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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三大主题之一。学术界对其作品中生态思想研究较多，然而对其作品中的生态主题变迁研究较为缺乏。本文以阿特伍德诗歌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其诗歌作品，采用文本细读和文献分析的方法，探寻其诗歌所表达的生态主题变迁。笔者发现，阿特伍德诗歌中的生态主题从早期诗歌中强调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主张回归荒野，转变为在后期诗歌中直面自然的脆弱性、关注人类纪时期人与自然的冲突。阿特伍德的诗歌凸显自然的失语状态，她通过重新树立自然的语言，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压迫性二元对立，实现对自然在人类语言中“他者”地位的解放。此外，其诗歌展示出景观恐惧，揭示了人类作为自然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思索人类在有机与非有机动态变化的世界生态系统中的职责。
关键词：阿特伍德的诗歌 生态主题变迁 重新树立自然的语言 景观恐瞑
“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1939-）是一位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作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其作品的主题之一。近年来，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学术界逐渐关注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生态思想。研究表明，对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生态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其作品对人类中心主义及人类对科技滥用的批判上，但对其作品中的生态主题变迁研究较为缺乏。本论文以阿特伍德的代表诗集《吃火》（Eating fire，1998）和《门》（TheDoo_2007）为研究对象，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八首诗歌，系统分析其诗歌中生态主题的变迁，探索阿特伍德对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深化思考的过程。
笔者发现，阿特伍德诗歌中的生态主题经历了从强调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到直面自然的脆弱性，关注人类纪时期人与自然冲突的转变。在其早期诗歌中，诗人赞美自然，主张自然高于人类，犀利批判人与自然的压迫性二元对立;她通过让自然发声，解构了自然在人类语言体系中的他者地位，诗人鼓励人们通过融入自然的方式回归到自然中。在其后期诗歌中诗人通过重点描述“景观恐惧（1andscapes offear）”，揭示出人类作为自然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对人类在不断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中的职责进行了深刻思考。
一、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同情自然
在其早期诗歌中，阿特伍德对以人类利益至上、物化自然、忽视自然主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揭示与批判。诗歌《这是我的一张照片》（ThisisaPhotographofMe，1966）与《洪水之后，我们》（after the flood，we，1966）展示了诗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
在诗歌《这是我的一张照片》中，阿特伍德描绘了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景色：缓和的斜坡上出现一座木屋，四周树木枝繁叶茂（可能是冷杉也可能是云杉），静谧的一片湖坐落于木屋后方，望向远方，出现在视野中的便是一些小山包。人类居住的木屋和自然的景物浑然一体，画面非常和谐。可这美丽的自然却以另一幅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人类的照片中：
乍看好像
一张有污迹的
