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条一眼可以望到头的老街，却有着难以想象的深度，从邈远的岁月深处通向今天的阳光，今人的脚底。只要沿着这条老街走，一个被血与火淬炼出来的历史形象也必然会出现。以天空为背景，那一袭火红色的战袍和火焰般的簪缨，让我感到震撼又不可思议，我来寻找一位“学究天人”的书生，却遭遇了一位“忠贯金石”的战将。
　　这里就是他的故乡，邵武，原名昭武，晋惠帝司马衷为避其祖司马昭之讳，逼得它改了名。这儿原属江西临川郡，后为福建八府之一。一座武夷山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一条富屯溪东连闽江入东海，在倾斜的山河之间，是一座三国东吴筑起的古城，素有铁城之称。我其实不太相信宿命，但我相信一个人的生命来路与他的故乡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在血脉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天地化育的基因。李纲生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就在他出生的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诞生了，这两个未来命运将交织在一起、在他们的上半辈子难解难分的一君一臣，基本上是同龄人。这也注定了，他们将以不同的方式，在同一时空里见证一个王朝走向覆灭的全过程。而在他们降生之际，北宋王朝正如日中天，有史为证：“荆公（王安石）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谁又能想到，一个处于全盛时期的王朝，將在四十多年后覆灭？
　　李纲之父李夔也是那个文治盛世造化的一位国士，他曾以第一名考入太学，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中进士，历任大宗正丞、太常少卿，知邓州、颍州并兼任京西南路安抚使。宋代汲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惨痛教训，废去地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节度使，北宋全境设十五路，安抚使为从二品，这就是他一生仕途的巅峰了。但他还有一段不可忽视的履历，曾任鄜延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此职相当于一个军区司令部的高参或参谋长，可以直接参与指挥和统军。鄜延为路名，治所在延州（今延安），是镇守西夏的边寨，李夔的军事天赋从他在鄜延的战略思维上充分表现出来。他赴任延州还不到一个月，西夏便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围攻延州，李夔制定的“守御方略，使一路得安”，纵你胡马东奔西突，我自壁垒森严。西夏在延州损兵折将，又发兵十余万进攻宋军防守比较薄弱的米脂，就在米脂“诸将将弃城而逃”的危急时刻，李夔裹挟着一身冰雪赶来了，一副铠甲挂满了冰凌，让人望之凛然而心生敬仰。“谁还敢弃城而逃？斩！”他力主先沉住气，按兵不动，在稳定军心、严防以待时，“又张声势”。当西夏大军兵临城下，狂风已把四周的一切吹得奇形怪状，一道被风吹倒的栅栏斜插在城门口，已被半埋在雪堆里。这让西夏军心中窃喜，以为城门可以一推就开。可抬眼一望，在狂风大雪中，城头上旌旗猎猎，宋军将士俨然而从容。那西夏大帅一看这阵势，料知宋军早有戒备，就算没有戒备，这也是一支难以战胜的军队。但他们一路冲风冒寒而来，岂能甘心这样两手空空地退走，还想寻找战机，但在徘徊数日之后一直无缝可钻，乃怏怏而退。李夔的这一战术显然借用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他用得出神入化，也因此而被时人称为小诸葛。
　　李纲从少年时便追随父亲辗转于各地宦途，宋朝是一个以文驭武的王朝，一旦国难当头，那些纸上谈兵的士大夫便一变而为统兵打仗的战将。父亲的军事历练和言传身教，对李纲日后投笔从戎，在北宋王朝的末日把自己打造为以文驭武的一代名将，无疑是一段潜移默化的铺垫。李纲也是一个天生的读书人，其父藏书极多，经史子集，军事典籍，走到哪里搬到哪里，若是丢掉了一件别的什么东西，他父亲满不在乎，若是弄丢了一本书，他父亲就像丢了魂一般。在这一点上，倒是和那个宋徽宗很相似，后来汴京陷落，徽宗被俘时，他听到财宝等被金军掳掠而去也是毫不在乎，一听皇家藏书也被金军抢去，他满脸悲切而仰天长叹数声。看来他也深知，哪怕国破身亡，只要书还在，那人之魂，国族之魂，就还没有丢掉。
　　李纲虽说没有神童之称，却有“书橱”之名，他把父亲那满橱藏书几乎都读进肚子里去了，整个儿把自己读成一个书橱。但他又并非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潇洒倜傥的才俊，据《李纲行状》描述，他“把酒赋诗，谈笑酬唱，动盈卷袖；每有奏议下笔千言，一挥而就”。
　　历史的叙述需要验证。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二十二岁的李纲以第一名考入太学，后来他的胞弟李经也于宣和二年（1120年）以第一名考入太学。四十年间，父子三人均夺得了全国“高考状元”，不说绝无仅有，却也屈指可数。李纲还曾赋诗一首《闻七弟叔易登科》：“吾家世儒业，教子惟一经。迩来四十载，父子三成名。”不过，在真正的大比中李纲就没有这么骄傲了，他几经科场，直到年届而立，他才于政和二年（1112年）登上进士榜，别说第一，连甲榜也未上，仅中乙科。而在天子御试时，他与徽宗皇帝有了第一次交集。此时，北宋王朝的历史已进入倒计时，离覆灭还有十五年，而当时主宰天下者，是两个必将被打入历史另册的人物，一个是宋徽宗，一个是蔡京，一个昏君之昏聩加上一代奸相之阴险，如阴霾一般笼罩了一个王朝，让北宋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这已是历史定论，但从宋徽宗对李纲“顾问再三”的历史细节看，这个宋徽宗似乎又不是一个昏君。
　　李纲这次君前奏对到底谈了些什么知之不详，结果是，他的回答让徽宗皇帝龙颜大悦，特旨将他从乙科进士擢升甲科，像他这种“天子亲擢门生”，比考上甲科进士还要荣幸之至，在仕途上也提拔得更快。李纲中进士后的第三个年头，便擢升为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虽说只是个七品官，但权力非同一般，监察御史可由皇帝赋予直接审判行政官员之权力，而殿中侍御史就更了不得了，这已是天子身边的御史，也可谓是天子监察朝廷高官的耳目，“掌纠弹百官朝会失仪事”。在御史任上，李纲和皇上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一次，他因事得到宋徽宗的召见，恰好他父亲也在君前奏对。这一对父子“同日造朝”，又让徽宗龙颜大悦，“卿父子同日造朝，缙绅荣事！”这还真是一件既荣幸之至又可遇不可求的事情，父子俩一起在君前奏对，纵谈国事，却如同一家人在谈论家事，可见徽宗对李纲父子的器重和恩宠眷顾之深。如此看来，宋徽宗还真不是史上所说的一味重用蔡京、王黼、童贯、高俅、李邦彦等声名狼藉的奸臣，若按史上的说法，凡被他所重用的，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他们也没有干一件好事。但至少，李纲父子也“深见器重”啊。 　　所谓昏君奸臣，忠臣良将，不到历史的关键时刻是难以看清的，每一个不世出的人物，又总与时势有关。历史仿佛在宿命中进行，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一场来自金国的突袭，裹挟着黑沉沉的老北风一路呼啸南下，在突入一望无垠的华北平原后，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愈加兴奋，他们感到进攻一个中原农耕民族是如此的轻松和舒畅。当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二太子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的东路军在北宋叛将郭药师的引导下，一路上跃马扬鞭，长驱直入，北宋帝国的那座如海市蜃楼般的帝都，已逼真地出现在他们的套马圈内。
