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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的建立是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纵观文坛可知，其作品关心社会，社会就会关心其作品，其作品就会引起社会的反响！这些年，邓宏顺的作品越来越彰显出这方面的特征，他的中篇、长篇小说，从题材的选取、主题的确定到艺术的构思都紧紧扣着社会的琴弦和时代的热点进行深度剖析，让人从跌宕起伏的事态发展和鲜活的人物活动中看到现实生活的色彩，并引起社会的共鸣。他的多部作品获奖并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不能不承认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邓宏顺在他获得“萌芽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血嘴杜鹃》中，写的是社会快速转型的进程下，乡村教育、乡村教师在工作、生活和经济困境中的抗争。一位乡村小学的校长为维持基本教学工作，甚至不惜违法卖树被关。这些事情现在都已时过境迁，但作品透示出的社会责任感，却永不过时，它提醒人们，在中国，乡村教育万不可忽视。再读《血嘴杜鹃》，仍让我们联想起当下乡村教育的一系列新问题。如大湘西某县还在上学路上爬天梯的学生等。好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实是可以过时，但提炼出来的主题是永远可作精神的照明。
邓宏顺写官场的小说不算少，他总有他的视角。《有儿为官》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可以说，该作品通过官员的父亲来看官员的生活，来提醒官员的警觉；同时，也通过官员自身的境遇，较早地提出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要当官或是要良心。当官和良心本没有矛盾，但在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的时候，矛盾不仅存在，而且非常激烈。正因为如此，《有儿为官》获得了《中国作家》举办的“大红鹰文学奖”。
《食堂》是邓宏顺写得最好的一个中篇小说之一。它从另一个独特角度提出了一个令人反思的社会与人生的严肃问题：一个想当先进的炊事员，越是努力却越是当不成先进！作家邱华栋在评价这一作品中写道：“状写了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悖论。在一种逼近绝境的状况中，他展开了我们实际上忽视的底层人心灵空间被挤压的现状。在《食堂》中，可以看出他那深切的人性探察，是如何在具体细微、饱含冷幽默的叙述当中，和在个性化的语言搭建当中，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与关注。”无怪乎，这一作品获得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首届中篇小说奖。
在中篇小说《退税》中，邓宏顺以正话反说的笔法，反映了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国家决定免去农业税，但文件下来时，乡里已经收过了税，现在要退。高书记要带着全体乡干部到最贫穷的千丘田村去给村民退还税，但高书记一行却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热烈欢迎”，相反还遭到村民的抵抗，村民们用惯势思维，以为这些些乡干部们又是变着法子来搜刮钱财了。评论家贺绍俊在评论这篇作品时写道：“故事的批判性一目了然，它既揭示了基层干部的尴尬和艰难处境，也嘲弄了国家干部在群众中的诚信度。由于批判的一目了然，作者也就不在深刻上做文章，而是通过戏谑的叙述保持着小说的艺术张力。小说的人物也带有脸谱化的特点，但这些恰借用了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它使读者更能体会到戏谑的的韵味。这也说明作家不仅追求现实感，也追求文学性，作者的文学追求让我们从一个现实性很强的故事里欣赏到思想和情感的韵味。”
《饭事》是邓宏顺的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写的是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情，官场小说现在很多，要写出有新意的作品来，难度自然不小。《饭事》独辟蹊径，从官场的请吃饭说起，说得跌宕起伏，风云变换，把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的矛盾冲突和千百年来制约官场人际关系的陋习展示在人们面前。
