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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王熙凤与贾琏这一对夫妻是贾府中最得力的办事支柱，一个精明泼辣，一个好色纨绔，尽管最后的夫妻感情以破碎告终，却不能忽略之前的“情投意合”，其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外形俱佳、人生趣味相投和追求相似三个方面，然而由于二人的性格、作为等均不能为对方所容纳，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偷娶尤二姐、查抄宁国府等 “家破人亡”之后，熙凤终于落得了悲惨病死（被休）的结局，二人情感也就此告终。曹雪芹在设计这对夫妻的形象时用意颇深，从家庭到社会层面都具有很强的映射作用，对于后世小说创作人物形象以及历史现实的反映都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容貌登对；世情趣味；物质追求；夫妻关系
关于《红楼梦》中王熙凤与贾琏的人物形象研究，前人之述备矣。尽管在涉及二人形象的单独研究时都不可避免地将作为夫妻的另一半纳入观照对象，却少有直接将夫妻情感作为直接关注对象的视角。历来对于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争议极大，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即便在书中有向贾琏示好的片段也不能表明二人有所谓真实的夫妻情感，而贾琏作为出名的好色浪荡子在这一情感牵系中贯穿着明确且强烈的挣脱欲望，这样一来，凤琏二人的夫妻关系似乎是名存实亡了。大多数偏向采取较为客观的看法，认为凤琏二人的情感是一个由相对完整到完全破碎的过程，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裂变，书中的大事件（变生不测凤姐泼醋、酸凤姐大闹宁国府等）、小细节（俏平儿软语救贾琏等）等都显出了清晰的脉络。
对于这对夫妻情感的看法我倾向于主流的渐变观点。有变化即说明两人的关系原本有一定较好的基础，只是后来走向破裂。我认为凤琏夫妻和谐情感的基础可以从外形俱佳、人生趣味相投、追求相似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外形俱佳。可以参考《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初见的片段，典型的一见钟情，二人的情感萌芽是从外而内的发展，纵观古今爱情佳话，也可参考贾母选孙媳的标准，外貌常常被无形地默认为首要标准。心理学上有“首因效应”这一说法，无疑是强调了外貌的重要性。事实上凡是涉及到交往层面都无法真正回避这个问题，更何况夫妻？如果不是在这方面能达成共识，在这样的富贵人家恐怕也难成就一段门当户对的姻缘。不妨看看书中对于王熙凤与贾琏的外貌描写。
对王熙凤首次出场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道，“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这一次的出场还只是一个铺垫，也是作者曹雪芹对凤姐的基本外形构想。
服饰文化是《红楼梦》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是外形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难发现，从首次出场开始，凤姐的服饰就是鲜艳夺目为主，偌大一个贾府也只有她能凸显出这样张扬而恣肆的美。然而她也很能把握美的分寸，利用不同时机表现恰到好处的美感。如初见尤二姐时特意打扮得低调而精致，“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在《变生不测凤姐泼醋》一回中显出一种可怜兮兮的惹人怜爱，书中写道：“贾琏听说如此，又见凤姐站在那边，也不盛妆，哭的眼睛肿的，也不施脂粉，黄黄脸儿，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1]
贾府之外，同样如此，对公子小姐太太们的外形、品性、才学等的了解从一开始就不是能局限在一个府里的信息。王熙凤作为从同样显赫的王家嫁进来的年轻媳妇，肩起了大家族的治家任务，受到的关注毋庸置疑。书中写贾琏对尤二姐甜言蜜语时有一句：“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齐整……”[2]不难看出，凤姐的美貌的确是有口皆碑。