　　当急报传至宋宫时，夜深人静，皓月当空，那徽宗皇帝还在那金碧辉煌的寝宫里做梦呢，他梦见了无数奇花异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满天下搜罗奇花异石，经大运河络绎不绝地运往京师，十船一组，称作一纲，这便是花石纲的由来了。说来，这也是一个艺术家的高雅情趣，这位“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的天子，观其书，如“屈铁断金”，而其画更胜于书，尤其是那笔下的奇花异石，以体物入微而栩栩如生，以精细逼真而令人叫绝，连那些外国艺术家对宋徽宗的写实技巧也惊叹不已，称之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魔术般的诱惑力”。或许艺术对于政治就是一种魔术吧，又或许那在北方奇迹般崛起的金国在大宋帝国看来也是一种魔术吧。而眼下，这着了魔一般的徽宗皇帝也该醒醒了。他睡眼惺忪地接过急报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就昏了，一头栽倒在龙床脚下。当他在千呼万唤中苏醒过来，这一次好像是真的清醒了，在悲呼几声后，便做出了一连串反应，一是下令取消劳民伤财的花石纲；二是下《罪己诏》，向天下人做检讨；三是“召天下勤王之师”拱卫京师；四是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坐镇京师，抚军监国。这一系列的反应至少也表明他还真不是一个昏君，他只是一个错位君主，如元人脱脱所谓：“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一封急报让一个天子急昏了头，也引得宋廷上下一片慌乱，而李纲却在冷静思考如何用兵的战略。此时，他还只是一个太常少卿，按说，一个朝廷怎么也轮不到一个四品文官来进行战略思考啊，那些宰执大臣呢？那些太尉、枢密使、兵部尚书呢？他们也在慌慌张张献策，有的提议“南狩避敌”，有人建议割地求和，却没有一个挺身而出站出来以死捍敌者。每当一个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必将有不世出的人物横空出世。所谓横空出世，需要长久地积蓄势能。所谓历史，一切都是顺序，到了这关头，似乎已经轮到李纲来扮演一个历史的主角了，他不但表明了“以死捍敌”的决绝，还拿出了很具体的战略。但宋徽宗和一班宰执大臣此时还哪管你什么战略不战略，一个个只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李纲看到了宋徽宗的软弱，这样一个皇帝是不可能坐镇京师的，为了让天下人有一个抵御外侵的主心骨，他脑子里竟然冒出了一个极端危险的念头。他刺臂血，上血书：“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
　　看看，一个臣子竟然逼天子提前交出帝位，这是谋逆之大罪，也是北宋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李纲这一步棋也走得太险了，宋徽宗虽说没有统御三军抵抗金军的勇气和能力，但杀掉一个太常少卿却如同捏死一只蚂蚁，而谋逆之罪可以满门抄斩。历史上，越是那些亡国之君，越是表现出最后的疯狂，但宋徽宗还真不像历史描述的那样昏聩，他没有断然指斥李纲谋逆，他甚或在理智上还能清醒地意识到，李纲如此冒险，其实也是一种忠诚，是为赵宋的江山社稷着想。接下来的事实也验证了我的猜测，宋徽宗虽说对退下皇位心有不甘，谁又甘心从那君临天下的龙椅上退下来呢？而此时徽宗才四十三岁，春秋鼎盛，少说也能再当二十幾年皇帝，但他内心里经历了一番挣扎，最终还是把帝位禅让给太子赵桓，由此成了北宋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太上皇。赵桓于当年十二月即位，是为钦宗。他是徽宗长子，即位时已二十五岁，北宋若有中兴的可能，他这样的年岁也正当中兴之年。对于这个太子，李纲至少一开始还是特别看好的：“东宫（太子）恭俭之德闻于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可惜的是，这一次李纲看走眼了，这位北宋的第九个皇帝，必将成为一个末代皇帝，他在位仅一年零两个月，就和太上皇赵佶一起沦为了金人的俘虏。从在位时间看，他是北宋最短命的皇帝，而他这一年零两个月的帝王生涯，既是李纲把他提前推上去的，也是李纲为他赢得的时间，也可谓是李纲为一个王朝延续的寿命。

二

　　一条老街在一座铁城里延伸，这条路据说是李纲小时候走过的，后来他走得离故乡越来越远了，但还要回来拜祭供奉在宗祠的先祖。如今这条路以李纲之名命名——李纲路，哪怕街上的青石板变成了沥青，那重檐歇山顶的屋宇变成了钢筋混凝土建筑，但我依然能嗅到一个王朝末世的气息。只因这熙熙攘攘的街市中，还有一个经世不灭的灵魂在这里往复萦回。我知道这座铁城并非北宋的汴京，但我感觉到了这两座在时空中远隔千里、远隔千年的城池在岁月深处发生的灵魂的呼应，那一种气场贯穿了时空。当我又一次凝视着那个被血与火淬炼出来的历史形象，在我与他对视的一瞬间，他那孤绝的眼神让我猛地觉悟了，一个王朝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历史，只能以极端的方式让一介书生把自己的能量施展到极限。
　　那个极限从一个民族最耻辱的年号开始，宋钦宗即位后，随即改年号为靖康。靖康之乱，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还有哪一个年号充满了如此极端的意义？
　　靖康元年正月初，眼看金军逼近了黄河北岸，当急报传到宫中，还是大年初三，太上皇徽宗旋即于当天半夜出逃。而此时，宋钦宗在金军攻城的呐喊声与马嘶中也吓得魂不附体了，一心只想把汴京这个烂摊子扔给李纲，赶紧步太上皇南逃的后尘，于是，“有旨以纲为东京留守”。而在此前，李纲已任兵部侍郎。一位决然“以死捍敌”的儒将，对留守东京自是义不容辞，但他一见钦宗那没出息的样子，就在心中悲叹，天要灭宋啊，这样一个天子又怎么能守宗社、保天下啊？不过，这个钦宗还真是不能走，尽管他对于东京防御战没有实际意义，却又有一个谁也无法替代的意义，他是天子，只要他还在这座京城里待着，就让军民有一个主心骨和凝聚力，若军民得知天子已经逃走，必将引发军心民心动摇。为此，李纲只能苦苦相劝，在这关头，皇上绝不可“南狩避敌”。而此时，那些近臣早已把偕天子出逃的车马行李都准备好了，又有内侍急急赶来奏报：“中宫（皇后）已经上路了！”钦宗急得一撅龙臀就离开了龙椅，“朕不能留矣！” 　　李纲一下跪在天子跟前，一个大臣只能以长跪的姿态拦阻一个逃跑的天子。若是换了别人，钦宗只怕要用脚踢他了，但这个跪在他跟前的人，他还真是不能踢，他能提前登基就是这个人把他推上来的啊。他低头看着一个和他父亲差不多年纪的大臣，那在北风中一颤一颤的花白脑袋，让他莫名地一阵伤感，他的身体下意识地颤动了一下，走，又不忍，留，又不敢。一君一臣，就这样在寒风中僵持着，而李纲要把一个皇帝拦下来，比把一个太子推上皇位还难，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劝导他，而最好的劝导就是要汲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譬如说遭逢安史之乱的唐明皇，“闻潼关失守，即时幸蜀，宗庙朝廷毁于贼手，……今四方之兵不日云集，陛下奈何轻举以蹈明皇之覆辙乎？”这教训对钦宗有多大的触动就难说了，但钦宗一听“今四方之兵不日云集”，多少又打起了一点精神，若有这么多援军赶来拱卫京师，汴京应该不会这么快就陷落吧？那就暂且留下吧。他无可奈何地说：“朕今为卿留。治兵御敌之事，专责之卿，勿令有疏虞！”
　　你听听，这是什么话啊，“朕今为卿留”，一位大宋天子，不为江山社稷而留，却是为李纲而留下的，他好像是给了李纲一个人情，李纲真是哭笑不得。但不管怎样，一个皇帝暂且留下来了，李纲也立下军令状：“以死捍敌”，人在城在，以待援军。但他难免还是有些担心，只怕这个钦宗皇帝又会在白时中、李邦彦等人的怂恿下再次出逃。果不其然，没有几天，宋钦宗“复决意南狩”，李纲闻讯从前线赶来时，那御驾已在禁卫擐甲的保护下启程了，李纲飞奔向前拦住禁军，大呼一声：“尔等愿守宗社乎？愿从幸乎？”这是一句气壮山河的疾呼，也是一句犯上作乱的危言，“你们是愿意保家卫国，还是愿跟着皇帝一起逃跑？”就凭这样一句话，一下就把忠臣和国士的意义区别开了。在李纲心目中，江山社稷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一个皇帝，而这正是国士的本质。那些禁卫军也不愿意跟着一个弃一城百姓而不顾的皇帝逃亡，他们如同山呼海啸般地响应一个国士的召唤：“愿死守！死守！死守！”
　　面对禁军闪烁逼人的目光，还有那席卷而来的强大声浪，一个天子忽然有些心虚，宋钦宗自然也听说过“马嵬之变”，一旦发生禁军哗变，他的下场可能比唐明皇还悲惨。在惊出了一身冷汗后，他不得不下令停止南逃，历史记上了这样一笔：“上感悟，遂命辍行。”这正是李纲想要的圣旨，他立刻假天子之名传旨朝廷，对那些偕天子出逃的朝臣们发出逼人的警告：“敢复有言去者斩！”
　　你一个东京留守、兵部侍郎如此嚣张，这让位至国公的白时中怎么想？別人被李纲那气势吓住了，他却用一双老眼阴沉地看着李纲说：“城不可守！”
　　李纲直视着他，那目光和回答一样凛然逼人：“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今日之计，当整饬军马，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