印刷品：模糊的线和灰斑
与这张纸融为一体。
诗人揭示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从一开始就被人类放在了“他者”地位，人類对自然主体性的抹灭恰好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的伤害与破坏。正如阿特伍德所说，现在人对自然比自然对人类更具破坏性，而且，人类对自然的毁灭等同于人类的自我毁灭（Atwood，1972：60）。在人类拍摄的照片中，原本美丽的自然仅仅是朦胧的画面，自然是以“模糊的线条”和“灰色的斑点”形象出现，若不仔细观察，没有人能够意识到和照片纸融为“一体”的这些模糊不堪的线条和斑点是大自然的形象。只有仔细审视这张照片，代表人类的“你”才会恍然大悟到照片里记录的是自然，这里有“树”（冷杉或云杉）、“斜坡”和“湖”：
一棵树
（冷杉或云杉）的一部分露出来
向右延展，中途
应该是一块和缓的
斜坡，一座木屋。
那背后有一片湖，
而上端，是些低丘。
通过还原诗歌中这些“模糊的线条”和“灰斑”的真实样貌，诗人讽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影响下，人类物化自然，抹杀其主体性。正如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所言：“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自然在人类的眼中被物化为简单的几何线条与块状图形，正如生态批评家瓦尔·普鲁姆伍德（ValPlumwood）提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把自然和动物看成是相似的物体，缺乏意识，而意识则是人所独有的”（Plumwood，1995：505）。因此，人类不会认识到处在边缘化“他者”地位的自然对人类进行被动反击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主动互动。诗歌《洪水之后，我们》反映了自然对人类压迫的反击。
《洪水之后，我们》讽刺毫无生态意识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批判其对自然主体性的忽视。通常情况下，自然是一位温柔的母亲，但是当其受到威胁与压迫时，“被压迫的自然便会威胁到那个压迫它的社会”（Bate，2000：54）。该诗描写在洪水后有生态意识的幸存者“我们”和无生态意识的幸存者“你”一起走向安全的高地，“我们”边走边收集着“溺死的母亲们的骨头”，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沉思自然给人类的警告，而狂妄自大的“你”却毫不在意，对洪水这场自然给人类带来的伤亡视而不见，依然忽略自然的力量。
诗人指出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处于弱者地位，渺小的人类“收集着溺死的，母亲们沉没的骨头/（它们又硬又圆在我手中）”。淹没在洪水中的“骨头”代表自然对人类的惩罚。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人类束手无策，“在这里大自然的敌意是被挑起的，是对人类犯罪行为的报复与惩罚”（Atwood，1972：61），自然通过给予人类洪水的灾难，给人类以警示。有生态意识的“我们”认识到人类将自然视为属下地位的“他者”观念是错误的： 鱼儿一定正在
我们之下的森林中游泳，
宛若群鸟，飞于树间
而一里地之外
城市，宽阔而安静，
横卧于不为人知的、遥远的海底。
作为洪水幸存者的“我们”开始重视自然给人类发出的信号，意识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才是弱者，因为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城市正“躺卧在不为人知的海底”;被边缘化及客体化的自然是一个有意识的主体，“这近似人类的/兽脸正从石头里/（缓缓地）成形”。与此同时，诗人批判在人类中心主义文化影响下变得无知的人类，正如威尔森（Wilson）所言：“没有任何一种丑陋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危害能和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危害相比。”（Wilson，1978：17）诗人不仅倡导人类应该敬畏自然，更表达了其对处于被人类压迫与忽略地位的自然的同情之情。
二、让自然发声：理解自然
