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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深入，“走出去”的企业也越来越多，但“融资难、跨境融资更难”成为许多企业“走出去”的瓶颈。
企业到海外融资今后能够融到更多的钱了。1月23日，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以下简称“9号文”），将此前已经实施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升级，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放松跨境融资政策，企业跨境融资的杠杆率由一倍提高到两倍。在企业能够融到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境外资金“流进来”。
企业“走出去”遭遇跨境融资难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正进入快车道。随着“中国制造”在海外尤其是新兴市场备受追捧，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寻找商机。现在“中国制造”在海外已经形成较强优势，但由于融资瓶颈所限，导致企业“走出去”效应难以有效放大。比如瞄准“一带一路”机遇的很多民营企业，在积极推动相关项目在海外落地时，就有不少项目卡在了融资这道坎上。
“在国外的项目中，银行的融资有一套手续比较繁杂冗长，我们的很多项目跟农业部、财政部都要先谈好，才能推进。”上海某制造企业负责人表示，“我们的苏丹纺织园区的项目，从确定项目到现在已经一年多的时间，在银行融资这一块一直卡住没法推进。而我们的项目需要的资金又大，没有银行的融资支持是无法推进的，所以一直搁浅。”
事实上，跨境融资问题如今已成为“走出去”企业家们“吐槽”的集中点。由于金融杠杆难以发挥作用，近年来，很多“走出去”企业的海外拓展资金大部分靠自筹，这造成了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很难发挥其优势。据了解，很多“走出去”企业在海外都遭遇了融资瓶颈。
北京某化工设备制造企业的总经理刘志表示：“现在新兴市场不少地方融资渠道匮乏，而我们又无法从境内银行融资，主要靠自有资金在支撑，企业在外好难。”“海外生产经营与国内最大的不同，是涉及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先期垫付资金，企业要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要是在国内，肯定不会这么劳心费神。”广州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军说。
本土企业境外融资渠道窄、财务成本高、在国内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的企业家们，为什么到了海外就“玩不转”？银行不愿意给“走出去”企业融资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一方面，跨境抵押难以实现。“海外的房子就不是房子了吗？”很多企业反映，用海外的房产、设备等找银行抵押融资时经常遭到拒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银行业内人士说，土地、房产、车辆、股票债券等都可作为抵押品，但是必须在企业注册地。“比如广州的企业家拿佛山的厂房进行抵押就不能获批贷款。”据了解，目前全国各地区的不动产信息还未实现联网，银行难以了解抵押品的有效登记信息，比如是否被重复抵押等，涉及跨境抵押物就更难进行估值了。
另一方面，贷款回收期长导致银行“惜贷”。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制造业等领域，需求以5年至10年的中长期贷款为主，回收周期较长，其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导致很多银行不愿意冒风险。
与此同时，投资项目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也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不少银行反映，有些“走出去”企业在项目选择上“一窝蜂”，海外投资签订项目多，真正落实少，加之海外投资还涉及政治、宗教、法律等多因素，前景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当前银行惜贷，不愿承担过大风险。海外投资项目较为复杂，需考虑对方国家的意愿，需要协商并征得周边国家的同意，需要做很多外交工作，不可预测、不可控的因素多。而且海外投资项目的周期比较长，做起来不划算。”一位银行业内人士称。
企业跨境融资松绑
据了解，2016年1月，央行面向27家金融机构和注册在上海、天津等四个自贸区的企业扩大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同年4月，央行发布“132号文”，将该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132号文”中，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为1，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为0.8。而此次发布的“9号文”将企业跨境融资杠杆率调整为2，非银行金融机构仍为1，银行类法人金融机构和外国银行境内分行为0.8。这意味着，假如净资产不变，企业可以借到更多的外债。
可以说，目前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出呈现常态化，人民币出境欲望强烈，由于汇率波动导致短期内出现跨境资本大幅流出、逆差扩大的风险常存，这也是2016年年末监管紧急收紧跨境资本支出、严审境外投资项目的原因之一。从外汇监管全局出发，“控流出、扩流入”双管齐下方可事半功倍，通过施行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模式取消了严苛的前置审批外债管理模式，将境内企和金融机构业的跨境融资分别改为事前签约备案和事后备案模式。
在增加境外融资额度的同时，机构的融资成本也有所降低。业内人士介绍，此前本币、外币跨境融资的管理、模式均不同，给企业造成了额外的适应成本。在“132号文”对全口径跨境融资实施了本外币一体化的管理后，对于“9号文”下发的目的，央行称，就是为了进一步扩大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空间，便利境内机构充分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一位自贸区从事离岸金融的人士也表示，企业跨境融资额度翻倍是境外直贷的利好。目前来看，从境外融资成本大约比境内发债低1个百分点。
