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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秋季，天朗气清，奶奶带着我从上海回到了北京，因为我到了进学堂读书的年龄。自此，我回到了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身边，住进了外公家—位于中央民族学院家属院的和平楼，开始了与外公一起30年的共同生活。时光飞逝，30年间的生活场景依旧萦绕脑海、清晰在目。
第一次见到外公印象还是很深的：一个胖胖的白发老头，在稿纸上不停地写作。看到我来了，就放下手头的工作，微笑着拉起我的手在屋里转了一圈，给我和奶奶做了一个生活环境介绍，然后又回到桌子前，继续埋头做他的工作。
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慢慢地我发现他是一个温和的老头，总是笑眯眯的。当他工作累了休息的时候，就会跑来我们孩子这边，陪着外婆一起监督我们写毛笔字，他像是教书先生一样，给我们讲解写毛笔字的笔法和手法，有时候兴致来了，也会自己写上一副字。为了让我这个总是停不下、坐不住的顽皮小子能够安静下来，他既不打骂也不说教，而是搬了个凳子放在他对面，让我坐在那儿给他当模特，他为我画素描。外公亲自给我画的两幅素描，一幅是抱着篮球在外院玩的七岁小男孩，一幅是戴着“闪闪红星帽子”的小小战士，我一直珍存至今。
70年代末的那几年，外公的工作还不是很忙，所以每天的晚饭前后，他都会找机会和我们孙辈一起玩耍、锻炼，教我们骑自行车，一起打乒乓球、打羽毛球什么的。秋冬天氣凉了，他还会让妈妈买来绒线，为我们织御寒用的围脖和手套。我当时觉得很神奇，问外公为什么他会做这些家务活，他很认真地回答我：“人的一生总会碰到不同的生活境遇，所以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就应该学习和掌握一些生活中的技巧，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当时的我听不懂他说的这些话，但在后来的成长生活中慢慢得以领悟，回味无穷，受益颇多。
1980年6月，外公担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受命于国家恢复重建社会学，在面临诸多困难和阻力的情况下，他和其他社会学家们一道一一克服，并且从1981年开始，在南开大学开设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社会学培训班——“南开社会学专业班”，从国内国外请来社会学专家开坛授课，并亲自组织撰写社会学概论。
恢复工作状态的外公，越来越繁忙，经常早出晚回，他一直有着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年逾70的他常说：“我兜里只有十块钱了，我要珍惜时间，用好这十块钱”，迫不及待地要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他一方面加快培育学科人才，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另一方面奔波于各地进行实地调研，撰写调查报告，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他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研究，提倡“从实求知”的学术风气，强调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调研、观察、分析、研究、提炼、总结，从实际出发去发现问题、探求规律、获取知识，走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之路。他在解释“从实求知”的含义时说：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就是实际生活，就是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实践。从“实”当中求到的“知”，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应用。从哪里得到的的营养，应当让营养再回去发挥作用。中国人讲“知恩图报”，我图的“报”就是志在富民。
70多岁的外公，在外人看来已是一个暮年白发的老人，但对他自己来说，却是一次生命的新生，他比以前更加忙碌，努力肩负起更多的历史使命。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他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行重行行，除了西藏和台湾地区因身体和政治的原因没能成行，在28个省、市、自治区的260多个县、市、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利用一切的机会，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到乡镇、访农户、进工厂，三访温州和民权、四入贵州、五上瑶山、六进河南、七查山东、11次赴甘肃和广东调研、28次回访江村吴江。相继提出了小城镇建设、边区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区域发展等富有远见的政策建议。
人生一世纪、学术七十载，外公一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他把自己的学术志趣与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以至人类前途命运紧密联系了起来。如今，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在国家制定的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城镇化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等。他为认识社会、认识中国进行了跨学科、跨区域、跨体系的探索和研究，为富民强国奉献了毕生心力。