　　这话又给战战兢兢的钦宗暂时壮了一下胆，“乃以纲为尚书右丞”，以尚书右丞任亲征行营使，又“命纲为亲征行营使，以便宜从事”。尚书右丞实为副相，而钦宗命他“以便宜从事”，这个权力就更大了，李纲实际上已经处于宰执大臣的地位。所谓乱世出英雄或时势造英雄，又一次被李纲所验证，他在短短数月间，就从一个四品太常少卿超升为宰执大臣，全权负责帝国首都的防御，这在和平年代是绝不可能的。李纲不在乎官位，但他确实需要实权，一个王朝已把首都的防御交给他了，他必须有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调动起来，一声令下，赴汤蹈火，只要汴京能够坚守住，一个王朝就不会覆没，北宋也就不会变成南宋。这几乎是一个王朝对一个士人以命相托，而李纲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王朝的托命之人。
　　当我朝岁月深处又一次凝视时，一个以文驭武的主帅在漫天飞卷的雪花中昂然登上汴京城头，那被风鼓起的战袍突然涨满了力量。此时，城内城外，整个世界，皆已被大雪所覆盖，在这白茫茫的天地间，设若没有那一袭火红色战袍和火焰般的簪缨，你都会怀疑那一切是不是真实地发生过。就在那风雪肆虐的日日夜夜里，在金军嗖嗖射来的箭雨中，李纲率京师军民一边抗击金军，一边搬砖垒石，里三层外三层地加固城防，又里三层外三层地进行防御部署，那砖石被血液浇灌和浸透，一半是砖石，一半是血肉。这是有宋以来在汴京筑起的最坚固的防线，把一座处于黄河“豆腐腰”上的汴京打造成了一座铁城。也只有这样的铁城，加上众志成城的军民，才能对付金军飞扬跋扈的铁骑，那些长驱直入的金军战马只能扬起铁蹄冲着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城墙疯狂嘶鸣。哪里的战斗最激烈，形势最危急，那一袭火红色战袍和火焰般的簪缨就会出现在哪里。在李纲镇定自若的指挥下，哪怕金军发起再猛烈的攻势，宋军也能沉住气，定住神，直等到金军进入射程之内，那早已剑拔弩张的城头顷刻间万箭齐发。尽管当时还处于冷兵器时代，但据《武经总要》载，在北宋初年就出现了火药鞭箭、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等多种火药兵器，并开始装备军队，这对于攻城的金兵是极具杀伤力的。在这场京师保卫战中，宋金两军从正月初一直鏖战到正月下旬，在金军六万多兵马的围攻下，宋军虽说没有打退金军，但一座被金军重重围困的京师没有丧失一寸土地，而且从一开始极为被动的局势渐渐转为掌握了主动权。
　　随着形势逐渐好转，李纲又因势而谋，做出战略调整：“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其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他这战略已不仅仅是防御京师，而是运筹如何主动出击，收复汴京以北被金军占领的“畿北诸邑”。是时，随着宋金两军对峙日久，金军对汴京久攻不下，完颜宗望（斡离不）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李纲抓住战机，招募了一批身手矫健的勇士组成敢死队，在夜幕掩护下，从城头上用绳子吊下去向敌阵发起突袭战，一连斩杀了数千金兵和十几名敌酋。而就在宋军连连得手之际，宋军二十万勤王兵马已经赶赴汴京城外，而金兵不过六万，此时宋军已占有绝对优势。完颜宗望一看这阵势，还哪有心思恋战，但他又实在不甘心就这么灰溜溜地溜走，转而又给宋朝那些主和派朝臣施以“和议”之计，想把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得到。他这莫不是做梦吧？然而，他这梦还真是做成了。 　　自金兵南侵以来，宋廷一直笼罩在金军不可战胜的愁云惨淡中，从宋钦宗到那些把持朝政的大臣们，一个个畏敌如虎，一心只想割地求和。可金军在战场上得势之时，嚣张得不可一世，人家眼看就要杀入你的京师、干掉你的老帅了，想和？没门！而眼下，金军却如迷魂药一般地放出了“和议”的风声，这正是宋廷寤寐思之又求之不得的啊，哪怕是割地赔款，俯首称臣，总比被金军逼得“南狩避敌”好啊。李纲又何尝不想议和，战争为一时之急，和平乃长久之计，但那要看怎么和，他最担心的就是金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利益反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了，这个赴金营谈判的使臣至关重要，必须不辱使命。他随即奏请钦宗，自告奋勇赴金营谈判。这又是那些主和派大臣最担心的，他们既不懂军事，又没有“以死捍敌”的勇气，却又对李纲在京师保卫战中立下的战功嫉妒得要命。如果再派李纲赴金营谈判，那战功与议和之功还不让李纲一人给独占了？到头来，他们战无寸功，“和”不关己，如此一来，他们现在把持的这个朝廷，必将为李纲和那些主战派大臣取而代之，这是他们绝不甘心的。而更让他们担心的还是，像李纲这种强硬的主战派，搞不好就会把一个和议的大好形势给断送了，让煮熟的鸭子又飞了，而金人一发威，这朝廷又将危如累卵。结果是，在他们的摇唇鼓舌之下，那个原本就一心求和的钦宗皇帝，竟然派了蔡京的一个心腹李棁去同金人议和。李纲深知此人胆小如鼠，赶紧入谏：“国家安危，在此一举。臣恐李棁怯懦，转误国事，不若臣代一行。”钦宗不许。
　　对于李棁赴金营议和的那一段历史，读来几如小说家言，描述得活灵活现：“李棁入金营，但见斡离不南面坐着，两旁站列兵士，都带杀气，不觉胆战心惊，慌忙再拜帐下，膝行而前。……斡离不厉声道：‘汝家京城，旦夕可破，我为少帝情面，欲存赵氏宗社，停兵不攻。汝须知我大恩，速自改悔，遵我条约数款，我方退兵，否则立即屠城，毋贻后悔！’说毕，即取出一纸，掷付李棁道：‘这便是议和约款，你取去罢！’棁吓得冷汗直流，接纸一观，也不辨是何语，只是诺诺连声，捧纸而出。斡离不又遣萧三宝奴、耶律中、王汭三人，与李棁入城，候取复旨。”又看那条约数款，“索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缎各一万端，牛马各一万匹；尊金主为伯父；归燕云之人；割太原、中山、河间地归金；以亲王、宰相为质。”那李棁一旦还朝，却将这条约如获至宝一般捧奏钦宗，只要在这条约上签字，金军立马就撤兵北返，那金使萧三宝奴等三人就在一边等着呢。可这样的条约能答应吗？几位宰执大臣却只要一个结果，只要金人撤兵，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这几乎就是无条件投降啊。若说这些主和派就是投降派，其实一点也不冤。李纲几乎拍案而起了，只是当着皇帝的面，他才使劲压抑住了一股从胸膛里冲出来的怒吼声，沉声道（大意）：“金人勒索这么多金银，就算倾尽全国之力也不够，这不等于把一个国家给出卖了吗？就算一座都城被金人占领了，也不至于签这样的条约，把整个国家都出卖了啊！”于此又可见，若说这些主和派是卖国贼，其实一点也不冤。而宋钦宗不怕他发火，就怕他算账，一个把账算得太清楚了的人也是最可怕的人。所谓江山，所谓历史，最好是一笔糊涂账。
　　那是北宋历史上签订的第一个屈辱条约，钦宗和那些主和派大臣们却一个个弹冠相庆，他们觉得金人还挺守信用，一经签约，完颜宗望便撤走了围困汴京的兵马。李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宋军将士打造出来的、一个以战逼和的绝好局面，一转眼就一纸条约白白断送了，宋军没有被金军打败，却被自家人打得一败涂地。而为了满足欲壑难填的金国，朝廷只能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金军虽说暂时从汴京北撤，但也没有走远，就驻扎在黄河北岸的封丘一带，与汴京隔河相望，继续在大河上下攻城劫地，烧杀掳抢。李纲痛心疾首，连上奏章：“金人既贪婪无比，又凶残无理，对其非用兵不可！”他根据自己在东京保卫战中积累的实战经验，还有他父亲当年与西夏大军交锋的战略，做出了冷静的分析：必须先正视金军的优势，其优势主要是利用骑兵千里奔袭，纵横劫掠，宋军若在旷野上与金军遭遇，金军顷刻间如风卷残云一般，这也是宋军难以抵御金军攻势的主要原因。但有优势必有劣势，金军之长驱直入往往也是孤军深入，越是深入战线越长，后勤补给远远跟不上，只能速战速决，难以打持久战。因而，宋军没必要和他们拼一时的气力，只需加固各地重镇，严防死守，以一座座森严壁垒对付金军的长驱直入，金军攻城则如“虎豹自投栅栏”。即便金军一鼓作气攻克一座城池乃至连续攻克多座城池，以大宋疆域之辽阔，金军也会再而衰，三而竭。——即便用现代战略眼光看，李纲的战略思维也是对的，完全可以在全国各路重镇推广。然而，一个没有主见的宋钦宗，加上那样一帮把持了朝政的主和派朝臣，李纲即便有第一等的战略，却也英雄无用武之地。
