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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从商人们的赚钱工具演变成政治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是人类文明社会最终进入现代化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金融走进历史殿堂的那一刻就是人类现代史的开端，其意义可比马丁·路德把人性注入基督教教义，可比伽利略把实验精神引进科学探索，它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大于20世纪80年代市场机制重回中国大地。
想到写这样一篇关于历史的议论，是因为受到王巍先生新著《金融可以颠覆历史》的启发。
历史的不同“版本”
在历史的殿堂里，阴谋和暴力是早期被强人们常常邀请来赴宴的贵客，后来是协商与对话成就了历史的巨大进步。然而当金融在不经意间被曾经当过商人的政客们带入殿堂时，以往的历史就受到了颠覆。这就是王巍先生在《金融可以颠覆历史》里表达出的一个思想。
中国人一向爱用历史说事，从皇上到官员再到文人，直到市井的说书人都很自信地以历史的解释者自居。其实，从不同人口中说出的同一个词——“历史”，有多个版本。
版本（1）——历史1——被一般人认定为“定论”的历史，也是王巍先生在他的书名所说的那个被颠覆的“历史”。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就是所谓“正史”，官方机构通过一定的程序公布的历史，例如中国先人留给当代中国人的《二十四史》。
版本（2）——历史2——一种“追求真实”的历史，它一般不决定于由什么权威机构公布或什么权威人物定案，而是被那些追求历史真实的（官方的和民间的）学者努力追求的对象，它永远处于还原历史真相的动态之中，只要是逼近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内容，无论是文字性质的、实物性质的还是口头性质的，都是扩容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版本（3）——历史3——它不存在于任何人的笔下，只是存在于它发生的那一瞬间，只要真实发生的事件一过去，它就消失了。历史3不存在于人们的脑际，因为任何人头脑里的对历史的记忆都是“残缺”的，或多或少都带有片面性，人们只能通过尽量诚实尽量逼真的回忆和论证，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这样对历史3进行描述、追忆、书写和记录，这样全面的、多角度的文字的集成，就是回到历史2了。必须指出的是，历史2应当是所有版本里的历史中是最有文化价值的，它能准确地破解人类之所以能从类人猿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是一套有逻辑关系的史料的理性组合。它全面而不包罗万象，它不是把所有历史事件凑到一起的大杂烩，大杂烩或者“流水账”样的“历史”没有多大的文化价值，只是给说书人提供了故事资源，给消闲者提供了打发时间的娱乐节目。只有对推动人类文化进步起到正面意义的那些事件集合的文字重现，才是有文化价值的人类历史，这就是我说的“历史2”。
说到这里，人们也就明白了，王巍先生说的被越来越多的金融史料所颠覆的，只能是“僵硬”的历史——历史1，它缺乏真正科学的充分论证和必要的补充，往往对它的论证和补充都会受到正统势力的阻挠和责难，更不会允许学者和一切有资格“说历史”的人试图修改已经作为“定论”的“钦定”的或官方颁布的正史。只有不断地被质疑、被修改，历史才不会僵化，才能使得它在人类进步过程中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历史的创造与颠覆
历史是谁创造的？一问到这个问题，有一点年纪的人就会回想起这样一段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是这里所说的“人民”是个很泛泛的一个概念，没有具体的实体，人民是所有人，却又不是所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以为，那个被人民（所有曾经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创造的 “历史”——即历史3，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湮灭在时间的长河里了。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应当是对人类进步的进程有推动意义的典型事件的集合。
那么，什么是“典型事件”呢？为了节省笔墨，不说定义只举例子：比如文字的发明、宗教的创立、法律的发明、政府形式的创立、科学思维的产生、科技成果的创造和引入生产环节、文艺形式的创新与现实生活的结合、企业和账目的发明、货币的发明、民主观念的产生等等。历史是人类所有文化成果的积累，没有其中的哪一项，现代社会都不会成为现实，金融大概是其中最晚到的一位。当它到来时，历史就应当重新被改写了，在这次伟大的“改写”中，对金融理论和实践做出突出贡献的犹太人群体不能不被提及。
