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书是我心中的至爱，在最艰苦的年代（包括三年灾荒和十年文革的后期），只要手头稍有盈余，便想去书店买书。现已年逾八旬，仍以年均购书50余册照买不误。数十年下来，积书逾万，也算小有规模了。我的购书，贵在实用，无孤本、善本珍藏，所以不敢说是“藏书”。新书买来，一般我都浏览一遍，大体弄清书内的内容，急需的摆在案头，不急需的放进书柜，至于何时取出再读，那就全靠书对我的缘分和我对书的需要了。
藏书分五类
我的书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与我的专业相关的书，这里面包括中外戏剧名著，像中国的《六十种曲》《曲海总目》《元杂剧（正续编）》《明代孤本传奇》；外国的有《莎士比亚全集》《莫里哀全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等。这些书都是很占地方而又不能不备的。
第二类是我所爱好的书，我于戏剧专业之余，最爱好的是诗词，这类书的数量也不少，像《全唐诗》《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以及历代诗话、词话，历代（包括五四以来的新诗）名家诗选等。以上两类算是“亲书”（自造词），置于离书桌较近的书橱，以便随手翻检。
第三类是工具书，包括各类辞典和类书。像辞源、辞海、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以及各类古籍鉴赏辞典、名书名画（包括《三希堂法帖》和《世界美术名作鉴赏辞典》）等；类书如《太平广记》《清稗类钞》《历代笔记小说》《涵芬楼古今文钞》等。都是售价不菲、让朋友看了点头艳羡的书。这类书除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附四角号码索引）的《辞源》置于案头外，其余大部置于书柜，只在考订某一有争议词语时互参使用。
第四类是经典，所谓经史子集。史类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清史稿》等，经类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集成等。这类书使用率并不太高，但不能不备。册数多，品类繁，所占柜橱可想而知。
第五类是中外文学名著，这也是我存书最大的一块，也是最不常用的一块。尽管有些书名气很大，时有名家推荐，我不知别人，在这类书中，我除了对《红楼梦》《复活》《简爱》等极少数的几部看过多次外，其余大都是硬着头皮啃一遍，有时甚至是一目十行，便再也没有重读的欲望和勇气了，我把这类书放在最不显眼的地方，除非某书被媒体热炒时，翻出来看看外，大都被蛛网尘封完全淡出我的视野了。
必须养成长期读书的习惯
近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数篇关于藏书和读书方面的文章，都说藏书愈多，读书愈少，书满为患，我深有同感。看来钱锺书先生的不买书，不藏书，只从图书馆借书，并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夫人杨绛先生更具体说：“钱先生有书就赶紧读，读了总是作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多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是了，钱先生是中国少有的大学者，思想家，学问家，他的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亟为学界所推崇，但他并不以藏书为癖，他的学问都是从借书中读来并用笔录手写的方法记下来的。这就给我们一种启示，借书是要还的，必须抓紧读，这是一；读后必有心得，单凭脑子记，即便像钱先生那样博闻强记，日子久了也难免失忆，用卡片记录下来就万无一失了。我读钱先生《谈艺录》（1984年9月补订本）书中征引中外名家、古圣先贤名言名句浩若烟海，但所有繁征博引都为了阐明先生自己的发现和发明，全无掉书袋或自作高深的负面效应。他这种作学问的精神，绝非一日之功，必须养成长期读书的习惯，且读必穷究、究必有得的坚强毅力才能达到的。
不要把查电脑当成读书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前不久我所经历的一件事。我曾给一位年轻的剧友，送过一套《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繁体竖排本），因为她常写历史题材，有了这套书，查找史料会非常方便，甚至可以传世。但令我意外的是，她收到后并没有很兴奋。后来见面时她对我说：我根本不看书，写作时遇到什么问题就上网，只要打开万维网，要什么有什么，天地万物，一查就有，既便捷又省力，书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这是两代人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变化，钱锺书式的作学问的方法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我仍很难想象一手握着鼠标，两眼盯着荧屏查找资料与读书有什么关系？这种机械式的操作，与其说是阅读，毋宁说是看字，这同钱先生从书本上阅读，边看边想，看到有用的东西，就用笔记下来，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电脑也是“脑”，它储存信息的能力相当强，电脑的储备抵消了人脑的记忆和思维，常玩儿电脑的人，往往提笔忘字，组词能力锐减，千万不要把查电脑当成读书。
叔本华曾说：“要求读书的人记住他读过的一切东西，犹似要求吃东西的人，把他所吃过的东西都保存着一样……身体只能吸收同性质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任何读书人也仅能记住他所感兴趣的东西。”这几句话很辩证，回答了我的一些困惑。书贵精读，所谓博览群书也必须在博中取精，才不致生吞活剥，让自己成为书的奴隶。叔本华还说：“记录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像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而已，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到了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斯言睿智，发人深省，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包括纸页的、数码的、经典的、时尚的……以及人生的大书，都必须睁开自己的眼睛。
