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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9年9月，我到江门体验生活，住在开平市塘口镇仓东村。
两年前我就想写一部侨乡百年变迁的长篇小说，瞄上了开平市赤坎镇和台山市广海镇、上川岛。我曾多次来开平采访，总感觉难以深入。这次挂职下来，以前想了解的人和事都能接触了，还在开平、台山两地召开了多场座谈会，获得了很多线索。
赤坎是一座家族之城，由司徒氏和关氏两大家族兴建，如今成了历史文化古镇。开平市正在进行圩镇文物保护与整体改建。2016年赤坎镇人民政府开始房屋征收，征收涉及圩镇上埠、下埠、河南洲全部区域，有3981个征收户，征收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这其中大量建筑是华侨房产，屋主已经过了数代，后人散居世界各地。征收必须找到房屋主人，商谈房屋产权置换或货币补偿。这一工作难度之大，世上罕有。
征收工作完成后，依法定程序，中信集团中标，由该公司按乌镇模式作旅游古镇整体开发。
房屋征收是天下最难做的工作之一，赤坎房屋征收尤其困难，一是涉及面广、征收对象众多、时间紧;二是资金问题;三是涉及很多法律法规，甚至有的是现有法律法规无法解决的难题;四是涉及大量华侨，华侨经过数代人之后，一栋房屋继承人多的有几十人，这无疑是一场世界性的征收。
由于牵涉到利益、家族情感和历史与文化传承诸多因素，各种诉求与纠葛层出不穷，这里不只是一个利益搏击的平台，还是人性展示的舞台。新农村建设的实验场，新旧观念碰撞，记忆与传承、发展与守护、过去与未来、推陈与出新等，其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尤其是涉及法律空白地带、体制和各种政策与保护规定，千头万绪，对开发建设者的考验，不在其中，无以体会。
我采访参加征收的一线工作人员二十多人，采访征收对象尤其是存在征收困难的业主、租户，进入他们家里探望。走访华侨与华侨家属，追踪关氏、司徒氏兩大家族图书馆、宗祠商谈进程，了解他们的诉求与困难。
目前，古镇修缮与安置新区建设正在全面铺开，由中信集团下属的两个分公司分别负责。新建的侨小馆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建筑，建设者要将它建成一个具有开平地域建筑风格的百年经典精品。承建人召集了35个能工巧匠，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创作，如恢复砖的建筑艺术，庭院骑楼、砖砌螺旋柱……
我意识到这很有价值，于是，到工地观摩，找砌匠、灰塑大师、烧窑师傅等深入采访。在工地看砌匠如何砌砖、拼图;在台山找到灰塑大师，不顾危险，爬上屋顶，看大师在屋脊塑出花鸟虫鱼;远寻窑址，在白沙水边废弃重又修好的窑里，观看烧窑……与匠人们坐下来谈他们的生活、祖传的技艺和家族故事。
我去市档案局查阅资料，走访大量华侨村，足迹遍及开平主要的华侨村落。之前还去美国华侨集中的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深入华侨社团与家庭走访，去了当年拘留囚禁华人的天使岛，到了华侨工作与生活的伐木场、太平洋铁路、渔民村等地。
台山广海镇是华侨最早出洋的地方，当年华侨从广海码头上船，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里不仅是华侨的出发地，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驿站，明代曾在此设立广海卫。大同河入海口，是当年川岛与四邑地区进行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天竺高僧智药三藏公元502年在此登岸，种下了中国的第一棵菩提树。广海还是一个渔港，鲲鹏渔民村的渔民世代在海上打鱼。
我在上川岛发现道光初年乘帆船到美洲经商的第一人甘泽浓，考察方济各墓、花碗坪等，了解宋元明清时期通商情况、造船史、航海史等。我到渔民蔡伙计家做客，跟随渔民杨圣坤、冼丽云到海上捕鱼。那天天刚放亮就起来，乘第一班船到了上川岛，登上杨圣坤的收鱼船，来到打鱼海域，又登上了打鱼船，打了一整天的鱼，直到太阳落山，很晚才回到陆地。船老大杨圣坤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他讲述了自己一生与大海打交道的经历，使我对海上生活有了初步了解。
