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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春夏之交，伴随着一年一度高校毕业季的到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以下简称《致青春》）和《中国合伙人》先后上映，青春、校园、爱情、怀旧等话题一时间引领公众话语潮流，中国电影界悄然刮起一股青春旋风。作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艺术主题，“青春”有它亘古不变的意义内核，同时也被特定的时代赋予独特的内涵。《致青春》和《中国合伙人》有着共同的“青春”主题，有着很多相似的情节设置，但其中的差异也比较明显。概而言之，前者侧重对“青春”的感伤与喟叹，后者则更多歌唱与颂扬；前者通过伤痕累累的青春记忆让人“不信”，后者则通过对光辉岁月的追忆让人“相信”。两部影片构成了“互文性”的艺术文本景观，通过对两部影片“互文式”的对比解读，可以辨识出影片创作者的不同思路，进而反思影片所昭示的深层艺术问题。
一、“时代”视域下的校园与爱情
两部影片不仅指涉了不同的时代，而且对待时代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概而言之，《中国合伙人》有意凸显了时代，而《致青春》有意淡化了时代。其所彰显的校园文化、青春主题就相应的有了截然不同的阐释。
影片伊始，《中国合伙人》用“1980”填满了整个屏幕，一下子把观众拉回到那个“物质贫乏、思想高涨”的时代。整部影片，导演给出了一个个时间坐标，分别是1988年、1993年、2003年等，这样的时间序列构成了中国最近20多年的转折谱系。从这个意义上，影片是通过对这些时代节点的展示来进行“光荣的怀旧”。而自始至终，《致青春》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时间坐标。它最大限度地剔除了故事背后确切的时间维度。但我们可以根据故事推测，这个校园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后期，主人公是1980年左右出生的人。《致青春》没有把故事的时间坐实，而是通过故事本身来表达“青春”的逝去和不可挽回。在这个意义上，影片是企图以淡化时代背景的方式来进行“诗意的感伤”。
不管是凸显还是淡化，我们都从影片中看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年代。在澄清了两部影片的“时代”之维后，再去反观它们的“校园”主题，就会得到更清晰的答案。正是两部影片中校园的“同”与“不同”，让我们重温了中国“新时期”大学校园的大致面貌。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中国的高校经历了各个层面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影片所展示的校园文化中得以凸显。《中国合伙人》展示的是1980年代初期的校园，那是一个读书至上的时代，是一个“思潮、方法、主义”蔓延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是孟晓骏组织的读书会，是成东青和苏梅的秉烛夜读，“理想主义”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心里。而《致青春》中的校园，则消解了这种狂热，取而代之的是宿舍的世俗观念谈话、以“泡妞”为目的的社团活动、肮脏宿舍里的黄色录像、打牌游戏。如果追寻细节，则可以看出一些共性背后潜隐的变化。
逃课。《中国合伙人》中，三个热血青年不满于“今日美国讲座”的纸上谈兵，“揭竿而起”之后就要离去，这是明目张胆的逃课，其中洋溢着一种狂热的“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学生的“主体性”高度张扬；而在《致青春》的 “中国古代建筑史”课堂上，逃课的人在得知老师大怒、面临不及格的时候，匆匆赶到教室，学生的“主体性”失陷了。从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了大学校园中风气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现实中是很典型地存在的。嬉戏、无所谓取代了严肃、较真，《中国合伙人》校园中、课堂上那种对知识、对理想的如饥似渴，让位于《致青春》校园中弥漫的功利主义、投机主义。
打架。《中国合伙人》影片之初，王阳和孟晓骏就隔着窗子打了起来，打架的原因是因为互相影响了学习；而更精彩的打架发生在课堂上，还是那个“今日美国讲座”，三个人在课堂上被群殴。此次打架的原因，往深层里说，是出于对“道”的违背和不一致。“师道、世道”混杂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狂热与自大，打架这一出戏自有它深刻的地方。在《致青春》中，陈孝正因为打架耽误了和郑薇的约会，而许开阳带着一伙人打他，正是因为他抢走了他的女人，并且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一个是为“道”而战，一个是为女人而战，形式相同而内容大变。