（作者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原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剧）
藏书分五类
我的书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与我的专业相关的书，这里面包括中外戏剧名著，像中国的《六十种曲》《曲海总目》《元杂剧（正续编）》《明代孤本传奇》；外国的有《莎士比亚全集》《莫里哀全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等。这些书都是很占地方而又不能不备的。
第二类是我所爱好的书，我于戏剧专业之余，最爱好的是诗词，这类书的数量也不少，像《全唐诗》《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清词》以及历代诗话、词话，历代（包括五四以来的新诗）名家诗选等。以上两类算是“亲书”（自造词），置于离书桌较近的书橱，以便随手翻检。
第三类是工具书，包括各类辞典和类书。像辞源、辞海、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以及各类古籍鉴赏辞典、名书名画（包括《三希堂法帖》和《世界美术名作鉴赏辞典》）等；类书如《太平广记》《清稗类钞》《历代笔记小说》《涵芬楼古今文钞》等。都是售价不菲、让朋友看了点头艳羡的书。这类书除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附四角号码索引）的《辞源》置于案头外，其余大部置于书柜，只在考订某一有争议词语时互参使用。
第四类是经典，所谓经史子集。史类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清史稿》等，经类如“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集成等。这类书使用率并不太高，但不能不备。册数多，品类繁，所占柜橱可想而知。
第五类是中外文学名著，这也是我存书最大的一块，也是最不常用的一块。尽管有些书名气很大，时有名家推荐，我不知别人，在这类书中，我除了对《红楼梦》《复活》《简爱》等极少数的几部看过多次外，其余大都是硬着头皮啃一遍，有时甚至是一目十行，便再也没有重读的欲望和勇气了，我把这类书放在最不显眼的地方，除非某书被媒体热炒时，翻出来看看外，大都被蛛网尘封完全淡出我的视野了。
必须养成长期读书的习惯
近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数篇关于藏书和读书方面的文章，都说藏书愈多，读书愈少，书满为患，我深有同感。看来钱锺书先生的不买书，不藏书，只从图书馆借书，并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夫人杨绛先生更具体说：“钱先生有书就赶紧读，读了总是作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多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是了，钱先生是中国少有的大学者，思想家，学问家，他的为人之道，为学之道，亟为学界所推崇，但他并不以藏书为癖，他的学问都是从借书中读来并用笔录手写的方法记下来的。这就给我们一种启示，借书是要还的，必须抓紧读，这是一；读后必有心得，单凭脑子记，即便像钱先生那样博闻强记，日子久了也难免失忆，用卡片记录下来就万无一失了。我读钱先生《谈艺录》（1984年9月补订本）书中征引中外名家、古圣先贤名言名句浩若烟海，但所有繁征博引都为了阐明先生自己的发现和发明，全无掉书袋或自作高深的负面效应。他这种作学问的精神，绝非一日之功，必须养成长期读书的习惯，且读必穷究、究必有得的坚强毅力才能达到的。
不要把查电脑当成读书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前不久我所经历的一件事。我曾给一位年轻的剧友，送过一套《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繁体竖排本），因为她常写历史题材，有了这套书，查找史料会非常方便，甚至可以传世。但令我意外的是，她收到后并没有很兴奋。后来见面时她对我说：我根本不看书，写作时遇到什么问题就上网，只要打开万维网，要什么有什么，天地万物，一查就有，既便捷又省力，书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这是两代人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变化，钱锺书式的作学问的方法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我仍很难想象一手握着鼠标，两眼盯着荧屏查找资料与读书有什么关系？这种机械式的操作，与其说是阅读，毋宁说是看字，这同钱先生从书本上阅读，边看边想，看到有用的东西，就用笔记下来，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电脑也是“脑”，它储存信息的能力相当强，电脑的储备抵消了人脑的记忆和思维，常玩儿电脑的人，往往提笔忘字，组词能力锐减，千万不要把查电脑当成读书。
叔本华曾说：“要求读书的人记住他读过的一切东西，犹似要求吃东西的人，把他所吃过的东西都保存着一样……身体只能吸收同性质的东西，同样的道理，任何读书人也仅能记住他所感兴趣的东西。”这几句话很辩证，回答了我的一些困惑。书贵精读，所谓博览群书也必须在博中取精，才不致生吞活剥，让自己成为书的奴隶。叔本华还说：“记录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像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而已，我们也许能看到他所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到了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斯言睿智，发人深省，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包括纸页的、数码的、经典的、时尚的……以及人生的大书，都必须睁开自己的眼睛。
（作者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原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