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贾平凹《极花》从乡村生存困境的视角看待农村拐卖妇女事件，将事件的根源、农村消亡的矛头指向城市化对农村资源的盘剥，突出城市物质文明对乡村精神家园的冲击与毁灭。然而，《极花》中的乡村挽歌是建立在对个人命运的忽视、对农村现状的柔和处理以及对城市发展的关注失衡之上的，这让乡村挽歌的目的变为呼吁回归传统伦理与生存环境零发展，而非在乡村挽歌中寻求农村困境的出路或是重新建构人的精神归宿。
　　关键词：贾平凹 《极花》 乡村挽歌 城市化
　　作者贾平凹将《极花》中被拐妇女的悲剧、农村光棍的困境都归结成一句话，即“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作者并没有选择直接表现农村经济凋敝、进城务工者的漂泊或是留守儿童和老人的困苦，而是从人性最原始的性及传统的繁衍观念切入，表现城市的迅速扩张所造成的农村生存困境，为逐渐消亡的村庄唱一首挽歌。然而，《极花》问世以后颇受争议，因作者虽以被拐者胡蝶为“我”，却站在农村的视角而给予拐卖者以同情、悲悯。一方面有评论者认为贾平凹是在为拐卖者作辩护，在反思拐卖妇女的问题上缺乏力度及深度。另一方面则有学者认为贾平凹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消亡的现象，而不是仅仅迎合现代人内心对拐卖者的愤怒及渴望快意恩仇的情绪，反而是那些批评者站在中产阶级、城市的立场，对农村怀有偏见。
　　无论认为作者是辩护、批判或是悲悯，在对作者立场的质疑之外，鲜有学者对贾平凹所还原的“真相”之一即农村凋敝来源于城市的盘剥进行更多视角的追问，例如：城市化对农村的冲击只有负面性吗？农村的女人即使生活在城市底层也不愿回到乡村，只是因为物质环境的差距吗？之前大量农村留守妇女的现象为何会发生倒转？惋惜乡村的消亡还是关注乡村的重生？《极花》将农村困境归因于城市的物质文明，呈现出作者隐含其中的视角、立场及相应视域下的局限性。
　　一
　　《极花》主要通过四种方式缓和被拐者与农村尖锐的矛盾，在突出农村生存困境的过程中，推动了“城市剥夺农村的财富、女人而造成农村凋敝”逻辑的成立。这四种方式分别是突出黑亮家与圪梁村其他农民的差异，將胡蝶向往城市的表现局限于物质的迷恋与对农民身份的厌恶，表现胡蝶态度的转变及模糊化造成胡蝶悲剧人生的根源。《极花》中描绘的家庭生活多是悲惨不幸的。麻子婶一生经历坎坷，几经改嫁来到圪梁村，丈夫是半语子，吵架吵不过，会没有原因而打她，会强迫她生孩子而打她。村子里的另一类女性代表訾米，原本是立春买回的媳妇，但是立春在与腊八分家时，为了保住家具而将訾米当作私人物品让给了弟弟。訾米在圪梁村从未被当作“人”看待，如行尸走肉一般自暴自弃。而买走胡蝶的黑亮一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在经济、品行、外表多方面构成对比。对黑亮一家的塑造是从回忆黑亮那位让全村都羡慕的娘开始的，黑亮娘长得干净，性情安静，而且茶饭好，针线好，地里活也好，早早地为黑亮娶妻做准备。黑亮则是勤劳、头脑灵活的农村杂货铺店主，虽然比不上立春兄弟富裕，却没有他们的贪婪、霸道。为了照顾胡蝶，黑亮会特意进城买细粮，会在村民面前维护胡蝶，任由胡蝶歇斯底里地反抗。黑亮爹大多数时间是沉默的存在，是典型的终日劳作的质朴农民形象。抛开拐卖妇女的事件，黑亮一家的生活场景是一幅和谐静谧的乡村风光图，如此善良朴实勤劳的一家却面临即将消亡的危机，作者对乡村的叹惋，对城市化的警惕便合理化了。
　　有学者认为贾平凹在《极花》中既表现了对农村凋敝的怜悯，对农村劳作生活的怀念，同时还直面农村思想落后、伦理失序、社会扭曲，是一种既批判又惋惜的态度。但作者将被拐者胡蝶的境遇尽量与极有可能发生的惨况分隔开，书中最原始最野蛮的殴打、强暴行为，作者也是交由村民去完成，或是安排黑亮在一种集体性的狂欢与无意识中发生疯魔般的行为，实施拐卖的黑亮家在人性之恶与行为之恶两方面都处于缺失状态，这样的表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者对拐卖行为的反思性，从而削弱了作者将农村的生存困境归因于城市化的合理性。在《极花》的后半部分，黑亮、胡蝶、兔子似乎过上了村里人的生活，但是每当村里有其他农户买媳妇的消息，或是提起“买”“拐”这些字眼时，都会再次提醒黑亮、胡蝶有关拐卖的记忆，黑亮都是以沉默应对这些话题。黑亮的回避态度也是作者对于拐卖的罪恶感的回避态度，如果拐卖发生在麻子婶、訾米家，是不是还会对乡村的消亡而惋惜？在感受城市挤压乡村生存空间的同时，会不会多一点对乡土、人性的反思？
　　二