“9号文”发布后，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企业融资杠杆的调整。不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杠杆加倍，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企业的借债额度也翻了一倍，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因为跨境融资除了杠杆以外还有其他条件，例如企业发了债券之后，还有还债利息和本金支出等约束，需要综合考虑自身还债能力。严格来说，“9号文”是从方向上对企业跨境融资的松绑。
而推动国内企业境外融资，更便捷地去直接借外币，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也是變相囤积外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称，通过放宽境内企业发行外债的限制和额度等，可以直接吸收更多外币资金。还有分析人士也认为，监管层的用意，是希望从机构层面能够直接从美元市场融资，这也相当于变相囤积外币。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下滑，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能够起到风险对冲的作用。赵锡军表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弥补资金的流出，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严查不合规的跨境资本流动；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推动机构跨境融资，吸引资金“流进来”。他指出，从期限来看，企业发行外债一般都是短期的债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还有外来资金炒作的风险，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吸引长期的国际资本投资，例如股权投资，让这些资本真正“扎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跨境融资新政势必让更多中国企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中来，推动更高水平的“走出去”，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新贡献。
金融机构创新是跨境融资的关键
我国经济对外开放进入到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资金的流动更加频繁、更加复杂，从而影响到外汇市场和国内金融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对跨境融资特别是债券融资管理的改进和改革，就应对目前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的资金跨境流动的变化，实际上有一定的缓和形势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对美元加息带来美元强势的情况下，这对缓解资金的外流有積极的意义。
此次新政涉及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涉外融资的新的管理要求。总体来讲，一方面是规范，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拓展渠道，放松有关环节的要求。同时，这能够让金融机构在跨境融资方面有更多的自由权，这有利于其融资。此外，新政也给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跨境融资方面应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外币头寸、金融头寸、本外币之间的搭配等，要有更好的管理。如果银行管理得不好，可能会造成时间方面的错配、币种方面的错配，可能会有风险。
当然，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要迈得更稳、更扎实，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商业银行的跨境金融服务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必需的支持和保障。一方面，“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需要依赖银行的信用及资金支持作为坚强后盾；另一方面，当面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时，亦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避险方案，帮助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
不少企业家普遍反映，政策扶持重要，银行支持也重要，但杯水车薪难解渴，解决“走出去”企业的融资问题仍旧需要采用更为市场化的方式，金融机构亟须加大“走出去”力度。金融机构应该成为“走出去”的一部分，发挥其在融资、贷款、资源整合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及地位，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以联合融资、银团贷款、跟踪服务等多种方式涉猎海外项目，帮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实现金融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要加强货币市场基础服务能力建设，为商业银行跨境融资金融创新提供稳健支撑。比如，在“一路一带”沿线，有众多使用小币种货币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会面临更大的货币兑换及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因此需要持续加大清算结算、银行间拆放、货币兑换交易、市场定价机制等基础能力建设，加快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对接和业务处理规则惯例的制定。
同时，为鼓励商业银行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融资和担保，业内人士建议可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贷款适当调低风险权重，扩大商业银行短期外债指标，并将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出口优惠买方信贷等支持政策扩展至股份制商业银行。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部署，是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投融资便利化的重要举措。对微观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言，新政的推出一方面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则倒逼银行业务的创新。
