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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是研读中国古代禁书最多的学者，他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是研究清代禁书的权威著作，他运用观念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禁书与文字狱，发现在《四库全书》中收有200多种禁书。这是为什么？王彬一一做出回答。从禁书的角度，他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后裔，是颇可以怀疑的。王彬把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的叙事学结合起来，研究《水浒传》与《红楼梦》，得出不少新的结论。他同时又是北京城市历史与胡同的研究者与保卫者，由于他的呼吁，北京的胡同之根一一砖塔胡同得以保存下来。近年他提出微观地理学的观念，试图从理论上解决城市改造中所遇的尴尬与困境。
我与王彬最初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他正在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我应邀参加了撰写工作。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工作。经常为了一个史实而反复讨论，有时甚至激烈地争辩起来。在讨论与争辩中，彼此逐渐熟稔起来，从而对他的经历也有所了解。
在人的一生中，中学阶段是承上启下、奠定文化和思想品质基础的关键的时期。王彬有幸的是，他的这段时间是在著名的北京四中度过的。四中作为一座名校，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王彬也可算是其中之一。然而王彬又是不幸的，他在四中没有读完高中，就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1968年，他进入了工厂当工人。“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席卷全国，而王彬却冒着风险，阅读了大量当时被视为封资修毒草的中外文学名著。“文革”结束后，他考入北京经济学院（后来改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攻读经济理论。毕业后，他本可以借助所学的专业知识去下海、炒股、办公司，获得丰厚的收益。但出于对文学与文化的热爱，他放弃了前者，而改行到鲁迅文学院做了一名教师。现在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他拼搏奋进，广泛涉猎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建筑学、历史地理学等诸多领域，不断丰富和涵养自己的精神世界。
研读中国古代禁书最多的学者
作为一位中年学者，王彬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而在这方面，他主攻禁书研究。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清代是中国古代禁书的集大成者，这方面的资料浩如烟海，但是出入参差，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在王彬的主持下，对此进行了梳理，用了将近十年的工夫，才把这项工作做完。其中的艰辛可知。王彬是严肃认真的，举凡被清代政府禁毁的书籍，他都尽量找来仔细阅读，他可以说是阅读中国古代禁书最多的学者。《清代禁书总述》出版以后，受到学界好评，被认为是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典籍，可以信赖的工具书。目前，我国正在组织清代通史的撰写工作，《清代禁书总述》被列为参考书。
在此之前，王彬撰写过研究禁书与文字狱的专著，他从观念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想象进行深入思索，得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结论。他发现，在清乾隆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里竟然收录了二百多种禁书，这是为什么？王彬一一做出了解释。对他的这本著作，季羡林老人十分欣赏，撰文介绍，并推荐参加第七届中国图书奖的评选。
在清代禁书的研究上，王彬是严肃认真的，他认为，举凡被列入清代的禁书，必须有政府的禁毁文件，道听途说，不能作为依据。比如，流行的说法，《红楼梦》在乾隆时代被列为禁书，并由此演绎出曹雪芹的悲剧。真实的历史是，在乾隆时代，《红楼梦》并没有列为禁书，因此，附会的故事也就不存在了。《红楼梦》被列为禁书是在道光年间，而且是苏州的地方政府，并不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而在曹家的家谱中，没有曹雪芹的记载，以禁书的理由解释，家谱中不收曹雪芹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后人，并不是铁案，而是颇可以怀疑的。
前辈学者陈衍曾经对青年时的钱钟书说：“为学总须根底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露马脚狐尾之日。”（《石语》）王彬正是有了扎实的国学根底，才使他在中国古籍的研究与整理上左右逢源而独树一帜。
运用考据的方法而洋为中用
随着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自然也随之变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国门打开，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文美学思潮、文学流派一涌而入，现代、后现代、结构、解构，从叙事方法到内容意义、价值取向、文学语言等方面，形成了多元并存局面。王彬没有被这股西风所迷惑，他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功夫与现代方法相结合，抓住最感兴趣的西方叙事学，洋为中用，把它引入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给文学研究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惠风，注入了新鲜血液。