我第一个住地在仓东，这个村庄居住的人少，晚上只有一对年老夫妻。为了多接触当地人，我搬到了升平村的升平墟。555县道从这里经过，聚集了一些村民，我在一间民宿住了下来。没有多长时间我就跟村民非常熟悉了，与一些人成了知心朋友。村委主任方荫舜（八叔），店主方一中，村民方超明、方惠娟、陈艳嫦、谢书芬，还有外来工朱丽霞等，只要我晚上没有采访任务，他们都来我的住地喝茶聊天，无话不谈。在祖宅村，我与方健俊一家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经常去他家里喝茶聊天。
有一次，我牙痛得厉害，牙根肿了一圈，谢书芬急忙找了牙医，见我有采访任务，看完病后她主动帮我去买药，晚上送到我的住地。等到夜深了我采访还没有回来，她又送来了自己做的点心。有时还送来自己煲的鱼羹。我脚摔伤了，朱丽霞跑到镇里买药。有一次重感冒，甄艳红找关系连夜给我送来了进口药，药到病除。
八叔开餐馆，业余爱好养蜂，他的蜂蜜只送不卖，只送他最好的朋友。他多次采了蜂蜜送我。看到我常常忙到深夜，有天晚上他餐馆关门后，特意做了他拿手的马冈鹅送来给我吃。房东方一中我一回来就坐到茶台边为我沏茶。朱丽霞看到我堆积的衣服没有时间洗，主动帮我洗，晾干了送回来。方超明、方一中、朱丽霞、方健俊常陪我散步，经过村庄和碉楼，他们就给我讲村里和碉楼里发生的故事。
祖宅村、上塘村有村民结婚请我喝喜酒，我按当地习俗凌晨四点即起床，一路跟随。上塘村有人嫁女也请我去。我已经吃过几家喜酒。方健俊新房奠基，晚上举行净土仪式，吃过晚饭后我就来到他家，采访道士，收集净土经文，一直到深夜做完仪式，来到河边送走鬼魂。陈艳嫦的堂妹夫是专做亡人道场的道士，她联系堂妹夫，我采访他，全程跟他做了两场白事，体验了解当地的葬礼和葬俗。这里的村庄大多是老人，葬礼经常出现，甚至在我住的马路对面就有一位老人去世，她是随家人从外地回到家去世的，家里人把她火化埋葬后又离开了，留下一栋空房。晚上经过，让人脊背发凉。
我采访的人数达一百多位，采访笔记40多万字，收集各种资料数千万字，材料堆满了书房。采访有时饿了吃饼干，有时跟和尚吃斋，有时在采访对象家里一起吃，有时在食堂吃，常常披星戴月而归。 二
庚子年不是一个寻常之年，谁也预料不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了。春节回广州后我不能再去开平了，只能居家隔离。疫情期间我投入了抗疫写作，先是约稿写了散文《庚子年的疫情》，接着接受单位的写作任务，采写了钟南山的报告文学《苍生守护人》，后又继续深化，写出了长篇纪实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
4月底，接受了中国作协创作抗疫叙事长篇纪实作品的任务。5月2日，北京刚一取消外地来京人员隔离规定，我即飞往北京。该书是国家重大创作任务，从中国疫情发生发展过程到全球疫情暴发，是一部全景式的非虚构作品。中国作协为此成立了专题小组。国家卫健委、湖北省为该书创作相继成立采访联络小组。
我的采访由北京到武汉，每到一地不但要测体温还要扫一次健康码。健康二维码在北京是“京心相助”“北京健康宝”，在武汉是“武汉战疫”。在京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他正处于舆论的风暴之中，身上背负了太多不实的指责，但他仍然谈笑风生，书生意气。在疾控中心办公大楼，我与他从上午谈到中午，一边吃盒饭一边聊。
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疾控中心原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是一个率真的人，他什么都愿意跟我谈。中午我陪他从家里来到办公室。这是疾控中心的老楼，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就设在这栋大楼。曾光房间斜对面是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办公室，美国专家才撤走不久。我们一边谈一边从他电脑里调出资料。傍晚再回到他家，曾光从家里给我找出了十分重要的现场材料。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介绍了国家中医医疗队组建与援鄂情况，谈到了他从事的中医药研究，阐述了中医理论。知道我要去武汉，他送我医疗队研制的预防中药颗粒冲剂。