《饭事》的情节并不复杂。某市的国土局长陈一归被评为廉政建设的先进个人，同事们调侃他请客，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市委书记入席自不必说，因为他与书记的是党校的同学，个人感情不错，请马市长一事就叫他犯了难，因为他不想在酒席上让市长知道他与书记的这种感情资源。市长没有被邀请，本来也就一餐饭的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无意间又让市长知道了，心里自然嘀咕。马市长与陈一归原来是同事，陈一归担任区长期间，马市长就是区里的区委书记，两人的共事也不算差。市里调整班子，马书记升任副市长，他担任市国土局长，后来又随着人事异动，马副市长又相继进升为市长、书记。当年的一餐饭，市长心里的嘀咕越犯越大，他一定要整整陈一归，目的也就一个：让他臣服。这一整就把陈一归整成“双规”。本来区区十来万块钱的事，作为国土局这样一个重要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算不了什么，交了钱，教育教育，给个处分也就可以了。但真正上了法律，陈一归自然要受到制裁，这也是规则与“潜规则”的矛盾冲突，也是马市长（此时已是书记了）不愿意看到的，而陈一归为了保住不被法律制裁的“名节”则自杀了结生命。这种非悲剧性的悲剧结果，很有些让人深思。
陈一归从请吃饭时开始，其实就是在一种人际关系里周旋。这样一件简单的饭事在琢磨来琢磨去后，就形成了私人恩怨和两个人的现实争斗，而这种争斗又夹杂在人事变化与上级领导的干预之中，使简单的事件在不断变化中激荡，最后出现了一种变幻莫测的结局。而这种结局，正是千百年来官场中盛行的相互猜忌、相互琢磨的陋习的必然结果，也是作家通过艺术的构思，对这种陋习具备的社会穿透力的批判。
邓宏顺近年来似乎加大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力度。200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红魂灵》。该作小说以沅水河边一个湘西小镇为地域文化背景，以50余年的乡村生活为叙事空间，从一对父子的不同成长经历和不同的文化观念入手，深层次地纵横展开父子两代在事业、爱情、价值尺度、行为方式等多种尖锐矛盾及其成败得失，借人存人亡演政治风云，借家庭悲欢演世事变迁，借爱情离合演良心沉浮……塑造了以肖跃进、肖山、良妹、阿英等多位有富个性的典型人物。主题深刻向上，人物形象极为鲜活，叙事过程中饱含形而上的人文精神，引人思辨，引人思源，引人思进。人物命运的叙述中，把共和国50余年的政治风云与人生风雨融合得如生活一样具体、生动和浓烈。小说富有历史的厚重感，人生的沉甸感，感情的凝重感。作品以有杀父之仇的一老一少为主要叙事以象，先是一步步地走向矛盾，后又一步步地走向和谐。父亲肖山的形象被刻划得呼之欲出。这位父亲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为丰富的是他身上复杂的“父性”！他的个性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狂热、固执、偏爱红色、想当然、方法简单粗暴，但他的心灵又是那样的赤诚无瑕，他的精神又是那样难能可贵。 最后一个尤为重要的成功之处，也是小说的落脚点，在于小说承载了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与智慧。它不仅承载了本民族既有的那种善良坚韧、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传统精神，也承载了新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进行伟大复兴而正在形成的新的优秀文化精神与智慧，这是小说对当代人文精神的扬弃与整合。掩卷沉思，我不能不叹服作者对当代正在转型社会的思考、把握和对民族精神和未来命运的责任。
2011年，邓宏顺又推出他的长篇小说《贫富天平》，在社会引起了较大反响。该小说以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高南翔的生活、工作以及他对人与社会的思考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一方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和实践活动，也是一部在当前官场环境下，探索知识分子如何应对环境、如何生存、如何正直为官的好书。
作为一部塑造正面形象，呼唤正义力量的小说，作家没有把其抽象和概念化，而是从谋篇布局到具体情节进行了精心的组织，使小说的社会氛围和关切度得到提升。
小说首先是选好一个切入点。高南翔从省里来到白鹤市，为了使他尽快进入角色，了解当地情况，小说安排了一个信访接待日，即符合当前改进机关作风、化解基层矛盾的现实情况，又一次把主人翁推到了矛盾的前沿。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信访是一个探视积案、反映民声的窗口，而信访中的积案，就其个体来说，又相对比较具体，且不特别复杂，但处理起来又会牵出许许多多出人意料的事来，这样小说就起到了从小处着手，往大处发展的效果。事实也正是这样，皮革苏的案件从信访角度浮出水面后，就让人看到了白鹤市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态：作为富人天堂的猪狗冲的几家宾馆是有钱人犯罪的保险箱，而这些宾馆的后台又有政府官员的影子；处理皮革苏又直接与当地的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连接在一起；宋小兰的受害又把一个边远贫困山村与城市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