辛勤的耕耘，使王彬获得了可喜的收获。在上世纪9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学观念研究》《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等著作。这几部书都能突破旧的研究模式，以独特的视角和思辨的眼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细微之处入手，填补空白，精到而富有新意，具有开拓意义。《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囊括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散文、中国新诗四个部分，作者通过考证、推断，寻绎文学观念历史演进的痕迹，颇多新见，使人开阔视野，受到启迪，引发思考。
读过《水浒传》的人，没有哪一位不关心那些江湖人物的，但是，这些人物的命运是在哪里发生转变的，却未受到人们的关注，没有进入学者的视野，自然也就不会成为研究的课题。王彬心细如发，他通过文本分析，发现《水浒传》中的主要事件、人物的命运大多都与酒店有关。比如，景阳岗酒店、狮子楼酒店、快活林酒店、琵琶亭酒店、浔阳楼酒店，等等，都关系着武松、宋江、李逵等人物的命运。可以说，在《水浒传》中，酒店作为人物活动的重要空间与生活背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酒店，便没有《水浒传》。
王彬是学习经济的，在这部书中，他运用考据学的方法，从文学创作与古代经济学的角度对《水浒传》中酒店的种类、规模、经营、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广泛、深入而又饶有兴味的探讨，殊属可贵。王彬由此认为，利用文化复原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文背景，换言之，把小说中的人文背景纳入学者的考察对象，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与《水浒传》一样，《红楼梦》也是王彬研究的对象。众所周知，《红楼梦》在我国文学史中的地位非常特殊，诚如王彬在《红楼梦叙事》的前言中所说：“研究《红楼梦》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因为，无论是关于曹雪芹的家世，还是从传统文化与美学方面研究《红楼梦》的著作，都已汗牛充栋。如果没有新材料的问世，这方面的研究也就难有突破且被认同。”然而王彬执著探索，并做出可喜成绩。他运用西方叙事学的方法，剖析《红楼梦》的叙述结构、叙述话语，不仅靠叙述、伪时间等范畴，探索其中的叙述技巧与创作规律，并且对传统红学争议已久的诸多问题，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比如：曹雪芹的作者身份、黛玉的年龄、高鹗续书、《红楼梦》的叙事结构，等等。关于后四十回是否为高鹗续书，在红学界争论不已。相互难以说服。王彬从叙述者，也就是讲故事的人的角度出发，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王彬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叙述者是顽石——贾宝玉的前身，举凡重大关节，都要显身出现议论一番。比如，在元春省亲的时候，顽石出现了，他议论道，如果还在大荒山下，青埂峰前，怎么能享受如此风流富贵的生活；在他与宝钗正式见面的时候，顽石又现身议论。而在续书的后四十回重大关节中，比如，黛玉之死，贾府被抄，顽石却不再显身，说明高鹗不懂曹雪芹的叙事方法，而是采取了传统的说书人讲故事的方法，从而露出破绽。
历史的真相是，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交代，《红楼梦》的来历是空空道人从一块石头上抄来的。而高鹗为了说明后四十回是他的续补，特意在一百二十回中写了这样一句话，看那石头上又增加了许多“收缘结尾的话头”，于是空空道人重新抄写了一遍，从而流传人间。高鹗并不愿意隐姓埋名。
《红楼梦叙事》出版于1997年，至今已经九年，但是运用叙事学研究中国古典名著，进行文本分析，仍然还是仅此一本。而这本不到二十万字的书，王彬写了整整三年。
城市的研究者与保卫者
从80年代起，王彬开始研究北京的胡同。出版了《北京老宅门》（图例）、《旧京街巷》《胡同与门楼》《北京街巷图志》，主编了《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与《北京地名典》等著作。其中《实用北京街巷指南》出版于1987年，系统地对当时北京城区的道路、胡同及其两侧的机关、商店、学校、工厂进行了详细记录。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流淌过去了，今天的北京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想了解当时北京城区街道与单位分布的情况，那么，《实用北京街巷指南》则是一部可以信赖的书。王彬注重第一手资料与资料的严谨性，他认为没有自己调查的资料，要在学术上有所突破，是难以想象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是他为研究北京道路所做的调查报告，有意与无意之中，为我们留下80年代北京城区道路与单位布局的翔实资料，是十分宝贵的。
为了系统研究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王彬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了北京的历史地理与中国古代建筑，在这个基础上，他与妻子合作撰写了《北京老宅门》（图例）、《胡同与门楼》《北京街巷图志》。这三部书出版以后，获得好评。其中，《北京老宅门》（图例）从中国传统建筑的角度，分析了北京的旧式宅门，并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北京街巷图志》则第一次从城址变迁、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角度，对北京的道路进行了系统探讨。从西周到今天，历时数千余年，有评论说是“在三千年的历史画廊中展现了北京的街道与胡同风貌，其文化含量之大，信息之丰富，已经超过了北京街巷的意义，是难得的一本好书。”