国家卫健委监察专员焦雅辉回到北京，还在隔离期间，5月4日又作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医疗组组长派往武汉，她是国家卫健委在武汉待得时间最长的人。我们约定了武汉见面的时间。与她在东湖宾馆长谈，真切体会到她快人快语的爽直性格，她脑子里记下的东西十分丰富，采访与交流从上午到下午，中午也是吃的盒饭。后来又无数次电话或微信采访，很多事情找她求证，不管多忙，她从来有求必应。
在武汉，采访仍然十分困难。张继先医生最早收治的病人拒绝见任何人。我找到他们家住址后，买了水果和鲜花直接上门看望。以前来人都是穿防护服，邻居看到了害怕。我只戴了口罩。敲开房门，说明来意，夫妻俩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话匣子一打开两人便滔滔不绝。
正是这一家人的病情让张继先警惕起来，她第一个上报了疫情。我来到治疗他们的病房，对张继先进行了采访，现场了解病房中心供氧、吸痰的设施，又穿过走廊搭建的清洁区、半污染区与污染区，踏上了医护人员的专用楼梯。
湖北省作协找到了几十位各类人群的代表，包括医生护士、患者、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者、捐赠者、志愿者、公安干警、环卫工、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外国人等，省作协召集他们在会议室座谈交流。作协主席李修文主持座谈会，我与大家作深入交流，发给每位采访提纲，让他们就共同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回复。这样规模的聚集当时很紧张，会议要报批。湖北省委宣传部给予了大力支持。座谈会收获很大，确定了十多个人选。随后我逐个深入采访。
我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金银潭医院、中心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百步亭社区、中央指导组和国家卫健委专家住址等实地采访与考察，从病床到ECMO、CRRT、呼吸机的操作，从患者病历到诊疗照片，看到一串导管里的鲜血，一只只像烧伤的黑褐色脚……灾难的气息令我心悸。
三
五月最后的一天，我在查到同济犁园医院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后，登上了飞往广州的航班。新冠疫情一个月的采访结束。武汉，一座经历新型病毒遭遇战的英雄城市，扛住了惊涛骇浪后，进入大病初愈的阶段。街上阳光灿烂却人影稀疏，口罩下仍是谨慎和不无警惕的表情。春风吹拂，路旁香樟树、银杏树舞动的光斑，仿佛点点惶惑在闪烁……
在广州出机场后我没有回家，直接到了开平的升平村，开始投入创作。
武汉之行让我体验了中国抗疫的“天罗地网”：飞机在白云机场刚停稳，防疫人员穿戴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在机舱口挨个查健康码、测体温。摆渡车把我们拉到一条应急通道，通过各种设备的自动检测后，再上车从旅客通道进入航站楼。
我刚在旅舍住下，广州天河区防疫部门就打来了电话，询问我的情况。随后，塘口镇、开平市防疫站相继来电，做了详细的电话记录。我告诉他们，三个月我就在这栋楼内，哪里也不去。
三个多月，除了窗外自由自在的白云相伴，我几乎与世隔绝。每天面对这扇窗口，远远传来鹅群的鸣叫，有时是白鹭的叫声。从晨曦微露，万物苏醒，到太阳落山，大地漆黑一团，白昼只在刹那之间。夜晚，地平线上亮着一团紫光，那是离我二十多公里的开平市。半夜时分，在几近荒废的升平墟，只有我这扇窗亮着，密密麻麻的飞虫爬满窗玻璃，阒静里，大的飞虫不时凶猛撞击，撞得玻璃“咚咚”直响……
窗外禾苗青青，新种的荷正向塘面延伸，引来苍鹭。我留意禾苗从一点点泛黄，到稻浪滚滚。一日之间，稻谷割尽，只余高高禾蔸。复又禾苗青青……季节由春到夏再入秋，一季的酷暑和两次台风远去，满塘的荷叶也开始枯萎了。
我每天只睡五个多小时，写得脑子发热，头顶胀痛。晚上或黄昏必须走一个小时才能继续写作。我一个人打着手电筒，拿了一根棍子，既防身又防狗和蛇。月光明亮的晚上，则无须手电照明。在田野的乡村公路我像疯子一样疾走，青翠而低矮的山岭没有季节的变化，只在昼夜交替里改变着颜色。遇上雨天，打着伞也要出门。天一黑，每座村庄的路灯全都点亮了，但村庄却看不见人，村里的百年碉楼早已人去楼空。大塘村一个老人每晚坐在巷口，自吟自唱幽幽的禾楼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养成了身体里的生物钟。