对于贾琏的外貌，书中虽未直接描写，却依然可以在贾家这样富贵血统的基因与不凡的眼光中窥知一二。且看贾赦强娶鸳鸯不成时的忿忿之辞：“‘自古嫦娥爱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约他恋着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贾琏……”[3]贾琏的外貌竟能与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的宝二爷并肩，可见其俊美非常。而且，二爷不仅拥有美妻熙凤、娇妾平儿，还是贾府的办事支柱，没有一定的外交形象自然也是难以担当的。
由此可见，凤琏二人外形俱佳、容貌登对，成就了一段至少表面上和美婚姻的基础。对于凤姐，名正言顺的琏二奶奶，有了王家与贾家这样的双重雄厚物质基础支持、稳定的小家庭氛围，接下来就是大肆自在地开辟自己精神世界欲望的时候了。对于贾琏，有了名正言顺的妻，就意味着在那个时代，男大当婚的使命已经完成，有了稳定的小家庭，纨绔子弟的放荡从此变得相对收敛，尽管也为其更强烈的眠花宿柳欲望开辟了空间。
第二点，人生趣味相投。关于贾琏这个人物，有趣的是现在的读者对这一纨绔子弟不是一味的贬斥，反而认为他不仅有一定办事能力，而且有情有义、在某种程度上尊重女性（讲求两情相悦而不是逼迫就范），既不像宝玉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也不似薛蟠一样嚣张放荡。而凤姐，从她作为贾母每日带在身边的“开心果”角色可以看出，她绝不是一个死板的大管家，想想太太小姐丫头们聚在一起听琏二奶奶说笑话时的欢乐，下人们对她的态度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的。插科打诨，既端得起架子，也放得下身段。这就是凤姐对世俗人情的精妙把握。作为一个“圆形人物”，凤姐的存在显得尤其不可或缺。无论是贾府这个大家庭还是自己的小家庭中，凤姐都是一个善变的“两面派”。对于贾琏，这一个始终停留在追求物质（包括肉欲）欲望层面的丈夫，她的趣味分寸也把握得刚好。如书中第十六回写道：
“且说贾琏自回家参见过众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时，无片刻闲暇之空，见贾琏远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房内外无人，便笑道：‘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赐光谬领否？’贾琏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儿與众丫鬟参拜毕，献茶。贾琏遂问别后家中的诸事，又谢凤姐的操持劳碌。”[4]
鳳姐甘愿自降身份取悦自己在外奔波的丈夫，可以说礼节周到而且贴心。贾琏的一个“笑”字可见其满意，一个让人有欢喜、依赖之心的妻子不可能只有单纯的精明与泼辣，这样的话几乎与“悍妇”无疑，凤姐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其“不单调”，即便上一秒还是威风凛凛的大管家，下一秒也可以自然地转换为娇俏的妻子。从这个角度看，凤琏夫妇的日常生活想必有不少乐趣。 然而，总体来说，这夫妻俩的人生趣味还是一个较物质、偏世情的方向，究其原因，大概与二人的文化水平与生长环境有关。凤琏夫妻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很难形成宝黛钗之间那种充满文化氛围的交流模式；这对夫妻的年龄比众小姐大，一个是贾府的长房长孙，一个是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泼落户”，从一定年龄开始接触大家族的利益事务，接触最多的人不过的是官吏与小厮之类，涉及的多是事关家族利益的各项事务，视野不断开阔，办事能力不断纯熟，可情趣与文化水平却不见得能有许多提高。谙熟世俗人情的两人从一开始就不需要过多文化的点缀，在物质的氛围里维系物质的感情与趣味，这就是他们目前做到的以及最多能达到的。
