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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在文学领域的推进，学者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不断加深。在当代文坛，相比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较为失色。因此，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养分，从异域文学中启迪思路，促进世界戏剧的繁荣，势在必行。
近年来，比较戏剧学的理论著作和研究论文颇丰。方汉文在《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中提出了中西方戏剧在表现方式和思想内容上的差异 [1] 。具体而言，汤显祖的《牡丹亭》在中西比較文学中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成果主要集中在爱情领域，在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牡丹亭》为主题的相关世界文学分类的文献中，将《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比较的论文便多达数十篇，占到了这一类别的半数左右，其余篇目也大多是将其与莎士比亚的爱情作品相比较。在国外，对汤显祖的研究也很多，美国汉学家伯奇（Cyril Birch）、伊维德（Wilt L. Idema）、袁书菲（Sophie Volpp）等学者从《牡丹亭》的渊源、思想、传播等角度作了深入研究。这些论述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在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中，对莫里哀的《伪君子》的比较研究数量很少，王梅的《卑贱者的凯旋歌——从〈伪君子〉和〈西厢记〉看中外戏剧中的女仆形象》是比较著名的一篇。其中提到的女仆的特点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角度的启示，女仆形象是“真正的人”群体中十分重要的一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正反人物形象的比较，进一步指出她们在传播人文思想中的作用。
不同于以往《西厢记》《牡丹亭》等中国戏剧多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莎士比亚爱情剧比较，且着重于阐述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自由的视角，本文从新的比较点出发，主要运用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的方法，类比汤显祖《牡丹亭》和莫里哀《伪君子》中同是“伪君子”的陈最良和达尔杜弗，同是作者所呼唤的“真正的人”的春香和桃丽娜，以及具有妥协性的“真正的人”杜丽娘和玛丽亚娜，得出《牡丹亭》反儒家理学和《伪君子》反虚伪宗教实质上都是在弘扬人文主义精神，较之以往研究文章里单纯地对比两部作品的爱情成分，本文的研究有更深刻的意义。
一.《牡丹亭》与《伪君子》可比性分析
（一）汤显祖《牡丹亭》和莫里哀《伪君子》的创作背景
汤显祖（1550年—1616年），我国文坛的巨擘，是明代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他出生于书香门第，5岁能作对联，少年时在县学成绩名列前茅，21岁时即中举人，后出版自己的诗集。但他在科举考试中因不肯向朝臣屈从而屡屡失败，这使得他切身感受到了政治的黑暗。万历十四年至十七年，在江南水旱灾害时期，汤显祖亲眼看到民间疾苦，于是大胆上疏，揭露了赈灾官员的贪污恶行。身为遂昌县知县期间，他深入民间，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百姓。晚年隐居，创作戏剧。
明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航海的发展使世界逐渐连为一个整体，欧洲的商船和传教士开始向中国渗透经济和思想，出现了以李贽思想为代表的反对传统、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潮。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并没有支持新兴事物，而是愈发加强封建专制，控制人性，在写作体制上推崇“八股”。于是，在这一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政治的极度腐败、人性解放思潮的盛行与封建专制的加强同时存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反对偶像崇拜（尤其针对儒家），尊重个性，肯定人欲，对假道学给予抨击，对男女平等也有涉及。这种个性解放与中国古代之前时期的个性解放不同，它是在工商业经济发展下的市民文化中形成的，这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极为相似之处。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一个作家身上很容易同时具有互相冲突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在汤显祖的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他父亲是儒者，祖父推崇老庄，汤显祖少年时以罗汝芳为师，后又与当时思想界“二大教主”达观和尚和著名反封建斗士、论说带有市民阶层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的李贽神交，这使他在儒、释、道、反程朱理学等多重思想中穿梭。再加上明代后期文学理论界“童心说”的影响，雅俗文学的交融，汤显祖具有“至情”特点的《牡丹亭》便应运而生了。他的政治和文学思想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攻击，但《牡丹亭》冲破阻碍，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戏剧的高峰。