其二是在动态中塑造人物形象。高南翔在白鹤市的工作，不像一般作品那样，把主要领导作为一个首长来对待，让其坐在办公室里，想大事，作决策，或在关键问题上拍拍板。而是让其不断深入工作一线，想事情，抓问题，做那些看来非常具体，而实际上又是一个个涉及全局的大事要事，如他到老同学龙贻神的学校去，名义上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题词给老同学带来的不幸表示歉意，实质上是要让群众知道，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的胸怀是坦荡的，同时通过这一事例，也反映出官场的不良风气、包括打击报复等在基层的演绎和影响；他去看望因贪而被正法的高官张召鑫的母亲，得出了现场警示教育犯有错误的干部的办法；他去万代市长的扶贫点走访，了解到了代市长的人品，增进了班子团结和胜任；下乡途中，他发现和纠正了煤老板与民工违规签约、忽视矿山基本安全等的问题，为规范合法用工、整顿矿山秩序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他深入山区，发现了一线值得信赖的干部典型，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和扶植，在全市张扬了正确的用人导向。
其三是线索明、暗处理得当。作为市委书记的高南翔，即要统揽经济全局，又不能管理经济上的具体工作和项目，这是符合党的主要负责人的角色的。小说把高南翔的工作重心放在宽松经济环境、为经济工作保驾护航上，而宽松经济环境又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作，这样高南翔的角色就有了自身的特点。这一特点构成了小说中的一条明线；但围绕在高南翔身边的还有一条暗线，这就是以皮革苏、公安局局长胡勇和吕副市长的腐败案件的查处问题。皮革苏从抓到放，又从放到抓，胡局长的话总是说得好听，但说完之后，又拿出一些矛盾和问题来搪塞，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明不白，使案件得以拖下去的理由；吕副市长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会议，都表现出对案件的高度重视，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低调处理，都让高南翔将信将疑，直到小说的结尾，纪检司法部门把结果公布后，高南翔才知道事情的真相。高南翔虽然自始至抓住这个案件，但从来没有介入案件的具体查处工作，也没有就案件的本身与胡、吕发生正面的矛盾冲突，小说这样安排是恰当的。高南翔作为市委书记，主要责任是执政，至于查处案件的具体问题，那是纪检、政法部门的职责范围。但人们可以从案件透露出的一些事态中窥探到其中的端倪，而高南翔与胡、吕没有正面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淡化案件查处的激烈程度，恰恰相反，从高南翔女儿被绑架，万代市长门口的爆炸案，人们就可以联想到案件查处的惊心动魄以及案件后台的强硬程度。
其四是人物德行揭示令人深思。小说中被正法的高官张召鑫，实际上也是高南翔的大学同学，高南翔带着一种复杂的心理去看望他的母亲，而他的父亲已经去逝。他的父亲是这样死的：在耕田回来的路上，听到儿子因受贿而被判了死刑的时候，肩扛的犁滑落下来，伤了老人的脚，老人就那样直挺挺地站在路上流血而死，牛走了，但老人至死也没有倒下；而他的母亲在自家农舍普通的瓦房里，又哭瞎了双眼，后在孙子托孤于高南翔后跳井自尽。这一悲凉的结局，让人们想起了贪官胡长青一案。他也是被正法的副省级高官，贪污数额十分巨大，但对身处农村的父母却无半点施舍，家庭也并没有向他索要什么，只希望他好好为官。从背景上讲，有作为的农家子弟都有一个朴实的家庭，他们因穷困而努力，因本分而上进，但为何就有一些人会走上不归路呢；高南翔也是一位党员领导干部，也有朴实厚道的农村家庭背景，也受着父母善良而严格的引导（这些在小说里得到了较好的表现），但他为官的德行却完全不同。——在同样的家庭背景里，同样的为官环境里，同样的意识形态教育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这一问题不能不让人们去思考。
