。因其思想进步，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反帝大同盟”，未及毕业，便被学校除了名。离开学校后，他来到海淀，投靠其在海淀师范学校当老师的三哥段西侠，一边自修学业，一边继续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三哥也是爱国青年、进步教师，不仅支持他，而且共同参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
　　当时，在天津，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曾发生过一次影响全国的马拉松式诉讼。那是一场因争夺土地佃权而发生的斗争，诉讼先后持续了多年，直到天津解放时方尘埃落定。期间，共产党北方地区的党组织曾在彭真同志的主持下领导了这场斗争。在斗争中，冯纪和其三哥段西侠曾接受中共冀东地区党组织的委托和天津地区农民代表的请求，于1934年代笔书写控诉书。天津郊区贺家口等五村的农民代表于宝林等三人慕名来到北平，找到他们兄弟俩，诉说详情。他们兄弟二人亲耳静听了于宝林等人的血泪陈述，义愤填膺，满怀同情之心和愤怒之情，挥笔写出了《天津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小刘庄全体佃农哀告书》。这原本是一份写给最高法院的控诉书，但为什么又称哀告书呢？这是他们兄弟二人经过反复斟酌后所使用的措辞。因为那书中的字字句句都带着哀矜，带着血泪，简直就是受苦人悲哀的呼叫，是被剥削、被压迫到临死关头的佃农们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亿寿堂老板“李善人”非法讹夺佃权一事向全国人民的痛切哀告。
　　哀告书的开头，仅寥寥数语，就把国人的心给抓住了——
　　“全国的同胞们，请你们忍耐些，把这些血点缀成的字句，泪线织就的文词仔细地看它一遍，这是我们首先要恳求诸位的一点。因为这是我们——垂死的弱者之群最后的哀吟和临终的惨叫。我们要将数万血肉狼藉的残骸，陈尸于全国同胞的眼底。假使能于这穷凶恶极、阴毒险狠的大奸慝——亿寿堂“李善人”以制裁，那便是德被九天、恩泽如海了。现在把我们的冤屈哀惘的事实原委报告如次……”
　　那“李善人”何许人也呢？他名为李獠，本是一个青面獠牙之恶名。但他却以善人自居，当然也有人这么称他。殊不知那是加了引号的反意。冯纪兄弟二人原原本本、引经据典，从满清入关，进入中原，“跑马占地”，将广大农民世代经营的土地全归到他们八镶旗下说起。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便有了另外一种称呼，那就是佃农。哪个农民甘心为佃呢？他们当然不满，当然要反抗。那些占有了农民土地，成了新地主的宗室王公们为了缓和被害佃农的愤激情绪，采取了下发永佃权租札（租地的契约）的手段，让佃农们继续耕种，但必须向其纳租。佃农们在八旗的舞动下无可奈何，只好含着满腔的悲苦，虽然不愿，但却还要紧紧地抱着这份租札，视为至宝。因为这是他们的饭碗子、命根子，就连后世子孙的生命都系在这一纸租札上了。这一情形，遍及全国多地，尤其是离皇城较近的华北。河北、天津的农民们更甚。他们就这样负痛忍辱，按期交租，接受着无情的宰割。那些八镶旗们身为贵族，当然是袖手旁观者。为了收租的便利，委托代理人专司收租事项。这种代旗收租的人被称为“揽头”。从清初至清末，再到民国，天津地面的“揽头”先后经历了四姓，最后落到益寿堂李家。他们是封建统治者、地主阶级的代表。那“李善人”接任“揽头”后，常以伪善的面目出现，佃农们最初还以为他是个善良之人，因此而铭谢苍天。谁知道那假面之后，却是一副青面獠牙的狰狞面孔，实为噬人的恶魔，虺蜮为心，豺狼成性，包藏祸心。他自当上“揽头”之时，就开始琢磨着把农民租种的土地“揽”于自己的手中。他处心积虑，日思夜想，天天盘算着诡计，并逐步实施。他舞弄刀笔，玩弄国法，淆乱黑白，并用金钱引诱律师，贿赂法官和权贵衙门，不断地干着伤天害理的事。