阿特伍德在诗歌中除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辛辣讽刺与批判之外，还通过诗歌重新树立自然的语言，让自然发声，对自然的“他者”地位进行解构，呼吁人类倾听自然的声音，理解自然。處于“他者”地位的自然一直被人类视为无声的、被动的接受者，人类利用语言对处于“他者”地位的自然行使霸权，使其失去话语权。诗人在诗歌《沼泽的语言》（marshLanffaages，1995）和《沼泽地，鹰》（Mamh，Hawk，1978）中深刻揭露人类借语言对自然实施的压迫，揭示出自然的无声状态是由于人类对其压迫所致。诗人通过呈现在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人类无法理解自然发出的声音这一现象，凸显被客体化与“他者”化的自然的神秘性与主体性，并颠覆了这一压迫性的二元对立。
在诗歌《沼泽的语言》中，诗人揭露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使其失语，她向读者展示出沼泽的语言——生存在其中的灯芯草根的语言，都被人类语言体系所压抑的残酷现实。对人类来说，自然的沉默是因为在人类文化的传统里“说话的主体地位是作为一个人类独有的特权被其小心翼翼且警惕地守护着”（Manes，1992：339）。因此，自然不是没有语言，而是在人类语言体系中，自然的语言完全被客体化，被迫沉默无声。
在诗歌开篇，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沼泽这个自然的代表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只不过“这黑暗柔软的语言正在被变得沉默/母语母语母语/正一个接着一个落回到月亮里”（Atwood，1998：323）。“沼泽的语言”就是在淤泥中纠缠在一起的“灯芯草根的语言”，这些语言的重要性就好像藏在“骨头最温暖的核心中的骨髓细胞”（Atwood，1998：323）。“沼泽”“灯芯草根”和“淤泥”这些自然意象，它们的语言就是自然的语言，但这些“洞穴的语言”消失的原因不是因为其本身不存在，而是因为其不再被人类听到，因为不被人类说起，所以就演变成不存在，自然这一主体“I”因为人类而变得不再存在：
齿擦音与喉音，
洞穴的语言，半亮
在喉咙的后部分形成，
嘴的潮湿的天鹅绒铸造
消失的音节“I”并不意味着分离，
全部都正在变成不再被听到的声音
因为不再被说起，
而在
它们之中曾经能够被说出来的也已经不存
在了。（Atwood，1998：323）
正如凯特·里格比（KateRigby）所说，主张自然是沉默这一观点，与其说是因为自然没有与人类交流的能力，倒不如说更可能是人类拒绝倾听自然的声音（Rigby，2002：165）。诗人指出，人类利用语言对自然行使霸权，对自然实行控制与征服，使自然失去了话语权：
翻译永远都不可能。
而总是只有
征服，冷酷无情的
名词的语言大量涌入，
金属的语言。
二者择一的语言，
吞噬了其他语言的唯一的语言。
（Atwood，1988：323）
人类的语言是一种“二者择一的语言”，面对其他语言，人类选择的是“吞噬”，而不是去理解，人类通过使用语言这一手段使自然处于沉默“他者”的属下地位。正如张剑所言：“在文学批评中，各种后现代的‘他者诗学’都旨在揭露‘同者’在身体、性别、语言、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对‘他者’实施的暴力，分析‘他者’的属下地位。”诗人除了提醒人们要认识到自然是拥有自己语言的主体，她在诗歌《沼泽地，鹰》中进一步指出，面对未知的自然的语言，人类应该尝试去理解而不是征服它们。
在《沼泽地，鹰》中，阿特伍德一方面批判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另一方面她在诗歌中通过重新树立自然的语言，让处于无声地位的自然发出自己的声音，彻底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中自然的沉默“他者”地位。该诗呈现出被人类破坏与改造的自然已变成一片废墟，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未被人类涉足的沼泽地则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这片神秘的沼泽地发出人类难以理解的声音。
“处于‘他者’地位的自然一直被人类视为无声的、被动的接受者，人类有权探索它的秘密，征服它的野性，索取它的资源”。人类随意索取大自然的资源，对其进行破坏，毫无顾忌。因为人类的消费与欲望，这些工业科技制造出的破碎的瓶瓶罐罐被遗留在荒野中，加剧了这片土地的荒凉：
爆裂的卡车
轮胎，被遗弃，瓶子和罐头
被岩石和子弹击中，一座大型的墓穴，
某人修造，在陆地蔓延
如同一块瘀伤而我们站立其上，有利的
位置，面朝沼泽地。