社团。“围棋社”是《致青春》这部戏很重要的一环，它是电影故事的叙事动力所在。我们正可以从侧面管窥这个时期校园文化的特征。场面上，在“社团纳新”的时候，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在“玩社团”；而从黎维娟的嘴里，可以得到更加实质性的消息，第一，这是他们泡妞的地方；第二，确实有几个不错的帅哥资源。作为大学校园文化重要内容的“社团”，在这里，被无情地消解了，或者说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被“解构”了。反观《中国合伙人》中的校园社团，尽管影片没有明确给出，但是我们看到，孟晓骏领导的读书会，充满的是知识和思想。这个社团直接催生的是成东青的发奋，因为英语说得像日语，而被人嘲笑，他决定大学四年要读800本书。社团的解构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学校园文化的变迁史。
表白或跳湖。可能是纯属巧合，两部影片都设置了爱情表白被拒绝而跳湖的情节，只不过跳湖的角色和心态不同。《中国合伙人》的跳湖，有种庄严感；《致青春》的跳湖，略显滑稽。《中国合伙人》中，成东青表白之后，苏梅纵身从容跳下，远游而去，大有一种“宁死不从”的悲壮感。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自信与坚决，内心的强大。《致青春》中，许开阳一气之下，失去了理智，纵身急促跳下，跳下之后挣扎着要站起来，折腾了一阵之后，发现水深刚刚过膝。之所以看了会发笑，觉得滑稽，有一种小丑的感觉，是因为它内心的恐惧与怯懦用一种滑稽的方式展示了出来。
正是在截然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校园文化中，两部影片对青春时代“爱情”的解读，成为最吸引人的章节。《致青春》有一个镜头，小胖哭泣着说出了一句话，“排完《雷雨》那天，她把我给睡了”；《中国合伙人》中，成东青在他的“最后一课”上，说，“她出国前一夜还把我给睡了”。两部电影的台词如出一辙。青春的爱情，夹杂了太多的不定数，又夹杂了太多难以排解的迷乱的激情。尽管各个时代的爱情会渗透本时代的特色，但“校园爱情”依然有它不随时代变化的特质。
《中国合伙人》中三个主人公的爱情各有各的不同，成东青苦苦追求的爱情最终得来的只不过是女友出国前夜的片刻激情，孟晓骏是那种传说中的理想化的青梅竹马的爱情（影片在这里为了凸显他的“美国梦”，而简化了他的爱情），而王阳这个“浪子”，在经历青春放荡不羁的爱情后，终于“浪子回头”，一下子从喧嚣的爱情追求中谋得了平静的生活，胖女孩李萍的一顿饭，就缴获了浪子的一颗心。不管怎样，爱情在《中国合伙人》中，都是真诚的，这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定格在那个激荡的1980年代，他们的爱情观质朴而单纯。
而反观《致青春》里的爱情，我们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无孔不入的现实所导致的爱情观的畸变，不管是影片开始许开阳、张开对漂亮美眉的垂涎三尺，还是黎维娟异常现实、功利的爱情观，抑或那个叫曾毓的姑娘的言行，都昭示了这一点。最大的戏头，是陈孝正和郑薇。陈孝正远走美国，最后一个知道的是郑薇，从此他们恩断义绝（郑薇的另一端美好的爱情，则毁于他们父母的奸情）。另一对“两小无猜”的阮莞和她的小男友，终究熬不过父母和现实的压力，而以悲剧告终。反观《致青春》里的爱情，最惨的是阮莞，这是个大悲剧（根据鲁迅的观点，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导演让她在最后死去，貌似是要印证“青春不朽”的主题，其实是在昭示一种美好爱情的不可获得。《致青春》的结尾，唯一“终成眷属、幸福美满”的是许开阳和曾毓，让我们惊讶之余也认识了生活本身的荒谬与残酷。
郑薇/陈孝正的关系，类似成东青/苏梅的关系，但是仔细分析又差别巨大。前者的分手激起的是仇恨，是人心的寒冷，这是特定时代所展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看了让人不寒而栗；后者即便是两人分手，也始终有一种理想主义在激荡，看了仍让人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前者的爱情输给了自私，让人唾弃；后者的爱情输给了梦想，让人激叹。
二、“他者”影响下的“改变”哲学
两部影片都可以“校园”为界在时间上分为两部分：走出校园之后，“后校园”时代的故事同样精彩，改变、怀旧成为新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影片在叙述“后校园”故事时，利用了同样的叙事动力，那就是：美国。“美国”这一“他者”是两部影片共同的叙述动力，是故事中人物命运陡转的转折点，同时也为我们审视影片的深层意蕴提供了一把钥匙。
1840年中国国门大开，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晚清帝国于1872年送出第一批30名幼童去美国留学，自此拉开了“留美”的大幕，直到今天，这出戏还在轰轰烈烈地上映着。《中国合伙人》中弥漫的1980年代的时代氛围，正是一个“走出去，引进来”的时代观念主导的时代，这在一个著名大学的英文系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不管是出身留学世家的孟晓骏，还是随遇而安风流成性的王阳，抑或是曾经把英语说成日语的超级“土鳖”成东青，那个冷峻美艳、对《红楼梦》喜爱有加的法律系女孩苏梅，选择的都是：美国。应该能看到，那是一个时代的观念、信仰甚至宗教，在连续经历了“十七年”的“唯苏联是瞻”和“文革”的“高度封闭”之后，整个中国，特别是知识界，是异常“饥渴”的。这种对自身落后的警示和对“美国”的高度向往，引发了1980年代的留美狂潮。“新世界”从那个时候起以一种眼花缭乱的方式闯进了中国人的视野。
