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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病毒”应该让我们明白：尽管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让生存更有积极意义;尽管惧怕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如何让大爱真正降临人间;尽管丑类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如何让美好植根心底。一言以蔽之日，彰显思维和思考、反思和反省才是人类生命的无上荣光和神圣使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为新出现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随着空气和人口的流动，仿佛一夜之间从武汉开始肆虐中国大地，并向全球蔓延，人们谈“病毒”而胆战心惊，视“病毒”如洪水猛兽。
随着病例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我们曾经熟悉的人被隔离和确诊，更有死亡人数的一再刷新，我们愈来愈分明而强烈地感受到了：生命，如晚风中的烛光正在闪烁摇曳;生命，如浪尖上的孤帆正在起伏飘荡。我们人类曾自诩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生命，究竟怎么样了？诚然，每一个普通而弱小的生命，在“病毒”的蹂躏下和威胁中，除了科学的救治和防控都是无能为力的。然而作为灵长类的智慧生物——人类，是有思想的高级生命，正如17世纪法国数理哲学家帕斯卡尔说的：“人只不过是风中的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一、“死与生”的生存之思
“是生存，还是死亡”，哈姆雷特之问，今天再一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健康人的意识里死亡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彼岸世界啊！然而，“病毒”的猖獗，突然让我们感到死亡并没有远离我们而去，它那魔鬼般的身影就在我们身边晃悠，令我们防不胜防，因为它裹挟在人类须臾也不能离开的空气中，它潜伏在我们每日必经的生活场合里。迄今为止，它来自何处？如何治疗？怎样预防？依然是云遮雾绕。尽管理智的我们都知道“人固有一死”，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结局，但是这种死亡和意外的灾难死亡不一样，它可预料又不可预料。众所周知，人类生命的死亡有三种情形：一是寿终正寝的必然死亡，二是天灾人祸的偶然死亡，第三种就是现在这种既非偶然、又非必然的死亡，既可防治、又不可完全防治的死亡。我曾在《叩问意义之门——生命美学论纲》的著作里阐述了生命的“悲本体”见解，即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生命无时不处于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清醒与迷惘、已知与未知的矛盾纠葛之中。正因为如此，现实生活，尽管三灾八难，现实生命，尽管病魔纏身，但是我们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把生命意义的门扉叩响，一次又一次地扬起头颅，把生命的目光投向未来和希望。然而，面对“病！”的挑战，我觉得生命的“悲本体”，不仅来自于生命与社会的人生领域，而且还来自于生命与自然的未知处所，可能那就是学者说的“生命黑洞”吧！其实人类已经不止一次地面对这深不可测的吞噬生命的黑同。远的是在一万五千年前，冰河期的结束，仿佛一夜之际，滔滔的洪水铺天盖地而来，那是人类第一次的灭顶之灾，以后“挪亚方舟”“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都是这场灾难的痛苦记忆;14世纪的“黑死病”，导致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新航路开通后，“天花病”的蔓延，致使曾有数百万人口的印第安人，到16世纪末只剩下不到100万人，更不用说当今艾滋病的流行了。
就在这已是危机四伏的地球上，“病毒”又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窜出来，给忧心忡忡的人类雪上加霜，置身于这柄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直面死亡，珍惜生命，热爱人生！在与病毒、病魔的抗击中超越死亡！如果说，美丽富足的人生可以缔造不朽的生命，那么，美艳、壮丽的死亡将使不朽的生命在最后的辉煌中走向崇高的永恒！听，诗哲泰戈尔在赞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二、“怕与爱”的生命之思