“轮胎”“瓶子和罐头”以及“子弹”都是工业技术进步之后的产物，但这些代表人类进步的工业产品全都以破败不堪的形象出现，轮胎破裂、瓶子和罐头被岩石和子弹击破，人类修建的“坟墓”被比喻成大地上的瘀伤，这些象征着工业进步与人类文明的产品，加剧了自然环境的退化，造成生态危机。阿特伍德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工业和科技的看法：“我们应该首先检查自己的驱动力和欲望。科学技术是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改善人类和地球的环境，或者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摧毁人类和地球”（Tolan，2017：459）。人类肆意砍伐树木，粗暴分割木头，无情扔下因“败病”而失去利用价值的树木，以及因不被人类需要而变得“多余”的树木，任其腐烂，变得毫无生机。阿特伍德认为“也许人类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自然是不好的”（Atwood，2005：40）。 让你进入
它的冰冷又合理恰当的由冰构成的秘密
房子，在一些年代久远的故事里。在必要的
时候。它会和你分享柔软的冬日梦幻时光，
使你免受
无掩护的锋利且致命的炮弹碎片。
（Atwood，2009：52）。
遭到人类战争破坏变得贫瘠的土地也即将无法供养人与其他生物，这令诗人深感焦虑：
所以。这儿
不再舒服。
啊，熊，现在呢？
这片土地仍能继续
坚持吗？那么，还能坚持
多久呢？（Atwood，2009：52）
在《熊的挽歌》中，阿特伍德一方面表达了对自然的脆弱性的忧虑，另一方面揭示了人类在自然中的双重身份：既是生态危机的施暴者，又是生态危机的受害者，充分反映出自己的“景观恐惧”。人类纪时期自然书写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为景观恐惧，其具有双重功能，即将人类视为自然环境破坏的实施者的同时，也展现出其也是环境退化的受害者（Voie，2017：6）。段羲孚定义“景观恐惧”是自然和人类的混乱势力几乎无限的表现，并且认为现在是大自然的脆弱而不是它的强大使我们几乎不断地焦虑（Tuan，1979：6）。
诗歌《母鸡之年》更加关注在当代有机及非有机动态变化的世界生态系统中更加物质化及实用化理解人类的职责《母鸡之年》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自然生态系统对自然产生的废弃物和人类制造的垃圾进行消化分解的画面。面对来自自然本身的废弃物，生态系统能够对其进行分解与再循环利用，但是人类制造的无法降解的工业品废物，只能堆积在自然环境中，形成垃圾，破坏生态环境。
在诗歌中，这些废弃物分为三类：一是产生于自然本身的废弃物，能够被自然分解，再循环利用，如“树干”;二是人类制造的但是能够被自然分解的废品，如“架子”“壁橱”等;三是无法被自然分解再循环利用的“漂流物”“沉淀物”，“换句话说，就是垃圾”，如“玻璃瓶碎片”“塑料薄片”“雨伞”等，“或被看不见的波浪，抛在我走的路上”（Atwood，2009：4），不断堆积，形成垃圾，破坏生态平衡，引起海洋生态的不断恶化：
例如：两片厚厚的玻璃瓶碎片
而这个玻璃瓶曾经被用来储存果酱
我们在酷热的夏季时候制作;一些
塑料袋的薄片;一把破碎的栗色雨伞
当它是新的时候很贵重;
带有彩色蜡笔末端的巧克力盒子
被存储下来给幽灵孩子;
脚趾部分肮脏的鞋子曾经是我的。
一群不知名孩子的照片
（在镀铬汽车面前骄傲地摆着姿势）
许多孩子
现在已经死了，剩下的老了。（Atwood，2009：5）
照片中孩子的生存状态表明被人类丢弃在大自然中的工业品即使历经多年也无法被自然分解，只能随海浪冲回沙滩，变成垃圾。在人类纪时期，人类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的影响远超过地质变迁的影响（Voie，2017：2）。这些工业产品被生产出来时，对人类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但当其不再被人类需要时，人们想到的解决方法只是将其丢弃到自然界中。但是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种解决方法对自然来说是无益的，只会加重自然的负担，加剧生态危机。
阿特伍德通过将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及退化后的自然带给人类生存危机这一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试图引起读者思考人类在这不断变化的有机及非有机世界生态系统中的职责。在小说作品中，阿特伍德进一步放眼未来，描绘了工业化进程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大规模灭绝的反乌托邦生态世界的末日景象。如在《羚羊与秧鸡》中，“秧鸡人”取代人类得以生存，这表明“人类自我与他者（即非人类）的界限颠倒过来：基因工程师秧鸡和他的秧鸡人此刻站在宏大的‘自我’中心，仿佛成为未来人类主体的希望。尽管‘雪人’吉米是传统意义（有机意义）上的人类，却被变成一个被边缘化的‘他者”’（Ku，2006：111-12）。