在和外公一起生活的30年当中，他从没有用长篇大论来教育我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调查研究和撰文著书的工作上。外公用他充沛的精力、认真做事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身体力行地影响和教育着我，然而正是他的这种实际行动为我树立了榜样，时时刻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带领着我，让我自己去领悟和选择，去懂得怎样能做好一件事，怎样去做好一个人。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几个人生关键时刻都得到了外公的指导和点拨。1985年的夏天，我刚刚完成中考，外公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
你从小在上海长大，读书又回到了北京生活，你是在中国最好的两个城市里成长起来的，物质丰富，环境优越，你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但是你知道中国农村是什么样子吗 现在的中国家庭往上推算三代，我们都是农村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出身，不知道祖辈们的生活环境，那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将来也不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暑假期间我会到吴江农村去做调研，你随我一起去农村老家看看好不好
费孝通先生在家中与学生的合影。
我欣喜若狂，有了一个能与外公朝夕相处、开拓眼界的机会，我立刻答应了下来，随他前往。
调研的过程并不轻松，虽然当时江苏的农村已经富裕起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了，但是乡—镇—村之间的道路还是原来的泥泞土路，很多地方要绕道而行，甚至要乘坐小船水路前进。一路上，外公一直在观察沿路的情况，看到农田池塘，他会让当地陪同的同志介绍当地农业的种植养殖的情况和农民收入生活状况；看到远处冒烟的烟囱，他又会询问农村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到了目的地，他又马上走乡串户，到农民家中、进企业厂房，实地与他们进行交流，记录第一手的资料。看着他那种激动的表情，那种神采飞扬的神态，仿佛他又回到了30年代，变成了那位在开弦弓村养伤调研的“小先生”。 两周的调研生活很快过去了，紧张而又充实。当时的我跟在外公身边，并不理解他工作的意义。但我知道，回京后不久，又会有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或者调查报告要问世了。在离开吴江的前夕，外公问我这次回到家乡的感受，有什么想法。我很认真地回答他，我是第一次回到吴江，第一次接触到农村生活，有很多感觉新鲜，但不理解的地方，我想留在苏州读书，这样就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农民，了解家乡农村。外公听了很高兴，同意了我的请求。
外公就是这样，从不要求我要去做什么，他带领着我，让我自己去接触社会，体验环境、领悟人生，他尊重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就因为这次跟随外公回家乡调查的机缘，15岁的我，真就收拾好行囊，离开了北京的家，来到了外公的母校——苏州市第十中学（原苏州市振华女中）借读求学。在高中三年借读期间，我几乎跑遍了吴江的乡镇和农村，了解当时江村人的生活，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开拓了眼界。
1992年的3月份，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久，我又一次有机会跟随外公到广东、深圳进行调研。在去顺德、东莞、番禺等调研途中，看到我们车队两旁一辆辆送货的摩托车车队呼啸而过，外公很感慨地对我说：
如果你想要创业工作，就应该到这里来，广东是国家要大力开发的地区，深圳将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有着历史性发展的机遇，这次你跟着我调研，一定要多观察、多思考、多领会，等调研结束时，你再和我说说你的想法。
外公在完成这次对珠三角的调研后，深化了对自己提出的“珠江模式”的认识，撰写了《珠江模式的再认识》一文。他认为在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珠三角经过了外商采用的“三来一补”的企业形式，从“借船出海”模式转变到“嫁接外资”的“造船出海”模式，不仅引进了现代工业，而且把外资和现代技术、经营方式嫁接到了乡镇企业，形成了珠江模式自己的特点。