　　作者将高跟鞋视作胡蝶由乡下人转变为城市人的标志，与之相对应的还有黑亮娘缝制的布鞋。两双鞋获取途径的不同，暗示了作者对农村与城市的不同观察视角。高跟鞋是胡蝶偷偷克扣母亲辛苦捡破烂才挣下的血汗钱买的，为此她与母亲大闹一场，因此高跟鞋是城市的虚荣、物质消费的象征。布鞋则是黑亮娘活着的时候为儿媳妇一针一线做的，布鞋代表着乡村人情质朴、血缘亲情相连的精神文明。作者将城市的物质文明与乡村的精神文明对立起来，认为正是城市物质文明的巨大吸引力吸走了农村的人和物。书中胡蝶经历了被抢走高跟鞋——被迫穿上布鞋——高跟鞋归还的过程，高跟鞋的归还是发生在黑亮确定胡蝶不会再逃跑之后，但是胡蝶已经被动地开始融入圪梁村媳妇的生活中，高跟鞋失去了原本象征的对城市的向往。作者以这样的安排来说明胡蝶虽然在身份上已经转变为城市人，并以此为优越，但是她的精神内核始终逃脱不出传统乡村精神的熏染。面对城市的种种歧视，她看似优越，实则是自卑、迎合的心理状态，在与乡村人的朝夕相处中，逐渐又回归到对乡村的依赖。这是作者表述“对从乡村出走的女人来说，布鞋比高跟鞋更合脚”的过程。
　　然而，作者将城市对农村的冲击局限在物质文明之中，依旧把城市具象为一个个物质符号，如胡蝶珍视的高跟鞋、穿衣镜、化妆品，还有城市人时兴的墙棱角脸，等等。这与20世纪文学作品中常常将城市与乡村作为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视都市为欲望、罪恶、虚幻、冷漠的集合体，视乡村为精神栖息地的论调相一致。有如《子夜》中都市光怪陆离的物质文明、商业化，它们腐蚀了进城的青年男女的内心，压榨基层劳动者。又如《日出》中将人变成鬼的都市生活和回不去的乡村对照。贾平凹在《极花》中所表现的对几十年城市化发展的认识及对乡村的反思都没能够再更新。 　　走出乡村的女性即使生活在城市的底层，经济拮据，如胡蝶的母亲依靠捡破烂生活，为了供弟弟读书而早早让胡蝶辍学，但她们仍然不愿意回到乡村，除了城乡生存条件的差异，城市精神文明的冲击是不可忽略的。
　　近年来，与拐卖妇女现象受到同样关注的，还有农村妇女自杀现象。2000年之前我国自杀率的调研结果显示，我国自杀现象的主要特征便是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农村女性自杀率高于城市女性。2014年报道《农村妇女自杀率大幅下降因由考》a指出，2002年到2011，农村妇女的自杀率便大幅下降，降幅达到58%，最大的转变在于青年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90%。而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化对农村女性在经济、思想、价值观、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的影响、改变。不妨将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来探讨《极花》中所缺失的关于城市精神文明对农村的冲击以及“胡蝶们”离开农村的更多元的原因。
　　城市给予农村女性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经济独立的可能性。在农村女性自杀案例的调研中发现，农村女性因无经济方面的自主性而只能依附于家庭，因而面临家暴、歧视性对待时，没有能力摆脱高压的生存环境，最终以自杀作为唯一的反抗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女性虽然在融入过程中遭受不公，且大量进城务工者仍苦苦挣扎于城市的生存线上，但是经济自主，解放女性于家庭生活的精神高压，甚至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休闲空间来进行精神的提升，如忍受不了家暴而进城打工的育儿嫂范雨素，和十几位打工者在工作之余参与“工友之家”的文学小组，后来因创作自传小说《我是范雨素》而爆红网络。范雨素在接受采访时说：“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这点精神欲望就是现实中的范雨素与小说塑造的胡蝶对城市的不同期望，也是《极花》所忽略的农村女性的需求与城市精神文明的冲击。