企业到海外融资今后能够融到更多的钱了。1月23日，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7]9号，以下简称“9号文”），将此前已经实施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进一步升级，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放松跨境融资政策，企业跨境融资的杠杆率由一倍提高到两倍。在企业能够融到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境外资金“流进来”。
企业“走出去”遭遇跨境融资难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正进入快车道。随着“中国制造”在海外尤其是新兴市场备受追捧，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寻找商机。现在“中国制造”在海外已经形成较强优势，但由于融资瓶颈所限，导致企业“走出去”效应难以有效放大。比如瞄准“一带一路”机遇的很多民营企业，在积极推动相关项目在海外落地时，就有不少项目卡在了融资这道坎上。
“在国外的项目中，银行的融资有一套手续比较繁杂冗长，我们的很多项目跟农业部、财政部都要先谈好，才能推进。”上海某制造企业负责人表示，“我们的苏丹纺织园区的项目，从确定项目到现在已经一年多的时间，在银行融资这一块一直卡住没法推进。而我们的项目需要的资金又大，没有银行的融资支持是无法推进的，所以一直搁浅。”
事实上，跨境融资问题如今已成为“走出去”企业家们“吐槽”的集中点。由于金融杠杆难以发挥作用，近年来，很多“走出去”企业的海外拓展资金大部分靠自筹，这造成了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很难发挥其优势。据了解，很多“走出去”企业在海外都遭遇了融资瓶颈。
北京某化工设备制造企业的总经理刘志表示：“现在新兴市场不少地方融资渠道匮乏，而我们又无法从境内银行融资，主要靠自有资金在支撑，企业在外好难。”“海外生产经营与国内最大的不同，是涉及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先期垫付资金，企业要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要是在国内，肯定不会这么劳心费神。”广州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军说。
本土企业境外融资渠道窄、财务成本高、在国内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的企业家们，为什么到了海外就“玩不转”？银行不愿意给“走出去”企业融资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一方面，跨境抵押难以实现。“海外的房子就不是房子了吗？”很多企业反映，用海外的房产、设备等找银行抵押融资时经常遭到拒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银行业内人士说，土地、房产、车辆、股票债券等都可作为抵押品，但是必须在企业注册地。“比如广州的企业家拿佛山的厂房进行抵押就不能获批贷款。”据了解，目前全国各地区的不动产信息还未实现联网，银行难以了解抵押品的有效登记信息，比如是否被重复抵押等，涉及跨境抵押物就更难进行估值了。
另一方面，贷款回收期长导致银行“惜贷”。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制造业等领域，需求以5年至10年的中长期贷款为主，回收周期较长，其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导致很多银行不愿意冒风险。
与此同时，投资项目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也影响银行的贷款意愿。不少银行反映，有些“走出去”企业在项目选择上“一窝蜂”，海外投资签订项目多，真正落实少，加之海外投资还涉及政治、宗教、法律等多因素，前景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当前银行惜贷，不愿承担过大风险。海外投资项目较为复杂，需考虑对方国家的意愿，需要协商并征得周边国家的同意，需要做很多外交工作，不可预测、不可控的因素多。而且海外投资项目的周期比较长，做起来不划算。”一位银行业内人士称。
企业跨境融资松绑
据了解，2016年1月，央行面向27家金融机构和注册在上海、天津等四个自贸区的企业扩大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同年4月，央行发布“132号文”，将该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132号文”中，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为1，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为0.8。而此次发布的“9号文”将企业跨境融资杠杆率调整为2，非银行金融机构仍为1，银行类法人金融机构和外国银行境内分行为0.8。这意味着，假如净资产不变，企业可以借到更多的外债。
可以说，目前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出呈现常态化，人民币出境欲望强烈，由于汇率波动导致短期内出现跨境资本大幅流出、逆差扩大的风险常存，这也是2016年年末监管紧急收紧跨境资本支出、严审境外投资项目的原因之一。从外汇监管全局出发，“控流出、扩流入”双管齐下方可事半功倍，通过施行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模式取消了严苛的前置审批外债管理模式，将境内企和金融机构业的跨境融资分别改为事前签约备案和事后备案模式。
在增加境外融资额度的同时，机构的融资成本也有所降低。业内人士介绍，此前本币、外币跨境融资的管理、模式均不同，给企业造成了额外的适应成本。在“132号文”对全口径跨境融资实施了本外币一体化的管理后，对于“9号文”下发的目的，央行称，就是为了进一步扩大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空间，便利境内机构充分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一位自贸区从事离岸金融的人士也表示，企业跨境融资额度翻倍是境外直贷的利好。目前来看，从境外融资成本大约比境内发债低1个百分点。