　　一个没有主见的皇帝，其性格特征除了软弱，优柔寡断，还有反复无常、搖摆不定。宋钦宗一会儿向主和派那边摇摆，一会儿又向主战派这边摇摆，而他对李纲这种冷峻的、对战略形势非常清醒的主战派大臣又充满了猜忌，试图利用各种力量来牵制他。而让李纲猝不及防的是，宋钦宗竟然从一个极端摇摆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竟然决定对金军发起了“劫寨之战”，无论是那些主和派，还是以李纲为代表的主战派，对他这一招都没有想到。说到这一招，又得说到一个人，姚平仲。据陆游《渭南文集》载，姚家世代为西陲大将，姚平仲十八岁时便投身于西部战场，在与西夏军队的战斗中以骁勇剽悍著称，被关中豪杰呼为“小太尉”。宋钦宗还是太子时就久闻“小太尉”的大名，而在京师解围后，钦宗皇帝依然惶惶不可终日，一心想用什么绝招把那隔河相望的金军营寨给拔掉，那可真是眼中钉啊。为此，他特意召见了姚平仲，问他有何拔寨破敌的绝招，姚平仲还真是说出了一个绝招，只需由壮士组成一支敢死队，他就可以率敢死队发起“劫寨之战”，让金军防不胜防，日夜遭到骚扰，必然就会撤走。他甚至还夸下海口，一旦瞅准了机会，他可以直插金军大帅行辕，一举生擒完颜宗望献给钦宗。对如此大言，钦宗虽说将信将疑，却也跃跃欲试，随即便命姚平仲率领一万步骑偷渡黄河，夜袭金军营寨，他接连攻破金军两座营寨，但两座营寨都是空荡荡的，金军在他们攻入营寨之前便撤走了。这就怪了，如此绝密的行动，只有钦宗本人和身边的近臣才知道，金军怎么预先就得到了消息？可见在宋廷内部暗藏有金军奸细也绝非妄言。 　　李纲一开始也不知道姚平仲“劫寨之战”的冒险计划，直到翌日清晨时，一直等着“小太尉”捷报的钦宗皇帝才感到大事不妙，姚平仲和那一万兵马很可能遭遇不测了。他倒不是觉得那“小太尉”和一万兵马有多么可惜，而是感到非常可怕，若此次偷袭被金人抓住了把柄，金人肯定要来兴师问罪，对汴京再次发起猛攻。钦宗皇帝越想越恐怖，赶紧传旨李纲，命他立马驰援姚平仲，无论如何也要把姚平仲救出来，若是他被金军俘虏了，那就成为一个活把柄。李纲也感到姚平仲的处境非常危险，旋即率军赶往封丘，在封丘城门外的幕天坡与金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李纲亲挽神臂弓，率将士与金军激战，在打退了金兵后他们没有追击，他感到金军有埋伏，而他的主要目标还是想要营救姚平仲。在黄河滩的一片沼泽地，他们看见了在烂泥里躺著一具具尸体，还有那从烂泥里伸出的一条条粗壮的胳膊，有的是被马刀齐刷刷地砍断的。李纲一看就知道，一心想要偷袭金军的姚平仲反而中了金军的埋伏，全军覆没了。但姚平仲没死，据说他在全军覆灭后骑着一匹青黑色的骡子逃跑了，从此不知所终，直到数十年后才被陆游偶然发现，据他描述，当年那个“小太尉”已经八十多岁了，长着一脸紫红色的胡须，飘拂在胸前。在陆游看来，他差不多是半个神仙了。
　　一次充满了冒险主义色彩又急于求成的“劫寨之战”，就这样收场了。但这事儿还没完，金人果然来兴师问罪了，若不交出夜袭金营的元凶，他们将血洗汴京。这幕后的元凶就是宋钦宗，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那个“小太尉”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金人没抓到活把柄，这让钦宗皇帝可以抵赖，说他压根就不知道，但总得找到一个罪魁祸首给金人有个交代啊，这个不用钦宗皇帝伤脑筋，那个“浪子宰相”李邦彦连想都不用想，就嫁祸于李纲：“派兵袭击是李纲、姚平仲所为，绝对不是朝廷的意思。”有了这么一个替罪羊，既为皇上了了难，又给金人一个交代，还可以将李纲罢职，这可真是一箭三雕啊，你说这个李邦彦怎么就有这么高的智商和情商呢，他不当宰相，谁当宰相？
　　只是，无疑你智商情商有多高，你要知道那芸芸众生也不傻。李纲遭罢，他自己没有任何辩解，但旋即引发了北宋历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学潮——“靖康学潮”。这次学潮的领袖陈东，早已对李邦彦、白时中等“社稷之贼”恨得咬牙切齿，几乎把拯救江山社稷的唯一希望都寄托在“社稷之臣”李纲身上。一听李纲遭罢，陈东感到支撑江山社稷的最后一根顶梁柱被抽空了，大厦将倾，天要塌了！他于二月初五带领数百名太学生拥到皇宫的宣德门外，伏阙上书：“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若听其言，斥纲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彦等执议割地，盖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则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间以北之后，邦彦等能使金人不复败盟乎？一进一退，在纲为甚轻，朝廷为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复纲旧职，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师道以阃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请遍问诸国人，必皆曰纲可用，邦彦等可斥也。用舍之际，可不审诸！”
　　除了太学生，京师士民也纷纷拥向请愿队伍，一时间云集了数万人，这么多人会聚在一起，顷刻间就转化为另一种更强大的生命形式，他们就像堵在峡谷里的黄河，在绝望中只能以狂暴的方式冲开一条出路，汹涌，嘶吼，咆哮，大地在颤抖，太阳在颤抖，一座宣德门连同一座皇宫几乎被狂猛的巨浪淹没了。黄河就是这样决口的，多少王朝就是这样覆灭的。那个“浪子宰相”李邦彦，还想出来看看这风浪，一说他正好从宫里退朝出来，一说他是奉钦宗之命来劝退请愿者，但他刚一冒头，就被请愿者认了出来，纷纷指着他的鼻梁骨痛骂，那四处喷溅的唾沫星子都快把他淹死了。有人揪下了他的花翎顶戴，任千人踏，万人踩，有人撕烂了他的一品官袍，还有那从四面八方伸来的手，恨不得把这个奸相给撕碎了。李邦彦吓得用双手抱着脑袋，撅着屁股逃向宫里，那瓦片、石头还劈头盖脸地一路追着砸向他。
　　此时，那躲在大殿里偷窥的宋钦宗早已吓得浑身筛糠般地发抖了，他终于知道了，这世间除了金人，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力量。他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了太学生的请愿，将李纲官复原职，又罢黜贬逐了一帮奸臣。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怎能容忍自己的臣民对他这个君主的权威和最高权力发起挑战，而李纲无论是此前在禁军面前的一呼百应，还是在这次太学生请愿中的众望所归，更让他直接感到了一个大臣对皇权的威胁。史载，“自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钦宗皇帝对李纲“颇忌之”。事实上，陈东一直到后来被宋高宗处死也未与李纲有一面之交，他率太学生请愿事实上帮了李纲的倒忙。没过多久，宋钦宗便找到了一个再次罢黜李纲的借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一句“大臣专权”，就是必须罢黜李纲的根本原因和必然结果，自宋太祖缔造宋朝以来，无论到了什么时候，这个王朝最警惕的就是武将干政和大臣专权。
　　靖康元年（1126年）五月，一个临危受命的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在一个王朝的危机暂时解除后被解除了职务。当年九月，李纲又被加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等罪名一贬再贬，越贬越远。宋钦宗一辈子再也不想看到他了，最后把他贬到了远在西南绝域的临江（今云南）。李纲如同那个被楚怀王贬出了郢都的三闾大夫，一步三回头，充满眷恋与惆怅地回望着他一直坚守的帝都，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这是他对故国首都的最后一次深情回望。当李纲被贬逐出汴京的消息一阵风似的传到金国，金人却没有当成一阵风，他们感觉这是天助大金，灭宋之日终于来临！金太宗完颜晟随即派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挥师南征。据《金史》载：“宗翰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古名将之风。”宋朝那个“内能谋国，外能谋敌”的人已去矣，满朝文武一心只想谋和，这简直是开玩笑，一座汴京已唾手可得，那金人又不是白痴，谁还跟你白费口舌？而此次金军南犯又来得实在是迅猛，一下就截断了徽钦二帝“南狩避敌”后路，摆出了关门打狗的阵势。宋钦宗眼看和不能和，逃不能逃，唯有一战耳！他望着满朝文武，谁能“以死捍敌”？还真有，兵部尚书孙傅发现了一个神人，有个叫郭京的尤卫小卒身怀佛道二教之法术，他可以施展道门六甲法和佛教毗沙门天王法，只需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布阵，既可大破金军，生擒金将。他说得神乎其神，钦宗听得将信将疑，但对于一个遭受灭顶之灾的皇帝，这也是他拼命想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啊。 　　于是乎，宋朝军事史上最荒诞的一幕就这样上演了，一支穿着法衣、带着法器的六甲神兵，打着绘有天王像的大旗，用悬索从汴京宣武门城头从天而降，那些金兵猛一看还真以为是天降神兵，下意识地后退了。可这些神兵却没有发起进攻，却在城门口又蹦又跳，又喊又唱，咿咿呀呀，呜呜哇哇，那夸张而又滑稽的姿态惹得金兵爆发出一片哄笑，又策马挥刀，大笑着冲了过来。那可真是金兵对神兵，武器对法器，只是那神兵和法器如纸糊的一般，金兵一阵乱砍乱杀跟玩儿似的，顷刻间，马蹄踢腾着一个个翻滚的人头，恰似徽宗皇帝和他的爱卿高俅最爱踢的马球，一截一截的身躯没头没脑地倒下了，一摊摊腥血在马蹄的踢腾之下飞溅而起，又如暴风雨般从天而降，血雨纷飞中连太阳也看不清。一个王朝到了最后一刻，竟然用鲜血开了這样一个历史玩笑，它也终将在血的嘲笑中覆没。