“新世界”在《致青春》里已经没有那么狂热，但是多了几份功利。郑薇青梅竹马的林静哥哥没有见她一面就“去美国了”，在这里，是“美国”沉重地打击了郑薇，但“美国”还要给她第二次打击，并且是以更加残忍的方式——好不容易追到手的陈孝正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要去美国了。看过影片我们知道，林静的“去美国”是为了躲避郑薇（背后的原因则是，他爸爸和她妈妈的奸情深深刺痛了这个敏感的孩子），美好的爱情毁于父辈的过错；陈孝正的去美国，则是因为“被让渡了一个名额”，他在“爱情”和“前途”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但是在郑薇看来，或者在我们看来，这或许在本质上并不冲突），美好的爱情毁于一种绝对的自私。两部影片对“美国”的处理，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美国的人最终都回来了。“海龟（海归）”构成了一种靓丽的风景。我们姑且不论他们为什么回来，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学术问题。仅仅以看风景的方式，《中国合伙人》和《致青春》联手，给我们展示了“海归”不堪的一面。社会常识对“海归”有着种种镁光灯下的夸张化的表达，但是这两部作品（有意或无意地）展示了他们的“背面”。“载誉而归”的孟晓骏，是因为在美国混不下去才回来的——物质上的失败，而“学有所成”的陈孝正，是要回来追寻他错失的爱情——精神上的失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合伙人》上演了一部励志版的“北京人在纽约”，《致青春》则制造了一次悲伤的“王者归来”。
正是在后校园时代的新世界中，两部影片同时展开了有关“改变”和“怀旧”的主题探寻。《中国合伙人》自始至终都在探究一个问题，那就是：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我们可以通过几个细节来把捉他的思路。
影片的第10分钟，孟晓骏在读书会的最后，发表了他以之为信仰的“改变”哲学：“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是改变，改变身边每个人，改变身边每件事情，唯一不变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改变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异常坚定的“改变世界”论。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他在发表这个精彩演说时，背景里一直在放一首歌，其中有这样的两句歌词，很清晰、音量很大地展示出来，“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这几句歌词和孟晓骏的观点不同，它表达的是对“改变”的一种深深的困惑。同时展示出两种声音，形成了所谓的“复调”，在我看来，这是陈可辛导演高明所在，也是他老辣的地方。这同时泄露了他的思考，或者说他的困惑。
影片第51分钟，挣到钱的王阳在KTV寻欢后，用一句独白交代了他的“改变”哲学：“孟晓骏，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影片的最后一分钟，又是王阳独白，但这次是交代了成东青的“改变”哲学：“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改变这个世界，但至少，他能做到不被这个世界改变。”
可以把那两句歌词当成是导演的发问：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影片中三个人给出了三个答案。
第一种是孟晓骏，我们要改变世界。在影片中，孟晓骏不断地按下那台录像机的“快进键”，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改变世界。在“改变世界”哲学的内在驱动下，孟晓骏给我们的启示是：锐意进取。第二种是王阳，世界改变了我们。影片给了我们很好的展示。王阳是那个时代的屌丝，一开始留着象征着艺术家的长发，写诗，混迹于各类舞会，泡洋妞，在折腾与热闹中度日。但是，后来他领悟到“真正的感情是安安静静就会来的，一点都不折腾”。王阳具有着某种典型性，一颗浪子的动荡的心随着时间的流淌和世事的打磨日益变得安静，最终和现实和解。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当孟晓骏和成东青在那边争论股份制改革的时候，王阳偶然性地吃到了李萍可口的饭菜，其实，那一刻，他的心已经趋于安定了，已经被俘获，内心发生巨变。第三种是成东青，我和世界互不改变。成东青的坚持、执着，是这部影片重点刻画的，不为世界改变，这是一种非常靠不住的说法，但作为一种理想状态，作为一种内心的信念，成东青做到了。细心的观众会注意成东青喝水用的那个瓷茶缸，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标志，他一直在用。导演不断给它特写，其实正是要突出成东青的“不变”。