就像乐生恶死是每一个普通生命的本然趋向一样，那么亲爱疏怕也是生命追求的应有之义。害怕自己染“病毒”，害怕亲人染上“病毒”，害怕人类染上“病毒”，害怕接触“病毒”的疑似患者，害怕接近“病毒”的传播疫区，更害怕“病毒”患者，这一系列的“怕”，是保全自我的生命本能性反映，既是热爱自己的生命、又是关爱他人生命的表现。对此，我们戴口罩、勤洗手、不聚会和打扫卫生、喷洒药剂，都是无可厚非，并且是应该提倡的，希望将“病毒”赶出我们的家园，直至斩尽杀绝。因此，没有怕就没有爱，就这个意义而言，怕也成了爱在特殊情形下特殊内容的特殊表现。这时的“怕”绝非伦理意义上的贪生怕死，而是来自于对生命的敬畏所体现出来最高意义的爱——一种人类之大爱，天地之大爱，更是生命之大爱！行文至此，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一幕幕催人泪下的场面：我们的白衣天使满怀崇高的仁爱，逆向而行，在“病毒”活跃的洁白的病区穿梭忙碌，哪怕死神就潜伏在他们的四周;我们的政府官员肩负崇高的使命，闻风而动，在“病毒”蔓延的危险疫区指挥检查，也许死神正在悄悄地向它们袭来;还有我们的各路记者在第一线采访报道，我们的快递小哥在忙碌地发货送货。他们并非铜头铁臂而是凡胎肉体，也不是刀枪不入而是血肉之躯，他们的身后也有白发苍苍的老母，嗷嗷待哺的幼儿，这时却表现出一种超越恋情和亲情的博爱，用大爱驱散了我们恐惧的乌云。
记得孟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抗击“病毒”的精神就是对死亡的蔑视，对生命的向往。由大怕而产生的大爱，就是伟大而崇高的博爱。“病毒”让人类再一次地懂得：让世界充满爱！也许爱的内容有不同，但爱的形式是一样的;可能爱的层次有差别，但爱的境界是一样的;或者爱的动机有分别，但爱的目的是一样的。如果说情爱犹如浇灌生命美的涓涓溪流，母爱好似孕育生命美的汤汤江河，那么，博爱就是开拓生命美的浩浩海洋;如果说情爱侧重于两性之爱，母爱侧重于两代之爱，这两种爱因其有所局限而显现出人的自然性特征，那么，博爱就是个体对“类”的爱，它因其爱的对象的广泛性而闪烁着人类理性的永恒光芒。
三、“美与丑”的人生之思
作为一种扼杀生灵的“病毒”，在本质意义是最大的“丑”。因为，它反生命的自由和自由的生命，它反人类的文明和文明的人类。从美学的意义上看，“丑”有多个含义。一是作为社会美意义对立面的丑，它与邪恶、卑鄙、暴力等同，它对人类社会有着现实的危害作用;二是作为形式美意义陪衬物的丑，它与凌乱、繁杂、畸形相似，它对审美感受产生直接的影响;三是作为喜剧美意义的丑，它屿滑稽、讽刺、荒诞一样，它丰富了美学理论的建构。我们所谓的“化丑为美”，就是让第一类的丑成为激励和鞭策我们战胜它的信心和斗志的力量，让第二类的丑成为磨砺和适应我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和魅力的契机。那么“病毒”概念的“丑”就几乎涵盖了以上三种类型的丑。首先，它与疾病、瘟疫、战乱等灾难一样直接导致生命的死亡，给亲人和社会带来无尽的苦痛和莫大的损失，它简直就是恶魔和暴君。其次，它造成的百业调敝、经济滑坡的现状，与吉祥喜庆、繁荣昌盛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它带来的散漫萎靡、病态愁容和灰心丧气，乃至惨不忍睹的死尸和呼天抢地的哭号，这些与生机蓬勃、意气风发、生龙活虎、欢歌笑语等生活形式美是绝对的不可同日而语。再次，尽管“病毒”曾经猖獗一时，似乎所向披靡，但是在我们科学防控的理性意识下，它正无地自容，在我们众志成城的钢铁意志面前，它正在冰消雪化，在我们万众一心的强大态势下，它正在土崩瓦解，它这“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的表演，不正是一幕精彩的滑稽喜剧吗？当我们把那曾经不可一世的“病毒”踩在脚下，发出爽朗的大笑，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我们至少在精神气度上战胜了它，如马克思所言，这是“人类为了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由“病毒”的丑导致人类的悲剧感，我们用科学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再把它上升为悲壮美，从而体现出人类独特而伟大的生命之美。在这一过程中丑促成、催生并实现了人类生命意义的“凤凰涅盘”，人类犹如集香木自焚的凤凰，没有因为生活中和生命中丑的存在而麻木不仁、文过饰非，甚至自甘堕落、坐以待毙，而是将丑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警醒快要沉沦的生命，鞭策濒临危亡的生命，在与丑的较量中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从而升起生命的又一轮辉煌的太阳！
无可否认金钱至上、娱乐至死正日益吞噬着正直而高贵的灵魂，突如其来的“病毒”，应该让我们明白：尽管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让生存更有积极意义;尽管惧怕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如何让大爱真正降临人间;尽管丑类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如何让美好植根心底。一言以蔽之，彰显思维和思考、反思和反省才是人类生命的无上荣光和神圣使命。
“病毒”风暴里的人类生命正在经历一次九级台风的考验。而此刻，我的斗室犹如风暴的中心竟是那样的平静，尽管面对“战疫情”的电视屏幕、“防病毒”的网络资讯，我的胸腔中和脑海里常常激荡起情感和思想的波澜。在这足不出户的特殊日子里，我自由的身体失去了春天的原野和春意的舒畅，我就在这枯坐、沉思和阅读、写作中，再一次让往日浮躁的心灵和动荡的思绪，回归生命意识的林莽之中，潜入生命情感的大海底下，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地丈量着“我”与自己、“我”与他人、“我”与社会“我”与自然的真正距离。