五、结语
阿特伍德通过诗歌这一媒介，强烈批判人类利用语言对自然行使霸权，使自然处于被迫失语的状态。她通过重新树立自然的语言，让自然发声，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压迫性二元对立，实现对自然在人类语言中“他者”地位的解放。在人类纪时期，诗人直面已经退化的生态环境，揭示出人类作为自然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对人类在不断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中的职责进行了深刻思考。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呼吁人类抛弃征服自然的观念，倡导人类積极主动融入自然，聆听自然的声音，与自然和谐相处。
关键词：阿特伍德的诗歌 生态主题变迁 重新树立自然的语言 景观恐瞑
“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1939-）是一位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作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其作品的主题之一。近年来，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学术界逐渐关注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生态思想。研究表明，对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生态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揭示其作品对人类中心主义及人类对科技滥用的批判上，但对其作品中的生态主题变迁研究较为缺乏。本论文以阿特伍德的代表诗集《吃火》（Eating fire，1998）和《门》（TheDoo_2007）为研究对象，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八首诗歌，系统分析其诗歌中生态主题的变迁，探索阿特伍德对人与自然关系不断深化思考的过程。
笔者发现，阿特伍德诗歌中的生态主题经历了从强调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到直面自然的脆弱性，关注人类纪时期人与自然冲突的转变。在其早期诗歌中，诗人赞美自然，主张自然高于人类，犀利批判人与自然的压迫性二元对立;她通过让自然发声，解构了自然在人类语言体系中的他者地位，诗人鼓励人们通过融入自然的方式回归到自然中。在其后期诗歌中诗人通过重点描述“景观恐惧（1andscapes offear）”，揭示出人类作为自然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对人类在不断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中的职责进行了深刻思考。
一、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同情自然
在其早期诗歌中，阿特伍德对以人类利益至上、物化自然、忽视自然主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揭示与批判。诗歌《这是我的一张照片》（ThisisaPhotographofMe，1966）与《洪水之后，我们》（after the flood，we，1966）展示了诗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
在诗歌《这是我的一张照片》中，阿特伍德描绘了一幅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景色：缓和的斜坡上出现一座木屋，四周树木枝繁叶茂（可能是冷杉也可能是云杉），静谧的一片湖坐落于木屋后方，望向远方，出现在视野中的便是一些小山包。人类居住的木屋和自然的景物浑然一体，画面非常和谐。可这美丽的自然却以另一幅陌生的面孔出现在人类的照片中：
乍看好像
一张有污迹的
印刷品：模糊的线和灰斑
与这张纸融为一体。
诗人揭示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从一开始就被人类放在了“他者”地位，人類对自然主体性的抹灭恰好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的伤害与破坏。正如阿特伍德所说，现在人对自然比自然对人类更具破坏性，而且，人类对自然的毁灭等同于人类的自我毁灭（Atwood，1972：60）。在人类拍摄的照片中，原本美丽的自然仅仅是朦胧的画面，自然是以“模糊的线条”和“灰色的斑点”形象出现，若不仔细观察，没有人能够意识到和照片纸融为“一体”的这些模糊不堪的线条和斑点是大自然的形象。只有仔细审视这张照片，代表人类的“你”才会恍然大悟到照片里记录的是自然，这里有“树”（冷杉或云杉）、“斜坡”和“湖”：