近年，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许多胡同被以危改的名义拆掉了，引起专家的关注，王彬也是其中之一。为此，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保护有历史价值的胡同，避免因为愚昧和无知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知道，胡同是北京的文化载体，是北京人独特的居住方式，产生于元大都时代。但是当时只有二十九条胡同，而且只有砖塔胡同的名称留存下来。这条胡同，前几年也面临被推平的命运。王彬知道以后心情沉重，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并撰写文章，呼吁对其保护。道理很简单，砖塔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怎能把根拔掉呢？现在这条胡同已经被保护起来，避免了被夷为平地的命运。
为了更好地保护北京的古都风貌，王彬提出微观地理学的观念，他认为：微观地理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微观地理与城市规划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延伸的。在进行城市改造之前，编制宏观规划的时候，应该注重区域研究。把区域分出段落，根据区域的历史价值进行划分。至少应该划分出历史文化保护区、过渡区、过渡区以外的新建区域。历史文化保护区，以保护为主。从某种意义说，保护就是守旧，旧的肌理与旧的建筑本身就是价值。这种价值不应该仅仅以旅游经济的高低进行评估。而应该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国之瑰宝的角度，高度重视。应该充分认识到，历史的元素是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动力，而不是社会的负担。不应该笼统地反对城市建设与城市改造，而应该强调新旧景观之间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是协调的，城市建设与城市改造便是成功的。
王彬认为，进行学术研究，应该注重方法，注重方法的革新，方法变了，往往会从一个新的角度解决历史上众多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会得出很多意想不到的结论；他还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注意细部，注意文本研究结合实地调查，从细微之处入手，宏观之处着眼，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避免大而无当，空疏无用。
王彬是寂寞的，但是在寂寞中，王彬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学术与寂寞是成比例的，学术研究，往往是在寂寞得近于苍凉的状态下做出来的。王彬的建树，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只有辛苦耕耘才能有所收获，在“花香满径采菊归”的时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愿王彬继续寂寞，坚守净土，抵御金钱、名利的诱惑，勇于拓荒而又认真思索，从而做出更大贡献。
我与王彬最初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他正在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我应邀参加了撰写工作。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工作。经常为了一个史实而反复讨论，有时甚至激烈地争辩起来。在讨论与争辩中，彼此逐渐熟稔起来，从而对他的经历也有所了解。
在人的一生中，中学阶段是承上启下、奠定文化和思想品质基础的关键的时期。王彬有幸的是，他的这段时间是在著名的北京四中度过的。四中作为一座名校，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王彬也可算是其中之一。然而王彬又是不幸的，他在四中没有读完高中，就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革”。1968年，他进入了工厂当工人。“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席卷全国，而王彬却冒着风险，阅读了大量当时被视为封资修毒草的中外文学名著。“文革”结束后，他考入北京经济学院（后来改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攻读经济理论。毕业后，他本可以借助所学的专业知识去下海、炒股、办公司，获得丰厚的收益。但出于对文学与文化的热爱，他放弃了前者，而改行到鲁迅文学院做了一名教师。现在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他拼搏奋进，广泛涉猎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建筑学、历史地理学等诸多领域，不断丰富和涵养自己的精神世界。
研读中国古代禁书最多的学者