　　当金军突入宣武门，宋钦宗急得一拍脑袋，猛地想到了一个人，李纲！他急诏李纲为资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命他以最快的速度赴京解围。而此时，李纲已经渡长江，漂洞庭，入湘江，这正是当年的三闾大夫走过的一条路。当他穿过湖湘潮湿的浓雾、在一条泥水浆浆的路上走到潭州（今长沙）时，终于接到了钦宗皇帝的十万火急的诏令，旋即掉头北上，一路上奉诏命召集勤王之师。就在他马不停蹄地奔赴京师时，京师已被金兵连锅端了，一个太上皇，一个大宋皇帝，转眼便沦为了金人的俘虏。金兵就像充满好奇心的孩子，那两个被宋人尊为“二圣”的皇帝，在金兵眼里就像刚捉到的两只猴子，他们玩起了猴把戏，你让“二圣”蹦跶他们就蹦跶，你让“二圣”打滚，他们就打滚，你让“二圣”互相扇耳光，这父子俩就你打我一耳光，我打你一耳光。那些金兵一个个乐不可支，好笑，太好笑了。末了，这“二圣”就像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被金兵拴在马屁股后边带往北方，让他们的皇帝也瞧瞧稀奇。那大金国皇帝也很搞笑，封宋徽宗为二品昏德公，封宋钦宗为三品重昏侯，昏上加昏啊。
　　随徽钦二帝一起被掳走的还有三宫六院的后妃、皇族及文武百官数千人，那些皇族宗室、贵卿、文武百官只要没死，就只能给金人当马夫和奴仆了，那三宫六院的后妃和皇家公主皆沦为金人的军妓和性奴，“被掠者日以泪洗面，虏酋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 宋钦宗的朱皇后、宋高宗生母韦贤妃（高宗即位后遥尊为宣和皇后，史称韦太后）等三百余人入浣衣院（官妓院），朱皇后不堪受辱，投水而死，没死的则“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宋徽宗的宝贝女儿、顺德公主赵缨络，一个金枝玉叶的少女，年方十七岁，遭完颜宗翰蹂躏后又被抛弃，转嫁给金东路都统习古国王按打曷，没多久便被蹂躏至死。宋徽宗的爱妃王婉容也被完颜宗翰索去给自己做儿媳妇，你说这厮有多阴毒，他自己霸占了宋徽宗的女儿，却要把宋徽宗的爱妃变成自己的儿媳妇，还有什么更甚于如此之奇耻大辱？宋徽宗却只能唯唯诺诺，打躬作揖以送。史载“粘罕见之，求为子妇，婉容自刎车中，虏人葬之道旁”，宋朝还有这样一个贞烈女子，也算没有让一个王朝丧尽脸面，连金帝也尊其为烈女，还为她立了一座牌坊。想那二品昏德公、三品重昏侯，又有何颜面苟且偷生？
　　汴京，一座当时世界上最奢华的帝国首都，一夜间就被一个马背上的民族掳掠一空，被金人掳走的还有皇家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对这些堆积如山的财帛，金人就用宋廷的御车御马，满载着这一切浩浩荡荡地押往北方。而一个在时空中绵延了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王朝，从此只在后世的梦幻中，如同海市蜃楼般浮现。
　　一个王朝的耻辱，就这样被历史注定在靖康二年三月底，史称“靖康之耻”。
　　这也是汉民族历史上永远与耻辱联系在一起的年号，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

三

　　走向一条老街深处，一座丞相祠堂是必然会出现的，这座偏处一隅的丞相祠堂不知经历了多少天灾人祸，还有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竟奇迹般地从南宋一直绵延至今，依然是一座铁城最倔强的存在。
　　当李纲率勤王兵马奔赴汴京，北宋灭亡了，但赵宋王朝并未灭亡，它还将在时空中继续绵延一百五十二年，这个历史长度同北宋差不多。一个王朝能够绵亘这么长的时间，比最终灭亡它的大元帝国差不多还长了一倍，就凭这一点，对这个偏安于淮水以南的王朝也不应该有偏见，一个王朝能与北方虎视眈眈的列强长久地对峙，绝对有值得后世正视的地方，甚至就是一个历史的正面形象。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和北宋靖康二年实为同一年。
　　靖康二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南宋的历史并非从宋室南渡开始的，而是从南京应天府开始。这是南宋王朝的第一座首都，但北宋南宋不同于东汉西汉，南宋乃是北宋的直接延续，终南宋一朝从未正式建都，一直以汴京为名义上的首都，即便在衣冠南渡、将朝廷迁至临安（今杭州）后，也一直把临安称作“行在”——陪都或临时首都。
　　随着一个新纪元的诞生，意味着北宋王朝的终结，南宋王朝的开启。赵构为宋徽宗赵佶的第九子，宋钦宗为了履行与金国达成的和约，一度将他作为人质送往金营，在那时，他哪还有什么皇帝梦，能把一条小命保住那就是苍天保佑了。若按正统的皇位继承秩序，无论如何也轮不上他这个老九来当皇帝，他一辈子也没有天子命。然而，历史虽说对一个王朝过于残酷，对这个九皇子却很慷慨，给一个原本当不上皇帝的皇子创造了一次历史性机遇，他也是靖康之难的最大受益者。但从一开始他这个皇帝就当得有些诚惶诚恐，那太上皇和皇上宋钦宗虽说被金人掳去了，但还活着呢，按说他只能作为代君主管理国事的监国。这个年方弱冠的皇帝，还真是聪明绝顶，他深知自己不是按正统秩序登基，若要统驭天下军民，让他建立的这个朝廷为天下人认可，就必须找到一个人心所向、深孚众望的宰相为他稳住阵脚，只有人心所向，才能让天下归心。这个人简直不用想，首推李纲。不过，当时反对的声浪也不小，说来又是那些主和派朝臣在作祟了，他们既对金军充满了恐惧，又对金人心存幻想，依然想与金人媾和，如御史中丞颜岐就极露骨地劝谏：“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则是琢磨皇帝的心理，奏称：“李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这两人的话又为李纲接下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但高宗此时的意志相当坚决，他称赞李纲为“学究天人，忠贯金石”，决然授以李纲相印。 　　李纲正在赶赴汴京勤王途中，顷接到高宗诏命，随即便转赴南京应天府，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是认这个皇帝的，他若不承认赵高继承大统的正统性，视赵构的这个小朝廷为伪朝，继续奉钦宗为天子，凭他所率领的勤王兵马和振臂一呼的号召力，历史上还有没有宋高宗、有没有南宋都很难说。这兴许也是赵构拜他为相的原因之一吧。
　　历史可以猜测，但永远不会改写。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和南宋的第一位宰相南京应天府风云际会了，摆在一个宰相面前的，有两件当务之急的事：一是救亡图存，一是重整朝纲。这两件事又是不分主次、互为因果的。