“9号文”发布后，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企业融资杠杆的调整。不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杠杆加倍，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企业的借债额度也翻了一倍，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因为跨境融资除了杠杆以外还有其他条件，例如企业发了债券之后，还有还债利息和本金支出等约束，需要综合考虑自身还债能力。严格来说，“9号文”是从方向上对企业跨境融资的松绑。
而推动国内企业境外融资，更便捷地去直接借外币，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也是變相囤积外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称，通过放宽境内企业发行外债的限制和额度等，可以直接吸收更多外币资金。还有分析人士也认为，监管层的用意，是希望从机构层面能够直接从美元市场融资，这也相当于变相囤积外币。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下滑，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能够起到风险对冲的作用。赵锡军表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弥补资金的流出，一方面要加强监管，严查不合规的跨境资本流动；另一方面，就是要通过推动机构跨境融资，吸引资金“流进来”。他指出，从期限来看，企业发行外债一般都是短期的债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还有外来资金炒作的风险，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吸引长期的国际资本投资，例如股权投资，让这些资本真正“扎下来”。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跨境融资新政势必让更多中国企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中来，推动更高水平的“走出去”，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新贡献。
金融机构创新是跨境融资的关键
我国经济对外开放进入到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资金的流动更加频繁、更加复杂，从而影响到外汇市场和国内金融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对跨境融资特别是债券融资管理的改进和改革，就应对目前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的资金跨境流动的变化，实际上有一定的缓和形势的作用。特别是在美国对美元加息带来美元强势的情况下，这对缓解资金的外流有積极的意义。
此次新政涉及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涉外融资的新的管理要求。总体来讲，一方面是规范，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拓展渠道，放松有关环节的要求。同时，这能够让金融机构在跨境融资方面有更多的自由权，这有利于其融资。此外，新政也给银行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跨境融资方面应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外币头寸、金融头寸、本外币之间的搭配等，要有更好的管理。如果银行管理得不好，可能会造成时间方面的错配、币种方面的错配，可能会有风险。
当然，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要迈得更稳、更扎实，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商业银行的跨境金融服务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必需的支持和保障。一方面，“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活动，需要依赖银行的信用及资金支持作为坚强后盾；另一方面，当面临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时，亦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避险方案，帮助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
不少企业家普遍反映，政策扶持重要，银行支持也重要，但杯水车薪难解渴，解决“走出去”企业的融资问题仍旧需要采用更为市场化的方式，金融机构亟须加大“走出去”力度。金融机构应该成为“走出去”的一部分，发挥其在融资、贷款、资源整合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及地位，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以联合融资、银团贷款、跟踪服务等多种方式涉猎海外项目，帮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实现金融企业自身规模的扩大和竞争力的提升。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要加强货币市场基础服务能力建设，为商业银行跨境融资金融创新提供稳健支撑。比如，在“一路一带”沿线，有众多使用小币种货币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在境外的投资经营会面临更大的货币兑换及汇率风险管理需求，因此需要持续加大清算结算、银行间拆放、货币兑换交易、市场定价机制等基础能力建设，加快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对接和业务处理规则惯例的制定。
同时，为鼓励商业银行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提供融资和担保，业内人士建议可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贷款适当调低风险权重，扩大商业银行短期外债指标，并将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出口优惠买方信贷等支持政策扩展至股份制商业银行。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部署，是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促进投融资便利化的重要举措。对微观企业和金融机构而言，新政的推出一方面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则倒逼银行业务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