第三点是追求相似。由于这是一段门当户对的婚姻，有相似的家庭环境、相似的教养与相似的视野，因此便孕育了相似的追求。尽管这夫妻俩在性别上的差异会导致他们的外在表现不同，但凤姐与贾琏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共同体。有观点认为二人的关系显示了贾府内部深刻的矛盾，虽然纷纭复杂却分出了鲜明的营垒，长房的失势、二房的掌权、贾母的支持，贾琏、熙凤应当说正好各属一派，二人的角逐显示出这个家庭的内部矛盾已深深地浸透在夫妻之间。联系书中多处邢夫人对这一儿媳的态度也不难发现凤姐不时处在两面为难的境况中。同时，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也早早埋下了决裂的基础，两人在贾府日渐倾覆之时无法掩饰越来越大的分歧，原本勉强维系在一起的情感俨然如“火药桶”。顷刻败落、惊人的发现（比如一箱子的借票、重利盘剥，尤二姐事件的暗中操作等）等无疑是决裂的导火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边是越来越沉重的有心无力，另一边是越来越深刻的怨恨怀疑，最终的决裂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求方面，凤琏二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但不能说他们本身就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凤姐有对邢岫烟的尽心帮助、对诗社慷慨捐资等善行；贾琏有对石呆子的古扇手下留情、对旺儿儿子吃喝赌钱、无所不至却还想求主子帮忙娶彩霞为妻行为的呵斥阻止等有情有义的做法，曹雪芹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从一开始就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
书中对于这对夫妻的整体描写不多，但也许只是“不经意”的几句话，却蔓延出脉脉温情。第十四回中，贾琏的亲信昭儿回来报信，因为林如海过世，贾琏需带了黛玉同送这位姑爷的灵到苏州去，书中写道“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讨老太太的示下，还瞧瞧奶奶，叫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5]其中一句“还瞧瞧奶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礼节的需要，也可体现小夫妻之间的情谊。“凤姐见昭儿回来，因当着人未及细问贾琏，心中自是记挂，待要回去，争奈事情繁杂，一时去了，恐有延迟失误，惹人笑话。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复令昭儿进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连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一并包藏交付昭儿。又细细吩咐昭儿‘在外好生小心服侍，不要惹你二爷生气；时时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认得混账女人，我知道了，回来打折你的腿’等话。”[6]寥寥几笔，凤姐的形象就由协理宁国府时的威严理事转变为惦念丈夫的妻子，“少吃酒”“少认识混账女人”更体现她对于丈夫的知根知底，然而也因为深知丈夫的所思所想而且各方面能力又强于常人，便使贾琏始终在柔情蜜意中保持深重的“惧内”心理。
那么，凤姐最终为何会沦落到“哭向金陵事更哀”的下场？二人的情感生活为何会破碎至此？
《红楼梦》中人名的研究已经颇有成果，关于贾琏的名字，有这样一种说法：“琏之为恋”。从小说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贾琏对色欲的追求着实俗不可耐，可谓饥不择食。这是作为一个男性超越了正常范围而过度的生理欲望，可以说贾琏是一个相当缺乏自我管理意识的欲望的“奴隶”。
相对地，书中多次提到“酸凤姐”“凤姐泼醋”，恰恰是指凤姐对于贾琏偷腥行为的坚决反对与极强防范，这正是两人矛盾的最集中表现。不仅是情欲，私房钱方面凤姐也管治得颇为严格。可以想见贾琏作为贾府这样荣耀家族的大少爷表面上是风光无限，说得严重一点不过是处处受到限制的“高级小厮”。虽然说是勤勤恳恳地为这整个家族办事，但自己的妻子却是大多数事务的实际裁决者，作为一个男人，权力与尊严受到双重打击，即便处处翻不了身，却总会将这隐形的负面情绪积攒起来、蓄势待发。