作为一位中年学者，王彬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而在这方面，他主攻禁书研究。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清代是中国古代禁书的集大成者，这方面的资料浩如烟海，但是出入参差，甚至有相互矛盾之处。在王彬的主持下，对此进行了梳理，用了将近十年的工夫，才把这项工作做完。其中的艰辛可知。王彬是严肃认真的，举凡被清代政府禁毁的书籍，他都尽量找来仔细阅读，他可以说是阅读中国古代禁书最多的学者。《清代禁书总述》出版以后，受到学界好评，被认为是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典籍，可以信赖的工具书。目前，我国正在组织清代通史的撰写工作，《清代禁书总述》被列为参考书。
在此之前，王彬撰写过研究禁书与文字狱的专著，他从观念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想象进行深入思索，得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结论。他发现，在清乾隆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里竟然收录了二百多种禁书，这是为什么？王彬一一做出了解释。对他的这本著作，季羡林老人十分欣赏，撰文介绍，并推荐参加第七届中国图书奖的评选。
在清代禁书的研究上，王彬是严肃认真的，他认为，举凡被列入清代的禁书，必须有政府的禁毁文件，道听途说，不能作为依据。比如，流行的说法，《红楼梦》在乾隆时代被列为禁书，并由此演绎出曹雪芹的悲剧。真实的历史是，在乾隆时代，《红楼梦》并没有列为禁书，因此，附会的故事也就不存在了。《红楼梦》被列为禁书是在道光年间，而且是苏州的地方政府，并不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而在曹家的家谱中，没有曹雪芹的记载，以禁书的理由解释，家谱中不收曹雪芹是站不住脚的。因此，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后人，并不是铁案，而是颇可以怀疑的。
前辈学者陈衍曾经对青年时的钱钟书说：“为学总须根底经史，否则道听途说，东涂西抹，必露马脚狐尾之日。”（《石语》）王彬正是有了扎实的国学根底，才使他在中国古籍的研究与整理上左右逢源而独树一帜。
运用考据的方法而洋为中用
随着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自然也随之变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国门打开，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文美学思潮、文学流派一涌而入，现代、后现代、结构、解构，从叙事方法到内容意义、价值取向、文学语言等方面，形成了多元并存局面。王彬没有被这股西风所迷惑，他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把中国传统的考据功夫与现代方法相结合，抓住最感兴趣的西方叙事学，洋为中用，把它引入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给文学研究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惠风，注入了新鲜血液。
辛勤的耕耘，使王彬获得了可喜的收获。在上世纪9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学观念研究》《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等著作。这几部书都能突破旧的研究模式，以独特的视角和思辨的眼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细微之处入手，填补空白，精到而富有新意，具有开拓意义。《中国文学观念研究》囊括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散文、中国新诗四个部分，作者通过考证、推断，寻绎文学观念历史演进的痕迹，颇多新见，使人开阔视野，受到启迪，引发思考。
读过《水浒传》的人，没有哪一位不关心那些江湖人物的，但是，这些人物的命运是在哪里发生转变的，却未受到人们的关注，没有进入学者的视野，自然也就不会成为研究的课题。王彬心细如发，他通过文本分析，发现《水浒传》中的主要事件、人物的命运大多都与酒店有关。比如，景阳岗酒店、狮子楼酒店、快活林酒店、琵琶亭酒店、浔阳楼酒店，等等，都关系着武松、宋江、李逵等人物的命运。可以说，在《水浒传》中，酒店作为人物活动的重要空间与生活背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酒店，便没有《水浒传》。
王彬是学习经济的，在这部书中，他运用考据学的方法，从文学创作与古代经济学的角度对《水浒传》中酒店的种类、规模、经营、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广泛、深入而又饶有兴味的探讨，殊属可贵。王彬由此认为，利用文化复原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人文背景，换言之，把小说中的人文背景纳入学者的考察对象，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与《水浒传》一样，《红楼梦》也是王彬研究的对象。众所周知，《红楼梦》在我国文学史中的地位非常特殊，诚如王彬在《红楼梦叙事》的前言中所说：“研究《红楼梦》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道理很简单。因为，无论是关于曹雪芹的家世，还是从传统文化与美学方面研究《红楼梦》的著作，都已汗牛充栋。如果没有新材料的问世，这方面的研究也就难有突破且被认同。”然而王彬执著探索，并做出可喜成绩。他运用西方叙事学的方法，剖析《红楼梦》的叙述结构、叙述话语，不仅靠叙述、伪时间等范畴，探索其中的叙述技巧与创作规律，并且对传统红学争议已久的诸多问题，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比如：曹雪芹的作者身份、黛玉的年龄、高鹗续书、《红楼梦》的叙事结构，等等。关于后四十回是否为高鹗续书，在红学界争论不已。相互难以说服。王彬从叙述者，也就是讲故事的人的角度出发，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王彬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的叙述者是顽石——贾宝玉的前身，举凡重大关节，都要显身出现议论一番。比如，在元春省亲的时候，顽石出现了，他议论道，如果还在大荒山下，青埂峰前，怎么能享受如此风流富贵的生活；在他与宝钗正式见面的时候，顽石又现身议论。而在续书的后四十回重大关节中，比如，黛玉之死，贾府被抄，顽石却不再显身，说明高鹗不懂曹雪芹的叙事方法，而是采取了传统的说书人讲故事的方法，从而露出破绽。