世界上所有民族并不是都能在那些典型事件中做出同样重要的贡献的。对人类进步做出巨大正面意义贡献的民族，只是少数，而对人类历史做过有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就更如凤毛麟角了。往往越往后，能前仆后继地做出成就的，是一系列有着相同思维方式的精英，在这里，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否。中国曾经是思想家的摇篮，不过那是在先秦时代，那是个君王与思想家可以促膝谈心、平等对话的遥远年代。从那时开始，我们民族对人类现代史的贡献就不如一个人数上远小于自己的小民族——犹太人群体了。出于对历史真实性的责任感，我认为应当承认犹太人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他们对现代社会的主要贡献不光是出了众多的学术家、艺术家，还有被人们忽视的在金融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功绩。
中国人历来认为“文史不分家”，这一方面可以让历史更有可读性，但也不可避免地让史书掺入了个人的想象色彩，例如，司马迁不可能知道荆轲刺秦王时的即时场景，但是它却连荆轲的眼神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显然这已经不是历史典籍所应有的特征了。真正的历史典籍应当是真正的史实重现。博物馆的功能就是把史实挖掘出来，发挥着历史典籍辅助作用，把这些史料供奉进历史殿堂的祭坛，就是被王巍先生称为是对历史的“颠覆”，其实这更应当被认作是对人类文化宫殿建设的一种完善，让历史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的每一步的进步过程，这后者，就是我写作本文的目的。
胡适说过这样的话：“历史是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一个真实的描述。但是今后的历史却越来越向着真实转化着。原因是近现代人类文化的普及已经能够让人们去追寻过去的历史真实，以期让它能够为现实政治服务。
过去的历史是强人们主持建立的一部文字档案，它是死的，在这部档案当中，主角是秦始皇、拿破仑、罗斯福那样对人类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但是可以想象，在文化大普及的今天，在信息化成为人类大众普遍掌握的文化工具之后，今后的历史更像是一部不断成长的生命体，它不断被越来越多的新发现的史料所丰富，人们越来越希望把那些曾经为人类进步作出默默贡献的“无名英雄”们请回历史殿堂，王巍先生这样的有心人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找回那些对人类进步有影响的事件的实物证据或音像资料是公德无量的善举。其实这个做法早就有人来做了，例如，中国历史上最为丰富文字宝库《四库全书》就没有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收入其中，这表现为乾隆皇帝对生产领域的知识和成就的轻视。《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汉族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把它当成宝物，但是从它诞生仅仅四百年不到的时间，它在中国却失传了。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发现了它，辛亥革命以后又把它原来的版本“出口转内销”引回国内，这就丰富了中国的历史资源，此时，用“颠覆”这个词就不是很恰当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如《金融可以颠覆历史》书中所列出的，把那些历史上促成人类进步的民族和重要人物的事迹进行搜集整理，用以“颠覆”那段曾经不公正对待他们的历史，例如用新挖掘出来的历史史料重新发现犹太人群体对铸成当代世界现代社会的格局作出的巨大贡献，此时，用“颠覆”这个词就很形象和贴切了。 犹太人之所以如此受到王巍先生的重视，是因为他发现犹太人以往遭受到了人们（主要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普遍的歧视甚至迫害，因而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尤其是他们对现代金融史的贡献）被人们有意地抹杀或无意地忽视了，而恰恰是这一点，正是现代社会得以到来的关键一步，很值得我们仔细追忆和认真整理一下，再大书一笔，说一句很熟识的话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曾经就30年代到50年代初居住上海的犹太人群体对上海人的现代生活的影响写过文章，也曾经在那篇文章中为犹太人鸣不平过。有资料说他们这个群体人数最多时达到46000人，除了在上海建埠时最早那批冒险家如哈同（上海有一条街——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以前就以他的姓命名）非常有钱以外，在希特勒1935年以前驱逐犹太人的时候来上海的第一批犹太人，那时他们还有权带着家底来上海当“难民”，这不菲的游资成了他们在上海经商的资本。此外他们还把经商和金融运作的经验也带给了上海人。他们对上海和上海人充满了感激之情。2010年，这个群体的后裔还多次到上海寻根和感恩，并引导很多上海人也回顾了这段历史。此后，在陆续阅读的其他文献资料我又进一步领略到犹太人在经商和金融业方面对世界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这其中，就有王巍先生的《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历史事件的背后