一棵树
（冷杉或云杉）的一部分露出来
向右延展，中途
应该是一块和缓的
斜坡，一座木屋。
那背后有一片湖，
而上端，是些低丘。
通过还原诗歌中这些“模糊的线条”和“灰斑”的真实样貌，诗人讽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影响下，人类物化自然，抹杀其主体性。正如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所言：“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自然在人类的眼中被物化为简单的几何线条与块状图形，正如生态批评家瓦尔·普鲁姆伍德（ValPlumwood）提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把自然和动物看成是相似的物体，缺乏意识，而意识则是人所独有的”（Plumwood，1995：505）。因此，人类不会认识到处在边缘化“他者”地位的自然对人类进行被动反击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主动互动。诗歌《洪水之后，我们》反映了自然对人类压迫的反击。
《洪水之后，我们》讽刺毫无生态意识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批判其对自然主体性的忽视。通常情况下，自然是一位温柔的母亲，但是当其受到威胁与压迫时，“被压迫的自然便会威胁到那个压迫它的社会”（Bate，2000：54）。该诗描写在洪水后有生态意识的幸存者“我们”和无生态意识的幸存者“你”一起走向安全的高地，“我们”边走边收集着“溺死的母亲们的骨头”，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沉思自然给人类的警告，而狂妄自大的“你”却毫不在意，对洪水这场自然给人类带来的伤亡视而不见，依然忽略自然的力量。
诗人指出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处于弱者地位，渺小的人类“收集着溺死的，母亲们沉没的骨头/（它们又硬又圆在我手中）”。淹没在洪水中的“骨头”代表自然对人类的惩罚。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人类束手无策，“在这里大自然的敌意是被挑起的，是对人类犯罪行为的报复与惩罚”（Atwood，1972：61），自然通过给予人类洪水的灾难，给人类以警示。有生态意识的“我们”认识到人类将自然视为属下地位的“他者”观念是错误的： 鱼儿一定正在
我们之下的森林中游泳，
宛若群鸟，飞于树间
而一里地之外
城市，宽阔而安静，
横卧于不为人知的、遥远的海底。
作为洪水幸存者的“我们”开始重视自然给人类发出的信号，意识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才是弱者，因为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城市正“躺卧在不为人知的海底”;被边缘化及客体化的自然是一个有意识的主体，“这近似人类的/兽脸正从石头里/（缓缓地）成形”。与此同时，诗人批判在人类中心主义文化影响下变得无知的人类，正如威尔森（Wilson）所言：“没有任何一种丑陋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危害能和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危害相比。”（Wilson，1978：17）诗人不仅倡导人类应该敬畏自然，更表达了其对处于被人类压迫与忽略地位的自然的同情之情。
二、让自然发声：理解自然
阿特伍德在诗歌中除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辛辣讽刺与批判之外，还通过诗歌重新树立自然的语言，让自然发声，对自然的“他者”地位进行解构，呼吁人类倾听自然的声音，理解自然。處于“他者”地位的自然一直被人类视为无声的、被动的接受者，人类利用语言对处于“他者”地位的自然行使霸权，使其失去话语权。诗人在诗歌《沼泽的语言》（marshLanffaages，1995）和《沼泽地，鹰》（Mamh，Hawk，1978）中深刻揭露人类借语言对自然实施的压迫，揭示出自然的无声状态是由于人类对其压迫所致。诗人通过呈现在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人类无法理解自然发出的声音这一现象，凸显被客体化与“他者”化的自然的神秘性与主体性，并颠覆了这一压迫性的二元对立。