小说第八十回提到贾宝玉向王一贴讨治女人妒病的方子，王熙凤在善妒吃醋方面是最典型、外露的人物，如清人俞正燮所说：“妒非女人恶德”，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如果不是因为有一定的感情，恐怕还不会产生这样的情绪。然而，在王熙凤这里，善妒吃醋在一定的阶段时大概还可以为她的可爱增色，甚至满足贾琏作为男人的虚荣心，超越了一定的界限比如“借刀杀人使尤二姐殒命”就使得这样的心理具有过于强大的压迫感，使贾琏畏于在这样的条件下苟活。前人針对大观园里的“妒”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大观园，醋海也。醋中之尖刻者，黛玉也。醋中之浑含者，宝钗也。醋中之活泼者，晴雯也。醋中之乖觉者，袭人也。迎春、惜春、探春，醋中之隐逸者也。至于王熙凤，诡谲以行其毒计，醋化鸩汤矣。”
黛玉、宝钗等人并不是没有吃醋、善妒的时候，只是她们作为少女还有意地将自己的情感加以控制，而王熙凤与贾琏作为年轻气盛的小夫妻，就很容易将成熟的情感轻易地拍到台面上来，由此，凤姐之“威”、贾琏之“俗”才在书中成为这样醒目的存在。
当我们考量曹公为何这样设计凤琏二人的夫妻情感时，同样需要考虑这双方对于彼此的意义。对于凤姐，贾琏似乎既可以是情感生活的依赖，也可以是谋划时彻底的“局外人”。尽管夫妻早期也算是有情有意，却很难达成心理层面的交流，这个反方面的典型就是宝黛二人的情感。因此，可以说，凤琏夫妇与宝黛二人形成了书中两种最具有典型性也最极端的男女情感模式。宝黛在书中的常见画面是黛玉负气而走，宝玉在后面急急赶来安慰解释，而事情常是越解释越增隔阂，在相互引为知己的同时使这段本应白璧般的感情并不无暇如意；而对于凤琏夫妇，无论是饭桌上的家常调侃还是众人面前低声下气的赔罪，关涉的情节多为家庭琐事类矛盾。正是因为这两种纯粹的情感模式在任何时代都难以维系，磕磕碰碰过多，最终都只能落到令人唏嘘的下场。
有观点将这一关系提升到了整体的夫妻关系层面上并加以衍生。认为曹雪芹通过塑造这样一对矛盾最尖锐的夫妻，透露出了许多关于夫妻制度的看法，《古今小说评林》中有：“一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故其数绝未提出一对美满夫妇，而所言者俱是婚姻苦事……一切好女儿，其精神上肉体上所受之痛苦，皆由夫妇制度直接间接所馈送而来。”[4] 也有学者将凤姐与曹操联系比较，“由于中国家庭的主持者与政治的舵手常从同一种历史传统规定了他们的风格，于是作家把他们安排在相类的写作地位中。有了凤姐所操纵的那样的贾府家庭，才使宝黛恋爱这一故事中心更突露，更浮雕化。”[5]纵观《红楼梦》中的夫妇或有情人，大多令人叹息，这不是曹公刻意要将婚姻这一私人的问题推向明亮的公众视野，而是希望让历史的环境与永恒的规律来帮助读者自行鉴定——什么样的情感可以长长久久地维系，什么样的情感可以披荆斩棘，成为书中、历史中乃至现实中的真正典范。鲁迅最推崇《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写实性，大概就是赞扬这种真实的人物影子与情感意趣。这种经历时间检验出来的诠释想必能让一千个读者读出一千对痴男怨女。
看似配角的凤琏夫妇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既是用最极端的一对夫妻来陈说小说的情感，也是借最普通的一对夫妻来表现时代的实情。有学者认为，“现实生活中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物已经极少见了，尤其是自然形态的‘林黛玉’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形态已不具备产生这种典型的条件了。但‘王熙凤’却常有常在。直到今天，中国旧家庭的太太少奶奶中还找得到这种风格的传统。”这大概正是现实主义小说人物的特点，也是曹雪芹的良苦用心吧。
参考文献：
[1]《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一輯 文化艺术出版社，127页
[2]《红楼评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红楼梦卷》1963年 117页
[3]《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4]《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南开大学出版社
[5]《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之《王熙凤论》，278页