历史的真相是，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交代，《红楼梦》的来历是空空道人从一块石头上抄来的。而高鹗为了说明后四十回是他的续补，特意在一百二十回中写了这样一句话，看那石头上又增加了许多“收缘结尾的话头”，于是空空道人重新抄写了一遍，从而流传人间。高鹗并不愿意隐姓埋名。
《红楼梦叙事》出版于1997年，至今已经九年，但是运用叙事学研究中国古典名著，进行文本分析，仍然还是仅此一本。而这本不到二十万字的书，王彬写了整整三年。
城市的研究者与保卫者
从80年代起，王彬开始研究北京的胡同。出版了《北京老宅门》（图例）、《旧京街巷》《胡同与门楼》《北京街巷图志》，主编了《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与《北京地名典》等著作。其中《实用北京街巷指南》出版于1987年，系统地对当时北京城区的道路、胡同及其两侧的机关、商店、学校、工厂进行了详细记录。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流淌过去了，今天的北京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想了解当时北京城区街道与单位分布的情况，那么，《实用北京街巷指南》则是一部可以信赖的书。王彬注重第一手资料与资料的严谨性，他认为没有自己调查的资料，要在学术上有所突破，是难以想象的。《实用北京街巷指南》是他为研究北京道路所做的调查报告，有意与无意之中，为我们留下80年代北京城区道路与单位布局的翔实资料，是十分宝贵的。
为了系统研究北京的胡同与四合院，王彬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学习了北京的历史地理与中国古代建筑，在这个基础上，他与妻子合作撰写了《北京老宅门》（图例）、《胡同与门楼》《北京街巷图志》。这三部书出版以后，获得好评。其中，《北京老宅门》（图例）从中国传统建筑的角度，分析了北京的旧式宅门，并对其进行分类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北京街巷图志》则第一次从城址变迁、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的角度，对北京的道路进行了系统探讨。从西周到今天，历时数千余年，有评论说是“在三千年的历史画廊中展现了北京的街道与胡同风貌，其文化含量之大，信息之丰富，已经超过了北京街巷的意义，是难得的一本好书。”
近年，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许多胡同被以危改的名义拆掉了，引起专家的关注，王彬也是其中之一。为此，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呼吁保护有历史价值的胡同，避免因为愚昧和无知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知道，胡同是北京的文化载体，是北京人独特的居住方式，产生于元大都时代。但是当时只有二十九条胡同，而且只有砖塔胡同的名称留存下来。这条胡同，前几年也面临被推平的命运。王彬知道以后心情沉重，立即向有关部门反映，并撰写文章，呼吁对其保护。道理很简单，砖塔胡同是北京的胡同之根，怎能把根拔掉呢？现在这条胡同已经被保护起来，避免了被夷为平地的命运。
为了更好地保护北京的古都风貌，王彬提出微观地理学的观念，他认为：微观地理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微观地理与城市规划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延伸的。在进行城市改造之前，编制宏观规划的时候，应该注重区域研究。把区域分出段落，根据区域的历史价值进行划分。至少应该划分出历史文化保护区、过渡区、过渡区以外的新建区域。历史文化保护区，以保护为主。从某种意义说，保护就是守旧，旧的肌理与旧的建筑本身就是价值。这种价值不应该仅仅以旅游经济的高低进行评估。而应该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国之瑰宝的角度，高度重视。应该充分认识到，历史的元素是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动力，而不是社会的负担。不应该笼统地反对城市建设与城市改造，而应该强调新旧景观之间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是协调的，城市建设与城市改造便是成功的。
王彬认为，进行学术研究，应该注重方法，注重方法的革新，方法变了，往往会从一个新的角度解决历史上众多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会得出很多意想不到的结论；他还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注意细部，注意文本研究结合实地调查，从细微之处入手，宏观之处着眼，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避免大而无当，空疏无用。
王彬是寂寞的，但是在寂寞中，王彬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学术与寂寞是成比例的，学术研究，往往是在寂寞得近于苍凉的状态下做出来的。王彬的建树，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只有辛苦耕耘才能有所收获，在“花香满径采菊归”的时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愿王彬继续寂寞，坚守净土，抵御金钱、名利的诱惑，勇于拓荒而又认真思索，从而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