在诗歌《沼泽的语言》中，诗人揭露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使其失语，她向读者展示出沼泽的语言——生存在其中的灯芯草根的语言，都被人类语言体系所压抑的残酷现实。对人类来说，自然的沉默是因为在人类文化的传统里“说话的主体地位是作为一个人类独有的特权被其小心翼翼且警惕地守护着”（Manes，1992：339）。因此，自然不是没有语言，而是在人类语言体系中，自然的语言完全被客体化，被迫沉默无声。
在诗歌开篇，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沼泽这个自然的代表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只不过“这黑暗柔软的语言正在被变得沉默/母语母语母语/正一个接着一个落回到月亮里”（Atwood，1998：323）。“沼泽的语言”就是在淤泥中纠缠在一起的“灯芯草根的语言”，这些语言的重要性就好像藏在“骨头最温暖的核心中的骨髓细胞”（Atwood，1998：323）。“沼泽”“灯芯草根”和“淤泥”这些自然意象，它们的语言就是自然的语言，但这些“洞穴的语言”消失的原因不是因为其本身不存在，而是因为其不再被人类听到，因为不被人类说起，所以就演变成不存在，自然这一主体“I”因为人类而变得不再存在：
齿擦音与喉音，
洞穴的语言，半亮
在喉咙的后部分形成，
嘴的潮湿的天鹅绒铸造
消失的音节“I”并不意味着分离，
全部都正在变成不再被听到的声音
因为不再被说起，
而在
它们之中曾经能够被说出来的也已经不存
在了。（Atwood，1998：323）
正如凯特·里格比（KateRigby）所说，主张自然是沉默这一观点，与其说是因为自然没有与人类交流的能力，倒不如说更可能是人类拒绝倾听自然的声音（Rigby，2002：165）。诗人指出，人类利用语言对自然行使霸权，对自然实行控制与征服，使自然失去了话语权：
翻译永远都不可能。
而总是只有
征服，冷酷无情的
名词的语言大量涌入，
金属的语言。
二者择一的语言，
吞噬了其他语言的唯一的语言。
（Atwood，1988：323）
人类的语言是一种“二者择一的语言”，面对其他语言，人类选择的是“吞噬”，而不是去理解，人类通过使用语言这一手段使自然处于沉默“他者”的属下地位。正如张剑所言：“在文学批评中，各种后现代的‘他者诗学’都旨在揭露‘同者’在身体、性别、语言、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对‘他者’实施的暴力，分析‘他者’的属下地位。”诗人除了提醒人们要认识到自然是拥有自己语言的主体，她在诗歌《沼泽地，鹰》中进一步指出，面对未知的自然的语言，人类应该尝试去理解而不是征服它们。
在《沼泽地，鹰》中，阿特伍德一方面批判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另一方面她在诗歌中通过重新树立自然的语言，让处于无声地位的自然发出自己的声音，彻底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中自然的沉默“他者”地位。该诗呈现出被人类破坏与改造的自然已变成一片废墟，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未被人类涉足的沼泽地则是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这片神秘的沼泽地发出人类难以理解的声音。
“处于‘他者’地位的自然一直被人类视为无声的、被动的接受者，人类有权探索它的秘密，征服它的野性，索取它的资源”。人类随意索取大自然的资源，对其进行破坏，毫无顾忌。因为人类的消费与欲望，这些工业科技制造出的破碎的瓶瓶罐罐被遗留在荒野中，加剧了这片土地的荒凉：
爆裂的卡车
轮胎，被遗弃，瓶子和罐头
被岩石和子弹击中，一座大型的墓穴，
某人修造，在陆地蔓延
如同一块瘀伤而我们站立其上，有利的
位置，面朝沼泽地。
“轮胎”“瓶子和罐头”以及“子弹”都是工业技术进步之后的产物，但这些代表人类进步的工业产品全都以破败不堪的形象出现，轮胎破裂、瓶子和罐头被岩石和子弹击破，人类修建的“坟墓”被比喻成大地上的瘀伤，这些象征着工业进步与人类文明的产品，加剧了自然环境的退化，造成生态危机。阿特伍德在采访中表达了自己对工业和科技的看法：“我们应该首先检查自己的驱动力和欲望。科学技术是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改善人类和地球的环境，或者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摧毁人类和地球”（Tolan，2017：459）。人类肆意砍伐树木，粗暴分割木头，无情扔下因“败病”而失去利用价值的树木，以及因不被人类需要而变得“多余”的树木，任其腐烂，变得毫无生机。阿特伍德认为“也许人类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自然是不好的”（Atwood，2005：40）。 让你进入