在三种不同的“改变哲学”之后，我们似乎看不到导演的明确意图，对于他，这可能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近乎无解的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它没有强加给观众什么观念，你大可自己去体会，它开启一扇窗，而不是关上一扇门。《中国合伙人》中对“改变”问题的反复探讨，《致青春》给出了一种异常强悍的、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不同于这三种答案的“第四种答案”。
《致青春》告诉我们，世界变了，我们也变了，这个世界正在变得面目全非。郑薇从一个单纯可爱的青春美少女，一下子变成了做事严谨、颇有威望的郑秘书。陈孝正上学时最讨厌别人抽烟，爱干净，坐石凳的时候会把书垫在上面；而从美国回来之后，学会了抽烟，学会了不顾地面的肮脏席地而坐。就连那异常坚定的阮莞和赵世永的爱情，也变了。一向勤奋、号称有洁癖的黎维娟做了后妈，一向洒脱、仗义、灵通的“老张”迫于生计开了个“传记公司”……一种虚假、世俗、冷漠填充了《致青春》的后半部。《致青春》中唯一不变的是阮莞。男朋友让别的女孩怀孕，她帮助去处理堕胎，但依然相信爱情。这种坚定的直接后果是自己的堕胎——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这还不够，那一颗砰砰直跳的心，那一颗单纯的为爱的心，直接催促了她的死亡——美丽的死亡，进而青春不朽。影片让阮莞以这种方式死去，是为了表达一种“青春不朽”的思想意旨，但是我们看到，影片中唯一一个葆有“不变之心”的人，恰恰是无法生存的。要生存，就要先学会生存的本领，这本领就是——《致青春》意义上的——自私、严谨、善变、顺势而为等。
不妨说，在投射感情或表达主题时，《中国合伙人》出于“正能量”的励志动向，把现实理想化了；而《致青春》出于对“青春永逝”的悲惋与伤感，把现实绝对化了。真正的现实生活，是在这种“理想化”和“绝对化”之间的。
三、青春回眸的“怀旧”与伤感
所谓“怀旧”，就是缅怀过去，通常指怀念往事或故人，旧物、故人、老家和逝去的岁月都是怀旧最通常的主体。怀旧的实质是对过往时间的追忆，而这种追忆的前提则是时间的永远不可追回性。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人类发明了时钟。于是，可以用间隔的分秒来标示绵延的时间。过去的分秒，就成了永远无法再来的昨天，长此以往，怀旧也成了常态。“旧”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怀”的人不同，怀旧也变得异彩纷呈。《致青春》是边缘人物对经济社会的缅怀，而《合伙人》是知识精英对精神高涨时代的缅怀，所以，前者的缅怀带有几分“哀怨”（哀怨表现为结局的感伤），而后者的缅怀则带有几分“荣耀”（荣耀在影片最后的雄辩中得以表现）。
两部影片都把“怀旧”的对象设置在大学校园。《致青春》中的校园在南京，“京南理工大学”隐去了某一个学校的所指；相较之下，《中国合伙人》处理的更妙一些，电影中的“燕京大学”指向的是现实中的北京大学，其实历史上确有“燕京大学”，只不过“燕京大学”在1952年就撤了，北大占用了它的“燕园”校址，所以这里说，启用“燕京大学”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怀旧的表现。其实这两部电影应该是两代人的怀旧。所以怀旧的方式、内容也不尽相同。这是一个怀旧的“话语权问题”。每个人都有一部长长的旧事，但真正能对“往事”说话的，往往是那些“成功者”。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在陈述处于金字塔底的大多数人对现实、历史的一种无语。看惯了张艺谋、陈凯歌的大历史，你可能就不习惯贾樟柯影片中别样的历史与现实。
两部影片中的怀旧，《中国合伙人》做的更纯粹一些，这基于两点：第一，“昨天”和“今天”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为怀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第二，它的“半写实”性质，为怀旧带来了更加吸引人的质素。在这一点上，《致青春》更像是在“对话”。对于《致青春》中的人物，“青春”是不堪回首的，那是伤痕累累的噬心岁月。两部影片的篇名“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中国合伙人”也“怀旧”的意义上构成“互文”：《中国合伙人》的末尾，“燕京大学”来了一个大大的特写，王阳自述说他时常会想起八十年代，谢幕之时响起了怀旧气息浓烈的《光阴的故事》，而荧幕随之出现的，是以幻灯片形式出现的马云、柳传志、李开复等当今社会赫赫有名的成功者的老照片，俨然是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而在《致青春》即将结束时，陈孝正站在高楼的平台上，正畅想他的被称为“微观世界”的设计公司，这位“海龟”最终是和他的“中国合伙人”张开走到了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部影片在时代、校园、爱情、怀旧等诸多方面，完成了交错式的互文，它们一起展示了青春的痛楚与辉煌、校园的激情与颓废、爱情的坚贞与脆弱、往事的清晰与模糊。