早年间的历史都是史官们的作品，囿于他们文科专业的局限，他们只是记载那些轰轰烈烈的战争和政治事件，他们看不清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只能从表面现象上描述强人们谁打败了谁，谁坐了江山、谁当了流寇。但是，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确实是金钱在发挥着作用。王巍先生试探着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了许多过去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成败、甲午战争的失利、辛亥革命的爆发等等，这样深挖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确实对人们有一定的启发，让人们看到了动态立体化的历史画卷。
我在年轻时学到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一直不认为这样的“壮举”有太大的历史意义，相反，我认为这个事件正好能说明中国文化的局限甚至病根。把它拿来与哥伦布的壮举相比较，最能引发一系列的议论。
有些中国人和学者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之心”，总是尽量把中国所有的东西都说成一朵花，总是有意无意地小看他人的成绩。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充满了赞誉，好像能给中国人脸上贴上多厚的金皮。实际上一个宦官是否能主持这样耗资巨大的事业，这个事业又能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升腾与进步能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就没有人深入分析了。
是的，从时间早晚、时间跨度大小、规模大小、航船多少、人数多少等许多方面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方面能比别人先行了一步，但是，那都是技术层面的、工具层面的现象，透过这些表象，这个事件的产生和它的目的，却是为了很狭隘的目的而进行的——弘扬皇威，给皇帝寻找乐子，当然还有史家说是为了搜寻失踪的建文帝，那更是大笔大笔地花费大众的民脂民膏以打牢朱家的江山了。
即使郑和的壮举做到了许多“世界第一”，在历史上有多么多么地了不起。但是却经不住一句很简单的诘问：“那么后来呢？”——很对不起，言者只是就事论事说这一件事，其他事他不管。
历史的传承与借鉴
历史自身实际上是一出一经开演就不会有谢幕的长篇连续剧，它不是掐头去尾的小品，这出戏要连续地演绎下去，直到永远，不是演到你最辉煌最开心的时候就戛然截止到此结束，“谁笑到现在谁笑得最好，谁笑到永远谁笑得最好”。
现在看，世界上笑得最灿烂的是西方人，他们创立了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愿意借鉴或者仿效的现代社会管理运作体制。而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知识体系的客观性和可继承性，也就是说，他们的知识体系是可以持续地自发成长的，后人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可以无限继承的创新和探索。反观我们中国人的成就，一座高山就是一座高山，在它的背后就是滑坡。冶铁方面，中国从春秋时代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后来呢？失传了。历史成就的不可持续性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造成的，那就是中国文化的“碎片特征”，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的逻辑性，从根本上看就是知识的主观性。中国人的知识体系经不住时间的推敲，经不住后人从不同方向上的诘问和怀疑，表现为书本上的学说都是经史子集那样的定论，而缺少各个分系统之间的逻辑联系，中国人的传统知识体系有点像个大杂烩，是拼凑出来的先人们的语录，尽管其中有不少从文字美学玄学方面来看有很好的观赏性，例如《论语》、《道德经》，例如《易经》。
这就决定了，在某些时候中国人能够到达一座文化高峰，创造出一个前无古人的奇迹，但是由于一个“特定的原因”，总会在巅峰过后迎来一个低谷，这里所说的“特定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法，黄仁宇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传统”，王巍先生的意见则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出于某种原因，士大夫们不懂得或者拒绝把金融手段引入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说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传统不是说中国的历代朝廷在管理过程中没有数字的概念，而是从来没有在宏观上让全社会的经济生活的所有有联系的数字建立起逻辑关系。比如，收入与支出，生产与消费，投入与产出，总体平衡与局部平衡，更不要说运作一下货币需求与投放这些高等级的金融手段了。
我愿意为此说上一句宽慰的话：中国太大了，一个指望用驿站和信使传递信息的国家同时又管理着上亿人口的大国是没有办法管得更精细些，只能是“齐不齐，一把泥”。西方人那些精致的城堡、大小的国家如果不把商人们的精打细算借鉴过来治理国家，就难以应付各级贵族和数量众多的平民的质疑，于是才有了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数》。于是中国人粗犷的宏观大综合和西方人从微观着手的精细分析就此分野。西方人的精细管理能使得国家日益强盛，从而让国家的规模不断地扩大，而要想让中国人从粗犷管理国家的传统走出来，向着精细化管理的方向转型是一件极难的事情，这是选择建国的思维原则时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西方人可以轻易地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基石能促使统治者每逢一事都要出师有名，有法律依据，这样就让国家自然发展成整体上协调的文化共同体，当然，在遇到前人未曾遇到过的事件时，会有一个“反应迟钝期”例如互联网冲击，以及社会信用泛滥造成的冲击。