范藻
四川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传媒学院有声语言艺术学院副院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专委会副主任，国内生命美学和灾难文学研究知名学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华美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为新出现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随着空气和人口的流动，仿佛一夜之间从武汉开始肆虐中国大地，并向全球蔓延，人们谈“病毒”而胆战心惊，视“病毒”如洪水猛兽。
随着病例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我们曾经熟悉的人被隔离和确诊，更有死亡人数的一再刷新，我们愈来愈分明而强烈地感受到了：生命，如晚风中的烛光正在闪烁摇曳;生命，如浪尖上的孤帆正在起伏飘荡。我们人类曾自诩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生命，究竟怎么样了？诚然，每一个普通而弱小的生命，在“病毒”的蹂躏下和威胁中，除了科学的救治和防控都是无能为力的。然而作为灵长类的智慧生物——人类，是有思想的高级生命，正如17世纪法国数理哲学家帕斯卡尔说的：“人只不过是风中的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一、“死与生”的生存之思
“是生存，还是死亡”，哈姆雷特之问，今天再一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健康人的意识里死亡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彼岸世界啊！然而，“病毒”的猖獗，突然让我们感到死亡并没有远离我们而去，它那魔鬼般的身影就在我们身边晃悠，令我们防不胜防，因为它裹挟在人类须臾也不能离开的空气中，它潜伏在我们每日必经的生活场合里。迄今为止，它来自何处？如何治疗？怎样预防？依然是云遮雾绕。尽管理智的我们都知道“人固有一死”，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结局，但是这种死亡和意外的灾难死亡不一样，它可预料又不可预料。众所周知，人类生命的死亡有三种情形：一是寿终正寝的必然死亡，二是天灾人祸的偶然死亡，第三种就是现在这种既非偶然、又非必然的死亡，既可防治、又不可完全防治的死亡。我曾在《叩问意义之门——生命美学论纲》的著作里阐述了生命的“悲本体”见解，即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生命无时不处于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清醒与迷惘、已知与未知的矛盾纠葛之中。正因为如此，现实生活，尽管三灾八难，现实生命，尽管病魔纏身，但是我们依然一次又一次地，把生命意义的门扉叩响，一次又一次地扬起头颅，把生命的目光投向未来和希望。然而，面对“病！”的挑战，我觉得生命的“悲本体”，不仅来自于生命与社会的人生领域，而且还来自于生命与自然的未知处所，可能那就是学者说的“生命黑洞”吧！其实人类已经不止一次地面对这深不可测的吞噬生命的黑同。远的是在一万五千年前，冰河期的结束，仿佛一夜之际，滔滔的洪水铺天盖地而来，那是人类第一次的灭顶之灾，以后“挪亚方舟”“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都是这场灾难的痛苦记忆;14世纪的“黑死病”，导致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新航路开通后，“天花病”的蔓延，致使曾有数百万人口的印第安人，到16世纪末只剩下不到100万人，更不用说当今艾滋病的流行了。
就在这已是危机四伏的地球上，“病毒”又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窜出来，给忧心忡忡的人类雪上加霜，置身于这柄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是直面死亡，珍惜生命，热爱人生！在与病毒、病魔的抗击中超越死亡！如果说，美丽富足的人生可以缔造不朽的生命，那么，美艳、壮丽的死亡将使不朽的生命在最后的辉煌中走向崇高的永恒！听，诗哲泰戈尔在赞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二、“怕与爱”的生命之思
就像乐生恶死是每一个普通生命的本然趋向一样，那么亲爱疏怕也是生命追求的应有之义。害怕自己染“病毒”，害怕亲人染上“病毒”，害怕人类染上“病毒”，害怕接触“病毒”的疑似患者，害怕接近“病毒”的传播疫区，更害怕“病毒”患者，这一系列的“怕”，是保全自我的生命本能性反映，既是热爱自己的生命、又是关爱他人生命的表现。对此，我们戴口罩、勤洗手、不聚会和打扫卫生、喷洒药剂，都是无可厚非，并且是应该提倡的，希望将“病毒”赶出我们的家园，直至斩尽杀绝。因此，没有怕就没有爱，就这个意义而言，怕也成了爱在特殊情形下特殊内容的特殊表现。这时的“怕”绝非伦理意义上的贪生怕死，而是来自于对生命的敬畏所体现出来最高意义的爱——一种人类之大爱，天地之大爱，更是生命之大爱！行文至此，我的眼前便浮现出一幕幕催人泪下的场面：我们的白衣天使满怀崇高的仁爱，逆向而行，在“病毒”活跃的洁白的病区穿梭忙碌，哪怕死神就潜伏在他们的四周;我们的政府官员肩负崇高的使命，闻风而动，在“病毒”蔓延的危险疫区指挥检查，也许死神正在悄悄地向它们袭来;还有我们的各路记者在第一线采访报道，我们的快递小哥在忙碌地发货送货。他们并非铜头铁臂而是凡胎肉体，也不是刀枪不入而是血肉之躯，他们的身后也有白发苍苍的老母，嗷嗷待哺的幼儿，这时却表现出一种超越恋情和亲情的博爱，用大爱驱散了我们恐惧的乌云。