作者简介：王安琪，性别 女，民族 汉族，籍贯 湖南。学历 本科，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王熙凤与贾琏这一对夫妻是贾府中最得力的办事支柱，一个精明泼辣，一个好色纨绔，尽管最后的夫妻感情以破碎告终，却不能忽略之前的“情投意合”，其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外形俱佳、人生趣味相投和追求相似三个方面，然而由于二人的性格、作为等均不能为对方所容纳，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偷娶尤二姐、查抄宁国府等 “家破人亡”之后，熙凤终于落得了悲惨病死（被休）的结局，二人情感也就此告终。曹雪芹在设计这对夫妻的形象时用意颇深，从家庭到社会层面都具有很强的映射作用，对于后世小说创作人物形象以及历史现实的反映都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容貌登对；世情趣味；物质追求；夫妻关系
关于《红楼梦》中王熙凤与贾琏的人物形象研究，前人之述备矣。尽管在涉及二人形象的单独研究时都不可避免地将作为夫妻的另一半纳入观照对象，却少有直接将夫妻情感作为直接关注对象的视角。历来对于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争议极大，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即便在书中有向贾琏示好的片段也不能表明二人有所谓真实的夫妻情感，而贾琏作为出名的好色浪荡子在这一情感牵系中贯穿着明确且强烈的挣脱欲望，这样一来，凤琏二人的夫妻关系似乎是名存实亡了。大多数偏向采取较为客观的看法，认为凤琏二人的情感是一个由相对完整到完全破碎的过程，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裂变，书中的大事件（变生不测凤姐泼醋、酸凤姐大闹宁国府等）、小细节（俏平儿软语救贾琏等）等都显出了清晰的脉络。
对于这对夫妻情感的看法我倾向于主流的渐变观点。有变化即说明两人的关系原本有一定较好的基础，只是后来走向破裂。我认为凤琏夫妻和谐情感的基础可以从外形俱佳、人生趣味相投、追求相似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外形俱佳。可以参考《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初见的片段，典型的一见钟情，二人的情感萌芽是从外而内的发展，纵观古今爱情佳话，也可参考贾母选孙媳的标准，外貌常常被无形地默认为首要标准。心理学上有“首因效应”这一说法，无疑是强调了外貌的重要性。事实上凡是涉及到交往层面都无法真正回避这个问题，更何况夫妻？如果不是在这方面能达成共识，在这样的富贵人家恐怕也难成就一段门当户对的姻缘。不妨看看书中对于王熙凤与贾琏的外貌描写。
对王熙凤首次出场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道，“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这一次的出场还只是一个铺垫，也是作者曹雪芹对凤姐的基本外形构想。
服饰文化是《红楼梦》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是外形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难发现，从首次出场开始，凤姐的服饰就是鲜艳夺目为主，偌大一个贾府也只有她能凸显出这样张扬而恣肆的美。然而她也很能把握美的分寸，利用不同时机表现恰到好处的美感。如初见尤二姐时特意打扮得低调而精致，“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在《变生不测凤姐泼醋》一回中显出一种可怜兮兮的惹人怜爱，书中写道：“贾琏听说如此，又见凤姐站在那边，也不盛妆，哭的眼睛肿的，也不施脂粉，黄黄脸儿，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1]
贾府之外，同样如此，对公子小姐太太们的外形、品性、才学等的了解从一开始就不是能局限在一个府里的信息。王熙凤作为从同样显赫的王家嫁进来的年轻媳妇，肩起了大家族的治家任务，受到的关注毋庸置疑。书中写贾琏对尤二姐甜言蜜语时有一句：“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齐整……”[2]不难看出，凤姐的美貌的确是有口皆碑。