影片对特定时代的展示与追溯，其实在鲜明地“复原”那个时代的同时，也“浸透”了当下的话语特色。在新世纪的今天，“80年代”和“90年代”都已经远去，怎样表达对那个时代的看法，是两部影片潜隐的思虑。如果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影响广泛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21世纪初“重返80年代”的学术思潮，就会明白那些年代所具有的“深层象征资本”，“怀旧”同时伴随着对“当下”的深度探寻。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
一、“时代”视域下的校园与爱情
两部影片不仅指涉了不同的时代，而且对待时代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概而言之，《中国合伙人》有意凸显了时代，而《致青春》有意淡化了时代。其所彰显的校园文化、青春主题就相应的有了截然不同的阐释。
影片伊始，《中国合伙人》用“1980”填满了整个屏幕，一下子把观众拉回到那个“物质贫乏、思想高涨”的时代。整部影片，导演给出了一个个时间坐标，分别是1988年、1993年、2003年等，这样的时间序列构成了中国最近20多年的转折谱系。从这个意义上，影片是通过对这些时代节点的展示来进行“光荣的怀旧”。而自始至终，《致青春》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时间坐标。它最大限度地剔除了故事背后确切的时间维度。但我们可以根据故事推测，这个校园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的中后期，主人公是1980年左右出生的人。《致青春》没有把故事的时间坐实，而是通过故事本身来表达“青春”的逝去和不可挽回。在这个意义上，影片是企图以淡化时代背景的方式来进行“诗意的感伤”。
不管是凸显还是淡化，我们都从影片中看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年代。在澄清了两部影片的“时代”之维后，再去反观它们的“校园”主题，就会得到更清晰的答案。正是两部影片中校园的“同”与“不同”，让我们重温了中国“新时期”大学校园的大致面貌。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中国的高校经历了各个层面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影片所展示的校园文化中得以凸显。《中国合伙人》展示的是1980年代初期的校园，那是一个读书至上的时代，是一个“思潮、方法、主义”蔓延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是孟晓骏组织的读书会，是成东青和苏梅的秉烛夜读，“理想主义”深深地烙印在这一代人的心里。而《致青春》中的校园，则消解了这种狂热，取而代之的是宿舍的世俗观念谈话、以“泡妞”为目的的社团活动、肮脏宿舍里的黄色录像、打牌游戏。如果追寻细节，则可以看出一些共性背后潜隐的变化。
逃课。《中国合伙人》中，三个热血青年不满于“今日美国讲座”的纸上谈兵，“揭竿而起”之后就要离去，这是明目张胆的逃课，其中洋溢着一种狂热的“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学生的“主体性”高度张扬；而在《致青春》的 “中国古代建筑史”课堂上，逃课的人在得知老师大怒、面临不及格的时候，匆匆赶到教室，学生的“主体性”失陷了。从这种对比中，我们看到了大学校园中风气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现实中是很典型地存在的。嬉戏、无所谓取代了严肃、较真，《中国合伙人》校园中、课堂上那种对知识、对理想的如饥似渴，让位于《致青春》校园中弥漫的功利主义、投机主义。
打架。《中国合伙人》影片之初，王阳和孟晓骏就隔着窗子打了起来，打架的原因是因为互相影响了学习；而更精彩的打架发生在课堂上，还是那个“今日美国讲座”，三个人在课堂上被群殴。此次打架的原因，往深层里说，是出于对“道”的违背和不一致。“师道、世道”混杂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狂热与自大，打架这一出戏自有它深刻的地方。在《致青春》中，陈孝正因为打架耽误了和郑薇的约会，而许开阳带着一伙人打他，正是因为他抢走了他的女人，并且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一个是为“道”而战，一个是为女人而战，形式相同而内容大变。
社团。“围棋社”是《致青春》这部戏很重要的一环，它是电影故事的叙事动力所在。我们正可以从侧面管窥这个时期校园文化的特征。场面上，在“社团纳新”的时候，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在“玩社团”；而从黎维娟的嘴里，可以得到更加实质性的消息，第一，这是他们泡妞的地方；第二，确实有几个不错的帅哥资源。作为大学校园文化重要内容的“社团”，在这里，被无情地消解了，或者说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被“解构”了。反观《中国合伙人》中的校园社团，尽管影片没有明确给出，但是我们看到，孟晓骏领导的读书会，充满的是知识和思想。这个社团直接催生的是成东青的发奋，因为英语说得像日语，而被人嘲笑，他决定大学四年要读800本书。社团的解构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学校园文化的变迁史。
