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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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将历史学看做经验性和思想性的学问，其对象是“前言往行”，其任务是“蓄其德”和“明真”；史学的功用在于增智修德、学习往圣先贤和掌握历史与未来。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精神的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认识主体应该具备正确的态度，应该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客体，典籍是其中介；历史认识方法就是观察；其检验的标准一是理论的即要符合往古圣人的意见，二是实际的即依据历史主体的行为。史学研究法主要是历史辩证研究方法、历史批评研究方法和历史个案研究法。王符史学思想的性质是政治的、民间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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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河南南阳47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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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符将历史学看做经验性和思想性的学问，其对象是“前言往行”，其任务是“蓄其德”和“明真”；史学的功用在于增智修德、学习往圣先贤和掌握历史与未来。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民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精神的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认识主体应该具备正确的态度，应该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客体，典籍是其中介；历史认识方法就是观察；其检验的标准一是理论的即要符合往古圣人的意见，二是实际的即依据历史主体的行为。史学研究法主要是历史辩证研究方法、历史批评研究方法和历史个案研究法。王符史学思想的性质是政治的、民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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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诞生50周年之际，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和汉堡亚洲研究院联合择定1999年9月23-25日于汉堡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之回顾与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中国革命真的需要吗”？国内尚未见到对这次会议的报道。这里，根据我的点滴记忆写出来，可以看看那时国际学界对新中国历史的认识。
《史》、《汉》之际史学的发展表现有二：一是思想上正统化观念不断加强，前人已多有论述；二是史学自身的发展更多体现在史家对史书编撰形式的探索上。纪传体体例逐渐“整齐”，起居注著录渐成常例，地方史的撰述得到提倡，学术史、人物专史、杂史、制度史等都以专书的形式出现，“史氏流别，殊途并骛”，史书编撰出现多途发展趋势。
1889年至1947年间，加拿大基督教新教长老宗在卫辉一带借医传教。根据不同时期政局、民情状况及传教士自身特点，他们先后经历了用药品“裹挟”其福音的谨慎发展阶段，边行医边传教、“疗灵”与“疗身”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交叉渗透的“黄金”发展阶段，以及行医与传教貌离神合的深入推进阶段。“疗灵”与“疗身”始终既存冲突又相互渗透。
说明：扬州“青溪旧屋”是清代嘉庆至咸丰年间著名经学家刘文淇故居，也是其曾孙、中国近代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故居。自刘文淇以来，刘氏以学术传家，影响贯通中外。最近，在扬州收藏家巫庆先生家里发现一批民国时期书信，内容涉及刘文淇以下祖孙五代著作的编辑、出版和发行情况，以及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和一些民风民俗等，对了解当时学术和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现将这些书信发表于此，以飨学界。
1934-1938年，南桂馨、钱玄同、郑裕孚等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许多学界名人都曾先后参与其事，成为当时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新近发现的“扬州书信”披露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原始资料，使人们对刘师培《遗书》的编纂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刘文淇祖孙三代相传补续而成的一部书稿，在《左传》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34-1938年，南桂馨等人在为刘师培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过程中，也启动了刊印这部刘氏“镇家之宝”的工作。后因种种原因，不但刊印工作没有成功，而且其事也成为鲜为人知的学术文化出版秘密。通过梳理新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的“扬州书信”，可以寻觅出其珍贵的印迹，同时也留下了一些有待破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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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两千多年以来“孔子作《春秋》”之成说，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钱玄同为首的疑古派力倡“孔子未作《春秋》”说，此说竞在近一个世纪内风靡学术界，至今仍不乏持论者。然而，内置于这一论点形成和推证整个历史过程的深层逻辑，实际上是一种“指向性历史构境”，是由对史料的截断式去取或臆解误读造成的。这种构境已经超出了史学研究“适度的想象”的范围，带有明显的主观蓄意性；欲在理论上加固这一推理逻辑的尝试同样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