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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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贯通性认识是思想史研究中一个普遍性的认识方法。这些年,有关国学、儒学复兴论大规模铺张,古今直接贯通、甚至古今一体论甚为时兴。下边先罗列一些大论,以彰其要：1.或曰：＂中华民族的复兴要靠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孔子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世世代代传承。＂＂它（儒家）曾是中华民族发育、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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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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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贯通性认识是思想史研究中一个普遍性的认识方法。这些年,有关国学、儒学复兴论大规模铺张,古今直接贯通、甚至古今一体论甚为时兴。下边先罗列一些大论,以彰其要：1.或曰：＂中华民族的复兴要靠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孔子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世世代代传承。＂＂它（儒家）曾是中华民族发育、
其他文献
1934-1938年，南桂馨、钱玄同、郑裕孚等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许多学界名人都曾先后参与其事，成为当时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新近发现的“扬州书信”披露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原始资料，使人们对刘师培《遗书》的编纂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刘文淇祖孙三代相传补续而成的一部书稿，在《左传》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34-1938年，南桂馨等人在为刘师培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过程中，也启动了刊印这部刘氏“镇家之宝”的工作。后因种种原因，不但刊印工作没有成功，而且其事也成为鲜为人知的学术文化出版秘密。通过梳理新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扬州书信”，可以寻觅出其珍贵的印迹，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破解之谜。
首先，我衷心感谢《史学月刊》的领导和同仁盛情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说实在话，在这么多著名学者面前，我是没有话语权的．但既然来了，不说几句就是个态度问题。我是个编辑，就以一个编辑的视角谈谈对《史学月刊》的一些看法。
这部“河南经济通史”共包括《古代河南经济史》（上、下）、（（近代河南经济史》（上、下）、《现代河南经济史》5卷。书中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现今河南省辖区为空间范围．集中古代史与近现代史、历史学与经济学研究力量．古今并重．通专兼济．史论结合．既重视部门经济贯通性研究和省内不同方位的比较分析．
日本政府在1918－1926年的大正中后期一改此前相对冷漠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支持成立“日华学会”，颁布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的系列法案，退还部分庚款建立中国留日学生学费补给制度等。其原因主要来自中国留日学生日益剧烈的反日斗争和欧美各国争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的国际压力，以及本国各界人士要求反省和改进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呼吁与建议。因此，这些政策虽在客观上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方便，但并未改变日本政府通过留日学生培养中日亲善意识和亲日分子以配合侵华扩张政策的主观目的，所以具有明显的功利性、选择性、象征性
面对两千多年以来“孔子作《春秋》”之成说，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钱玄同为首的疑古派力倡“孔子未作《春秋》”说，此说竞在近一个世纪内风靡学术界，至今仍不乏持论者。然而，内置于这一论点形成和推证整个历史过程的深层逻辑，实际上是一种“指向性历史构境”，是由对史料的截断式去取或臆解误读造成的。这种构境已经超出了史学研究“适度的想象”的范围，带有明显的主观蓄意性；欲在理论上加固这一推理逻辑的尝试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王符将历史学看做经验性和思想性的学问，其对象是“前言往行”，其任务是“蓄其德”和“明真”；史学的功用在于增智修德、学习往圣先贤和掌握历史与未来。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精神的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认识主体应该具备正确的态度，应该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客体，典籍是其中介；历史认识方法就是观察；其检验的标准一是理论的即要符合往古圣人的意见，二是实际的即依据历史主体的行为。史学研究法主要是历史辩证研究方法、历史批评研究方法和历史个案研究法。王符史学思想的性质是政治的、民间的。
张良字子房，秦汉之际著名谋士。他曾辅佐汉高祖刘邦“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为西汉王朝的建立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因功被封为留侯，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从黥刑的起源看，黥刑首先是肉刑。《说文》中讲道：“黥，墨刑在面也。”（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5年版）商代就有黥刑，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释干支》中考证认为：“辛”是施行黥刑的刑具。黥刑属于肉刑的一种，是五刑之一（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据《周礼·司刑》记载：“墨罪五百。”对此，郑玄注日：“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肉刑是“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史记·文帝本纪》，中华书局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为中国民众逐步接纳并形成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清末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长达数十年之久。社会公众对西医的认识大体经历了从恐惧、畏疑到信任和推崇的变化,西医的实效性成为征服民众的密钥。民众在与西医的日常接触中慢慢形成了稳固的西医观念,这种观念奠定了西医扎根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基础,并在客观上拓展了西医的生存空间。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也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边缘地区逐渐扩散的特征。而上海民众对于西医的热衷与接受程度最具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