对于贾琏的外貌，书中虽未直接描写，却依然可以在贾家这样富贵血统的基因与不凡的眼光中窥知一二。且看贾赦强娶鸳鸯不成时的忿忿之辞：“‘自古嫦娥爱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约他恋着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贾琏……”[3]贾琏的外貌竟能与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的宝二爷并肩，可见其俊美非常。而且，二爷不仅拥有美妻熙凤、娇妾平儿，还是贾府的办事支柱，没有一定的外交形象自然也是难以担当的。
由此可见，凤琏二人外形俱佳、容貌登对，成就了一段至少表面上和美婚姻的基础。对于凤姐，名正言顺的琏二奶奶，有了王家与贾家这样的双重雄厚物质基础支持、稳定的小家庭氛围，接下来就是大肆自在地开辟自己精神世界欲望的时候了。对于贾琏，有了名正言顺的妻，就意味着在那个时代，男大当婚的使命已经完成，有了稳定的小家庭，纨绔子弟的放荡从此变得相对收敛，尽管也为其更强烈的眠花宿柳欲望开辟了空间。
第二点，人生趣味相投。关于贾琏这个人物，有趣的是现在的读者对这一纨绔子弟不是一味的贬斥，反而认为他不仅有一定办事能力，而且有情有义、在某种程度上尊重女性（讲求两情相悦而不是逼迫就范），既不像宝玉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也不似薛蟠一样嚣张放荡。而凤姐，从她作为贾母每日带在身边的“开心果”角色可以看出，她绝不是一个死板的大管家，想想太太小姐丫头们聚在一起听琏二奶奶说笑话时的欢乐，下人们对她的态度可以说是“又爱又恨”的。插科打诨，既端得起架子，也放得下身段。这就是凤姐对世俗人情的精妙把握。作为一个“圆形人物”，凤姐的存在显得尤其不可或缺。无论是贾府这个大家庭还是自己的小家庭中，凤姐都是一个善变的“两面派”。对于贾琏，这一个始终停留在追求物质（包括肉欲）欲望层面的丈夫，她的趣味分寸也把握得刚好。如书中第十六回写道：
“且说贾琏自回家参见过众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时，无片刻闲暇之空，见贾琏远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房内外无人，便笑道：‘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赐光谬领否？’贾琏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儿與众丫鬟参拜毕，献茶。贾琏遂问别后家中的诸事，又谢凤姐的操持劳碌。”[4]
鳳姐甘愿自降身份取悦自己在外奔波的丈夫，可以说礼节周到而且贴心。贾琏的一个“笑”字可见其满意，一个让人有欢喜、依赖之心的妻子不可能只有单纯的精明与泼辣，这样的话几乎与“悍妇”无疑，凤姐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其“不单调”，即便上一秒还是威风凛凛的大管家，下一秒也可以自然地转换为娇俏的妻子。从这个角度看，凤琏夫妇的日常生活想必有不少乐趣。 然而，总体来说，这夫妻俩的人生趣味还是一个较物质、偏世情的方向，究其原因，大概与二人的文化水平与生长环境有关。凤琏夫妻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因此很难形成宝黛钗之间那种充满文化氛围的交流模式；这对夫妻的年龄比众小姐大，一个是贾府的长房长孙，一个是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泼落户”，从一定年龄开始接触大家族的利益事务，接触最多的人不过的是官吏与小厮之类，涉及的多是事关家族利益的各项事务，视野不断开阔，办事能力不断纯熟，可情趣与文化水平却不见得能有许多提高。谙熟世俗人情的两人从一开始就不需要过多文化的点缀，在物质的氛围里维系物质的感情与趣味，这就是他们目前做到的以及最多能达到的。