它的冰冷又合理恰当的由冰构成的秘密
房子，在一些年代久远的故事里。在必要的
时候。它会和你分享柔软的冬日梦幻时光，
使你免受
无掩护的锋利且致命的炮弹碎片。
（Atwood，2009：52）。
遭到人类战争破坏变得贫瘠的土地也即将无法供养人与其他生物，这令诗人深感焦虑：
所以。这儿
不再舒服。
啊，熊，现在呢？
这片土地仍能继续
坚持吗？那么，还能坚持
多久呢？（Atwood，2009：52）
在《熊的挽歌》中，阿特伍德一方面表达了对自然的脆弱性的忧虑，另一方面揭示了人类在自然中的双重身份：既是生态危机的施暴者，又是生态危机的受害者，充分反映出自己的“景观恐惧”。人类纪时期自然书写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为景观恐惧，其具有双重功能，即将人类视为自然环境破坏的实施者的同时，也展现出其也是环境退化的受害者（Voie，2017：6）。段羲孚定义“景观恐惧”是自然和人类的混乱势力几乎无限的表现，并且认为现在是大自然的脆弱而不是它的强大使我们几乎不断地焦虑（Tuan，1979：6）。
诗歌《母鸡之年》更加关注在当代有机及非有机动态变化的世界生态系统中更加物质化及实用化理解人类的职责《母鸡之年》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自然生态系统对自然产生的废弃物和人类制造的垃圾进行消化分解的画面。面对来自自然本身的废弃物，生态系统能够对其进行分解与再循环利用，但是人类制造的无法降解的工业品废物，只能堆积在自然环境中，形成垃圾，破坏生态环境。
在诗歌中，这些废弃物分为三类：一是产生于自然本身的废弃物，能够被自然分解，再循环利用，如“树干”;二是人类制造的但是能够被自然分解的废品，如“架子”“壁橱”等;三是无法被自然分解再循环利用的“漂流物”“沉淀物”，“换句话说，就是垃圾”，如“玻璃瓶碎片”“塑料薄片”“雨伞”等，“或被看不见的波浪，抛在我走的路上”（Atwood，2009：4），不断堆积，形成垃圾，破坏生态平衡，引起海洋生态的不断恶化：
例如：两片厚厚的玻璃瓶碎片
而这个玻璃瓶曾经被用来储存果酱
我们在酷热的夏季时候制作;一些
塑料袋的薄片;一把破碎的栗色雨伞
当它是新的时候很贵重;
带有彩色蜡笔末端的巧克力盒子
被存储下来给幽灵孩子;
脚趾部分肮脏的鞋子曾经是我的。
一群不知名孩子的照片
（在镀铬汽车面前骄傲地摆着姿势）
许多孩子
现在已经死了，剩下的老了。（Atwood，2009：5）
照片中孩子的生存状态表明被人类丢弃在大自然中的工业品即使历经多年也无法被自然分解，只能随海浪冲回沙滩，变成垃圾。在人类纪时期，人类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的影响远超过地质变迁的影响（Voie，2017：2）。这些工业产品被生产出来时，对人类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但当其不再被人类需要时，人们想到的解决方法只是将其丢弃到自然界中。但是人们并未意识到这种解决方法对自然来说是无益的，只会加重自然的负担，加剧生态危机。
阿特伍德通过将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及退化后的自然带给人类生存危机这一现实展现在读者面前，试图引起读者思考人类在这不断变化的有机及非有机世界生态系统中的职责。在小说作品中，阿特伍德进一步放眼未来，描绘了工业化进程给整个人类带来的大规模灭绝的反乌托邦生态世界的末日景象。如在《羚羊与秧鸡》中，“秧鸡人”取代人类得以生存，这表明“人类自我与他者（即非人类）的界限颠倒过来：基因工程师秧鸡和他的秧鸡人此刻站在宏大的‘自我’中心，仿佛成为未来人类主体的希望。尽管‘雪人’吉米是传统意义（有机意义）上的人类，却被变成一个被边缘化的‘他者”’（Ku，2006：111-12）。
五、结语
阿特伍德通过诗歌这一媒介，强烈批判人类利用语言对自然行使霸权，使自然处于被迫失语的状态。她通过重新树立自然的语言，让自然发声，解构了人与自然的压迫性二元对立，实现对自然在人类语言中“他者”地位的解放。在人类纪时期，诗人直面已经退化的生态环境，揭示出人类作为自然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对人类在不断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中的职责进行了深刻思考。诗人清醒地认识到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呼吁人类抛弃征服自然的观念，倡导人类積极主动融入自然，聆听自然的声音，与自然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