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意大利特雷维索召开的（八国集团）部长会议对未来世界粮食危机发出强烈预警，认为世界存在着长期的粮食危机，据估算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高达90亿，而养活世界人口将需要提高一倍的农业产出。此前，世界银行发表报告认为，全世界的谷物库存处于1982年以来最低水平，很多国家恩格尔系数迅速扩大，更多的家庭将大部分收入用于吃喝，例如尼日利亚大多数家庭中的73%收入用于粮食、在越南这个比例是65%、而印尼则为50%。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建议富国不要在粮食援助项目上“吝啬”，应该发动和资助非洲的“绿色革命”，因为非洲拥有大量可耕种的土地，是最大的弥补未来粮食需求“增量”的地区。
　　坦率地说除了人口变量意外，我们认为，近5年来世界粮食生产和农业资源被四大力量所“胁迫”和“压制”，使世界沦入异常尴尬的境地。一个是“能源压迫”：高能源价格促使生物能源大兴其道，农业和能源工业“通道”被打开，农产品（尤其是玉米）的增长并没有纳入“养活人口”这一传统目标上，而是成为石油工业的一部分，并享受高额的价格补贴；一个是新兴国家的工业化狂飙，这使得很多传统的农业产出国的可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工业化狂飙造成迅猛的城市化，使得传统农业在萎缩的情况下要应付过快增长城市流动人口的口粮供应。
　　第三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房地产泡沫，它“挪用”了大量耕地；最后是错误的所谓的“新式绿色革命”，其代表就是转基因工程。孟山都公司失败的甘薯项目显示一种“技术狂热主义的末世相”。转基因作物只能在设定的条件下提高产量，一旦遇到气候变化，就立即死亡。同时，转基因作物还“毒害”了土壤和种子。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不具备任何像传统农业作物那种“应对不确定气候变化的能力”，这意味着转基因作物所制造的产出波动和不确定性要远远高于传统作物。世界推广转基因农业，除了让农业期货波浪形态的炒家们满意之外，其他人都是愁苦的。而世行行长佐利克所声称的“绿色革命”，也许是利用传统农业手段的“印度式绿色革命”，而不是“基因技术乐观主义”的革命。最近德国、法国和希腊禁止转基因玉米，他们反思过去那种“对技术的热衷置于对环境理解之上”的错误。
　　尽管中国也部分地存在这四大力量对农业的影响，但是中国政府也明智地采取多项得力措施极大地稳定农业生产。中国有比较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18亿亩）、中国强调粮食自给率下限指标、中国有农业补贴（作物面积补贴）、最低保护价收购等“托市”政策，这些政策快速扭转了2006年之前的农业产出下降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政府稳定农业是强有力和令人激赏的。不过，这并不表示没有“内生的波动”（尤其是中国也将面临着2030年附近的整体人口高峰，也有农业产出提升问题）。例如，跟国际通行规则不同，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是包含大豆和薯类，而中国近年来大规模地进口大豆（因为大豆生产没有比较优势）使得豆类自给率不断下降，这一指标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使得形成中国不能维持95%的粮食自给率错觉，导致政府忧心忡忡不断过度刺激生产，尤其是刺激具有生产优势的非豆类谷物（稻谷、小麦、玉米、高粱）。简单地说，就是“豆类净进口问题”演变成“谷物的过度生产激励问题”。这一做法实际上增加了已经过剩的谷物类粮食产量，迫使政府增加储备和出口来维持谷物的供需平衡。这其实变相“透支”了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造成了“粮食安全恐惧下的浪费”。
　　更重要的是，这种激励方式会造成谷物价格波动的扩大。例如2005年以来的谷物价格波动要远远高于2005年之前。2008年的农业生产受到政府政策激励呈现出总量过剩的趋势，今年年初的金融危机深度发作使得城市大量流动人口返乡（消费农村口粮），城市粮食供应过剩使得粮价急剧萎靡，这也直接影响到谷物的经销商心理，并在今年上半年降低了收购和库存。但我们认为，随着4万亿财政拉动领衔的基建刺激潮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显现效用，大量流动人口重新涌入城市，那么粮食价格将开始上升，整个过程如同一个振幅扩大的“蛛网过程”。
　　也许，4月20日在郑商所上线的早籼稻期货可以作为一个观测指标，来目睹这一激荡“蛛网”的演化历程。早籼稻被认为是投机空间不大的品种，因为政府已经设定了最低价格（1800元/吨），而且稻谷在去年是极大丰收的一年，但我们认为，这一静态的分析无法抹煞“蛛网”的力量，这不过证明了，即使是政府严密控制的领域，市场依然有着难以估量的强大力量来冲破牢笼，探索自己的运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