第三点是追求相似。由于这是一段门当户对的婚姻，有相似的家庭环境、相似的教养与相似的视野，因此便孕育了相似的追求。尽管这夫妻俩在性别上的差异会导致他们的外在表现不同，但凤姐与贾琏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共同体。有观点认为二人的关系显示了贾府内部深刻的矛盾，虽然纷纭复杂却分出了鲜明的营垒，长房的失势、二房的掌权、贾母的支持，贾琏、熙凤应当说正好各属一派，二人的角逐显示出这个家庭的内部矛盾已深深地浸透在夫妻之间。联系书中多处邢夫人对这一儿媳的态度也不难发现凤姐不时处在两面为难的境况中。同时，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也早早埋下了决裂的基础，两人在贾府日渐倾覆之时无法掩饰越来越大的分歧，原本勉强维系在一起的情感俨然如“火药桶”。顷刻败落、惊人的发现（比如一箱子的借票、重利盘剥，尤二姐事件的暗中操作等）等无疑是决裂的导火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边是越来越沉重的有心无力，另一边是越来越深刻的怨恨怀疑，最终的决裂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求方面，凤琏二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但不能说他们本身就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凤姐有对邢岫烟的尽心帮助、对诗社慷慨捐资等善行；贾琏有对石呆子的古扇手下留情、对旺儿儿子吃喝赌钱、无所不至却还想求主子帮忙娶彩霞为妻行为的呵斥阻止等有情有义的做法，曹雪芹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从一开始就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
书中对于这对夫妻的整体描写不多，但也许只是“不经意”的几句话，却蔓延出脉脉温情。第十四回中，贾琏的亲信昭儿回来报信，因为林如海过世，贾琏需带了黛玉同送这位姑爷的灵到苏州去，书中写道“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讨老太太的示下，还瞧瞧奶奶，叫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5]其中一句“还瞧瞧奶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礼节的需要，也可体现小夫妻之间的情谊。“凤姐见昭儿回来，因当着人未及细问贾琏，心中自是记挂，待要回去，争奈事情繁杂，一时去了，恐有延迟失误，惹人笑话。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复令昭儿进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连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一并包藏交付昭儿。又细细吩咐昭儿‘在外好生小心服侍，不要惹你二爷生气；时时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认得混账女人，我知道了，回来打折你的腿’等话。”[6]寥寥几笔，凤姐的形象就由协理宁国府时的威严理事转变为惦念丈夫的妻子，“少吃酒”“少认识混账女人”更体现她对于丈夫的知根知底，然而也因为深知丈夫的所思所想而且各方面能力又强于常人，便使贾琏始终在柔情蜜意中保持深重的“惧内”心理。
那么，凤姐最终为何会沦落到“哭向金陵事更哀”的下场？二人的情感生活为何会破碎至此？
《红楼梦》中人名的研究已经颇有成果，关于贾琏的名字，有这样一种说法：“琏之为恋”。从小说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贾琏对色欲的追求着实俗不可耐，可谓饥不择食。这是作为一个男性超越了正常范围而过度的生理欲望，可以说贾琏是一个相当缺乏自我管理意识的欲望的“奴隶”。
相对地，书中多次提到“酸凤姐”“凤姐泼醋”，恰恰是指凤姐对于贾琏偷腥行为的坚决反对与极强防范，这正是两人矛盾的最集中表现。不仅是情欲，私房钱方面凤姐也管治得颇为严格。可以想见贾琏作为贾府这样荣耀家族的大少爷表面上是风光无限，说得严重一点不过是处处受到限制的“高级小厮”。虽然说是勤勤恳恳地为这整个家族办事，但自己的妻子却是大多数事务的实际裁决者，作为一个男人，权力与尊严受到双重打击，即便处处翻不了身，却总会将这隐形的负面情绪积攒起来、蓄势待发。