莫里哀（1622年—1673年），法国作家，是17世纪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人物。他生于资产阶级贵族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艺教育，并在数理和哲学方面有一定造诣。此外，他又跟随戏班子到法国各个地方流浪，这给了他与城乡各阶层人物广泛接触的机会，使他对人们的衣食住行、风土民情和审美趣味有了切身体验。莫里哀从幼年时期就对戏剧表现出了极大的热爱，为此参加了杜佛莱尼剧团，不仅写作剧本，还不辞劳苦地身兼剧团中的数职，在外省和宫廷演出，遭到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但获得了从路易十四到下层民众的广泛欢迎。1673年，莫里哀积劳成疾，带病演出《无病呻吟》，他的生命与戏剧一同落幕。可以说，他把整个人生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莫里哀一生写了30个剧本，思想上反封建、反教会，艺术上基本遵守古典主义的创作法则，结构严谨，但经常突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表现了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吸取民间艺术的经验，笑料来自社会生活恶习，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把戏剧艺术真正提高到近代喜剧的水平，对欧洲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时代背景上看，莫里哀处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盛行时期。17世纪的法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相妥协，孕育着文学思想上的两面性。作为古典主义哲学基础的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主张肯定人的理性，反对宗教神权和蒙昧主义，同时克制个人情欲。这种理性是王权和教条之下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学将文学和政治密切结合，抨击贵族，讽刺披着宗教外衣的恶人，主张在笑中移风易俗。戏剧有一套严格的规范，遵循“三一律”。由于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经历，有的作家在思想上继承了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在艺术上突破古典主义的重重限制，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倾向。这其中杰出的代表便是莫里哀，“他接受了16世纪人文主义的传统，接受了伽桑狄和古代哲学家的唯物论的影响，在同下层人物的接触中又形成了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观察的高度自然比其他作家略胜一筹”[2]。17世纪初，天主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圣体会”是教会势力和法国贵族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它打着宗教慈善的虚伪旗号，实际功能是陷害进步人士。此时，莫里哀的戏剧创作也进入了成熟期，斗争精神强烈。《伪君子》（又称《达尔杜弗》《骗子》）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背景下诞生的。由于针砭时弊，讽刺教会，《伪君子》一度遭到禁演，莫里哀将剧本由三幕改为五幕，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斗争了近五年才得以演出，但此剧成为了17—19世纪在法兰西剧院里上演次数最多的剧目，代表了莫里哀喜剧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人文主义视角下《牡丹亭》与《伪君子》的可比性
人文主义：在英语中的单词为Humanism，在汉语里通常可被译作“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文精神”。人文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是一种以古希腊为源头、逐渐形成的精神文化传统，以人为核心，强调人性、理性和精神上的超越性；狭义的人文主义是专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形成的一种思潮，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尊重人的价值，提倡“人权”，反对“神权”，肯定人的理性，反对蒙昧无知；二是提倡个性解放，追求现世的幸福，反对以禁欲主义为代表的宗教束缚；三是提倡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本文所采用的人文主义概念更倾向于狭义的人文主义，但目的是致力于使广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全人类得到共融。在这一视角下，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莫里哀的《伪君子》有着很强的可比性。
首先，从时代背景来看，两者从创作时间到创作的社会背景都很相近。中国明朝这个传统的封建王朝，在资本主义萌芽和西方思想渗入后，人性解放思潮的盛行与封建专制的加强同时存在。17世纪的法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中也孕育着文学思想上的两面性，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铺天盖地的大环境，17世纪的法国封建集权严重，进步思想受到了更多限制。这种相似的矛盾下的文学创作更具可比性。
其次，从作家经历来看，汤显祖和莫里哀幼时都接受了良好的文学教育，这为他们优美典雅的诗体写作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汤显祖受到了儒、释、道哲学思想和人性解放思潮的多重影响；莫里哀也接受了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伽桑狄和古代哲学家的唯物论思想，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复杂性，使他们成为具有时代先进思想的文学家。另外，汤显祖关心下层人民，莫里哀曾在民间流浪，他们都有深入人民生活的经验，因而作品生动且具有现实主义倾向。
再次，从作品思想上看，《牡丹亭》和《伪君子》都在讽刺中提倡人性自由和人权平等，反对禁欲主义，都体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发源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较晚影响到法国，方兴未艾，明代中国开始接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渗入，也形成一股热潮。因此，人文主义文学思想在法国和中国是具有一定程度同源性的、又在本国具体情况影响下形成的文化变异体。
