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报道了郑州一位11岁孩子瞒着父母买手机（价值千元）一事。舆论大多关注的是商家的责任，却忽视了小小手机对父母和家庭教育的挑战。在这个春节期间，手机等电子设备在两代人共处场景中的强势存在，无法再让人忽视。用压岁钱买手机，只是孩子们“有机”生活的一个缩影。
　　邻居家的一对小姐弟，春节期间经常跟着爸妈来串门。姐姐8岁，弟弟才4岁，他们却各自拥有一台苹果手机。大人聊天时，姐姐总是试图加入。类似于“改革开放”“人工智能”“反腐”的“高大上”词汇接二连三从她嘴里跳出来，混在没有完整意义的语句中，像一锅还没煮熟的稀饭。“你知道2017年人类有一件很重大的事吗？”她突然向我发问。见我茫然地摇头，她不无得意地揭开谜底：“霍金要做换头手术了！那个医生的名字叫……”想了两秒无果，她顺手把手机凑到嘴边：“Siri，帮我搜索换头术！”我没有告诉她，换头术已是“旧闻”，能不能在2017年付诸实施还是未知数，而且要接受手术的也绝对不是物理学家霍金。她看到的那篇文章只是为了谋求点击率，提到了这位全身瘫痪的著名学者。
　　和姐姐相比，弟弟显得内向，话也不多。但这只是表面印象。姐姐嘴快，戳穿了弟弟的小秘密：“他在微信上有好多女朋友！”原来，别看弟弟只有4岁，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微信账号，好友除了家人、亲戚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外，按照他父亲不无夸耀的说法，还有一些通过“摇一摇”功能添加的陌生人。混得熟悉一点后，弟弟也会主动打开话匣子：“某某某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神……”在有一搭没一搭的对话中，类似“女神”这样的网络流行语，在弟弟嘴里不时就会冒出一个来。
　　姐弟俩绝对不是个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5年在全国十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少年儿童使用互联网的比例接近九成，手机拥有率超过六成。每年各级“两会”上，都不乏代表和委员提议对少年儿童使用手机和网络进行干预。例如，在2017年的湖南省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建议立法禁止7岁以下儿童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理由是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再如，关于青少年“网瘾”的争议至今仍热度不减。透过这些议题设置，不难发现，手机在青少年群体中的高普及率常常被看成是“不正常”的，由此也引出各种以控制为主的应对思路，但这种思路很可能会跑偏。
　　在互联网时代出生和长大的一代人，能够熟练使用手机，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何况，据我观察，小孩子未必像很多大人担忧的那样一刻不停地粘在屏幕上。手机和网络对他们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具，用来叫外卖，发红包和交朋友。正因为“与生俱来”，这种便利反而不太会让他们沉迷或上瘾。
　　与手机对孩子身体上的影响相比，更值得思考的是，手机改变了孩童介入社会的方式。一方面，越来越多孩子通过手机获取信息。Siri（苹果手机内置的智能语音助手）能教会他们的事，不论好坏和真假，远比爸妈能教的多。另一方面，手机让孩童们拥有更加丰富但也更不确定的社交生活。微信“摇”到的可能是“女神”，也可能是“壞婆婆”。总之，手机正在空前地拉近孩子和社会的距离，这是大势所趋，但有时可能会发生距离被拉得过近的情况，像姐弟俩这样，父母常年在外奔波，没有时间指导他们正确使用手机和网络，造成的后果很难设想。
　　《三字经》里有一句“子不教，父之过”。在前互联网时代的童年，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学龄前的孩子，父母几乎“垄断”了他们接受知识和观念的全部渠道。但这种接近真空的家庭教育环境，已经轻易被一只小小的手机渗透了。虽然很难衡量其影响有多大，但不可否认的是，父母在小孩知识成长中的地位已经受到手机的挑战。年轻的父母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没准有一天，孩子将唯手机是从，不再只是“听妈妈的话”。
　　（摘自《南方周末》2017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