　　那时的天津，因海禁大开，多辟通商口岸，所以临海近城处地价激涨。“李善人”便乘机渔利，蓄意谋取农民的佃权。他先以增租为名，要挟佃农放弃佃权，但佃农们群起抗租。加之连年荒旱，兵连祸结，佃农们也实在无力纳增。“李善人”恶行遭败，未能得逞。但他却祸心不死。至民国六年时，因洪水泛滥，津沽水灾惨重，灾黎遍野，有很多佃农耕种无力。“李善人”又披上伪善的外衣，戴上慈悲的面具，以救济灾农之名，发给每户百元的“粪伙钱”，引诱佃农们许下承诺，增加佃租。佃农们当然可以识破他的诡计，不会轻易上当。但无奈灾情之下，生存无力，生活无着。也有被他的谎言蛊惑诱迷者，故有部分人先后领款，签下了增租的字据，立下了纳租的札折。尔后，“李善人”又以此对那些不签增租字据的人施以要挟，声称虽不接受这百元的“粪伙钱”，但也必须增租，以兹统一，强迫佃农屈服。不仅如此，他还继续得寸进尺，施以更加恶毒的阴谋诡计。当佃农们去交租时，竟违悖天理，使用欺骗手段，假装主人不在，让佃农们将租札暂时存放于此，等下次纳租时一并带回。可是到了下次，他们仍故技重施。就这样陆陆续续，将所有佃农的租札骗到了手。佃农们手里没有了租札，也就没有了证据。此时的“李善人”便凶相毕露，将佃农们的土地随意处置。首先纠集人工，将刘魁元等人所种园地铲垫占用，破坏了耕地，使其失去了生存之本，无地可种。致使佃农们无衣无食，流离失所。至民国二十二年，他又通过伪造契约，涂改字句，捏造事实的手段，将增租的字据改为退佃的字样，以欠租为借口解除契约，让大量的佃农失去土地，并如疯犬一般反咬一口，向于宝林等五家佃户提起欠租解约的诉讼。再以金钱为诱饵，一面行贿于律师法官，一面以小惠施于反抗者，分化瓦解团结起来的农民，致使佃农们在金钱与权势的作用下屡遭败诉。至民国二十三年，为迫使佃農交地腾房，他又再次提讼，使无依无靠的贫苦农民陷入漫长的诉讼之中，遭受覆盆之冤。逼迫数万佃农们将累世居住的房屋、累年耕种的土地连同祖坟一并归了“李善人”所有。这灭绝人性的“善人”，就连佃农们几堆枯骨都不肯放过。
　　有剥削、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佃农们为了祖先的灵魂，后世的烟火，绝以劫后残生，团结起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有理、有力的抗争。同时，又跋涉数百里，由津沽转至京城，恳求最高法院以神圣的法律唤回神圣的真理，让正义在最终的幕后出现……
　　那时候，冯纪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其兄，以爱国青年地立场对受苦受难又蒙冤受辱的天津农民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阴毒狠辣的“李善人”以及他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表达了无比的愤恨。用他们飞扬的文采，将一份洋洋万言的哀告书一挥而就。书中在陈述穷苦佃农的苦难冤情时，一言一语，满含阶级的情感，言辞恳切;在揭露“李善人”的阴险残忍时，一字一句，入木三分。同时，还借哀告书向全国同胞发出了团结战斗的号召和正义的呐喊，表达了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决心——我们准备竭最终的急喘，做最后的挣扎，以数万黧黑而破裂的头颅，筑成我们坚强的堡垒，以无数寸断焦枯的心肠，当作团结佃农们意志坚韧的铁索，拿数百斛沸腾着的鲜血，对“李善人”作“背城借一”的尝试……我们的反抗，我们的战期，要延续到最后一颗心，一滴血，一架骷髅的消失为止……我们希望所有廉洁的机关和法团，站在维持正义的立场上来援助我们，渴求所有正直的人们，秉承拥护真理的意志，来同情我们。临死的战士，是需要精神的安慰的……再说救国之道，首须巩固国本。在我们中国的国本，就奠基在最大多数的农民身上。假如农民们都在这深渊火窟里挣扎着，辗转着，那么还说什么救亡图存呢……
　　这简直就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一团燃烧的烈火！
　　该书被带回天津后，抄印了五十份，发往全国各地，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和昭示作用。哀告书发出后不久，冯纪即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往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担任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干事。1935年，冯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