二. 两部戏剧中的“伪君子”
（一）《牡丹亭》中的陈最良形象
陈最良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一个旧时代不得志的老书生，自第四出一上场，他的寒酸、迂腐、失意便展现了出来，真可谓“腐叹”。与此同时，他的伪君子特性也随之而出。饱读儒家诗书的陈最良本应一身正气，但当他得知杜府招老师的时候，故作清高地嘲笑了世人争破脑袋想去官府为师，实际上，后文道出，他并非因清高而不愿去，而是害怕在官府限制太多，女学生又不容易教，这恰恰暴露了他的世故。当得知杜府的门子推荐了他时，他明明喜出望外，却满口推辞，“伪君子”面貌便显露无遗。剧本中，体现陈最良与他的满口仁义道德不符的还有第三十四出，与他所宣扬的君子应该安贫乐道的精神正相反，“他的人格里面已经注入了更多的世俗成分，圆滑世故，尤其表现在陈最良失馆之后，他打着杜宝赠予的‘儒医’二字悬壶问世，实际上不过是借杜安抚的名声做幌子罢了”[3]。
陈最良每想起《诗经》就必言后妃之德，宣扬思无邪，在第七出“闺塾”里，他用程朱理学照本宣科的方式解释《诗经》，“好者，好也。逑者，求也”[4]。这几乎等于没解释，春香问到为什么要好好求时，他便闭口不谈了。可是，在第九出“肃苑”中，陈最良虽然依旧满口未曾伤春，但对小姐杜丽娘想要游园并没有严加阻拦，而是任由小姐去了，在第十八出“诊崇”中所引诗句，显然能看出他是知晓男女之事的，心口不一而已，所谓教导，是用假道学的面孔以理学教条压制杜丽娘，这充分体现了其虚伪本质。所以有评论说：“正是此诗触动了她的情肠，这里不仅暴露了陈最良的迂腐无能，更主要的是暴露了礼教的虚伪和矫饰”[5] 。
但另一方面，他对教师这一职业恪尽职守，对学生关爱有加，对杜太守一片忠心，他也是知恩图报、善良可敬的。如此，陈最良这一形象变得立体化了。
在《牡丹亭》中，陈最良虽是配角，但他是杜丽娘和春香的对照，对情节的推动和主题的揭露至关重要，并且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是当时社会中众多穷酸儒生的典型。
（二）《伪君子》中的达尔杜弗形象
达尔杜弗（又称“答丟夫”、“达尔丢夫”）是《伪君子》中的核心人物，也是世界文学中著名的伪君子形象。他原本是一个外省破落贵族，骗取了富商奥尔贡及其母亲的坚定信任，使得奥尔贡逼迫女儿嫁给他，还赠与他财产，但达尔杜弗的好色本质让他肆无忌惮地与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调情，终于被揭穿。他在暴露后恩将仇报，想要害奥尔贡家破人亡。最后达尔杜弗被英明的国王绳之以法。
达尔杜弗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狡诈之徒，莫里哀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法国教会势力和封建贵族的伪善本质。《伪君子》第一幕的第一场、第四场、第五场便通过两派人物的对话侧面描写了达尔杜弗的伪善。而从第三幕第二场开始便直接展现了达尔杜弗的可笑又可憎的面目。他在见到桃丽娜时故意和仆人说他要苦修和行善，掏出手绢让桃丽娜遮盖上胸脯，貌似一个正人君子，却急着见女主人，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她的情欲，自相矛盾，虚伪至极。被揭发后，在第六场、第七场又假装诚挚忏悔，骗取了奥尔贡进一步的信任。在第四幕第一场中达尔杜弗又为自己取得不应得的财产进行辩护，终于在第五场、第六场、第七场中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混蛋面目。在本剧的最后一场中，达尔杜弗将他的伪善和恩将仇报发挥到了极致，最终恶有恶報。
（三）陈最良与达尔杜弗的对比分析
由以上可以看出，陈最良与达尔杜弗有着种种的相似性：第一，他们都是以落魄的外来者形象进入主人家，都凭借着对教条/宗教——社会正统思想的熟知与践行得到了主人的信任；第二，他们作为剧中的反面人物，身上都有着“伪君子”的特质，并受到了剧中女仆的揭露，从而具有了人文主义的对照意义；第三，他们都是社会上同类人的典型，是时代的缩影。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陈最良满口不离程朱理学教条，达尔杜弗时刻表现宗教教义，从而体现“伪君子”特性。 不过，陈最良的虚伪是源于所受教育的局限，是为了基本的生存，本质上并无恶意，且他时刻在对主人报恩；而达尔杜弗的虚伪是为了骗取信任，谋取最大程度的私利，最终对主人家恩将仇报。因此，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陈最良和达尔杜弗虽都是为封建礼教代言的“伪君子”，但前者是受社会影响的可怜可笑可敬的人性上的“真善人”，达尔杜弗是个人私欲膨胀的可厌可憎可恨的“真恶人”。
三.两部戏剧中的“真正的人”
（一）积极的“真正的人”：春香与桃丽娜
在《牡丹亭》中，侍女春香是杜丽娘形象的补充，虽然描写不多，但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闹学，把对封建礼教的嘲笑表现得生动至极。她引领杜丽娘游后花园，对杜丽娘的人性解放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笔者之所以认为春香比女主人公更接近“真正的人”，是因为她少有封建礼教的教导，更有自由天性，与一般的爱情剧中帮小姐追求爱情不同，她在《闺塾》中并非起到牵线的作用，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直接大胆地嘲笑封建礼教本身，触及到了禁锢人性的根本，不仅解放了自己的人性，也帮小姐解放了人性。春香天真烂漫，并不与礼教故意对抗，她的举动完全是天性的流露，然而她之无意，正是作者塑造此人物之有意。
桃丽娜是《伪君子》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与一般戏剧不同，她虽然在身份上只是一个女仆，但在戏剧中却扮演了比小姐更重要的角色。她以清醒的头脑敏锐地识破了达尔杜弗的伪善外衣和贪图金钱女色的本质。她勇敢而坚定，毫不畏惧奥尔贡，积极争取小姐的婚姻自由。桃丽娜开场时便在家庭争吵中插话，试图规劝老太太。在第一幕第四场中和奥尔贡的对话妙趣横生，使得观众第一次真正记住她的机智形象。在回答奥尔贡问家里人是否平安时，桃丽娜回答：“太太前天发了烧，一直烧到天黑，头也痛，想不到的那么痛。”“达尔杜弗吗？他的身体别提多好啦。又肥又胖，红光满面，嘴唇红得都发紫啦。”[6]这些话表面上是回答太太身体不好，达尔杜弗身体好，但其实具有强烈的讽刺性，表现出虚伪的达尔杜弗利用伪善使自己过得过分好。第二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情节是，第二幕第二场中，桃丽娜坚定地维护小姐玛利亚娜的婚姻自主，仗义执言，并有理有据，这不仅体现了她富于斗争精神，提倡人性，还表现了她的理性。在第三幕第二场中，面对达尔杜弗的虚伪遮掩，她给予有力地嘲笑和讽刺，表明她的情欲受理智克制，而达尔杜弗还要靠外物遮挡。“莫里哀把她与多种人物形成对照。比起奥尔贡的愚蠢、达米斯的急躁、玛丽亚娜的懦弱、克雷央特的无能，桃丽娜的聪明、机智、勇敢、灵活更显得突出了”[7]。因此，她成为反对封建道德、揭露宗教伪善的主要人物，是讲理性的，是作者要赞扬的“真正的人”。