而中国文化体系的筑成，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凝聚过程，一切可以登场上升为文化产品的把关，只能以顺应圣旨和上级指示为条件，只能以取悦强权为背景从事。中国人今后的社会文化转型的任务，就是从根本上克服这个长久以来的思维方式在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开始学习从社会整体上考虑问题，其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的数字化变革，其最高层次的境界，就是要到用金融运作时所遵循的原则来主导全社会的生活安排。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王巍先生一定会同意我这个观点）不是生产领域内的科技手段的运用，而是社会管理领域中金融手段的引入，才是文明人类步入现代社会的第一标志，而且，把金融手段引入社会管理这个事件，可以导致社会领域的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反过来讲就讲不通了，中国宋朝时期的科技水平绝对世界第一，但是社会进步却止步于一座高山——社会管理的专制体制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合理，最终引发社会的动乱，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元明清之后再有十个朝代，也顶多是一出出有二三百年寿数的走马灯唱本剧。一个有一亿人口的大民族屡次陷入周期性的大动乱、多次陷入亡国之虞的深层次原因，不是外敌有多么强大，而是自身的命数在体内的生物钟里发挥着周期性的致命作用。而中国和中国经济彻底引入市场机制的本质，就是请长官意志让位于金融规律来规划全社会的经济生活和安排一切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从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的进步，实则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一步，因此，唤起全体民众的金融意识，把国计民生都纳入金融网络的罗网中，是一件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伟大工程。
金融已经走入了历史的殿堂，但是它还没有彻底地把握住历史，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不久前的欧债危机都是例证。金融危机“颠覆”了历史，也成就了新的历史，金融获得了进步，历史也逼近了完美，这就是关于金融和历史关系的辩证法吧。
想到写这样一篇关于历史的议论，是因为受到王巍先生新著《金融可以颠覆历史》的启发。
历史的不同“版本”
在历史的殿堂里，阴谋和暴力是早期被强人们常常邀请来赴宴的贵客，后来是协商与对话成就了历史的巨大进步。然而当金融在不经意间被曾经当过商人的政客们带入殿堂时，以往的历史就受到了颠覆。这就是王巍先生在《金融可以颠覆历史》里表达出的一个思想。
中国人一向爱用历史说事，从皇上到官员再到文人，直到市井的说书人都很自信地以历史的解释者自居。其实，从不同人口中说出的同一个词——“历史”，有多个版本。
版本（1）——历史1——被一般人认定为“定论”的历史，也是王巍先生在他的书名所说的那个被颠覆的“历史”。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就是所谓“正史”，官方机构通过一定的程序公布的历史，例如中国先人留给当代中国人的《二十四史》。
版本（2）——历史2——一种“追求真实”的历史，它一般不决定于由什么权威机构公布或什么权威人物定案，而是被那些追求历史真实的（官方的和民间的）学者努力追求的对象，它永远处于还原历史真相的动态之中，只要是逼近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内容，无论是文字性质的、实物性质的还是口头性质的，都是扩容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版本（3）——历史3——它不存在于任何人的笔下，只是存在于它发生的那一瞬间，只要真实发生的事件一过去，它就消失了。历史3不存在于人们的脑际，因为任何人头脑里的对历史的记忆都是“残缺”的，或多或少都带有片面性，人们只能通过尽量诚实尽量逼真的回忆和论证，才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这样对历史3进行描述、追忆、书写和记录，这样全面的、多角度的文字的集成，就是回到历史2了。必须指出的是，历史2应当是所有版本里的历史中是最有文化价值的，它能准确地破解人类之所以能从类人猿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是一套有逻辑关系的史料的理性组合。它全面而不包罗万象，它不是把所有历史事件凑到一起的大杂烩，大杂烩或者“流水账”样的“历史”没有多大的文化价值，只是给说书人提供了故事资源，给消闲者提供了打发时间的娱乐节目。只有对推动人类文化进步起到正面意义的那些事件集合的文字重现，才是有文化价值的人类历史，这就是我说的“历史2”。