2019年9月，我到江门体验生活，住在开平市塘口镇仓东村。
两年前我就想写一部侨乡百年变迁的长篇小说，瞄上了开平市赤坎镇和台山市广海镇、上川岛。我曾多次来开平采访，总感觉难以深入。这次挂职下来，以前想了解的人和事都能接触了，还在开平、台山两地召开了多场座谈会，获得了很多线索。
赤坎是一座家族之城，由司徒氏和关氏两大家族兴建，如今成了历史文化古镇。开平市正在进行圩镇文物保护与整体改建。2016年赤坎镇人民政府开始房屋征收，征收涉及圩镇上埠、下埠、河南洲全部区域，有3981个征收户，征收建筑面积约48万平方米。这其中大量建筑是华侨房产，屋主已经过了数代，后人散居世界各地。征收必须找到房屋主人，商谈房屋产权置换或货币补偿。这一工作难度之大，世上罕有。
征收工作完成后，依法定程序，中信集团中标，由该公司按乌镇模式作旅游古镇整体开发。
房屋征收是天下最难做的工作之一，赤坎房屋征收尤其困难，一是涉及面广、征收对象众多、时间紧;二是资金问题;三是涉及很多法律法规，甚至有的是现有法律法规无法解决的难题;四是涉及大量华侨，华侨经过数代人之后，一栋房屋继承人多的有几十人，这无疑是一场世界性的征收。
由于牵涉到利益、家族情感和历史与文化传承诸多因素，各种诉求与纠葛层出不穷，这里不只是一个利益搏击的平台，还是人性展示的舞台。新农村建设的实验场，新旧观念碰撞，记忆与传承、发展与守护、过去与未来、推陈与出新等，其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尤其是涉及法律空白地带、体制和各种政策与保护规定，千头万绪，对开发建设者的考验，不在其中，无以体会。
我采访参加征收的一线工作人员二十多人，采访征收对象尤其是存在征收困难的业主、租户，进入他们家里探望。走访华侨与华侨家属，追踪关氏、司徒氏兩大家族图书馆、宗祠商谈进程，了解他们的诉求与困难。
目前，古镇修缮与安置新区建设正在全面铺开，由中信集团下属的两个分公司分别负责。新建的侨小馆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建筑，建设者要将它建成一个具有开平地域建筑风格的百年经典精品。承建人召集了35个能工巧匠，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创作，如恢复砖的建筑艺术，庭院骑楼、砖砌螺旋柱……
我意识到这很有价值，于是，到工地观摩，找砌匠、灰塑大师、烧窑师傅等深入采访。在工地看砌匠如何砌砖、拼图;在台山找到灰塑大师，不顾危险，爬上屋顶，看大师在屋脊塑出花鸟虫鱼;远寻窑址，在白沙水边废弃重又修好的窑里，观看烧窑……与匠人们坐下来谈他们的生活、祖传的技艺和家族故事。
我去市档案局查阅资料，走访大量华侨村，足迹遍及开平主要的华侨村落。之前还去美国华侨集中的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深入华侨社团与家庭走访，去了当年拘留囚禁华人的天使岛，到了华侨工作与生活的伐木场、太平洋铁路、渔民村等地。
台山广海镇是华侨最早出洋的地方，当年华侨从广海码头上船，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里不仅是华侨的出发地，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驿站，明代曾在此设立广海卫。大同河入海口，是当年川岛与四邑地区进行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天竺高僧智药三藏公元502年在此登岸，种下了中国的第一棵菩提树。广海还是一个渔港，鲲鹏渔民村的渔民世代在海上打鱼。
我在上川岛发现道光初年乘帆船到美洲经商的第一人甘泽浓，考察方济各墓、花碗坪等，了解宋元明清时期通商情况、造船史、航海史等。我到渔民蔡伙计家做客，跟随渔民杨圣坤、冼丽云到海上捕鱼。那天天刚放亮就起来，乘第一班船到了上川岛，登上杨圣坤的收鱼船，来到打鱼海域，又登上了打鱼船，打了一整天的鱼，直到太阳落山，很晚才回到陆地。船老大杨圣坤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他讲述了自己一生与大海打交道的经历，使我对海上生活有了初步了解。