我一路随行，所见所闻让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我又一次认识到了内地发展和沿海地区发展的不同，如何能顺应中国社会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 生逢盛世的我，又如何能够把握好这个历史性发展的机遇，能够像外公一样为社会尽一份微博的力量 这是我在这次调研过程中思考得最多的事情。在回京的路上，我向外公汇报了我的想法：10天的调研时间，对我的触动很大，沿海地区的发展和需求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和认知，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匮乏和能力不足，如果我以现在的状态到广东工作创业，那我只能是一个简单的“打工仔”。我想要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经营理念和先进技术，我觉得自己应该走出国门，去发达国家深造学习，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让自己不仅仅会“借脑袋”，而是应该要学会“造脑袋”。外公听后，深思不语，他尊重我的选择。回京后，他给国外的学术界朋友们写信，请他们帮助我联系和办理出国留学事宜。在1992年的年中，我走出国门，開始了赴日留学和工作生涯。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真实写照，更是一件激励和鼓舞我们这些海外游子们回来报效国家的大事和时机。我感觉到祖国在召唤，为国家建设出力的时刻到了，我必须把握历史性机遇。我辞去当时在日本公司的高管工作，为吴江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奔走于中日两国之间。2002年的初秋，我召集了30多位日资企业的负责人，率队到苏州了解投资环境和考察投资项目，正好赶上外公也在苏南地区考察调研，他亲自赶来参加我们的考察和交流活动。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工作上给与我支持，亲自为我“站台”。这位93岁高龄的的老人，看到他的孙辈能肩负使命，能够为国家、为家乡建设出力了，我想他应该是感到欣慰满意的。临别时，他嘱咐我在工作中要做到“做实事、做好事”，在生活中要做到“有耐力、肯吃苦”。言罢他便又奔赴下一个地区搞调研工作去了。
2005年4月24日，外公停下了“行行重行行”的脚步，安详地离我们而去。转眼15年过去了，我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企业经营转到了社会调查研究方面。我一直记着他说过的一句话：
我感谢党和国家给了我第二次学术生命，我一辈子所做出的研究成果不但没有被抛弃，很多还进了国家政策，说明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向领导进言的道路是畅通的。
现在，我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费孝通思想的传播者和费孝通理论的实践者。根据时代的需要，从实际出发，通过扎实的研究，把科研成果变成国家政策，为老百姓谋福利。我也会牢记外公对我的教诲：做人、做事要靠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去争取，双手去争取美好的生活，双脚要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作为他的后人，我明白自己无论从人生阅历、学问修养和思想深度等各个方面，都是无法与之相比拟的。但我相信，我能够做到他对我期望的：做一个无愧于民族，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
（作者系费孝通外孙，现任国务院参事室费孝通社会调查中心秘书长。）
祖孙相伴的美好时光
第一次见到外公印象还是很深的：一个胖胖的白发老头，在稿纸上不停地写作。看到我来了，就放下手头的工作，微笑着拉起我的手在屋里转了一圈，给我和奶奶做了一个生活环境介绍，然后又回到桌子前，继续埋头做他的工作。
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慢慢地我发现他是一个温和的老头，总是笑眯眯的。当他工作累了休息的时候，就会跑来我们孩子这边，陪着外婆一起监督我们写毛笔字，他像是教书先生一样，给我们讲解写毛笔字的笔法和手法，有时候兴致来了，也会自己写上一副字。为了让我这个总是停不下、坐不住的顽皮小子能够安静下来，他既不打骂也不说教，而是搬了个凳子放在他对面，让我坐在那儿给他当模特，他为我画素描。外公亲自给我画的两幅素描，一幅是抱着篮球在外院玩的七岁小男孩，一幅是戴着“闪闪红星帽子”的小小战士，我一直珍存至今。
70年代末的那几年，外公的工作还不是很忙，所以每天的晚饭前后，他都会找机会和我们孙辈一起玩耍、锻炼，教我们骑自行车，一起打乒乓球、打羽毛球什么的。秋冬天氣凉了，他还会让妈妈买来绒线，为我们织御寒用的围脖和手套。我当时觉得很神奇，问外公为什么他会做这些家务活，他很认真地回答我：“人的一生总会碰到不同的生活境遇，所以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就应该学习和掌握一些生活中的技巧，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美好。”当时的我听不懂他说的这些话，但在后来的成长生活中慢慢得以领悟，回味无穷，受益颇多。
教书育人，做好知识分子的本分
1980年6月，外公担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受命于国家恢复重建社会学，在面临诸多困难和阻力的情况下，他和其他社会学家们一道一一克服，并且从1981年开始，在南开大学开设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社会学培训班——“南开社会学专业班”，从国内国外请来社会学专家开坛授课，并亲自组织撰写社会学概论。