说到这里，人们也就明白了，王巍先生说的被越来越多的金融史料所颠覆的，只能是“僵硬”的历史——历史1，它缺乏真正科学的充分论证和必要的补充，往往对它的论证和补充都会受到正统势力的阻挠和责难，更不会允许学者和一切有资格“说历史”的人试图修改已经作为“定论”的“钦定”的或官方颁布的正史。只有不断地被质疑、被修改，历史才不会僵化，才能使得它在人类进步过程中起到风向标的作用。
历史的创造与颠覆
历史是谁创造的？一问到这个问题，有一点年纪的人就会回想起这样一段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是这里所说的“人民”是个很泛泛的一个概念，没有具体的实体，人民是所有人，却又不是所有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以为，那个被人民（所有曾经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创造的 “历史”——即历史3，早已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湮灭在时间的长河里了。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历史，应当是对人类进步的进程有推动意义的典型事件的集合。
那么，什么是“典型事件”呢？为了节省笔墨，不说定义只举例子：比如文字的发明、宗教的创立、法律的发明、政府形式的创立、科学思维的产生、科技成果的创造和引入生产环节、文艺形式的创新与现实生活的结合、企业和账目的发明、货币的发明、民主观念的产生等等。历史是人类所有文化成果的积累，没有其中的哪一项，现代社会都不会成为现实，金融大概是其中最晚到的一位。当它到来时，历史就应当重新被改写了，在这次伟大的“改写”中，对金融理论和实践做出突出贡献的犹太人群体不能不被提及。
世界上所有民族并不是都能在那些典型事件中做出同样重要的贡献的。对人类进步做出巨大正面意义贡献的民族，只是少数，而对人类历史做过有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就更如凤毛麟角了。往往越往后，能前仆后继地做出成就的，是一系列有着相同思维方式的精英，在这里，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否。中国曾经是思想家的摇篮，不过那是在先秦时代，那是个君王与思想家可以促膝谈心、平等对话的遥远年代。从那时开始，我们民族对人类现代史的贡献就不如一个人数上远小于自己的小民族——犹太人群体了。出于对历史真实性的责任感，我认为应当承认犹太人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他们对现代社会的主要贡献不光是出了众多的学术家、艺术家，还有被人们忽视的在金融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功绩。
中国人历来认为“文史不分家”，这一方面可以让历史更有可读性，但也不可避免地让史书掺入了个人的想象色彩，例如，司马迁不可能知道荆轲刺秦王时的即时场景，但是它却连荆轲的眼神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显然这已经不是历史典籍所应有的特征了。真正的历史典籍应当是真正的史实重现。博物馆的功能就是把史实挖掘出来，发挥着历史典籍辅助作用，把这些史料供奉进历史殿堂的祭坛，就是被王巍先生称为是对历史的“颠覆”，其实这更应当被认作是对人类文化宫殿建设的一种完善，让历史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的每一步的进步过程，这后者，就是我写作本文的目的。
胡适说过这样的话：“历史是一个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一个真实的描述。但是今后的历史却越来越向着真实转化着。原因是近现代人类文化的普及已经能够让人们去追寻过去的历史真实，以期让它能够为现实政治服务。
过去的历史是强人们主持建立的一部文字档案，它是死的，在这部档案当中，主角是秦始皇、拿破仑、罗斯福那样对人类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但是可以想象，在文化大普及的今天，在信息化成为人类大众普遍掌握的文化工具之后，今后的历史更像是一部不断成长的生命体，它不断被越来越多的新发现的史料所丰富，人们越来越希望把那些曾经为人类进步作出默默贡献的“无名英雄”们请回历史殿堂，王巍先生这样的有心人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找回那些对人类进步有影响的事件的实物证据或音像资料是公德无量的善举。其实这个做法早就有人来做了，例如，中国历史上最为丰富文字宝库《四库全书》就没有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收入其中，这表现为乾隆皇帝对生产领域的知识和成就的轻视。《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汉族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把它当成宝物，但是从它诞生仅仅四百年不到的时间，它在中国却失传了。