由于17世纪的法国和明代中国市民阶层兴起，两位作者又都对民间生活了解较多，思想进步，善于推陈出新，塑造了女仆春香与桃丽娜这两个虽背景不同，但都来自大户人家，见多识广，巧言善辩，又有着劳动人民的善良淳朴品质和自由思想的艺术形象。她们灵活机智且勇敢，甘愿冒着挨老师打、吃主人耳刮子的危险也要与封建旧势力的代表唇枪舌剑，大胆反抗旧礼教。她们已不是过去戏剧中可有可无的陪衬，而是情节上和思想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莫里哀塑造了很多这样的形象，如《贵人迷》里的妮考耳，《女博士》里的马丁娜。在中国，王实甫的《西厢记》里的红娘也熠熠生辉。这些侍女都可以借用一个评论，“她们出身‘卑贱’，但在智能、品格、精神和意志力上却大大超越了那些‘高贵者’，成为戏剧中最美的形象”[8]。
（二）具有妥协性的“真正的人”：杜丽娘与玛丽亚娜
杜丽娘一出场就给人外表美丽娇弱、父母管教严格、合乎礼教的大家闺秀的感觉，但她的内心里却涌动着人性解放的暗流。与众多才子佳人戏剧的情节不同，杜丽娘对柳梦梅并非因爱慕才华而生情委身，而是由欲到情。这种原始冲动对于封建礼教的冲击，显然比单纯歌颂爱情更为强烈。因此，杜丽娘是作者要塑造的人文思想下的“真正的人”。
虽然杜丽娘具备思想解放的特征，但在接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时，她是顺从的。在正统意识的压迫下，她没有做有效抗争，内心百般纠结，郁郁而亡，还魂之后不同意与柳梦梅交欢，且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完婚，最终只能借用皇帝下旨的俗套成全自己的爱情。这又体现了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人文思想的不彻底性。
不过，“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是作为人们创造自身生活的方式提出生活的方向，在这一点上，《牡丹亭》的效果是极其强烈的”[9]。它在社会上引起轰动，鼓舞了更多妇女追求个性解放。
玛丽亚娜作为剧本里追求自己爱情的千金小姐，没有像一般剧本一样成为主要人物，而是一个黯然失色的配角。她身上的矛盾性极强。她认识到达尔杜弗的伪善，也有人性的觉醒，争取自主婚姻，从一定意义上属于作者推崇的“真正的人”。但她的懦弱造成了极大的妥协性。她出场频率一般，但台词少得可怜，这和她温柔、老实、寡言的性格是一致的。在第一场第一幕的家庭争吵中，她只说了一句话，表示对祖母的抗议，但力度实在可以微弱到不计。第二幕中面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她一方面早已有了心上人并坚贞地想嫁给他，一方面又对专制的父亲表现出温顺。她的语言和动作表现出了她已经有了独立的个体意识，有追求自主婚姻的愿望，但她没有做出有效的抗爭。父亲的权威已经根植在她的心里，甚至与父亲的对话也大多是由桃丽娜帮她完成的，桃丽娜说出了她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表达了她认同但不敢张扬的先进思想。她没有屈从，但最大的抗争也只是甘愿去修道院单身一生。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杜丽娘和玛丽亚娜都是追求真爱的，体现了独立意识和人性的解放。但她们出身于富贵家庭，都恪守女训，对家长权威不敢反抗，甚至在言语上也很软弱。她们追求爱情的方式只能是消极的，一个含恨而死，一个等待苦修。这种矛盾性和妥协性在二人身上同时展现。
四.结语
汤显祖和莫里哀同是中西方伟大的古典戏剧作家，他们的时代背景虽不完全一致，但同为自由思想和压制思想交织的背景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相似的矛盾的土壤，滋养了他们对人文精神的渴求。
两部戏剧中的“伪君子”虽然从本性上有善恶之分，但都是本民族不合时宜的封建正统礼教的代言人，作者对他们的批判从反面宣扬了人文主义精神。
两部戏剧中的不同程度的“真正的人”虽然处于相异的故事情节中，但所具備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核是一致的。这些形象的塑造都体现了作者尊重“人权”，反对“神权”；鼓励人性解放，追求现世幸福，并强调适度性；提倡自由平等，反对等级的观念。
两部戏剧在结尾的处理上具有相似性，作者最终赞美的恰恰是他们所批判的人文主义对立面——代表封建礼教的王权。作者在最高权力上寄托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形成对比，希望贤明君主改良社会，从而深化了人文主义思想。
总之，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文主义精神有共通之处，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当代剧作家可以对其进一步挖掘，使中西戏剧再现繁荣。
注释：
[1]方汉文.东西方比较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6-337.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3.
[3]朱仰东，李建霞.陈最良形象再认识[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7，04：56.
[4]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1.
[5]徐锦玲.《牡丹亭》主题意蕴再探[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145.
[6]苏福忠.外国戏剧经典10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5.
[7]朱维之，赵澧，黄晋凯.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5-76.
[8]王梅.卑贱者的凯旋歌——从《伪君子》和《西厢记》看中外戏剧中的女仆形象[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74-78.
[9]章培恒，洛玉明.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351.