表白或跳湖。可能是纯属巧合，两部影片都设置了爱情表白被拒绝而跳湖的情节，只不过跳湖的角色和心态不同。《中国合伙人》的跳湖，有种庄严感；《致青春》的跳湖，略显滑稽。《中国合伙人》中，成东青表白之后，苏梅纵身从容跳下，远游而去，大有一种“宁死不从”的悲壮感。我们从中看到了一种自信与坚决，内心的强大。《致青春》中，许开阳一气之下，失去了理智，纵身急促跳下，跳下之后挣扎着要站起来，折腾了一阵之后，发现水深刚刚过膝。之所以看了会发笑，觉得滑稽，有一种小丑的感觉，是因为它内心的恐惧与怯懦用一种滑稽的方式展示了出来。
正是在截然不同的时代环境和校园文化中，两部影片对青春时代“爱情”的解读，成为最吸引人的章节。《致青春》有一个镜头，小胖哭泣着说出了一句话，“排完《雷雨》那天，她把我给睡了”；《中国合伙人》中，成东青在他的“最后一课”上，说，“她出国前一夜还把我给睡了”。两部电影的台词如出一辙。青春的爱情，夹杂了太多的不定数，又夹杂了太多难以排解的迷乱的激情。尽管各个时代的爱情会渗透本时代的特色，但“校园爱情”依然有它不随时代变化的特质。
《中国合伙人》中三个主人公的爱情各有各的不同，成东青苦苦追求的爱情最终得来的只不过是女友出国前夜的片刻激情，孟晓骏是那种传说中的理想化的青梅竹马的爱情（影片在这里为了凸显他的“美国梦”，而简化了他的爱情），而王阳这个“浪子”，在经历青春放荡不羁的爱情后，终于“浪子回头”，一下子从喧嚣的爱情追求中谋得了平静的生活，胖女孩李萍的一顿饭，就缴获了浪子的一颗心。不管怎样，爱情在《中国合伙人》中，都是真诚的，这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定格在那个激荡的1980年代，他们的爱情观质朴而单纯。
而反观《致青春》里的爱情，我们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无孔不入的现实所导致的爱情观的畸变，不管是影片开始许开阳、张开对漂亮美眉的垂涎三尺，还是黎维娟异常现实、功利的爱情观，抑或那个叫曾毓的姑娘的言行，都昭示了这一点。最大的戏头，是陈孝正和郑薇。陈孝正远走美国，最后一个知道的是郑薇，从此他们恩断义绝（郑薇的另一端美好的爱情，则毁于他们父母的奸情）。另一对“两小无猜”的阮莞和她的小男友，终究熬不过父母和现实的压力，而以悲剧告终。反观《致青春》里的爱情，最惨的是阮莞，这是个大悲剧（根据鲁迅的观点，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导演让她在最后死去，貌似是要印证“青春不朽”的主题，其实是在昭示一种美好爱情的不可获得。《致青春》的结尾，唯一“终成眷属、幸福美满”的是许开阳和曾毓，让我们惊讶之余也认识了生活本身的荒谬与残酷。
郑薇/陈孝正的关系，类似成东青/苏梅的关系，但是仔细分析又差别巨大。前者的分手激起的是仇恨，是人心的寒冷，这是特定时代所展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看了让人不寒而栗；后者即便是两人分手，也始终有一种理想主义在激荡，看了仍让人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前者的爱情输给了自私，让人唾弃；后者的爱情输给了梦想，让人激叹。
二、“他者”影响下的“改变”哲学
两部影片都可以“校园”为界在时间上分为两部分：走出校园之后，“后校园”时代的故事同样精彩，改变、怀旧成为新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影片在叙述“后校园”故事时，利用了同样的叙事动力，那就是：美国。“美国”这一“他者”是两部影片共同的叙述动力，是故事中人物命运陡转的转折点，同时也为我们审视影片的深层意蕴提供了一把钥匙。
1840年中国国门大开，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下，晚清帝国于1872年送出第一批30名幼童去美国留学，自此拉开了“留美”的大幕，直到今天，这出戏还在轰轰烈烈地上映着。《中国合伙人》中弥漫的1980年代的时代氛围，正是一个“走出去，引进来”的时代观念主导的时代，这在一个著名大学的英文系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不管是出身留学世家的孟晓骏，还是随遇而安风流成性的王阳，抑或是曾经把英语说成日语的超级“土鳖”成东青，那个冷峻美艳、对《红楼梦》喜爱有加的法律系女孩苏梅，选择的都是：美国。应该能看到，那是一个时代的观念、信仰甚至宗教，在连续经历了“十七年”的“唯苏联是瞻”和“文革”的“高度封闭”之后，整个中国，特别是知识界，是异常“饥渴”的。这种对自身落后的警示和对“美国”的高度向往，引发了1980年代的留美狂潮。“新世界”从那个时候起以一种眼花缭乱的方式闯进了中国人的视野。