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发现了它，辛亥革命以后又把它原来的版本“出口转内销”引回国内，这就丰富了中国的历史资源，此时，用“颠覆”这个词就不是很恰当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如《金融可以颠覆历史》书中所列出的，把那些历史上促成人类进步的民族和重要人物的事迹进行搜集整理，用以“颠覆”那段曾经不公正对待他们的历史，例如用新挖掘出来的历史史料重新发现犹太人群体对铸成当代世界现代社会的格局作出的巨大贡献，此时，用“颠覆”这个词就很形象和贴切了。 犹太人之所以如此受到王巍先生的重视，是因为他发现犹太人以往遭受到了人们（主要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普遍的歧视甚至迫害，因而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尤其是他们对现代金融史的贡献）被人们有意地抹杀或无意地忽视了，而恰恰是这一点，正是现代社会得以到来的关键一步，很值得我们仔细追忆和认真整理一下，再大书一笔，说一句很熟识的话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曾经就30年代到50年代初居住上海的犹太人群体对上海人的现代生活的影响写过文章，也曾经在那篇文章中为犹太人鸣不平过。有资料说他们这个群体人数最多时达到46000人，除了在上海建埠时最早那批冒险家如哈同（上海有一条街——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以前就以他的姓命名）非常有钱以外，在希特勒1935年以前驱逐犹太人的时候来上海的第一批犹太人，那时他们还有权带着家底来上海当“难民”，这不菲的游资成了他们在上海经商的资本。此外他们还把经商和金融运作的经验也带给了上海人。他们对上海和上海人充满了感激之情。2010年，这个群体的后裔还多次到上海寻根和感恩，并引导很多上海人也回顾了这段历史。此后，在陆续阅读的其他文献资料我又进一步领略到犹太人在经商和金融业方面对世界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这其中，就有王巍先生的《金融可以颠覆历史》。
历史事件的背后
早年间的历史都是史官们的作品，囿于他们文科专业的局限，他们只是记载那些轰轰烈烈的战争和政治事件，他们看不清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只能从表面现象上描述强人们谁打败了谁，谁坐了江山、谁当了流寇。但是，那些历史事件背后确实是金钱在发挥着作用。王巍先生试探着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了许多过去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成败、甲午战争的失利、辛亥革命的爆发等等，这样深挖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确实对人们有一定的启发，让人们看到了动态立体化的历史画卷。
我在年轻时学到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一直不认为这样的“壮举”有太大的历史意义，相反，我认为这个事件正好能说明中国文化的局限甚至病根。把它拿来与哥伦布的壮举相比较，最能引发一系列的议论。
有些中国人和学者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之心”，总是尽量把中国所有的东西都说成一朵花，总是有意无意地小看他人的成绩。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充满了赞誉，好像能给中国人脸上贴上多厚的金皮。实际上一个宦官是否能主持这样耗资巨大的事业，这个事业又能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升腾与进步能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就没有人深入分析了。
是的，从时间早晚、时间跨度大小、规模大小、航船多少、人数多少等许多方面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方面能比别人先行了一步，但是，那都是技术层面的、工具层面的现象，透过这些表象，这个事件的产生和它的目的，却是为了很狭隘的目的而进行的——弘扬皇威，给皇帝寻找乐子，当然还有史家说是为了搜寻失踪的建文帝，那更是大笔大笔地花费大众的民脂民膏以打牢朱家的江山了。
即使郑和的壮举做到了许多“世界第一”，在历史上有多么多么地了不起。但是却经不住一句很简单的诘问：“那么后来呢？”——很对不起，言者只是就事论事说这一件事，其他事他不管。
历史的传承与借鉴
历史自身实际上是一出一经开演就不会有谢幕的长篇连续剧，它不是掐头去尾的小品，这出戏要连续地演绎下去，直到永远，不是演到你最辉煌最开心的时候就戛然截止到此结束，“谁笑到现在谁笑得最好，谁笑到永远谁笑得最好”。
现在看，世界上笑得最灿烂的是西方人，他们创立了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愿意借鉴或者仿效的现代社会管理运作体制。而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知识体系的客观性和可继承性，也就是说，他们的知识体系是可以持续地自发成长的，后人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可以无限继承的创新和探索。反观我们中国人的成就，一座高山就是一座高山，在它的背后就是滑坡。冶铁方面，中国从春秋时代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后来呢？失传了。历史成就的不可持续性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造成的，那就是中国文化的“碎片特征”，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知识体系缺乏整体的逻辑性，从根本上看就是知识的主观性。中国人的知识体系经不住时间的推敲，经不住后人从不同方向上的诘问和怀疑，表现为书本上的学说都是经史子集那样的定论，而缺少各个分系统之间的逻辑联系，中国人的传统知识体系有点像个大杂烩，是拼凑出来的先人们的语录，尽管其中有不少从文字美学玄学方面来看有很好的观赏性，例如《论语》、《道德经》，例如《易经》。