　　从第一件事看，首先必须把主和派那惧敌畏战的声浪打下去。无论金军的战斗力有多么强大，又无论你对和平多么渴望，对付侵略者都只能以战争的方式，哪怕和议也只能“以战逼和”。这是李纲一直以来的战略思维。为此，他向高宗提出“一切罢和议”。为了拱卫京师，就必须加强对京师以北的防线，他力主沿黄河一线设防，并设置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推荐张所和傅亮分别任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副使，统御两河军民协力抗金。当然，对金军的战斗力他从来没有低估，因此又奏请在京师后方的沿河（黄河）、沿淮（淮河）、沿江（长江）构筑三道防线，建置帅府，对金军实行纵深防御。从他的战略部署看，他依然是以汴京为中枢，从北而南、依凭黄河、淮河、长江三大天险设置三道防线，几乎把东京保卫战层层设防的经验扩大到了南宋帝国现有的版图。此外，为了让金军占领区的各路义军有一个主心骨，从散兵游勇中凝聚抗金力量，他又奏请由朝廷派出将领，对抗金义军进行统一节制和指挥。随着这一系列战略部署部分实施后，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在同以骑兵为主的金军交战时，那种被动挨打、一触即溃的局势迅速得以扭转，从前线不断传来宋军击败金军的捷报。而东京保卫战的历史事实已经验证了李纲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思维，对付在华北平原和中原长驱直入的金军铁骑，最有效的战略便是层层设防、构筑起如铁桶一般的堡垒，而当时已经拥有了火炮作战的宋军，只要有像他们筑起的城防一样坚固的意志，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军事技术，都足以抵挡住金军强大的攻势，这一点，也被另一位以文驭武的名将陈规在顺昌之战等城市保卫战中一次次验证了。
　　在加强军事部署的同时，李纲又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赏罚不明等诸多弊端，奏请高宗，颁布了新军规二十一条，按条例对军政进行严格整治。由于李纲担任宰相的时间太短，这次整军还没有全面铺开他就罢相了，但这次整军对提升宋军的战斗力、严肃军令军纪是有深远影响的。对此，元人脱脱在《宋史》中还特意对宋金两军进行了对比：宋军正规部队无论转战到哪里，又无论是打了胜仗还是吃了败仗，对百姓皆秋毫无犯，每到一地，为了不扰民，官兵们皆蜷缩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夜宿，哪怕老百姓打开门让他们进屋歇息，他们也不进屋，“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值得一提的是，南宋王朝对老百姓也很好，在南渡后，凡北方流民进入宋境，他们全都接纳，他们没有地种，政府就将官田租给他们，还给牛、种子。这是为了争取民心士气，而只要民心士气尚存，就能为南宋中兴奠定最为深厚的基础。那么，金军呢，同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元人脱脱把金军描绘得简直跟强盗一样，金军每攻占一地，到处烧杀抢掠，仅在建炎四年间，就屠长沙、南京诸城，烧扬州、临安、建康诸城，抢掠无数。我深信这是真实的历史，我也深信，这就是南宋军民忠于南宋的原因，也是南宋足以与金国长时间对峙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一切，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南宋整军就是从李纲这个南宋第一位宰相开始的。
　　从政治上看，李纲执政时，国家府库几被金军洗劫一空，南宋已经沦为一个赤贫的帝国，而此时天下百姓在金军的袭扰之下纷纷沦为难民，一个朝廷也在金军的穷追猛打下东躲西藏，又加之乱世中的盗贼蜂起和自然灾害，天下百姓连自己也养不活了，又怎么养活一个帝国？且不说别的经费，既要抗金，就要支付大笔军费。历史曾有这样的描述：“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纲运不通”，致使“南京及京师皆乏粮”，“东北道梗，盐荚不通”，可想而知，李纲这个宰相当得有多么艰难，当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和食盐都没有了，这个新生政权又到了何等危急的时刻！若不能采取应急措施迅速解决这些最基本的、火烧眉毛般的生存问题，这个王朝别说抵抗侵略，恐怕早就跟着老百姓一起饿死了。李纲以打通水运、陆运等京师生命线为第一急务，他主政的朝廷也堪称是历史上运转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中央政府，仅用了二十多天，就打通了连接京师的一条条交通线，“凡二十余日，而水复旧，纲运沓来，间拨入京师，米价始平”。随着漕运打通，那堵塞在大运河里的商旅蜂拥而来，像民国末世一样飞涨的物价被迅速平抑下来，而随着物价平抑，老百姓又能过上半饥半饱的日子，哪怕半饥半饱，对于乱世之民也已倍感满足了，民心也稳定了，一个危机四伏的新生政权也暂时稳定下来了。
　　随着形势好转，李纲又开始推出他酝酿已久的新政，史称“南宋新政”，他一直是力主变革的，在这方面，他与范仲淹、王安石的大方向是高度一致的，不变革不足以整治有宋以来的积重难返的诸多弊政。他试图以刮骨疗伤的方式，从根本上让大宋帝国变得强大起来。宋朝之所以被历史定位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财政越来越吃紧，尤其是到了宋仁宗之后，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财政危机。王安石变法就是从为国理财直接切入的。而李纲以一个政治家卓越的眼光，提出了在为国理财上必先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理财与民力的关系：“夫民犹鱼也，财犹水也，鱼恃水以生，民恃财以养，水日汲而至于涸则鱼亡，财日取而至于匮则民散。故善养鱼者，蓄之于陂池深渺之间；善养民者，临之以宽厚简易之政”；二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夫王室根本也，州县枝叶也；王室腹心也，州县四肢也；槁泽肥瘠，通为一体，然后可为。况艰难之际，实赖州县协济国事，州县不足，重困吾民，此法之所以不可不變通”。他认为，国家财政越是出现了严重危机，越不能竭泽而渔，去搜刮民脂民膏，而是主动采取“宽厚简易之政”，以与天下生民共渡艰难，大规模裁减冗官、冗兵、冗政，省官吏，裁廪禄，“以济一时之急”。 　　可惜，李纲一生担任宰执大臣的时间非常短暂，从宋钦宗靖康元年拜尚书右丞，到宋高宗建炎元年拜为丞相，加起来也不到一年时间，但他在一个王朝的转身之际扮演了具有轴心意义的角色。若不是他在东京保卫战的卓越军事贡献，北宋已经提前覆灭。又若不是他在宋高宗初建政权的第一时间出任宰相，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南宋了。而南宋政权在未来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削平内乱，最终与金国形成南北对峙、分庭抗礼之格局。然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秦桧“议和”之功，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明人张岱之口：“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连胡适也为秦桧喊冤：“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这还真是一叶障目了，靖康之耻就摆在那里，如果一个王朝没有与侵略者足以抗衡的实力，分分钟就能灭掉你，它会跟你下一局和棋吗？宋钦宗在汴京陷落前夕想跟金人议和，却成了一个历史笑话。若要议和，必须“以战逼和”，必须用实力说话，而南宋王朝也绝不可能靠一纸俯首称臣的和议而能维持一百五十余年，这正是南宋第一名相李纲的奠基之功。对这一段历史，后来成为南宋国师的朱熹是看得很清楚的：“方南京（商丘）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在丞相祠堂，还挂着他亲撰的一副楹联：“至策大猷，奠宗社于三朝；孤忠伟节，垂法戒于万代”。
　　那么，一位被宋高宗称为“学究天人，忠贯金石”的宰相，为何又会被高宗出尔反尔、以这么快的速度罢黜呢？说来，这又是李纲的失策了，谁都知道赵构有一个软肋，那就是他这皇帝当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李纲提出要“收复失地，迎回二圣”，他这个皇帝又置于何地？说来，“迎回二圣”还是高宗登基时最先喊出口的，可那是权宜之计，此一时彼一时也，你一个宰相怎么就不为天子着想？而李纲还真不完全为一个皇帝着想，乃是为江山社稷着想，而要“迎回二圣”，先必“收复失地”，这才是其核心意图。可见，李纲虽说具有内能谋国的政治智慧，外能谋敌的战略思维，但他对人性中那些过于阴暗的部分却缺少细致入微的体察，结果是，其成之于文韬武略，却失之于心计韬略也。他可能是南宋历史上第一个因此而铸成大错的人。而一旦“君臣遂生间隙”，金人和那些主和派大臣也就有隙可乘，金人于是故技重演，利用他们安插在宋朝的“奸细”向宋高宗抛出了“议和”的橄榄枝。金人这一招，才是真正的绝招，几乎屡试不爽。而此时高宗又与汪伯彦、黄潜善等主和派大臣黏糊在一起了，若按历史的说法，宋高宗已经成了“投降派领袖”，如此一来，历史的天平再度倾斜，为了议和，就必须罢黜“为金人所恶”的李纲。为了把一个位高权重又德高望重的宰相排挤出局，赵构还真是煞费苦心，在这方面他比自己那位皇兄高明多了，他没有把李纲一竿子撸到底，先从右相迁为左相，并任命黄潜善接任右相以掣肘李纲。紧接着，他又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下令撤销了李纲奏请设置的河北招抚司及河东经制司，那负责北线和东线防守的两位抗金名将——张所和傅亮同时遭罢，罢黜了他们的兵权，就直接剪除李纲的两只翅膀，你李纲为什么那么牛，不就是有军队撑腰吗？如此，一步一步，李纲这个宰相就变成了一个大权旁落的空架子了，这也大大缓解了直接罢黜一个宰相所引发的震荡。
