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江去年出版了他的《剧作选》，在《嫁接集》的题词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悲怆交响曲(Sydney Box原著)是我一九四○年为燕京大学的剧社演出而翻译的。这一篇是宋悌芬学兄交给张芝联学兄发表在张主编的《西洋文学》上，乃得幸存。存此留念。”(第4页)
　　我和宗江是先后同学，我是一九三五——一九三七年燕京大学本科生，卢沟桥事变后未能从上海回北平，只得和我的同班同学宋悌芬(淇)到武汉大学借读，后来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西语系毕业，而悌芬则重返燕园，一九四○年毕业后留校。一九四一年秋，我考入燕大历史系研究院，那时宗江已离开北平到上海演戏，但他在燕大的文友如吴兴华、孙道临(以亮)、姚克荫等都成了我的朋友。
　　宗江在《剧作选》中写下的几句话把我带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另一个时代，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我从旧检中检出合订本《西洋文学》杂志，宗江的《悲怆交响曲》赫然显露在第六期上。不错，这篇译文确实是悌芬从燕大寄给我的，虽然当时我还未结识宗江，但他的译笔我很欣赏，于是即在杂志上刊出。
　　顺着这条线索，我竭力追忆当时创办这份杂志的经过。一九四○年初我在光华毕业后就在附中教书，每周二十小时左右，每日乘有轨电车往返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觉园与福州路证券大楼之间。一天我的中学老同学柳君存仁来访，谈起在美国的林语堂先生愿出资五百美元，支持其兄林憾庐创办一份西洋文学翻译杂志，憾庐托柳代觅一个得力编辑；存仁与我相知颇深，遂推荐我与憾庐面谈。我提出两点要求：杂志内容必须高尚典雅；稿件取舍由我决定。对方同意后我即着手筹备。
　　当时我刚度二十一岁，初出茅庐，对西洋文学一知半解，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单凭一股热情和勇气赤膊上阵。首先，我需要得到一些文学前辈的支持。于是我一一登门拜访，征询意见。叶公超是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的台柱，当时正在上海；郭源新(郑振铎)是前燕大教授，学贯中西，当时正在上海与先父一起为政府搜购古籍；李健吾是法国文学专家，莫里哀、福楼拜作品的译者、剧作家兼演员；巴金是著名文学家、翻译家，他的作品家喻户晓；赵家璧是出版界的名编辑、翻译家，这五位先生都慨允担任《西洋文学》名誉编辑。身在美国的林语堂任编辑顾问，实际上既不顾也不问。编辑同人六人，除我之外有夏济安、柳存仁、徐诚斌、林葆园、林憾庐；后二者是挂名的。
　　回想当时趋访五位名誉编辑的情景，至今犹感亲切愉快。叶公超约我去他家谈话是在我新婚的翌日——一九四○年七月九日晨八时。他住在法租界一所高级洋房，宛然一个公子哥儿。正题没有谈多少，却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他最近一次惊险遭遇：因得罪青红帮而过了几天铁窗生活，前一天刚从牢中出来。郑振铎当时住在愚园路静安寺附近，我一进屋里只见桌椅上、地下都堆着书本和稿件，连坐的地方也没有。他有一个特点：讲话时目不注视对方，仿佛自言自语，谁也猜不出他心里正想着什么大事。李健吾谈锋最健，嗓门高爽，谈得高兴时手舞足蹈，和他演戏时差不多——我看过他在《正在想》中的表演。巴金话虽不多，但非常诚恳谦逊，详细询问办刊过程，并答应为杂志撰稿。赵家璧是光华校友，早在编辑良友《画报》和《丛书》时就出名，他向我介绍了许多文坛名流和翻译家，而且面授编辑诀窍。