这就决定了，在某些时候中国人能够到达一座文化高峰，创造出一个前无古人的奇迹，但是由于一个“特定的原因”，总会在巅峰过后迎来一个低谷，这里所说的“特定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描述法，黄仁宇先生把它称为“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传统”，王巍先生的意见则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出于某种原因，士大夫们不懂得或者拒绝把金融手段引入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
说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传统不是说中国的历代朝廷在管理过程中没有数字的概念，而是从来没有在宏观上让全社会的经济生活的所有有联系的数字建立起逻辑关系。比如，收入与支出，生产与消费，投入与产出，总体平衡与局部平衡，更不要说运作一下货币需求与投放这些高等级的金融手段了。
我愿意为此说上一句宽慰的话：中国太大了，一个指望用驿站和信使传递信息的国家同时又管理着上亿人口的大国是没有办法管得更精细些，只能是“齐不齐，一把泥”。西方人那些精致的城堡、大小的国家如果不把商人们的精打细算借鉴过来治理国家，就难以应付各级贵族和数量众多的平民的质疑，于是才有了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数》。于是中国人粗犷的宏观大综合和西方人从微观着手的精细分析就此分野。西方人的精细管理能使得国家日益强盛，从而让国家的规模不断地扩大，而要想让中国人从粗犷管理国家的传统走出来，向着精细化管理的方向转型是一件极难的事情，这是选择建国的思维原则时已经决定了的事情。
西方人可以轻易地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基石能促使统治者每逢一事都要出师有名，有法律依据，这样就让国家自然发展成整体上协调的文化共同体，当然，在遇到前人未曾遇到过的事件时，会有一个“反应迟钝期”例如互联网冲击，以及社会信用泛滥造成的冲击。
而中国文化体系的筑成，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凝聚过程，一切可以登场上升为文化产品的把关，只能以顺应圣旨和上级指示为条件，只能以取悦强权为背景从事。中国人今后的社会文化转型的任务，就是从根本上克服这个长久以来的思维方式在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开始学习从社会整体上考虑问题，其关键的一步，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的数字化变革，其最高层次的境界，就是要到用金融运作时所遵循的原则来主导全社会的生活安排。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王巍先生一定会同意我这个观点）不是生产领域内的科技手段的运用，而是社会管理领域中金融手段的引入，才是文明人类步入现代社会的第一标志，而且，把金融手段引入社会管理这个事件，可以导致社会领域的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反过来讲就讲不通了，中国宋朝时期的科技水平绝对世界第一，但是社会进步却止步于一座高山——社会管理的专制体制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合理，最终引发社会的动乱，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元明清之后再有十个朝代，也顶多是一出出有二三百年寿数的走马灯唱本剧。一个有一亿人口的大民族屡次陷入周期性的大动乱、多次陷入亡国之虞的深层次原因，不是外敌有多么强大，而是自身的命数在体内的生物钟里发挥着周期性的致命作用。而中国和中国经济彻底引入市场机制的本质，就是请长官意志让位于金融规律来规划全社会的经济生活和安排一切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从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的进步，实则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一步，因此，唤起全体民众的金融意识，把国计民生都纳入金融网络的罗网中，是一件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伟大工程。
金融已经走入了历史的殿堂，但是它还没有彻底地把握住历史，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不久前的欧债危机都是例证。金融危机“颠覆”了历史，也成就了新的历史，金融获得了进步，历史也逼近了完美，这就是关于金融和历史关系的辩证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