　　李纲对右相左相不太在乎，但他特别在乎自己的战略部署，譬如说河北招抚司及河东经制司，这是两个从北线和东线直接防御金军的帅府，除了宋军，还有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到招抚司和经制司麾下，这迅速壮大了宋军的实力，在同金军的鏖战中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自从帅府设立，金军一直难以突破这两道防线，而宋高宗竟然要自毁长城，李纲又怎能不据理力争？这又正是宋高宗的高明之处，也可谓是心理战术，他这个皇帝只要咬着牙不让步，李纲这个宰相按捺不住就会自请辞职。哈，果不其然，李纲就这样自请辞职了，这还真不能怪他赵构啊，他没有罢黜李纲，是李纲自己罢黜了自己。
　　李纲主政仅仅七十多天，这是一个必须用天数来计算执政时间的宰相，可见有多么短暂！他是南宋的第一位宰相，也是执政时间最短的宰相，但这位昙花一现的宰相，仅凭他在如此短暂的时间所做出的建树，就被后世誉为“南宋第一名相”。宋高宗对李纲罢相似乎从未后悔过，替他后悔不已的是元朝宰相脱脱，他以假设的方式不断发出追问：“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其谋数不见用，独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见，与人殊哉？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噭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
　　这个对宋朝充满了偏见的脱脱，有时候还真能说出几句接近真理的话，如果让李纲继续指挥东京保卫战，甚至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北宋又怎么会灭亡？那“二圣”又怎么会有那样悲惨的下场？如果宋高宗能够继续让李纲主政，以李纲当时才四十多岁的年岁，正是为国效力的盛年，又有那样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若能让他继续执政，在抗金的同时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又有韩世忠、岳飞等能征善战的名将，南宋极有可能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直捣黄龙府，再造一个版图完整的大宋帝国。然而，历史从来没有假设，随着南宋第一名相李纲的提前出局，这个王朝最终注定是一个“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格局。

四

　　追溯一个大宋国士的人生，历史的叙事总是充满了重复的嫌疑。这个人仿佛只有在极端状况下才能扮演历史的主角，一旦他把一个王朝从危机四伏中带出了险境，他的命运就开始反转，一个王朝的命运也随之反转。
　　宋高宗可以罢黜李纲，但他实在不该撤销河北招抚司、河东经制司，这等于直接拔掉了南宋的两颗门牙，更直接打乱了李纲的整个防御部署，宋金对峙之局势很快又发生了逆转，从两军的攻防战或对垒战一下变成了金军对宋师的追剿战，一度捷报频传的抗金前线又传来宋军屡战屡败的急报，金军铁骑又开始长途奔袭，宋高宗和南宋朝廷就像一群被金兵跃马扬鞭撵着的鸭子，撒丫子朝南方奔逃，一直被追赶到东南沿海，一个王朝漂浮在大海上，载沉载浮。赵构曾哭诉上苍不公，既命他為天子，又把他逼到了“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的绝境，一个皇帝可以欺骗国人，也可以自欺欺人，难道他就不怕老天爷怪他欺天？如果李纲没有罢相，如果他不打压甚至扼杀那些主战派大臣和将领，又怎么会落到如此下场？ 　　李纲罢相后，一颗在历史转折关头最关键、最重要的棋子，已成为南宋王朝的一颗弃子，但他却没有自暴自弃，仍在不断地给高宗上奏，他多么希望他的新政能延续下去，他的战略能贯彻下去，可想而知，这些奏章基本上是废纸。此时朝廷已完全被主和派大臣把持，他们唯恐李纲打乱了“议和”的步骤，在李纲罢相后又将他一贬再贬，最后竟将他贬逐海南岛上的万安军。据称这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在我翻检宋史时，北宋仅有苏东坡遭受过这样的严惩，而李纲当是遭受这种严惩的南宋第一人，而他贬得比苏东坡更远。
　　李纲携子南渡海南的时间，一说是建炎二年（1128年）冬月，一说为建炎三年十一月下旬，在那与世隔绝的蛮荒海岛上，父子俩只能连比带画向当地黎民问路，但谁也听不懂。父子俩登上东山岭，看见了一座寺庙，还好，那东山寺里的和尚知道万安在哪里。佛家以慈悲为怀，从来不打诳语，老方丈只能如实相告，万安离琼州还有五百里，一路上皆是荒无人烟、瘴气弥漫的深山老林，若是看到了个人影，不是野人就是强盗，还有老虎、豺狼等猛兽出没，多少人走进山林时是活人，扔在深林里的是白骨。父子俩一下绝望了，他们很可能还没走到万安，一辈子就走到头了，李纲就是想冒死一试，他也不忍让儿子跟着自己一起遭殃。一个人走到了这样的穷途末路，就是不想遁入空门也实在走投无路了。就在李纲决意削发为僧之际，却又被那老方丈一眼看出他尘缘未了，怎么也不肯为他剃度。李纲眼看一扇佛门都不愿接纳自己，只好乞求方丈赐他禅房一间，父子俩就在寺中带发修行。说来他还真是尘缘未了，就在修行的第三天，便有诏令从数千里之外传来，李纲被皇上赦免，准予放还，居处自便。
　　李纲父子来回跋涉八千里，直到建炎四年春，终于从遥远的海南岛回到了故乡邵武，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焚香沐浴，拜祭先祖，对于一个古典士大夫，这种拜祭的过程也是一个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又总能获得一种神奇的力量。但他没有在故乡久居，而是选择了一个更幽静的地方，在离故乡不远的泰宁丹霞岩隐居下来。这里真安静啊，静得只有呼吸声和翻动书页的声音。当他对南宋王朝的运筹帷幄难以施展时，也就只能在诗书经卷中去抒写了。翻检他的《梁溪全集》一百八十卷，可以清晰地再现一个国士在一个王朝转身时的奔走与疾呼、蹉跎与辗转，他不但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文學家和大学者。如其《喜迁莺·真宗幸澶渊》：“边城寒早。恣骄虏、远牧甘泉丰草。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他以宋真宗听从寇准之策，从逃跑避敌而亲征契丹，最终以战逼和，宋辽两国达成兄弟之盟，让大宋帝国由此转危为安又形成了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面，这就是他想要再造的大宋帝国，而宋高宗最终却连那个胆小懦弱的宋真宗都不如，一味逃跑避敌，更不说什么御驾亲征了。这样一首词，也就只有了文学的意义，李纲的词，直接开启了后辈辛弃疾“以文为词”之先河。
　　这样一位国士命定不会成为隐士，无论待在哪一个角落，他都在关注这个王朝的走向。就在此期间，建州（今建瓯）爆发了范汝为农民起义，“贼马几数万，已破建阳县”，宋高宗急命韩世忠入闽镇压，韩世忠乃是李纲志同道合的抗金名将，也是一位有“赤手擒野马”之力的猛将，很快就将起义镇压下去，范汝为在兵败后自焚而死。但猛将难免也有鲁莽之时，韩世忠在杀红了眼之后，竟认为建州人皆依附“叛贼”，欲“尽诛建州民”。李纲闻之而骇然大惊，这不是屠城吗，金军尚未屠城，咱们自己就先屠城了！他连夜赶到建州质问韩世忠：“建民无辜，为何全诛！”在李纲的质问之下，韩世忠理屈词穷，才没有大开杀戒。李纲一句话救了建州数十万百姓，建州百姓感恩戴德，为李纲立祠塑像，世代祀奉，因建州又称芝城，他们又尊李纲为“芝城之父”。