综上，不难看出，邓宏顺的创作不管是从题材的选取，主题的提炼，还是艺术的构思，都与社会重大关切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重大关切与当前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脱离现实、虚化现实，甚至那些穿越时空，宣扬神秘的作品；那些戏说历史，颠倒真像的作品，那些沉迷于个人情感纠葛和家琐碎事物的作品相比较，有着不可忽略的前瞻性的意义，而这一意义又往往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的反映，有了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作家的创作就有了方向，有了动力，也就有了足够的底气！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
邓宏顺在他获得“萌芽文学奖”的中篇小说《血嘴杜鹃》中，写的是社会快速转型的进程下，乡村教育、乡村教师在工作、生活和经济困境中的抗争。一位乡村小学的校长为维持基本教学工作，甚至不惜违法卖树被关。这些事情现在都已时过境迁，但作品透示出的社会责任感，却永不过时，它提醒人们，在中国，乡村教育万不可忽视。再读《血嘴杜鹃》，仍让我们联想起当下乡村教育的一系列新问题。如大湘西某县还在上学路上爬天梯的学生等。好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实是可以过时，但提炼出来的主题是永远可作精神的照明。
邓宏顺写官场的小说不算少，他总有他的视角。《有儿为官》一经发表，就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可以说，该作品通过官员的父亲来看官员的生活，来提醒官员的警觉；同时，也通过官员自身的境遇，较早地提出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要当官或是要良心。当官和良心本没有矛盾，但在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的时候，矛盾不仅存在，而且非常激烈。正因为如此，《有儿为官》获得了《中国作家》举办的“大红鹰文学奖”。
《食堂》是邓宏顺写得最好的一个中篇小说之一。它从另一个独特角度提出了一个令人反思的社会与人生的严肃问题：一个想当先进的炊事员，越是努力却越是当不成先进！作家邱华栋在评价这一作品中写道：“状写了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悖论。在一种逼近绝境的状况中，他展开了我们实际上忽视的底层人心灵空间被挤压的现状。在《食堂》中，可以看出他那深切的人性探察，是如何在具体细微、饱含冷幽默的叙述当中，和在个性化的语言搭建当中，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与关注。”无怪乎，这一作品获得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首届中篇小说奖。
在中篇小说《退税》中，邓宏顺以正话反说的笔法，反映了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国家决定免去农业税，但文件下来时，乡里已经收过了税，现在要退。高书记要带着全体乡干部到最贫穷的千丘田村去给村民退还税，但高书记一行却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热烈欢迎”，相反还遭到村民的抵抗，村民们用惯势思维，以为这些些乡干部们又是变着法子来搜刮钱财了。评论家贺绍俊在评论这篇作品时写道：“故事的批判性一目了然，它既揭示了基层干部的尴尬和艰难处境，也嘲弄了国家干部在群众中的诚信度。由于批判的一目了然，作者也就不在深刻上做文章，而是通过戏谑的叙述保持着小说的艺术张力。小说的人物也带有脸谱化的特点，但这些恰借用了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它使读者更能体会到戏谑的的韵味。这也说明作家不仅追求现实感，也追求文学性，作者的文学追求让我们从一个现实性很强的故事里欣赏到思想和情感的韵味。”
《饭事》是邓宏顺的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写的是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情，官场小说现在很多，要写出有新意的作品来，难度自然不小。《饭事》独辟蹊径，从官场的请吃饭说起，说得跌宕起伏，风云变换，把官场的规则与“潜规则”的矛盾冲突和千百年来制约官场人际关系的陋习展示在人们面前。