“新世界”在《致青春》里已经没有那么狂热，但是多了几份功利。郑薇青梅竹马的林静哥哥没有见她一面就“去美国了”，在这里，是“美国”沉重地打击了郑薇，但“美国”还要给她第二次打击，并且是以更加残忍的方式——好不容易追到手的陈孝正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要去美国了。看过影片我们知道，林静的“去美国”是为了躲避郑薇（背后的原因则是，他爸爸和她妈妈的奸情深深刺痛了这个敏感的孩子），美好的爱情毁于父辈的过错；陈孝正的去美国，则是因为“被让渡了一个名额”，他在“爱情”和“前途”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但是在郑薇看来，或者在我们看来，这或许在本质上并不冲突），美好的爱情毁于一种绝对的自私。两部影片对“美国”的处理，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美国的人最终都回来了。“海龟（海归）”构成了一种靓丽的风景。我们姑且不论他们为什么回来，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学术问题。仅仅以看风景的方式，《中国合伙人》和《致青春》联手，给我们展示了“海归”不堪的一面。社会常识对“海归”有着种种镁光灯下的夸张化的表达，但是这两部作品（有意或无意地）展示了他们的“背面”。“载誉而归”的孟晓骏，是因为在美国混不下去才回来的——物质上的失败，而“学有所成”的陈孝正，是要回来追寻他错失的爱情——精神上的失败。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合伙人》上演了一部励志版的“北京人在纽约”，《致青春》则制造了一次悲伤的“王者归来”。
正是在后校园时代的新世界中，两部影片同时展开了有关“改变”和“怀旧”的主题探寻。《中国合伙人》自始至终都在探究一个问题，那就是：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我们可以通过几个细节来把捉他的思路。
影片的第10分钟，孟晓骏在读书会的最后，发表了他以之为信仰的“改变”哲学：“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是改变，改变身边每个人，改变身边每件事情，唯一不变的就是此时此刻的勇气，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改变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异常坚定的“改变世界”论。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他在发表这个精彩演说时，背景里一直在放一首歌，其中有这样的两句歌词，很清晰、音量很大地展示出来，“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这几句歌词和孟晓骏的观点不同，它表达的是对“改变”的一种深深的困惑。同时展示出两种声音，形成了所谓的“复调”，在我看来，这是陈可辛导演高明所在，也是他老辣的地方。这同时泄露了他的思考，或者说他的困惑。
影片第51分钟，挣到钱的王阳在KTV寻欢后，用一句独白交代了他的“改变”哲学：“孟晓骏，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影片的最后一分钟，又是王阳独白，但这次是交代了成东青的“改变”哲学：“他压根就没想过要改变这个世界，但至少，他能做到不被这个世界改变。”
可以把那两句歌词当成是导演的发问：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影片中三个人给出了三个答案。
第一种是孟晓骏，我们要改变世界。在影片中，孟晓骏不断地按下那台录像机的“快进键”，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改变世界。在“改变世界”哲学的内在驱动下，孟晓骏给我们的启示是：锐意进取。第二种是王阳，世界改变了我们。影片给了我们很好的展示。王阳是那个时代的屌丝，一开始留着象征着艺术家的长发，写诗，混迹于各类舞会，泡洋妞，在折腾与热闹中度日。但是，后来他领悟到“真正的感情是安安静静就会来的，一点都不折腾”。王阳具有着某种典型性，一颗浪子的动荡的心随着时间的流淌和世事的打磨日益变得安静，最终和现实和解。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就是当孟晓骏和成东青在那边争论股份制改革的时候，王阳偶然性地吃到了李萍可口的饭菜，其实，那一刻，他的心已经趋于安定了，已经被俘获，内心发生巨变。第三种是成东青，我和世界互不改变。成东青的坚持、执着，是这部影片重点刻画的，不为世界改变，这是一种非常靠不住的说法，但作为一种理想状态，作为一种内心的信念，成东青做到了。细心的观众会注意成东青喝水用的那个瓷茶缸，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标志，他一直在用。导演不断给它特写，其实正是要突出成东青的“不变”。
在三种不同的“改变哲学”之后，我们似乎看不到导演的明确意图，对于他，这可能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近乎无解的问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影片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它没有强加给观众什么观念，你大可自己去体会，它开启一扇窗，而不是关上一扇门。《中国合伙人》中对“改变”问题的反复探讨，《致青春》给出了一种异常强悍的、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不同于这三种答案的“第四种答案”。