恢复工作状态的外公，越来越繁忙，经常早出晚回，他一直有着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年逾70的他常说：“我兜里只有十块钱了，我要珍惜时间，用好这十块钱”，迫不及待地要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他一方面加快培育学科人才，恢复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另一方面奔波于各地进行实地调研，撰写调查报告，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他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研究，提倡“从实求知”的学术风气，强调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调研、观察、分析、研究、提炼、总结，从实际出发去发现问题、探求规律、获取知识，走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之路。他在解释“从实求知”的含义时说：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就是实际生活，就是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实践。从“实”当中求到的“知”，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应用。从哪里得到的的营养，应当让营养再回去发挥作用。中国人讲“知恩图报”，我图的“报”就是志在富民。
70多岁的外公，在外人看来已是一个暮年白发的老人，但对他自己来说，却是一次生命的新生，他比以前更加忙碌，努力肩负起更多的历史使命。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他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行重行行，除了西藏和台湾地区因身体和政治的原因没能成行，在28个省、市、自治区的260多个县、市、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利用一切的机会，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到乡镇、访农户、进工厂，三访温州和民权、四入贵州、五上瑶山、六进河南、七查山东、11次赴甘肃和广东调研、28次回访江村吴江。相继提出了小城镇建设、边区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区域发展等富有远见的政策建议。
人生一世纪、学术七十载，外公一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他把自己的学术志趣与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以至人类前途命运紧密联系了起来。如今，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在国家制定的国家发展规划和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城镇化建设、城乡区域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等。他为认识社会、认识中国进行了跨学科、跨区域、跨体系的探索和研究，为富民强国奉献了毕生心力。
追随先辈，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
在和外公一起生活的30年当中，他从没有用长篇大论来教育我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调查研究和撰文著书的工作上。外公用他充沛的精力、认真做事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身体力行地影响和教育着我，然而正是他的这种实际行动为我树立了榜样，时时刻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带领着我，让我自己去领悟和选择，去懂得怎样能做好一件事，怎样去做好一个人。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几个人生关键时刻都得到了外公的指导和点拨。1985年的夏天，我刚刚完成中考，外公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
你从小在上海长大，读书又回到了北京生活，你是在中国最好的两个城市里成长起来的，物质丰富，环境优越，你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但是你知道中国农村是什么样子吗 现在的中国家庭往上推算三代，我们都是农村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出身，不知道祖辈们的生活环境，那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将来也不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暑假期间我会到吴江农村去做调研，你随我一起去农村老家看看好不好
我欣喜若狂，有了一个能与外公朝夕相处、开拓眼界的机会，我立刻答应了下来，随他前往。
调研的过程并不轻松，虽然当时江苏的农村已经富裕起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了，但是乡—镇—村之间的道路还是原来的泥泞土路，很多地方要绕道而行，甚至要乘坐小船水路前进。一路上，外公一直在观察沿路的情况，看到农田池塘，他会让当地陪同的同志介绍当地农业的种植养殖的情况和农民收入生活状况；看到远处冒烟的烟囱，他又会询问农村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现状，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到了目的地，他又马上走乡串户，到农民家中、进企业厂房，实地与他们进行交流，记录第一手的资料。看着他那种激动的表情，那种神采飞扬的神态，仿佛他又回到了30年代，变成了那位在开弦弓村养伤调研的“小先生”。 两周的调研生活很快过去了，紧张而又充实。当时的我跟在外公身边，并不理解他工作的意义。但我知道，回京后不久，又会有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或者调查报告要问世了。在离开吴江的前夕，外公问我这次回到家乡的感受，有什么想法。我很认真地回答他，我是第一次回到吴江，第一次接触到农村生活，有很多感觉新鲜，但不理解的地方，我想留在苏州读书，这样就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农民，了解家乡农村。外公听了很高兴，同意了我的请求。
