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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作为一门学科，它模糊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之间的界限，因而有利于考察国内政治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一国对外政策的。本文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央集权论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并分析了国内格局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全球化与国内格局等命题，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不能相互割裂，马克思主义为整合二者提供了启示。
国内政治与IPE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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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作为一门学科，它模糊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之间的界限，因而有利于考察国内政治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一国对外政策的。本文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央集权论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并分析了国内格局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全球化与国内格局等命题，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不能相互割裂，马克思主义为整合二者提供了启示。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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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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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期
其他文献
国际政治包括了三个方面特性，即缺乏中央权威而产生的无政府性，主要由国家间社会与经济的交往而产生的社会性，世界生产关系中享有不同权力与利益的社会力量所形成的阶级性。世界生产关系中享有不同权力与利益的社会力量所形成的阶级性。信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的人对这三种特性有着不同程度的强调，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国际政治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种国际观对于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去理解、分析国际关系的不同属性是有用的，但这三种属性共存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在国际关系的具体研究中仍应兼收并蓄
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国家的基本安全与实现国家的发展。安全目标与发展目标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建立在牺牲“发展”基础上的“安全”是“虚幻”的，同样建立在牺牲“安全”基础上的“发展”是“脆弱”的。为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与发展，中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外交战略。全球化时代中国应当实行“参与”和“超越”的外交战略。文章结合中国外交中需要着重处理的一些问题对这个战略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本文从三方面深入解析了中美关系的历史模式与发展前景：第一，精确地描述了美中关系周期性波动的表现形式，并把它归因于美中两国国内政治循环的产物；第二，分析了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的特点，重点比较了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在决策程序上的差异及后果，布什政府对中国、亚太和全球战略的最初动力和实施这一政策所受到的约束条件；第三，对美中关系近期发展前景作了预测，并对如何改善美中关系提出了建议。
全球化是一个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悖论，其政治含义是承认差异的政治、平等的政治。现行国际秩序仍然建立在强权政治的基础之上，从而违背了全球化时代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建构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国际新政治必须以公共性的建立为依据，以主权 原则，并建立国家间的集体友谊与互助体系。
冷战的结束，使得传统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学派受到挑战，文化和社会学的观点得以复兴。这一争论被称为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双方既有差异，也有互补性。尽管它们都认识到人类是在一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活动的，然而，建构主义关注常识是如何产生的，理性主义关注常识是如何影响战略决策的。
冷战后国际系统的结构是“一超多强”或“单级－多极”或“多极多元霸权”。这种结构特征规定美国全球战略目标必然是“单极”霸权，整体的国家利益是霸权的护持，而护持的方式是遏制潜在“挑战国”，同时避免与其发生根本对抗。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这种逻辑和全球战略的结果，一方面对中国进行防范、“遏制”，另一方面对中国“接触”，引导和演化。小布什政府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在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的同时，更侧重于对华“遏制”的政策，这将使未来的中美关系具有更强的对抗性、脆弱性和危险性。
2001年APEC上海会议是在不同寻常的国际形势下召开的。在东道主中国及全体成员的努力下，上海会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成为1996年马尼拉会议以来APEC进程中的一座新里程碑。上海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使APEC在进入第二个10年后不久重新走向复兴。但是，APEC前10年中积深下来的几个老问题，如怎样有效地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如何更好地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及要不要加强自身的机构建设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分析评估报告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科学”的成分中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内容，以及国际政治妥协下的科学“平衡”。有关学术争论，主要涉及公平与效率，成本高低和减排路径。这些争论，既有学术门户之见，又有较强的政治背景，认识这些特点，对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影响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顾 2 0世纪国际关系的历史 ,殖民主义的衰变 ,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其组合方式演变发展的现实基础 ;霸权主义及其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则促使国际社会转向关注安全和发展的利益选择 ;科技革命的兴起 ,从纵深的意义上改变了现代国际关系的依存条件和存在方式 ,同时也加深了全球体系的内在矛盾 ;而社会主义在 2 0世纪的实践 ,为国际关系在当前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全球统一性与社会发展多样性的结构基础。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 ,使 2 0世纪的国际关系实现了从列强政治体系、两极政治体系向权力分配的多中心结构的历史
1999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 ,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纪念 ,也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回味和反思。这一年 ,人类已经站在了新世纪和新千年的门槛上 ,冷战终结已经整 10年 ,新中国走过了风风雨雨的 5 0年历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历 2 0年的辉煌之后进入了更艰苦的攻坚阶段 ,国际关系学诞生 80周年 ,并且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已经有 2 0个年头了。不仅如此 ,美国操纵北约公然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发动了一场所谓的“人道主义战争” ,给跨世纪的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带来了多方面的冲击和震撼。在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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