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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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词学界一直在尝试编撰词籍的专科目录。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把词学的目录之学作为有待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并呼吁词学界联手编纂一部《词籍目录提要》,为将来的词学工作者大开方便法门。1940年,唐圭璋在《金陵学报》第10卷第1—2期上发表《宋词版本考》,共辑录宋代词人有传世版本的词集197家,版本1714种,另附录有词集而久佚者106家。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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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词编年史及相关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AZW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历代词籍总目提要与文献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8ZDA25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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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词学界一直在尝试编撰词籍的专科目录。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把词学的目录之学作为有待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并呼吁词学界联手编纂一部《词籍目录提要》,为将来的词学工作者大开方便法门。1940年,唐圭璋在《金陵学报》第10卷第1—2期上发表《宋词版本考》,共辑录宋代词人有传世版本的词集197家,版本1714种,另附录有词集而久佚者106家。
其他文献
王世贞著述宏富,明清以来对其诗文集多以碎片化的方式接受。随着《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弇山堂别集》被收入《四库全书》,王世贞诗文集的主体面目得以呈现,但一些目录学著述、传记文献或诗文集序跋对其诗文集或言之不详,或著录舛误;一些丛书及选本通过建构新“语境”,对其诗文集予以重新理解和接受。王世贞少时意图以诗文“量多”来获得文化资本,作品不断衍生,却因文本“失控”以及接受者及其本人对诗文集理解错位而造成多文本性和重复性,“削稿”、初稿和未定稿流传于世,诗文集种类、卷数、版本以及作品间的关系极其复杂。目
2019年10月13—14日,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先唐文学观念与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开幕式上,刘跃进研究员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及发展出路指出,未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踏在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地上,另一条是面对着热火朝天的当代中国现实。来自全国各地二十余所高校、科研单位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共提交论文三十余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先秦文学与陇右文学研究。
围绕着万历二十七年的平播之役,展开了多层次的战争书写,形成不同视角与叙事手法之间的话语竞逐。通过比较李化龙《平播全书》、郭子章《黔中平播始末》、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诸葛元声《两朝平壤录》与通俗演义《征播奏捷传》,可以观察官方记载、战争参与者的见闻纪录、当代的考察诠释,以及地方敷衍传说之间的交错,以探讨战争书写在明代文学中的表现。
在明代文坛上,秦汉文和唐宋文成为散文复古思潮的两大文学资源,而六朝文则作为一股潜流,一直混杂在复古思潮之中。但是到天启、崇祯年间,各种总集和别集的编纂、评点、刊刻,为六朝文的流播提供了可能性;而有助举业的认可和实效,更为六朝文的流播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于是,六朝文在与秦汉文和唐宋文之间相互角逐与交融的胶着状态中广为流播,以其独特的审美风貌和创作实绩,形成一种重要的文学范式,推动明末文风的丕变,进而参与清初文学风尚的重新建构。这一文学史发展的动态景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审视传统文学资源在现实文化语境中展
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广泛存在的分回标志物也大量出现于宋元讲史话本里。这些标志物既标识了说话伎艺表演时的分回痕迹,也显现出文本所经历的修改。在说话伎艺的分回被不断打磨的过程中,原本只是分回次要标志物的问句却在复合标志物及其被删改后的残存文字中留存下来,并具有了更为重要的分回潜能。而当修订者在面对文本内部的分回问题并要采取靠近说话伎艺现场表演的文本策略时,问句的分回潜能被充分激发,成为最为重要的分回标志物,文本的分回也以问句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来。经由这一迂曲的过程,“表演的分回”最终演化成为“文本的分回”,章回小说
宋辽金是中华文学由中古向近古发展的特殊时期。北宋统一中原之时,北方已经有了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占据包括燕云十六州这些汉唐故地在内的大片土地,与北宋王朝相邻相对,长达一百六十年。后来,女真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金王朝,成功入主中原,又与南宋相邻相对一百一十年。宋辽金三代文学,既相对独立,各有一定的个性,又紧密相连,逐渐趋同融合,共同推动了中华文学的演进和发展。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8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卷,第29页)。作为“意识”的一部分,文艺思想也受包括政治发展、意识形态、经济状况在内的社会条件影响。笔者在研究汉代文艺思想的过程中,即努力挖掘文艺思想背后的社会原因,以下即略陈浅见,向方家请教。
《称》《小称》《四称》《武称》分别是马王堆汉墓帛书《称》《管子·小称》《管子·四称》《逸周书·武称》的篇名,这四篇文献皆以“称”字名篇。对于个中原因,学界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第一,关于马王堆帛书《称》篇篇名,李学勤认为:《称》篇之所以题为‘称’,是因为‘称’训为言(《礼记·射义》注)或述(《国语·晋语》注)。
文学艺术的发展和文艺思想的演进从来不是单纯的美学问题,而是与物质文明的发展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卷,第2页)。许多文艺思想史上的重大变革,往往都植根于社会生产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汉魏之际的学术文化转型,即与造纸术的兴起、纸张的逐渐普及密不可分(参见刘跃进《纸张的广泛应用与汉魏经学的兴衰》,《学术论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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