《饭事》的情节并不复杂。某市的国土局长陈一归被评为廉政建设的先进个人，同事们调侃他请客，他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请市委书记入席自不必说，因为他与书记的是党校的同学，个人感情不错，请马市长一事就叫他犯了难，因为他不想在酒席上让市长知道他与书记的这种感情资源。市长没有被邀请，本来也就一餐饭的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无意间又让市长知道了，心里自然嘀咕。马市长与陈一归原来是同事，陈一归担任区长期间，马市长就是区里的区委书记，两人的共事也不算差。市里调整班子，马书记升任副市长，他担任市国土局长，后来又随着人事异动，马副市长又相继进升为市长、书记。当年的一餐饭，市长心里的嘀咕越犯越大，他一定要整整陈一归，目的也就一个：让他臣服。这一整就把陈一归整成“双规”。本来区区十来万块钱的事，作为国土局这样一个重要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算不了什么，交了钱，教育教育，给个处分也就可以了。但真正上了法律，陈一归自然要受到制裁，这也是规则与“潜规则”的矛盾冲突，也是马市长（此时已是书记了）不愿意看到的，而陈一归为了保住不被法律制裁的“名节”则自杀了结生命。这种非悲剧性的悲剧结果，很有些让人深思。
陈一归从请吃饭时开始，其实就是在一种人际关系里周旋。这样一件简单的饭事在琢磨来琢磨去后，就形成了私人恩怨和两个人的现实争斗，而这种争斗又夹杂在人事变化与上级领导的干预之中，使简单的事件在不断变化中激荡，最后出现了一种变幻莫测的结局。而这种结局，正是千百年来官场中盛行的相互猜忌、相互琢磨的陋习的必然结果，也是作家通过艺术的构思，对这种陋习具备的社会穿透力的批判。
邓宏顺近年来似乎加大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力度。2006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红魂灵》。该作小说以沅水河边一个湘西小镇为地域文化背景，以50余年的乡村生活为叙事空间，从一对父子的不同成长经历和不同的文化观念入手，深层次地纵横展开父子两代在事业、爱情、价值尺度、行为方式等多种尖锐矛盾及其成败得失，借人存人亡演政治风云，借家庭悲欢演世事变迁，借爱情离合演良心沉浮……塑造了以肖跃进、肖山、良妹、阿英等多位有富个性的典型人物。主题深刻向上，人物形象极为鲜活，叙事过程中饱含形而上的人文精神，引人思辨，引人思源，引人思进。人物命运的叙述中，把共和国50余年的政治风云与人生风雨融合得如生活一样具体、生动和浓烈。小说富有历史的厚重感，人生的沉甸感，感情的凝重感。作品以有杀父之仇的一老一少为主要叙事以象，先是一步步地走向矛盾，后又一步步地走向和谐。父亲肖山的形象被刻划得呼之欲出。这位父亲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为丰富的是他身上复杂的“父性”！他的个性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狂热、固执、偏爱红色、想当然、方法简单粗暴，但他的心灵又是那样的赤诚无瑕，他的精神又是那样难能可贵。 最后一个尤为重要的成功之处，也是小说的落脚点，在于小说承载了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与智慧。它不仅承载了本民族既有的那种善良坚韧、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传统精神，也承载了新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进行伟大复兴而正在形成的新的优秀文化精神与智慧，这是小说对当代人文精神的扬弃与整合。掩卷沉思，我不能不叹服作者对当代正在转型社会的思考、把握和对民族精神和未来命运的责任。
2011年，邓宏顺又推出他的长篇小说《贫富天平》，在社会引起了较大反响。该小说以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高南翔的生活、工作以及他对人与社会的思考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一方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和实践活动，也是一部在当前官场环境下，探索知识分子如何应对环境、如何生存、如何正直为官的好书。
作为一部塑造正面形象，呼唤正义力量的小说，作家没有把其抽象和概念化，而是从谋篇布局到具体情节进行了精心的组织，使小说的社会氛围和关切度得到提升。
小说首先是选好一个切入点。高南翔从省里来到白鹤市，为了使他尽快进入角色，了解当地情况，小说安排了一个信访接待日，即符合当前改进机关作风、化解基层矛盾的现实情况，又一次把主人翁推到了矛盾的前沿。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信访是一个探视积案、反映民声的窗口，而信访中的积案，就其个体来说，又相对比较具体，且不特别复杂，但处理起来又会牵出许许多多出人意料的事来，这样小说就起到了从小处着手，往大处发展的效果。事实也正是这样，皮革苏的案件从信访角度浮出水面后，就让人看到了白鹤市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态：作为富人天堂的猪狗冲的几家宾馆是有钱人犯罪的保险箱，而这些宾馆的后台又有政府官员的影子；处理皮革苏又直接与当地的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连接在一起；宋小兰的受害又把一个边远贫困山村与城市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