我第一个住地在仓东，这个村庄居住的人少，晚上只有一对年老夫妻。为了多接触当地人，我搬到了升平村的升平墟。555县道从这里经过，聚集了一些村民，我在一间民宿住了下来。没有多长时间我就跟村民非常熟悉了，与一些人成了知心朋友。村委主任方荫舜（八叔），店主方一中，村民方超明、方惠娟、陈艳嫦、谢书芬，还有外来工朱丽霞等，只要我晚上没有采访任务，他们都来我的住地喝茶聊天，无话不谈。在祖宅村，我与方健俊一家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经常去他家里喝茶聊天。
有一次，我牙痛得厉害，牙根肿了一圈，谢书芬急忙找了牙医，见我有采访任务，看完病后她主动帮我去买药，晚上送到我的住地。等到夜深了我采访还没有回来，她又送来了自己做的点心。有时还送来自己煲的鱼羹。我脚摔伤了，朱丽霞跑到镇里买药。有一次重感冒，甄艳红找关系连夜给我送来了进口药，药到病除。
八叔开餐馆，业余爱好养蜂，他的蜂蜜只送不卖，只送他最好的朋友。他多次采了蜂蜜送我。看到我常常忙到深夜，有天晚上他餐馆关门后，特意做了他拿手的马冈鹅送来给我吃。房东方一中我一回来就坐到茶台边为我沏茶。朱丽霞看到我堆积的衣服没有时间洗，主动帮我洗，晾干了送回来。方超明、方一中、朱丽霞、方健俊常陪我散步，经过村庄和碉楼，他们就给我讲村里和碉楼里发生的故事。
祖宅村、上塘村有村民结婚请我喝喜酒，我按当地习俗凌晨四点即起床，一路跟随。上塘村有人嫁女也请我去。我已经吃过几家喜酒。方健俊新房奠基，晚上举行净土仪式，吃过晚饭后我就来到他家，采访道士，收集净土经文，一直到深夜做完仪式，来到河边送走鬼魂。陈艳嫦的堂妹夫是专做亡人道场的道士，她联系堂妹夫，我采访他，全程跟他做了两场白事，体验了解当地的葬礼和葬俗。这里的村庄大多是老人，葬礼经常出现，甚至在我住的马路对面就有一位老人去世，她是随家人从外地回到家去世的，家里人把她火化埋葬后又离开了，留下一栋空房。晚上经过，让人脊背发凉。
我采访的人数达一百多位，采访笔记40多万字，收集各种资料数千万字，材料堆满了书房。采访有时饿了吃饼干，有时跟和尚吃斋，有时在采访对象家里一起吃，有时在食堂吃，常常披星戴月而归。 二
庚子年不是一个寻常之年，谁也预料不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了。春节回广州后我不能再去开平了，只能居家隔离。疫情期间我投入了抗疫写作，先是约稿写了散文《庚子年的疫情》，接着接受单位的写作任务，采写了钟南山的报告文学《苍生守护人》，后又继续深化，写出了长篇纪实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
4月底，接受了中国作协创作抗疫叙事长篇纪实作品的任务。5月2日，北京刚一取消外地来京人员隔离规定，我即飞往北京。该书是国家重大创作任务，从中国疫情发生发展过程到全球疫情暴发，是一部全景式的非虚构作品。中国作协为此成立了专题小组。国家卫健委、湖北省为该书创作相继成立采访联络小组。
我的采访由北京到武汉，每到一地不但要测体温还要扫一次健康码。健康二维码在北京是“京心相助”“北京健康宝”，在武汉是“武汉战疫”。在京我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他正处于舆论的风暴之中，身上背负了太多不实的指责，但他仍然谈笑风生，书生意气。在疾控中心办公大楼，我与他从上午谈到中午，一边吃盒饭一边聊。
高级别专家组成员、疾控中心原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是一个率真的人，他什么都愿意跟我谈。中午我陪他从家里来到办公室。这是疾控中心的老楼，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CFETP）就设在这栋大楼。曾光房间斜对面是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办公室，美国专家才撤走不久。我们一边谈一边从他电脑里调出资料。傍晚再回到他家，曾光从家里给我找出了十分重要的现场材料。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介绍了国家中医医疗队组建与援鄂情况，谈到了他从事的中医药研究，阐述了中医理论。知道我要去武汉，他送我医疗队研制的预防中药颗粒冲剂。
国家卫健委监察专员焦雅辉回到北京，还在隔离期间，5月4日又作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联络组医疗组组长派往武汉，她是国家卫健委在武汉待得时间最长的人。我们约定了武汉见面的时间。与她在东湖宾馆长谈，真切体会到她快人快语的爽直性格，她脑子里记下的东西十分丰富，采访与交流从上午到下午，中午也是吃的盒饭。后来又无数次电话或微信采访，很多事情找她求证，不管多忙，她从来有求必应。
