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一道的上章仪礼——以《冢讼章》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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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开篇——问题提起 在道教仪礼中,有和所谓斋·蘸相并列的,称为上章的仪礼。《隋书·经籍志》“道经叙録”介绍上章称: 又有诸消灾度厄之法,依阴阳五行数术,推人年命书之。如章表之仪,并具贽币,烧香陈读。云:奏上天曹,请为除厄。谓之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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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编修地方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建国以后,编修地方志曾列入国家科学十二年规划的重点项目,1985年国务院正式将编修地方志列入国家“七五”规划。在四川省地方志的“七五”规划中,又提出了编写《哲学社会科学志》的工作,这个志是无前人经验可鉴的一项新工作,据了解在全国各地编修该志者也不多,因此,如何编好《哲学社会科学志》是一个新的课题。其编写体例,共分三编,第一编概述,第二编各学科志(约30多个学科),第三编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宗教学志》是《哲学社会科学志》第二编中的一个学科志。其编
<正> 建文帝(1399—1402在位)是明太祖孙,名允(火攵),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因其父懿文太子死,立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崩,即皇帝位,时年21岁。 当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玫陷金川门时,“宫中起火,帝不知所终。”(《明史·恭闵帝纪》)有“死于大火”和“由地道出亡”之说。本文据《明史纪事本末》的
闵泳珪先生为韩国延世大学名誉教授,于1990年8月与其学生韩国汉阳大学博士赵兴胤先生在四川进行实地考察,这是他在川作学术讲演的一部分。
<正> 在中国云南和东南亚诸国中,有相当一部分民族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原始社会末期盛行的农业祭祀活动。这种祭祀属于植物崇拜的范畴,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形式之一。 植物崇拜的最初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在人们还依靠采摘块根、坚果等可食植物赖以生存的原始时代,野生的植物和动物便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根据实际调查说明人们对植物的崇拜要比对动物的崇拜晚些,它是后来和其他自然
<正> 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杜尔凯姆对宗教的研究,着眼于宗教的本质以及宗教在社会中的功能。他认为,一个社会完全有必要在人们心中唤起神圣的观念和情感,就象神对于崇拜者一样。“社会要求忘记个人的利益,要求我们成为它的仆人,它使我们受到各种限制、艰辛和牺牲,没有这些社会生活就成为不可能的了”。的确,人是无法离开社会的。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但有欢乐,而且更有罪恶与苦难。卢梭的“如果你需要坟墓的话,
<正> 在五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国北京猿人的洞穴里,发现埋藏在地下保存起来的头颅,也许北京猿人是把这些头颅作为战利品集中,也许是方便进食他们的猎物。公元前七万年(第四更新世冰期末期),在欧洲,头壳是用同样的方法存放的。在法国夏朗特·帕拉卡洞穴发现被制成饮水杯子的头壳,这使人想起他们用这种杯子来敬神。同样的容器在西班牙的莱塞齐埃斯村庄附近的多尔多涅发现,在一个名叫卡斯蒂卢的洞穴还装点着许多绘画。
<正> 一、什么是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是对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新的系统阐释。传统上,基督教神学历来是按照基督教教义的三项信条来阐明它的观点的。这些条款所阐明的信念为:(1)上帝是天和地、精神和物质的创造者;(2)由于人类背离创世初衷而堕落,救赎成为必要,并通过耶稣基督而实现;(3)人类圣洁和完美来自圣灵的不断显现和天国的降临地上。简而言之,基督教神学由创世、救赎和圣洁(或完美)三条教义所组成。
<正> 至今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及其内涵,本文就这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宗教社会现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定义。这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定义,一切定义也必须以最简明扼要的方式来表达,因此,定义就其内容来说是最贫乏的。但从其外延来说则是最为广泛的。所以,定义本身就是两者的矛盾统一,当然,我们可就这一定义的本质内涵作出进一步具体界定,那么,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宗教观定义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正> 晋南北朝道教特别是上清派中广为流行一种“壬辰之运”的说法,直到唐初尚有流风余韵。对此,一些研究者作了种种猜测,并结合史实推考“壬辰”所指的具体年代。如日本吉冈义丰先生据《太平经复文序》所讲的“壬辰之运”认为是唐太宗贞观壬辰年以前所制作,台湾李丰懋先生也认为此段文字极具影射的用意,预示唐太宗当为太平天子。李又说:陶弘景所撰《胡笳曲》中的“甲辰君”具有现实意义,即指梁武帝,因为梁武帝普通五年(524)恰逢甲辰年;配合上清经中一再强调的太平愿望,梁武帝天监
<正>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观上都经过一个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关于完成这两个转变的具体时期,在马哲史的研究工作中是有争议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马克思完成两大转变的逻辑起点恰恰是从同宗教的决裂和批判开始的。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研究上所走过的道路可以这样看:最初是对宗教进行批判,然后进一步深入到政治领域,继续对政治、法律、国家形式等进行批判,最后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宗教二重化的根源不在于宗教本身,而在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