其二是在动态中塑造人物形象。高南翔在白鹤市的工作，不像一般作品那样，把主要领导作为一个首长来对待，让其坐在办公室里，想大事，作决策，或在关键问题上拍拍板。而是让其不断深入工作一线，想事情，抓问题，做那些看来非常具体，而实际上又是一个个涉及全局的大事要事，如他到老同学龙贻神的学校去，名义上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题词给老同学带来的不幸表示歉意，实质上是要让群众知道，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的胸怀是坦荡的，同时通过这一事例，也反映出官场的不良风气、包括打击报复等在基层的演绎和影响；他去看望因贪而被正法的高官张召鑫的母亲，得出了现场警示教育犯有错误的干部的办法；他去万代市长的扶贫点走访，了解到了代市长的人品，增进了班子团结和胜任；下乡途中，他发现和纠正了煤老板与民工违规签约、忽视矿山基本安全等的问题，为规范合法用工、整顿矿山秩序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他深入山区，发现了一线值得信赖的干部典型，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和扶植，在全市张扬了正确的用人导向。
其三是线索明、暗处理得当。作为市委书记的高南翔，即要统揽经济全局，又不能管理经济上的具体工作和项目，这是符合党的主要负责人的角色的。小说把高南翔的工作重心放在宽松经济环境、为经济工作保驾护航上，而宽松经济环境又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作，这样高南翔的角色就有了自身的特点。这一特点构成了小说中的一条明线；但围绕在高南翔身边的还有一条暗线，这就是以皮革苏、公安局局长胡勇和吕副市长的腐败案件的查处问题。皮革苏从抓到放，又从放到抓，胡局长的话总是说得好听，但说完之后，又拿出一些矛盾和问题来搪塞，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明不白，使案件得以拖下去的理由；吕副市长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会议，都表现出对案件的高度重视，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低调处理，都让高南翔将信将疑，直到小说的结尾，纪检司法部门把结果公布后，高南翔才知道事情的真相。高南翔虽然自始至抓住这个案件，但从来没有介入案件的具体查处工作，也没有就案件的本身与胡、吕发生正面的矛盾冲突，小说这样安排是恰当的。高南翔作为市委书记，主要责任是执政，至于查处案件的具体问题，那是纪检、政法部门的职责范围。但人们可以从案件透露出的一些事态中窥探到其中的端倪，而高南翔与胡、吕没有正面的矛盾冲突并没有淡化案件查处的激烈程度，恰恰相反，从高南翔女儿被绑架，万代市长门口的爆炸案，人们就可以联想到案件查处的惊心动魄以及案件后台的强硬程度。
其四是人物德行揭示令人深思。小说中被正法的高官张召鑫，实际上也是高南翔的大学同学，高南翔带着一种复杂的心理去看望他的母亲，而他的父亲已经去逝。他的父亲是这样死的：在耕田回来的路上，听到儿子因受贿而被判了死刑的时候，肩扛的犁滑落下来，伤了老人的脚，老人就那样直挺挺地站在路上流血而死，牛走了，但老人至死也没有倒下；而他的母亲在自家农舍普通的瓦房里，又哭瞎了双眼，后在孙子托孤于高南翔后跳井自尽。这一悲凉的结局，让人们想起了贪官胡长青一案。他也是被正法的副省级高官，贪污数额十分巨大，但对身处农村的父母却无半点施舍，家庭也并没有向他索要什么，只希望他好好为官。从背景上讲，有作为的农家子弟都有一个朴实的家庭，他们因穷困而努力，因本分而上进，但为何就有一些人会走上不归路呢；高南翔也是一位党员领导干部，也有朴实厚道的农村家庭背景，也受着父母善良而严格的引导（这些在小说里得到了较好的表现），但他为官的德行却完全不同。——在同样的家庭背景里，同样的为官环境里，同样的意识形态教育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这一问题不能不让人们去思考。
综上，不难看出，邓宏顺的创作不管是从题材的选取，主题的提炼，还是艺术的构思，都与社会重大关切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重大关切与当前文学创作中存在的脱离现实、虚化现实，甚至那些穿越时空，宣扬神秘的作品；那些戏说历史，颠倒真像的作品，那些沉迷于个人情感纠葛和家琐碎事物的作品相比较，有着不可忽略的前瞻性的意义，而这一意义又往往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的反映，有了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作家的创作就有了方向，有了动力，也就有了足够的底气！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