在武汉，采访仍然十分困难。张继先医生最早收治的病人拒绝见任何人。我找到他们家住址后，买了水果和鲜花直接上门看望。以前来人都是穿防护服，邻居看到了害怕。我只戴了口罩。敲开房门，说明来意，夫妻俩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话匣子一打开两人便滔滔不绝。
正是这一家人的病情让张继先警惕起来，她第一个上报了疫情。我来到治疗他们的病房，对张继先进行了采访，现场了解病房中心供氧、吸痰的设施，又穿过走廊搭建的清洁区、半污染区与污染区，踏上了医护人员的专用楼梯。
湖北省作协找到了几十位各类人群的代表，包括医生护士、患者、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者、捐赠者、志愿者、公安干警、环卫工、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外国人等，省作协召集他们在会议室座谈交流。作协主席李修文主持座谈会，我与大家作深入交流，发给每位采访提纲，让他们就共同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回复。这样规模的聚集当时很紧张，会议要报批。湖北省委宣传部给予了大力支持。座谈会收获很大，确定了十多个人选。随后我逐个深入采访。
我到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金银潭医院、中心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百步亭社区、中央指导组和国家卫健委专家住址等实地采访与考察，从病床到ECMO、CRRT、呼吸机的操作，从患者病历到诊疗照片，看到一串导管里的鲜血，一只只像烧伤的黑褐色脚……灾难的气息令我心悸。
三
五月最后的一天，我在查到同济犁园医院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后，登上了飞往广州的航班。新冠疫情一个月的采访结束。武汉，一座经历新型病毒遭遇战的英雄城市，扛住了惊涛骇浪后，进入大病初愈的阶段。街上阳光灿烂却人影稀疏，口罩下仍是谨慎和不无警惕的表情。春风吹拂，路旁香樟树、银杏树舞动的光斑，仿佛点点惶惑在闪烁……
在广州出机场后我没有回家，直接到了开平的升平村，开始投入创作。
武汉之行让我体验了中国抗疫的“天罗地网”：飞机在白云机场刚停稳，防疫人员穿戴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在机舱口挨个查健康码、测体温。摆渡车把我们拉到一条应急通道，通过各种设备的自动检测后，再上车从旅客通道进入航站楼。
我刚在旅舍住下，广州天河区防疫部门就打来了电话，询问我的情况。随后，塘口镇、开平市防疫站相继来电，做了详细的电话记录。我告诉他们，三个月我就在这栋楼内，哪里也不去。
三个多月，除了窗外自由自在的白云相伴，我几乎与世隔绝。每天面对这扇窗口，远远传来鹅群的鸣叫，有时是白鹭的叫声。从晨曦微露，万物苏醒，到太阳落山，大地漆黑一团，白昼只在刹那之间。夜晚，地平线上亮着一团紫光，那是离我二十多公里的开平市。半夜时分，在几近荒废的升平墟，只有我这扇窗亮着，密密麻麻的飞虫爬满窗玻璃，阒静里，大的飞虫不时凶猛撞击，撞得玻璃“咚咚”直响……
窗外禾苗青青，新种的荷正向塘面延伸，引来苍鹭。我留意禾苗从一点点泛黄，到稻浪滚滚。一日之间，稻谷割尽，只余高高禾蔸。复又禾苗青青……季节由春到夏再入秋，一季的酷暑和两次台风远去，满塘的荷叶也开始枯萎了。
我每天只睡五个多小时，写得脑子发热，头顶胀痛。晚上或黄昏必须走一个小时才能继续写作。我一个人打着手电筒，拿了一根棍子，既防身又防狗和蛇。月光明亮的晚上，则无须手电照明。在田野的乡村公路我像疯子一样疾走，青翠而低矮的山岭没有季节的变化，只在昼夜交替里改变着颜色。遇上雨天，打着伞也要出门。天一黑，每座村庄的路灯全都点亮了，但村庄却看不见人，村里的百年碉楼早已人去楼空。大塘村一个老人每晚坐在巷口，自吟自唱幽幽的禾楼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养成了身体里的生物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