近年来，比较戏剧学的理论著作和研究论文颇丰。方汉文在《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中提出了中西方戏剧在表现方式和思想内容上的差异 [1] 。具体而言，汤显祖的《牡丹亭》在中西比較文学中的研究成果较多，但成果主要集中在爱情领域，在中国知网收录的以《牡丹亭》为主题的相关世界文学分类的文献中，将《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比较的论文便多达数十篇，占到了这一类别的半数左右，其余篇目也大多是将其与莎士比亚的爱情作品相比较。在国外，对汤显祖的研究也很多，美国汉学家伯奇（Cyril Birch）、伊维德（Wilt L. Idema）、袁书菲（Sophie Volpp）等学者从《牡丹亭》的渊源、思想、传播等角度作了深入研究。这些论述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在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中，对莫里哀的《伪君子》的比较研究数量很少，王梅的《卑贱者的凯旋歌——从〈伪君子〉和〈西厢记〉看中外戏剧中的女仆形象》是比较著名的一篇。其中提到的女仆的特点为本文提供了一个角度的启示，女仆形象是“真正的人”群体中十分重要的一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正反人物形象的比较，进一步指出她们在传播人文思想中的作用。
不同于以往《西厢记》《牡丹亭》等中国戏剧多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莎士比亚爱情剧比较，且着重于阐述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自由的视角，本文从新的比较点出发，主要运用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的方法，类比汤显祖《牡丹亭》和莫里哀《伪君子》中同是“伪君子”的陈最良和达尔杜弗，同是作者所呼唤的“真正的人”的春香和桃丽娜，以及具有妥协性的“真正的人”杜丽娘和玛丽亚娜，得出《牡丹亭》反儒家理学和《伪君子》反虚伪宗教实质上都是在弘扬人文主义精神，较之以往研究文章里单纯地对比两部作品的爱情成分，本文的研究有更深刻的意义。
一.《牡丹亭》与《伪君子》可比性分析
（一）汤显祖《牡丹亭》和莫里哀《伪君子》的创作背景
汤显祖（1550年—1616年），我国文坛的巨擘，是明代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他出生于书香门第，5岁能作对联，少年时在县学成绩名列前茅，21岁时即中举人，后出版自己的诗集。但他在科举考试中因不肯向朝臣屈从而屡屡失败，这使得他切身感受到了政治的黑暗。万历十四年至十七年，在江南水旱灾害时期，汤显祖亲眼看到民间疾苦，于是大胆上疏，揭露了赈灾官员的贪污恶行。身为遂昌县知县期间，他深入民间，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百姓。晚年隐居，创作戏剧。
明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方面，航海的发展使世界逐渐连为一个整体，欧洲的商船和传教士开始向中国渗透经济和思想，出现了以李贽思想为代表的反对传统、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潮。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并没有支持新兴事物，而是愈发加强封建专制，控制人性，在写作体制上推崇“八股”。于是，在这一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政治的极度腐败、人性解放思潮的盛行与封建专制的加强同时存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反对偶像崇拜（尤其针对儒家），尊重个性，肯定人欲，对假道学给予抨击，对男女平等也有涉及。这种个性解放与中国古代之前时期的个性解放不同，它是在工商业经济发展下的市民文化中形成的，这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极为相似之处。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一个作家身上很容易同时具有互相冲突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在汤显祖的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在个人成长过程中，他父亲是儒者，祖父推崇老庄，汤显祖少年时以罗汝芳为师，后又与当时思想界“二大教主”达观和尚和著名反封建斗士、论说带有市民阶层强烈的个性解放色彩的李贽神交，这使他在儒、释、道、反程朱理学等多重思想中穿梭。再加上明代后期文学理论界“童心说”的影响，雅俗文学的交融，汤显祖具有“至情”特点的《牡丹亭》便应运而生了。他的政治和文学思想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攻击，但《牡丹亭》冲破阻碍，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戏剧的高峰。
莫里哀（1622年—1673年），法国作家，是17世纪古典主义喜剧的代表人物。他生于资产阶级贵族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艺教育，并在数理和哲学方面有一定造诣。此外，他又跟随戏班子到法国各个地方流浪，这给了他与城乡各阶层人物广泛接触的机会，使他对人们的衣食住行、风土民情和审美趣味有了切身体验。莫里哀从幼年时期就对戏剧表现出了极大的热爱，为此参加了杜佛莱尼剧团，不仅写作剧本，还不辞劳苦地身兼剧团中的数职，在外省和宫廷演出，遭到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但获得了从路易十四到下层民众的广泛欢迎。1673年，莫里哀积劳成疾，带病演出《无病呻吟》，他的生命与戏剧一同落幕。