　　这五位先生中，解放后还曾见到的有郑振铎，在他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期间，我将先父藏书四万余册以家母名义通过他赠送给国家，其中善本、珍本、抄本留藏北京图书馆，其余存文学研究所，由何其芳接收。郑先生不幸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丧生。李健吾一度住在北大中关园(文研所暂设在北大)，与我毗邻，有时还见面聊天，五十年代中我为历史系组织“西方文化史讲座”，曾请他来讲莫里哀，他讲得绘声绘色，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文研所迁入城后就没有机会和他见面，一九八三年他因病去世。叶公超后来去台湾当官，失去联系。四十年代我在北平时曾结识他的挚友常风，我们经常谈起他。听说他做官不得志，一九八一年在台病故，现在幸存者仅巴老和家璧二人，巴老九十一，家璧八十八，虽届高龄仍笔耕不辍。
　　编辑同人六人中，夏济安、徐诚斌、林憾庐均已去世，林葆园下落不明。夏济安是我光华同班同学，夏志清之兄，解放前去台湾，在台大任教，抱独身主义，被尊为“夏圣人”。他去世后志清发表了他的日记，于是“圣人”之名烟消云散。徐诚斌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去重庆，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四十年代在牛津大学默登学院专攻英国文学，获文学学士。回国后在南京大学任教，解放初因不能适应新环境，遂去香港，并皈依天主教，最后晋升为香港主教，颇受教徒敬爱，不幸猝死于心脏病。于是六人中仅存柳存仁与我。我与柳公自光华附中同学(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迄今已六十余年，除五十至七十年代有三十年光景失去联系外，始终保持友谊。存仁解放前夕赴香港，求学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香港与澳大利亚讲授中国文学，特别是佛教文学，著作等身；退休后定居堪培拉，经常回国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每次来京必促膝长谈；最近他还为先父的《约园著作选辑》撰文，题为“从约园观书说起”，追忆五十年前往事，诚挚可感。
　　现在谈谈组稿的甘苦。编辑同人除二林外，四人既是撰稿的主要力量，也是组稿的基本队伍。上海在珍珠港事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前尚未沦为孤岛，许多未内迁的大学都从郊区迁至租界上课，这些学校的教师成为我们征稿的第一批对象。当时滞留上海的著名翻译家如耿济之、傅统先、黄嘉德、周煦良、邢光祖、予且(潘序祖)、全增嘏、谢庆尧、巴金、李健吾，还有我们同辈的郑之骧、陈楚样、班公(周班侯)、谭维翰等，都在《西洋文学》上发表译作。征稿的第二批对象是远在北平的，特别是燕大的年轻译者，通过挚友宋悌芬，我得以经常收到吴兴华、南星、黄宗江和悌芬自己的译稿。第三批对象是昆明西南联大的一些成名译者，最卓著的有潘家洵、卞之琳、孙毓棠、温源宁、姚可昆(冯至夫人)等。
　　杂志每期约十万字，十六开本，特大号达十五万字。设有下列栏目：论文、诗歌、小说、批评、散文、戏剧、传记、名著选译、书评。百分之九十都是译文，但书评乃出自作者手笔；偶尔也有自撰论文，如潘家洵的《近代西洋问题剧本》长篇论文(分三期登完)。
　　刊物的编辑方针之一是努力把各国古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最佳译笔介绍给读者。在论文方面，选择了一些能说明某一时代文学的历史、文化、思想背景的文章，如Gilbert Murray论希腊学术，Cyril Bailey论罗马文学，H.T.Taylor论中世纪精神，J.A.Symonds论文艺复兴等，作者都是他们研究的某一时代的权威。在文学批评方面，我们也尽力向读者推荐对某个问题或某个作家最有发言权的论文，如MatthewArnold论翻译荷马，EdmundWilson论叶芝(Yeats)，AndrileButon论贡斯当，AndriMaurois论赫胥黎(AldousHuxley)等。从第四期起，我们试编某一作家特辑，先后出过托尔斯泰特辑，乔易斯(Joyce)特辑，叶芝(Yeats)特辑。每一特辑包括小传，原著选译，评论，如乔易斯特辑有乔易斯像及小传，乔易斯诗选，乔易斯的短篇《一件惨事》和《友律色斯(Ulysees)插话》三节，最后是EdmundWilson的《乔易士论》。