《致青春》告诉我们，世界变了，我们也变了，这个世界正在变得面目全非。郑薇从一个单纯可爱的青春美少女，一下子变成了做事严谨、颇有威望的郑秘书。陈孝正上学时最讨厌别人抽烟，爱干净，坐石凳的时候会把书垫在上面；而从美国回来之后，学会了抽烟，学会了不顾地面的肮脏席地而坐。就连那异常坚定的阮莞和赵世永的爱情，也变了。一向勤奋、号称有洁癖的黎维娟做了后妈，一向洒脱、仗义、灵通的“老张”迫于生计开了个“传记公司”……一种虚假、世俗、冷漠填充了《致青春》的后半部。《致青春》中唯一不变的是阮莞。男朋友让别的女孩怀孕，她帮助去处理堕胎，但依然相信爱情。这种坚定的直接后果是自己的堕胎——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这还不够，那一颗砰砰直跳的心，那一颗单纯的为爱的心，直接催促了她的死亡——美丽的死亡，进而青春不朽。影片让阮莞以这种方式死去，是为了表达一种“青春不朽”的思想意旨，但是我们看到，影片中唯一一个葆有“不变之心”的人，恰恰是无法生存的。要生存，就要先学会生存的本领，这本领就是——《致青春》意义上的——自私、严谨、善变、顺势而为等。
不妨说，在投射感情或表达主题时，《中国合伙人》出于“正能量”的励志动向，把现实理想化了；而《致青春》出于对“青春永逝”的悲惋与伤感，把现实绝对化了。真正的现实生活，是在这种“理想化”和“绝对化”之间的。
三、青春回眸的“怀旧”与伤感
所谓“怀旧”，就是缅怀过去，通常指怀念往事或故人，旧物、故人、老家和逝去的岁月都是怀旧最通常的主体。怀旧的实质是对过往时间的追忆，而这种追忆的前提则是时间的永远不可追回性。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人类发明了时钟。于是，可以用间隔的分秒来标示绵延的时间。过去的分秒，就成了永远无法再来的昨天，长此以往，怀旧也成了常态。“旧”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怀”的人不同，怀旧也变得异彩纷呈。《致青春》是边缘人物对经济社会的缅怀，而《合伙人》是知识精英对精神高涨时代的缅怀，所以，前者的缅怀带有几分“哀怨”（哀怨表现为结局的感伤），而后者的缅怀则带有几分“荣耀”（荣耀在影片最后的雄辩中得以表现）。
两部影片都把“怀旧”的对象设置在大学校园。《致青春》中的校园在南京，“京南理工大学”隐去了某一个学校的所指；相较之下，《中国合伙人》处理的更妙一些，电影中的“燕京大学”指向的是现实中的北京大学，其实历史上确有“燕京大学”，只不过“燕京大学”在1952年就撤了，北大占用了它的“燕园”校址，所以这里说，启用“燕京大学”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怀旧的表现。其实这两部电影应该是两代人的怀旧。所以怀旧的方式、内容也不尽相同。这是一个怀旧的“话语权问题”。每个人都有一部长长的旧事，但真正能对“往事”说话的，往往是那些“成功者”。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在陈述处于金字塔底的大多数人对现实、历史的一种无语。看惯了张艺谋、陈凯歌的大历史，你可能就不习惯贾樟柯影片中别样的历史与现实。
两部影片中的怀旧，《中国合伙人》做的更纯粹一些，这基于两点：第一，“昨天”和“今天”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为怀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第二，它的“半写实”性质，为怀旧带来了更加吸引人的质素。在这一点上，《致青春》更像是在“对话”。对于《致青春》中的人物，“青春”是不堪回首的，那是伤痕累累的噬心岁月。两部影片的篇名“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中国合伙人”也“怀旧”的意义上构成“互文”：《中国合伙人》的末尾，“燕京大学”来了一个大大的特写，王阳自述说他时常会想起八十年代，谢幕之时响起了怀旧气息浓烈的《光阴的故事》，而荧幕随之出现的，是以幻灯片形式出现的马云、柳传志、李开复等当今社会赫赫有名的成功者的老照片，俨然是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而在《致青春》即将结束时，陈孝正站在高楼的平台上，正畅想他的被称为“微观世界”的设计公司，这位“海龟”最终是和他的“中国合伙人”张开走到了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部影片在时代、校园、爱情、怀旧等诸多方面，完成了交错式的互文，它们一起展示了青春的痛楚与辉煌、校园的激情与颓废、爱情的坚贞与脆弱、往事的清晰与模糊。
影片对特定时代的展示与追溯，其实在鲜明地“复原”那个时代的同时，也“浸透”了当下的话语特色。在新世纪的今天，“80年代”和“90年代”都已经远去，怎样表达对那个时代的看法，是两部影片潜隐的思虑。如果联想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影响广泛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和21世纪初“重返80年代”的学术思潮，就会明白那些年代所具有的“深层象征资本”，“怀旧”同时伴随着对“当下”的深度探寻。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孙 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