可以说，他把整个人生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莫里哀一生写了30个剧本，思想上反封建、反教会，艺术上基本遵守古典主义的创作法则，结构严谨，但经常突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表现了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吸取民间艺术的经验，笑料来自社会生活恶习，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把戏剧艺术真正提高到近代喜剧的水平，对欧洲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时代背景上看，莫里哀处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盛行时期。17世纪的法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相妥协，孕育着文学思想上的两面性。作为古典主义哲学基础的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主张肯定人的理性，反对宗教神权和蒙昧主义，同时克制个人情欲。这种理性是王权和教条之下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学将文学和政治密切结合，抨击贵族，讽刺披着宗教外衣的恶人，主张在笑中移风易俗。戏剧有一套严格的规范，遵循“三一律”。由于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经历，有的作家在思想上继承了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在艺术上突破古典主义的重重限制，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倾向。这其中杰出的代表便是莫里哀，“他接受了16世纪人文主义的传统，接受了伽桑狄和古代哲学家的唯物论的影响，在同下层人物的接触中又形成了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观察的高度自然比其他作家略胜一筹”[2]。17世纪初，天主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圣体会”是教会势力和法国贵族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它打着宗教慈善的虚伪旗号，实际功能是陷害进步人士。此时，莫里哀的戏剧创作也进入了成熟期，斗争精神强烈。《伪君子》（又称《达尔杜弗》《骗子》）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背景下诞生的。由于针砭时弊，讽刺教会，《伪君子》一度遭到禁演，莫里哀将剧本由三幕改为五幕，在路易十四的支持下斗争了近五年才得以演出，但此剧成为了17—19世纪在法兰西剧院里上演次数最多的剧目，代表了莫里哀喜剧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人文主义视角下《牡丹亭》与《伪君子》的可比性
人文主义：在英语中的单词为Humanism，在汉语里通常可被译作“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或“人文精神”。人文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是一种以古希腊为源头、逐渐形成的精神文化传统，以人为核心，强调人性、理性和精神上的超越性；狭义的人文主义是专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形成的一种思潮，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尊重人的价值，提倡“人权”，反对“神权”，肯定人的理性，反对蒙昧无知；二是提倡个性解放，追求现世的幸福，反对以禁欲主义为代表的宗教束缚；三是提倡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本文所采用的人文主义概念更倾向于狭义的人文主义，但目的是致力于使广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全人类得到共融。在这一视角下，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莫里哀的《伪君子》有着很强的可比性。
首先，从时代背景来看，两者从创作时间到创作的社会背景都很相近。中国明朝这个传统的封建王朝，在资本主义萌芽和西方思想渗入后，人性解放思潮的盛行与封建专制的加强同时存在。17世纪的法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中也孕育着文学思想上的两面性，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铺天盖地的大环境，17世纪的法国封建集权严重，进步思想受到了更多限制。这种相似的矛盾下的文学创作更具可比性。
其次，从作家经历来看，汤显祖和莫里哀幼时都接受了良好的文学教育，这为他们优美典雅的诗体写作语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汤显祖受到了儒、释、道哲学思想和人性解放思潮的多重影响；莫里哀也接受了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伽桑狄和古代哲学家的唯物论思想，造成了他们思想上的复杂性，使他们成为具有时代先进思想的文学家。另外，汤显祖关心下层人民，莫里哀曾在民间流浪，他们都有深入人民生活的经验，因而作品生动且具有现实主义倾向。
再次，从作品思想上看，《牡丹亭》和《伪君子》都在讽刺中提倡人性自由和人权平等，反对禁欲主义，都体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发源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文学思潮较晚影响到法国，方兴未艾，明代中国开始接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渗入，也形成一股热潮。因此，人文主义文学思想在法国和中国是具有一定程度同源性的、又在本国具体情况影响下形成的文化变异体。
二. 两部戏剧中的“伪君子”
（一）《牡丹亭》中的陈最良形象