　　诗歌是本刊的重头戏，我们有计划地刊登了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名篇，拜仑、雪莱、华滋华斯、济慈、柯勒律治、兰达、斯高脱、穆尔的诗篇，由京沪两地的诗人宋悌芬、吴兴华、周煦良、邢光祖、郭蕊译出。兴华译的济慈《最后的十四行》，煦良译的柯勒律治《老水手行》，悌芬译的拜仑《黑暗》，都堪称精心的创作。浪漫诗人之后，我们收到了昆明孙毓棠寄来的波斯诗人奥马·卡雅姆的《鲁拜集》四行诗一百○一首全部译文，令人喜出望外。于是破例用英汉对照排印，分两期登完。孙先生是历史学家、诗人、作家，他的译文简直无懈可击。(他去世后孙夫人曾向我索取《鲁拜集》的译文复印件，希望有一天在孙先生的文集中读到此篇。)
　　如果说诗歌部分只涉及英国诗人，那么小说散文的取材面则更广，包括英、美、法、德、俄、捷、瑞典、丹麦等各国作家如Santayana，Capet，Gorki，Carossa，Soderbery，Marchwitza，SadriErtem，Korolenko等人的作品。我们有幸得到李健吾正在翻译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情感教育》下卷第一章：一八四八年革命速写中的“二次革命在巴黎”；更使人惊喜的是昆明卞之琳(他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译作正风行一时)寄来他的班·贡斯当《阿道尔夫》中篇小说的译稿，我们分三期全部刊登。这三期吸引了众多读者。
　　在戏剧方面，班公向我们提供了SachaGuitry的《生意经》，A.A.Milne的《解甲归来》，予且提供了HelenNicolson的《银弹》，Georgi Middleton的《暮春之夜》，PhilipJohnson的《星月交辉》；周家超提供了JohnGalsworthy的《败》；以及黄宗江的《悲怆交响曲》。我们还发表了十几篇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的传记，并介绍西方传记文学的理论。
　　我特别要提到书评栏，这是向读者提供新书信息的渠道，先后发表了近四十篇学者自撰的书评：温源宁介绍英国战地诗人Siegfried Sassoon的回忆录和RobertLynd的散文集，巴金评介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全增嘏评林语堂的《瞬息京华》，邢光祖评赵罗蕤译的艾略特的《荒原》，夏楚介绍托马斯·曼的《绿蒂在威玛》，司徒评莫洛瓦的《夏多布利安传》，兴华介绍乔易斯的《斐尼根的醒来》等等，这些评介尽到了及时为读者服务的责任。
　　我在《西洋文学》的扉页上还发表了下列细节：本刊定价每期六角，预订半年四元，一年七元五角；稿酬每千字三元五角；代销处除上海外，有香港、南洋、桂林、重庆、成都。
　　虽然杂志内容是高雅的，译文质量是头等的，编辑是负责的，校对是认真的，但要知道，这是战争年代，还有比宣扬西洋文学更重要的事要做。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号第十期末页刊登了两则“启事”，其一曰：“迩者排印工既高一倍之后，本月又涨加三成，因成本贵重之故，不得不将定价提高，敬希亮察为荷。”其二曰：“本刊七月八日歇夏，暂停刊，至九月续出。敬希读者注意为荷。”
　　一九四一年九月我已离开上海，《西洋文学》亦未复刊。然其“阴魂不散”，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成为批判对象，也是“理所当然”。今日重读此刊，仍觉自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方今太平盛世，在人文精神有所削弱之际，这样性质的杂志尤为必要。不知远在上海的巴老、家璧，香港的悌芬，堪培拉的存仁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