小说第八十回提到贾宝玉向王一贴讨治女人妒病的方子，王熙凤在善妒吃醋方面是最典型、外露的人物，如清人俞正燮所说：“妒非女人恶德”，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如果不是因为有一定的感情，恐怕还不会产生这样的情绪。然而，在王熙凤这里，善妒吃醋在一定的阶段时大概还可以为她的可爱增色，甚至满足贾琏作为男人的虚荣心，超越了一定的界限比如“借刀杀人使尤二姐殒命”就使得这样的心理具有过于强大的压迫感，使贾琏畏于在这样的条件下苟活。前人針对大观园里的“妒”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大观园，醋海也。醋中之尖刻者，黛玉也。醋中之浑含者，宝钗也。醋中之活泼者，晴雯也。醋中之乖觉者，袭人也。迎春、惜春、探春，醋中之隐逸者也。至于王熙凤，诡谲以行其毒计，醋化鸩汤矣。”
黛玉、宝钗等人并不是没有吃醋、善妒的时候，只是她们作为少女还有意地将自己的情感加以控制，而王熙凤与贾琏作为年轻气盛的小夫妻，就很容易将成熟的情感轻易地拍到台面上来，由此，凤姐之“威”、贾琏之“俗”才在书中成为这样醒目的存在。
当我们考量曹公为何这样设计凤琏二人的夫妻情感时，同样需要考虑这双方对于彼此的意义。对于凤姐，贾琏似乎既可以是情感生活的依赖，也可以是谋划时彻底的“局外人”。尽管夫妻早期也算是有情有意，却很难达成心理层面的交流，这个反方面的典型就是宝黛二人的情感。因此，可以说，凤琏夫妇与宝黛二人形成了书中两种最具有典型性也最极端的男女情感模式。宝黛在书中的常见画面是黛玉负气而走，宝玉在后面急急赶来安慰解释，而事情常是越解释越增隔阂，在相互引为知己的同时使这段本应白璧般的感情并不无暇如意；而对于凤琏夫妇，无论是饭桌上的家常调侃还是众人面前低声下气的赔罪，关涉的情节多为家庭琐事类矛盾。正是因为这两种纯粹的情感模式在任何时代都难以维系，磕磕碰碰过多，最终都只能落到令人唏嘘的下场。
有观点将这一关系提升到了整体的夫妻关系层面上并加以衍生。认为曹雪芹通过塑造这样一对矛盾最尖锐的夫妻，透露出了许多关于夫妻制度的看法，《古今小说评林》中有：“一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非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故其数绝未提出一对美满夫妇，而所言者俱是婚姻苦事……一切好女儿，其精神上肉体上所受之痛苦，皆由夫妇制度直接间接所馈送而来。”[4] 也有学者将凤姐与曹操联系比较，“由于中国家庭的主持者与政治的舵手常从同一种历史传统规定了他们的风格，于是作家把他们安排在相类的写作地位中。有了凤姐所操纵的那样的贾府家庭，才使宝黛恋爱这一故事中心更突露，更浮雕化。”[5]纵观《红楼梦》中的夫妇或有情人，大多令人叹息，这不是曹公刻意要将婚姻这一私人的问题推向明亮的公众视野，而是希望让历史的环境与永恒的规律来帮助读者自行鉴定——什么样的情感可以长长久久地维系，什么样的情感可以披荆斩棘，成为书中、历史中乃至现实中的真正典范。鲁迅最推崇《红楼梦》人物形象的写实性，大概就是赞扬这种真实的人物影子与情感意趣。这种经历时间检验出来的诠释想必能让一千个读者读出一千对痴男怨女。
看似配角的凤琏夫妇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既是用最极端的一对夫妻来陈说小说的情感，也是借最普通的一对夫妻来表现时代的实情。有学者认为，“现实生活中贾宝玉、林黛玉式的人物已经极少见了，尤其是自然形态的‘林黛玉’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形态已不具备产生这种典型的条件了。但‘王熙凤’却常有常在。直到今天，中国旧家庭的太太少奶奶中还找得到这种风格的传统。”这大概正是现实主义小说人物的特点，也是曹雪芹的良苦用心吧。
参考文献：
[1]《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一輯 文化艺术出版社，127页
[2]《红楼评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红楼梦卷》1963年 117页
[3]《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
[4]《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南开大学出版社
[5]《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之《王熙凤论》，278页
作者简介：王安琪，性别 女，民族 汉族，籍贯 湖南。学历 本科，单位：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