陈最良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一个旧时代不得志的老书生，自第四出一上场，他的寒酸、迂腐、失意便展现了出来，真可谓“腐叹”。与此同时，他的伪君子特性也随之而出。饱读儒家诗书的陈最良本应一身正气，但当他得知杜府招老师的时候，故作清高地嘲笑了世人争破脑袋想去官府为师，实际上，后文道出，他并非因清高而不愿去，而是害怕在官府限制太多，女学生又不容易教，这恰恰暴露了他的世故。当得知杜府的门子推荐了他时，他明明喜出望外，却满口推辞，“伪君子”面貌便显露无遗。剧本中，体现陈最良与他的满口仁义道德不符的还有第三十四出，与他所宣扬的君子应该安贫乐道的精神正相反，“他的人格里面已经注入了更多的世俗成分，圆滑世故，尤其表现在陈最良失馆之后，他打着杜宝赠予的‘儒医’二字悬壶问世，实际上不过是借杜安抚的名声做幌子罢了”[3]。
陈最良每想起《诗经》就必言后妃之德，宣扬思无邪，在第七出“闺塾”里，他用程朱理学照本宣科的方式解释《诗经》，“好者，好也。逑者，求也”[4]。这几乎等于没解释，春香问到为什么要好好求时，他便闭口不谈了。可是，在第九出“肃苑”中，陈最良虽然依旧满口未曾伤春，但对小姐杜丽娘想要游园并没有严加阻拦，而是任由小姐去了，在第十八出“诊崇”中所引诗句，显然能看出他是知晓男女之事的，心口不一而已，所谓教导，是用假道学的面孔以理学教条压制杜丽娘，这充分体现了其虚伪本质。所以有评论说：“正是此诗触动了她的情肠，这里不仅暴露了陈最良的迂腐无能，更主要的是暴露了礼教的虚伪和矫饰”[5] 。
但另一方面，他对教师这一职业恪尽职守，对学生关爱有加，对杜太守一片忠心，他也是知恩图报、善良可敬的。如此，陈最良这一形象变得立体化了。
在《牡丹亭》中，陈最良虽是配角，但他是杜丽娘和春香的对照，对情节的推动和主题的揭露至关重要，并且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是当时社会中众多穷酸儒生的典型。
（二）《伪君子》中的达尔杜弗形象
达尔杜弗（又称“答丟夫”、“达尔丢夫”）是《伪君子》中的核心人物，也是世界文学中著名的伪君子形象。他原本是一个外省破落贵族，骗取了富商奥尔贡及其母亲的坚定信任，使得奥尔贡逼迫女儿嫁给他，还赠与他财产，但达尔杜弗的好色本质让他肆无忌惮地与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调情，终于被揭穿。他在暴露后恩将仇报，想要害奥尔贡家破人亡。最后达尔杜弗被英明的国王绳之以法。
达尔杜弗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狡诈之徒，莫里哀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当时法国教会势力和封建贵族的伪善本质。《伪君子》第一幕的第一场、第四场、第五场便通过两派人物的对话侧面描写了达尔杜弗的伪善。而从第三幕第二场开始便直接展现了达尔杜弗的可笑又可憎的面目。他在见到桃丽娜时故意和仆人说他要苦修和行善，掏出手绢让桃丽娜遮盖上胸脯，貌似一个正人君子，却急着见女主人，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她的情欲，自相矛盾，虚伪至极。被揭发后，在第六场、第七场又假装诚挚忏悔，骗取了奥尔贡进一步的信任。在第四幕第一场中达尔杜弗又为自己取得不应得的财产进行辩护，终于在第五场、第六场、第七场中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混蛋面目。在本剧的最后一场中，达尔杜弗将他的伪善和恩将仇报发挥到了极致，最终恶有恶報。
（三）陈最良与达尔杜弗的对比分析
由以上可以看出，陈最良与达尔杜弗有着种种的相似性：第一，他们都是以落魄的外来者形象进入主人家，都凭借着对教条/宗教——社会正统思想的熟知与践行得到了主人的信任；第二，他们作为剧中的反面人物，身上都有着“伪君子”的特质，并受到了剧中女仆的揭露，从而具有了人文主义的对照意义；第三，他们都是社会上同类人的典型，是时代的缩影。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陈最良满口不离程朱理学教条，达尔杜弗时刻表现宗教教义，从而体现“伪君子”特性。 不过，陈最良的虚伪是源于所受教育的局限，是为了基本的生存，本质上并无恶意，且他时刻在对主人报恩；而达尔杜弗的虚伪是为了骗取信任，谋取最大程度的私利，最终对主人家恩将仇报。因此，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陈最良和达尔杜弗虽都是为封建礼教代言的“伪君子”，但前者是受社会影响的可怜可笑可敬的人性上的“真善人”，达尔杜弗是个人私欲膨胀的可厌可憎可恨的“真恶人”。
三.两部戏剧中的“真正的人”
（一）积极的“真正的人”：春香与桃丽娜
在《牡丹亭》中，侍女春香是杜丽娘形象的补充，虽然描写不多，但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闹学，把对封建礼教的嘲笑表现得生动至极。她引领杜丽娘游后花园，对杜丽娘的人性解放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笔者之所以认为春香比女主人公更接近“真正的人”，是因为她少有封建礼教的教导，更有自由天性，与一般的爱情剧中帮小姐追求爱情不同，她在《闺塾》中并非起到牵线的作用，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直接大胆地嘲笑封建礼教本身，触及到了禁锢人性的根本，不仅解放了自己的人性，也帮小姐解放了人性。春香天真烂漫，并不与礼教故意对抗，她的举动完全是天性的流露，然而她之无意，正是作者塑造此人物之有意。
桃丽娜是《伪君子》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与一般戏剧不同，她虽然在身份上只是一个女仆，但在戏剧中却扮演了比小姐更重要的角色。她以清醒的头脑敏锐地识破了达尔杜弗的伪善外衣和贪图金钱女色的本质。她勇敢而坚定，毫不畏惧奥尔贡，积极争取小姐的婚姻自由。桃丽娜开场时便在家庭争吵中插话，试图规劝老太太。在第一幕第四场中和奥尔贡的对话妙趣横生，使得观众第一次真正记住她的机智形象。在回答奥尔贡问家里人是否平安时，桃丽娜回答：“太太前天发了烧，一直烧到天黑，头也痛，想不到的那么痛。”“达尔杜弗吗？他的身体别提多好啦。又肥又胖，红光满面，嘴唇红得都发紫啦。”[6]这些话表面上是回答太太身体不好，达尔杜弗身体好，但其实具有强烈的讽刺性，表现出虚伪的达尔杜弗利用伪善使自己过得过分好。第二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情节是，第二幕第二场中，桃丽娜坚定地维护小姐玛利亚娜的婚姻自主，仗义执言，并有理有据，这不仅体现了她富于斗争精神，提倡人性，还表现了她的理性。在第三幕第二场中，面对达尔杜弗的虚伪遮掩，她给予有力地嘲笑和讽刺，表明她的情欲受理智克制，而达尔杜弗还要靠外物遮挡。“莫里哀把她与多种人物形成对照。比起奥尔贡的愚蠢、达米斯的急躁、玛丽亚娜的懦弱、克雷央特的无能，桃丽娜的聪明、机智、勇敢、灵活更显得突出了”[7]。因此，她成为反对封建道德、揭露宗教伪善的主要人物，是讲理性的，是作者要赞扬的“真正的人”。