外公就是这样，从不要求我要去做什么，他带领着我，让我自己去接触社会，体验环境、领悟人生，他尊重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就因为这次跟随外公回家乡调查的机缘，15岁的我，真就收拾好行囊，离开了北京的家，来到了外公的母校——苏州市第十中学（原苏州市振华女中）借读求学。在高中三年借读期间，我几乎跑遍了吴江的乡镇和农村，了解当时江村人的生活，当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开拓了眼界。
1992年的3月份，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久，我又一次有机会跟随外公到广东、深圳进行调研。在去顺德、东莞、番禺等调研途中，看到我们车队两旁一辆辆送货的摩托车车队呼啸而过，外公很感慨地对我说：
如果你想要创业工作，就应该到这里来，广东是国家要大力开发的地区，深圳将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有着历史性发展的机遇，这次你跟着我调研，一定要多观察、多思考、多领会，等调研结束时，你再和我说说你的想法。
外公在完成这次对珠三角的调研后，深化了对自己提出的“珠江模式”的认识，撰写了《珠江模式的再认识》一文。他认为在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珠三角经过了外商采用的“三来一补”的企业形式，从“借船出海”模式转变到“嫁接外资”的“造船出海”模式，不仅引进了现代工业，而且把外资和现代技术、经营方式嫁接到了乡镇企业，形成了珠江模式自己的特点。
我一路随行，所见所闻让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我又一次认识到了内地发展和沿海地区发展的不同，如何能顺应中国社会与经济快速发展的潮流 生逢盛世的我，又如何能够把握好这个历史性发展的机遇，能够像外公一样为社会尽一份微博的力量 这是我在这次调研过程中思考得最多的事情。在回京的路上，我向外公汇报了我的想法：10天的调研时间，对我的触动很大，沿海地区的发展和需求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和认知，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匮乏和能力不足，如果我以现在的状态到广东工作创业，那我只能是一个简单的“打工仔”。我想要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经营理念和先进技术，我觉得自己应该走出国门，去发达国家深造学习，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文化，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让自己不仅仅会“借脑袋”，而是应该要学会“造脑袋”。外公听后，深思不语，他尊重我的选择。回京后，他给国外的学术界朋友们写信，请他们帮助我联系和办理出国留学事宜。在1992年的年中，我走出国门，開始了赴日留学和工作生涯。
传承理念，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真实写照，更是一件激励和鼓舞我们这些海外游子们回来报效国家的大事和时机。我感觉到祖国在召唤，为国家建设出力的时刻到了，我必须把握历史性机遇。我辞去当时在日本公司的高管工作，为吴江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奔走于中日两国之间。2002年的初秋，我召集了30多位日资企业的负责人，率队到苏州了解投资环境和考察投资项目，正好赶上外公也在苏南地区考察调研，他亲自赶来参加我们的考察和交流活动。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工作上给与我支持，亲自为我“站台”。这位93岁高龄的的老人，看到他的孙辈能肩负使命，能够为国家、为家乡建设出力了，我想他应该是感到欣慰满意的。临别时，他嘱咐我在工作中要做到“做实事、做好事”，在生活中要做到“有耐力、肯吃苦”。言罢他便又奔赴下一个地区搞调研工作去了。
2005年4月24日，外公停下了“行行重行行”的脚步，安详地离我们而去。转眼15年过去了，我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企业经营转到了社会调查研究方面。我一直记着他说过的一句话：
我感谢党和国家给了我第二次学术生命，我一辈子所做出的研究成果不但没有被抛弃，很多还进了国家政策，说明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向领导进言的道路是畅通的。
现在，我正在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费孝通思想的传播者和费孝通理论的实践者。根据时代的需要，从实际出发，通过扎实的研究，把科研成果变成国家政策，为老百姓谋福利。我也会牢记外公对我的教诲：做人、做事要靠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去争取，双手去争取美好的生活，双脚要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作为他的后人，我明白自己无论从人生阅历、学问修养和思想深度等各个方面，都是无法与之相比拟的。但我相信，我能够做到他对我期望的：做一个无愧于民族，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人。
（作者系费孝通外孙，现任国务院参事室费孝通社会调查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