　　与《极花》题材相似的电影《盲山》在被拐者家人寻找到农村的情节处理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极花》更感性地渲染胡蝶急切、矛盾、紧张的心绪，而《盲山》相对较冷漠而残酷地展现村民是如何聚集在一起堵住出村的汽车，让警察不得不将被拐者再一次抛弃，前者是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回避农村在某种程度上法治文明的失效。学者何平曾在《中国最后的农村——〈极花〉论》b中指出，《极花》对拐卖妇女的正义性没有任何迟疑，文学会关注远比法律可以裁决的是非、更复杂的人性及其寄生的文化、社会土壤，作者借助这个故事来表现涣散无神的农村失去了精神庇护和安全感。然而，《极花》仅仅将农村的精神庇护和安全感的丧失置于对乡村凋敝的同情之下，并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不断弱化农村安全感丧失带来的伤痛与绝望。《盲山》的主人公在法治失效的绝望中，拿刀砍向丈夫，并没有被拐者回到城市而营造的两个空间的比对。《极花》既然安排了胡蝶从乡下到城市再到乡村再回城市，最终依然回到乡村的多次空间置换、对比，那么除了乡村复杂的人性、生存情况以外，农村在法治失序情况下的残酷、城市精神的复杂性也应是其观照对象。作者强调城市对进城者的不友好及对农村的物质盘剥，却忽视乡村法治失序带来的沉重代价，视点的失衡是两部文艺作品结局大相径庭的缘由之一。
　　《极花》中唯一有关胡蝶与城市的精神联系的部分是城市青年青文与胡蝶之间朦胧的情愫。青文长相帅气、善良知礼，在胡蝶受到歧视时出面帮她，胡蝶却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极度自卑，既不由自主地盼望见到青文，又心里因为自卑而不想理他。作者借青文最终没有缘由的消失来体现农村和城市之间坚固的壁垒，纵使再美好、温情，也是幻梦一场，但是即使是幻梦，这也仍然是胡蝶在最无助时候的支撑。事实上，这是城市精神文明之于被拐者的另一层意义，即一种生活的希望。这种希望的破灭并不来自于青文消失的那一刻，不来自于难以融入城市的困境，而是在胡蝶抱着孩子，流着泪反复对自己说“娘怎么不能和你爹在一起？”“到了城里娘不是也穷吗？谁把娘当人了？”“娘现在是黑家的媳妇”的时候，胡蝶已经彻底放弃追求曾经渴望的美好，从不甘到甘愿是胡蝶精神的坍塌，是这场拐卖事件最大的悲哀。这场悲剧的根由是城市给了农村女性对物质的欲望和精神的希望吗？还是拐卖本身？还是形成拐卖背后错综复杂的因由？作者在这场悲剧的落笔处模糊了胡蝶及圪梁村生存困境的根源。
　　三
　　“我知道这可能与我有关：我厌烦着村里人，他们才这样的丑陋，我不爱这里，所以一切都混乱着，颠倒着，龌龊不堪。”胡蝶在喝苦楝子水堕胎被发现、制止后，心理开始发生转变，开始将自己作为圪梁村人来看待村子的矛盾、苦难、荒诞与人情。这也是《极花》逐渐明晰地将农村的丑陋、混乱、颠倒、龌龊的根由推向城市的偏见、傲慢的开始，是将城市的肥大与农村的凋敝放在因果对立位置，将农村视作城市的弃子的开始。
　　《极花》中体现的两层因果关系值得探讨。究竟是农村的混乱、颠倒造成了农村女人的出走，还是城市吸走农村的女人才使农村混乱、颠倒？究竟是欺骗、拐卖造成了胡蝶最终无乡状态的悲剧，还是城市的冷漠、隔阂才是胡蝶悲剧的根源？关于第一层因果关系已有论述。贾平凹在创作谈中怜悯偏远地区的男人：“那些没能力也没技术和资金的男人仍剩在村子里，他们依赖着土地能解决温饱，却无法娶妻生子。”然而，那些村子里沒能力、技术和资金的女人呢？她们没有土地可依赖，甚至难以获得生存的保障。农村男性在担忧血缘的延续，村子的消亡，而农村女性则是为自己的生存做抉择，走出农村是用脚投票的结果，与进城务工的物质目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因此，表面上农村女性出走城市加剧了农村光棍问题、拐卖现象等的混乱与不堪，但内里原因是农村一直以来出现的性别失衡、农村妇女自杀、土地权益分配、留守妇女儿童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愈发凸显，又转化为新问题而造成新的混乱、不堪。
　　胡蝶命运有两次关键转折点都有城市参与其中，头一回是被王总欺骗去兰州挣钱，导致被拐。第二次是在结尾，因为媒体的穷追不舍，邻居、亲人的指指点点，胡蝶无法在城市中恢复原本的生活。城市的功利、虚伪、冷漠展露无遗，胡蝶在城市中被当作某些人趋利的工具，但是回想胡蝶在圪梁村曾遭受的非人的野蛮行径，她同样被当作工具，是满足欲望、繁殖、延续这个村子的工具，那么胡蝶是基于何种情感而选择回归呢？作者赋予农村女性从城市再回流乡村的方式并非其作品结尾所放大的媒体采访、邻里议论造成的二次伤害，而是贯穿整部作品，不断提及的主题——繁衍。从胡蝶对黑亮控诉“你娘是高兴了，可是我娘正在哭咧”，到最后胡蝶回城市后日思夜想自己的孩子而哭诉“我是有娘了，可兔子却没娘了”，自始至终作者所呼唤的一直是母性的回归，将繁衍作为唤回农村的女人，延续村庄的核心，同时，正是“繁衍”这一核心诉求才让胡蝶陷入两难的境地，这就是模糊在城市冷漠、虚伪等原因之外的悲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