由于17世纪的法国和明代中国市民阶层兴起，两位作者又都对民间生活了解较多，思想进步，善于推陈出新，塑造了女仆春香与桃丽娜这两个虽背景不同，但都来自大户人家，见多识广，巧言善辩，又有着劳动人民的善良淳朴品质和自由思想的艺术形象。她们灵活机智且勇敢，甘愿冒着挨老师打、吃主人耳刮子的危险也要与封建旧势力的代表唇枪舌剑，大胆反抗旧礼教。她们已不是过去戏剧中可有可无的陪衬，而是情节上和思想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莫里哀塑造了很多这样的形象，如《贵人迷》里的妮考耳，《女博士》里的马丁娜。在中国，王实甫的《西厢记》里的红娘也熠熠生辉。这些侍女都可以借用一个评论，“她们出身‘卑贱’，但在智能、品格、精神和意志力上却大大超越了那些‘高贵者’，成为戏剧中最美的形象”[8]。
（二）具有妥协性的“真正的人”：杜丽娘与玛丽亚娜
杜丽娘一出场就给人外表美丽娇弱、父母管教严格、合乎礼教的大家闺秀的感觉，但她的内心里却涌动着人性解放的暗流。与众多才子佳人戏剧的情节不同，杜丽娘对柳梦梅并非因爱慕才华而生情委身，而是由欲到情。这种原始冲动对于封建礼教的冲击，显然比单纯歌颂爱情更为强烈。因此，杜丽娘是作者要塑造的人文思想下的“真正的人”。
虽然杜丽娘具备思想解放的特征，但在接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时，她是顺从的。在正统意识的压迫下，她没有做有效抗争，内心百般纠结，郁郁而亡，还魂之后不同意与柳梦梅交欢，且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完婚，最终只能借用皇帝下旨的俗套成全自己的爱情。这又体现了杜丽娘这一人物形象人文思想的不彻底性。
不过，“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是作为人们创造自身生活的方式提出生活的方向，在这一点上，《牡丹亭》的效果是极其强烈的”[9]。它在社会上引起轰动，鼓舞了更多妇女追求个性解放。
玛丽亚娜作为剧本里追求自己爱情的千金小姐，没有像一般剧本一样成为主要人物，而是一个黯然失色的配角。她身上的矛盾性极强。她认识到达尔杜弗的伪善，也有人性的觉醒，争取自主婚姻，从一定意义上属于作者推崇的“真正的人”。但她的懦弱造成了极大的妥协性。她出场频率一般，但台词少得可怜，这和她温柔、老实、寡言的性格是一致的。在第一场第一幕的家庭争吵中，她只说了一句话，表示对祖母的抗议，但力度实在可以微弱到不计。第二幕中面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她一方面早已有了心上人并坚贞地想嫁给他，一方面又对专制的父亲表现出温顺。她的语言和动作表现出了她已经有了独立的个体意识，有追求自主婚姻的愿望，但她没有做出有效的抗爭。父亲的权威已经根植在她的心里，甚至与父亲的对话也大多是由桃丽娜帮她完成的，桃丽娜说出了她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表达了她认同但不敢张扬的先进思想。她没有屈从，但最大的抗争也只是甘愿去修道院单身一生。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杜丽娘和玛丽亚娜都是追求真爱的，体现了独立意识和人性的解放。但她们出身于富贵家庭，都恪守女训，对家长权威不敢反抗，甚至在言语上也很软弱。她们追求爱情的方式只能是消极的，一个含恨而死，一个等待苦修。这种矛盾性和妥协性在二人身上同时展现。
四.结语
汤显祖和莫里哀同是中西方伟大的古典戏剧作家，他们的时代背景虽不完全一致，但同为自由思想和压制思想交织的背景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相似的矛盾的土壤，滋养了他们对人文精神的渴求。
两部戏剧中的“伪君子”虽然从本性上有善恶之分，但都是本民族不合时宜的封建正统礼教的代言人，作者对他们的批判从反面宣扬了人文主义精神。
两部戏剧中的不同程度的“真正的人”虽然处于相异的故事情节中，但所具備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核是一致的。这些形象的塑造都体现了作者尊重“人权”，反对“神权”；鼓励人性解放，追求现世幸福，并强调适度性；提倡自由平等，反对等级的观念。
两部戏剧在结尾的处理上具有相似性，作者最终赞美的恰恰是他们所批判的人文主义对立面——代表封建礼教的王权。作者在最高权力上寄托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形成对比，希望贤明君主改良社会，从而深化了人文主义思想。
总之，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文主义精神有共通之处，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当代剧作家可以对其进一步挖掘，使中西戏剧再现繁荣。
注释：
[1]方汉文.东西方比较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6-337.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上）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3.
[3]朱仰东，李建霞.陈最良形象再认识[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7，04：56.
[4]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1.
[5]徐锦玲.《牡丹亭》主题意蕴再探[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145.
[6]苏福忠.外国戏剧经典10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5.
[7]朱维之，赵澧，黄晋凯.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5-76.
[8]王梅.卑贱者的凯旋歌——从《伪君子》和《西厢记》看中外戏剧中的女仆形象[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4：74-78.
[9]章培恒，洛玉明.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