记得孟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抗击“病毒”的精神就是对死亡的蔑视，对生命的向往。由大怕而产生的大爱，就是伟大而崇高的博爱。“病毒”让人类再一次地懂得：让世界充满爱！也许爱的内容有不同，但爱的形式是一样的;可能爱的层次有差别，但爱的境界是一样的;或者爱的动机有分别，但爱的目的是一样的。如果说情爱犹如浇灌生命美的涓涓溪流，母爱好似孕育生命美的汤汤江河，那么，博爱就是开拓生命美的浩浩海洋;如果说情爱侧重于两性之爱，母爱侧重于两代之爱，这两种爱因其有所局限而显现出人的自然性特征，那么，博爱就是个体对“类”的爱，它因其爱的对象的广泛性而闪烁着人类理性的永恒光芒。
三、“美与丑”的人生之思
作为一种扼杀生灵的“病毒”，在本质意义是最大的“丑”。因为，它反生命的自由和自由的生命，它反人类的文明和文明的人类。从美学的意义上看，“丑”有多个含义。一是作为社会美意义对立面的丑，它与邪恶、卑鄙、暴力等同，它对人类社会有着现实的危害作用;二是作为形式美意义陪衬物的丑，它与凌乱、繁杂、畸形相似，它对审美感受产生直接的影响;三是作为喜剧美意义的丑，它屿滑稽、讽刺、荒诞一样，它丰富了美学理论的建构。我们所谓的“化丑为美”，就是让第一类的丑成为激励和鞭策我们战胜它的信心和斗志的力量，让第二类的丑成为磨砺和适应我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和魅力的契机。那么“病毒”概念的“丑”就几乎涵盖了以上三种类型的丑。首先，它与疾病、瘟疫、战乱等灾难一样直接导致生命的死亡，给亲人和社会带来无尽的苦痛和莫大的损失，它简直就是恶魔和暴君。其次，它造成的百业调敝、经济滑坡的现状，与吉祥喜庆、繁荣昌盛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它带来的散漫萎靡、病态愁容和灰心丧气，乃至惨不忍睹的死尸和呼天抢地的哭号，这些与生机蓬勃、意气风发、生龙活虎、欢歌笑语等生活形式美是绝对的不可同日而语。再次，尽管“病毒”曾经猖獗一时，似乎所向披靡，但是在我们科学防控的理性意识下，它正无地自容，在我们众志成城的钢铁意志面前，它正在冰消雪化，在我们万众一心的强大态势下，它正在土崩瓦解，它这“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的表演，不正是一幕精彩的滑稽喜剧吗？当我们把那曾经不可一世的“病毒”踩在脚下，发出爽朗的大笑，实际上已经意味着我们至少在精神气度上战胜了它，如马克思所言，这是“人类为了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由“病毒”的丑导致人类的悲剧感，我们用科学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再把它上升为悲壮美，从而体现出人类独特而伟大的生命之美。在这一过程中丑促成、催生并实现了人类生命意义的“凤凰涅盘”，人类犹如集香木自焚的凤凰，没有因为生活中和生命中丑的存在而麻木不仁、文过饰非，甚至自甘堕落、坐以待毙，而是将丑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警醒快要沉沦的生命，鞭策濒临危亡的生命，在与丑的较量中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从而升起生命的又一轮辉煌的太阳！
无可否认金钱至上、娱乐至死正日益吞噬着正直而高贵的灵魂，突如其来的“病毒”，应该让我们明白：尽管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何让生存更有积极意义;尽管惧怕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如何让大爱真正降临人间;尽管丑类是无处不在的，但是如何让美好植根心底。一言以蔽之，彰显思维和思考、反思和反省才是人类生命的无上荣光和神圣使命。
“病毒”风暴里的人类生命正在经历一次九级台风的考验。而此刻，我的斗室犹如风暴的中心竟是那样的平静，尽管面对“战疫情”的电视屏幕、“防病毒”的网络资讯，我的胸腔中和脑海里常常激荡起情感和思想的波澜。在这足不出户的特殊日子里，我自由的身体失去了春天的原野和春意的舒畅，我就在这枯坐、沉思和阅读、写作中，再一次让往日浮躁的心灵和动荡的思绪，回归生命意识的林莽之中，潜入生命情感的大海底下，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地丈量着“我”与自己、“我”与他人、“我”与社会“我”与自然的真正距离。
范藻
四川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传媒学院有声语言艺术学院副院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专委会副主任，国内生命美学和灾难文学研究知名学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华美学会、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