　　就在李纲作为弃子的那段岁月，南宋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外患是军事上的失败，内乱是政治上的失策。绍兴元年（1131年），随着又一个新纪元的开启，宋高宗终于再次起用了李纲这颗弃子，不过那是大材小用，先后任命他为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江西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隆兴（今南昌）。此时李纲四十八九，年近知天命，一个报国无门的国士，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报国的机会，他倍感来之不易，便抓紧时间，多次上书，奏陈抗金大计。但高宗却不想让他攘外，而是安内，镇压钟相、杨幺等“江湖大盗”，这让他与岳飞有过一段交集。一个是年届知天命的老臣，一个是年届而立的壮士，李纲比岳飞整整大二十岁，形如父子，相见恨晚，但一位抗金名相和一位抗金名将的人生交集倒也不像是戏剧影视剧中所描写的那样充满了悲欣交集的戏剧性，他们的交集也是朝廷的安排，一个主政，李纲全权承担起地方上的安抚，筹措军费粮秣；一个带兵，以铁血手段镇压“江湖大盗”。在这方面，无论李纲还是岳飞是绝不心慈手软的，但在镇压农民起义后，他们又湖湘百姓分粮分地，允许他们在原来的“匪区”开垦种植，在生命力蓬勃的湖湘大地，只要老百姓得以安生，很快又是“湖广熟，天下足”的景象了。而这一次交集，也让李纲对岳飞寄予了殷切的厚望：“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难得，……异时定为中兴名将。”
　　李纲确有非凡的预见，七年之后，他寄予了厚望的岳飞已成为一位抗金主将，率岳家军对金军发起大规模反攻，一路挥师北伐，金军闻风丧胆。如果说金军在宋廷那些充满了“恐金症”的主和派眼里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岳家军在金军眼里更是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有人说，“中兴论功行封，（岳飞）当居第一”，其实岳飞与李纲有不谋而合之处，譬如说他也非常重视沦陷区的抗金义军，由此缔造了“连结河朔”之谋，以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和宋军相互配合，对金军实行南北夹击、里应外合，先后收复了郑州、洛阳等沦陷的大片河山，这正是李纲为相时的战略思维和军事部署。绍兴十年（1140年），岳家军已攻克朱仙镇（今开封市祥符区），中原失地已大部分恢复，痛捣黄龙府指日可待，不说灭掉金国，把金人驱逐到关外是极有可能的。然而，此时的宋高宗心病又犯了，而岳飞重蹈李纲之覆辙，也声称要“收复失地，迎回二圣”。这是宋高宗的一个心结，也是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而岳飞接下来的命运将比李纲愈加悲惨。所谓莫须有之罪，实在就是一个让赵构说不出口的心结或死结，尤其是那些举足轻重的文武大臣，不但不能这样说，还绝对不能这样想。然而像李纲、岳飞这些被尊为抗金英雄的人，又无不被历史塑造为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的真君子、真豪杰，一切都是来真的，一切都是为江山社稷着想，自然没有半句虚与委蛇的假话。而世间只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却鲜有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者，如是观之，这不是他们失之于心计韬略，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小心眼。细看历史，我越来越觉得，秦桧不一定是“阴与虏结”钻入了宋廷心脏的奸细，但他绝对是钻进了宋高宗肚子里的蛔虫，特别善于捉摸高宗的微妙心理。当此时也，怎么能让岳飞直捣黄龙府、“迎回二圣”呢，得赶紧趁此良机与金人议和。于是，一道严令飞抵岳飞等诸将手中，“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眼看龙虎旗飞，却只能“旗卷虎藏身”，他只能愤而仰天长叹：“十年之力，废于一旦！” 　　而此时的李纲早已罢官还乡。在钟相、杨幺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李纲的历史使命就走到头了，宋高宗随便找了个借口又将他罢免。在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再也没有回朝主政的机会，更没有奔赴抗金前线的机会，他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意义再也难以发挥，这意味着，他已提前进入了人生的尾声，却又一直在忧愤交集中徒劳地挣扎。他以病牛自喻，哪怕筋疲力尽，他也不辞羸病，如其《病牛》诗云：“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一个国士，欲慷慨报国而无门，只能把满腔未酬之志寄托在岳飞等抗金将士身上。当李纲听说岳家军已攻占朱仙镇，眼看就要攻克汴京了，久病不愈的他忽然又打起了精神，好久没有这么振奋过了，他正在家里为岳家军把盏遥祝，然而另一个消息在他最振奋一刻降临，他把手中的酒杯咣当一声摔在地上，整个人也摔倒在地上，在碎裂声和一个身体摔倒的闷响声中，他几乎是嘶吼了一声，议和，又是议和！
　　绍兴十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李纲猝然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还没活够一个花甲。他是满怀遗恨而死，就是不死，对于一个王朝，他也是一个多余的人。走笔至此，我忽然想起一副元宵节的绝妙对联：“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那曾经难倒了王安石的上联，不正是李纲命运的真实写照吗，而王安石终于对出的下联又正是岳飞命运的逼真写照，这也许是一种宿命吧，一个“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的王朝，命中只能剩下半壁江山。而李纲之死，也让高宗皇帝终于松了一口气，追赠李纲为少师。这未免也太刻薄了，一个宰相按例也应追赠太师。高宗甚至连一个谥号也不想赐给李纲，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年），在李纲与世长辞近五十年后，宋孝宗才特赠李纲为陇西郡开国公，谥“忠定”。
　　如果说南宋的第一个皇帝给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悲哀和屈辱，而南宋的第一位宰相则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而后世对历史的补救就是以各种方式来追祀他，塑造他。这座丞相祠堂又称“李忠定公祠”，为南宋淳熙年间朱熹在邵武讲学时所倡建。朱子论及古人一向严谨乃至苛求，但他对李纲极为推崇：“纲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痼疾，虽以谗间窜斥濒九死，而爱国忧君之志终不可夺者，可谓一世伟人矣！”
　　这个南宋第一名相，与南宋的最后一代名相文天祥几乎互为因果，首尾呼应又惺惺相惜，李纲在一个王朝开端留下的遗憾，最终变成了一个末代宰相的悲叹：“其道则隆，其运则剥。噫，胡出处之不常，為苍天频卜！”
　　李纲的隔世老乡、福建高湖学者郑大漠以五言古体对李纲的一生予以高度提炼：“吾爱李丞相，经术文章匠。时事不可忘，书生作良将。旧筑读书堂，双江古刹上。”而我尤偏爱的还是郑老先生的女婿林则徐在李忠定公祠题写的一联：“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一个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必然也是这样一个人。
　　走进一座苍老的殿堂，阳光十分投入，把那穿斗式的木构架、抬梁、斗拱和悬山顶内部照出了很多闪光点。而这一切，全凭一根根立柱支撑着。在深沉的寂静中，我听见了那在沉重的压力下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但这老房子却又一直奇迹般地没有倒塌。如今，北宋那座汴京已被黄河决口的泥沙深埋在地下，南宋的那座临安已难觅皇城遗迹，这一座铁城，一座祠堂，还有那一袭火红色的战袍和火焰般的簪缨，仿佛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内在结构，构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支撑力量。
　　当我穿越千年岁月，再次走向一个人或一尊雕像，我感觉有一种血肉之躯的温度扑面而来。我坚信这种感觉，这样一个历史形象，其实并未成为历史，他还活着。
　　2018年5月1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