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報道称，中国人民银行追加了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注资，已分别向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注资480亿美元、450亿美元。此前，央行已通过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债转股的方式曲线注资国开行、进出口银行320亿美元、300亿美元。此次进一步注资后，央行将一跃成为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第一大股东，财政部为第二大股东。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则获得财政部1000亿元人民币的注资。
　　这其中含义十分丰富。一方面是部委职责在金融机构领域的调整。国开行2014年年报显示，截至2014年末，该行的注册资本为3067亿元人民币，股东是财政部、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而在当时，三家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50.18%、47.63%和2.19%。经过此次注资，国开行当中财政部和社保基金的比重被稀释，表明央行将主导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接下来的业务转型和发展。确而言之，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将与货币当局的职责结合得更加紧密，前者有可能成为新一轮“稳增长”的重要抓手，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巨型融资航母;后者则将更贴合“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
　　以国开行为例，早在去年，国开行成立郑之杰担任总裁的住宅金融事业部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将这个部门定义为“中国版的住房银行”，并将与之相关的央行抵押补充贷款（PSL）投放规模和方向进行了合并解读。在当时背景下，我国为提振实体经济，需要全面启动棚户区改造等重点民生工程建设，而结合资金实力、业务经验，国开行自然成为先锋。从货币当局角度看，顺势向国开行投放了1万亿元的PSL，抵押物正是棚改项目贷款。从那时起，国开行就已经开始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抓手。一方面，作为政策性银行，有国家信誉背书，又在央行直接控制下，可以为安居工程、地方建设等提供长期稳定的低成本资金，有效缓解棚户区改造、大型基本建设等的资金瓶颈制约;另一方面，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国开行作为平台或母体，还可以发起成立政策性住房储蓄银行，发挥促进社会协调发展，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以及健全住房保障和住房供应体系，促进实现住有所居等目标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于进出口银行，则可与央行主导的丝路基金相辅相成。
　　另一方面，注资是变相的、定向的量化宽松。以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的注资方案为例，央行在从居民企业手中获得外汇时，已投放过一次基础货币（第一次行使印钞权）。而以外储注资或者委贷转股，则相当于行使了第二次印钞权，等于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同时，如果这些资金被指定用于“稳增长”基建或者“一带一路”投资，还相当于定向的量化宽松。此外，在当前框架下，有关的政府部门今后通过政策性银行进行类财政政策刺激将更加便利，甚至无需大幅提高财政赤字。比如，央行可以通过有关货币政策工具，针对有关政策性银行定向宽松来为重点项目提供信贷支持，而无需大幅全面降准降息;而如果财政部门允许政策性银行参与地方债务置换，乃至购买投资工程专项债，则也将等于扩大政府的借贷能力。
　　从后续更宏观的影响看，笔者以为，央行、财政部再次注资三大政策性银行，还有助于扩张货币创造，进一步支撑金融市场流动性。一是有利于稳增长政策实施，货币投放将进一步扩大中央及地方政府融资能力，进一步强化对基建、保障房、三农、“一带一路”等的支持;二是有利于地方债务置换推进，政策性银行借助其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将帮助进一步拉低全社会融资成本，使金融机构增加地方债配置需求，加上降息降准预期，将直接和间接推动债务置换进程;三是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市场流动性改善，稳增长加码，都会为银行的问题债务化解争取时间，加上可能出台的拓宽包括证券在内的金融业务范围的消息，银行有望加快迎来不良率拐点，提升资产的配置效率。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