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夔州是杜甫生命中最重要的地域,“狂”是其性格中不容忽视的一面,两者的连缀也当引起注意。史书中把杜甫之狂限定在漂泊西南时期。《新唐书》卷201《文艺上·杜审言传》附《杜甫传》云:“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常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杜甫夔州诗中不能忘却家国君主和个人理想的复杂情感,成为种种狂态下的底色和他诗歌中反复言说的话题。
他在唐大历元年(766年)暮春抵达夔州,大历三年(768年)元月离开。抵达时他已54岁,处在人生最后阶段—为躲避战乱而漂泊西南,饱受疾病和贫穷的折磨,早年的政治理想逐渐走向幻灭。在《客堂》中他对自己进行深入挖掘:疾病缠身、年老体弱,“旧疾甘载来,衰年得无足”,思归不能。在深重的愁思中,对比祖上先辈的丰功伟绩,他发觉自己“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
时刻心念国家,却不能挥斥方遒,被压抑的进取心演化为他的疏狂放浪—以下从他对魏晋士人的欣赏、模仿,行为上的醉、歌、卧、坐,自我认识上的怀才不遇展开论述。
一、对魏晋士人的怀想、模仿
夔州让他无奈,也让他肃然起敬。老杜提及陶渊明,不仅推崇其诗作,他真率自足的意态也有陶潜的影子。他赞叹“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学陶的样子无钱也要饮酒应景,但陶尚有人送酒,自己就只能赊账了,对陶境遇的艳羡和自我的寥落境况相比可见一斑。他非常喜欢陶笔下的桃花源,也把自己的夔州居所描绘得有桃源意境,“市喧宜近利,林僻此无蹊。若访衰翁语,须另剩客迷”。杜甫向往如陶渊明一样能放下俗世走向田园,最终达到与自然泯一的心志境界。陶开虞说“子美堂有四:……在西枝村,未成;浣花……瀼西……东屯”。在夔州,他有瀼西草屋。草屋宽敞,情趣盎然—毗邻瀼溪,南有花园,北有栽种柑橘的果园,环境清幽僻静。春暖花开时,他感叹自己仿若误入桃源的武陵人“桃红客若至,定似昔人迷”,亲自耕种田间更让人感到杜甫内心渴求隐逸的一面,“云嶂宽江北,春耕破瀼西”。
《即事》以阮籍自况,展现多病穷途的苦难:“多病马卿无日起,穷途阮籍几时醒﹖”他也喜用阮籍比对自己珍视的友人,“萧条阮咸在,出处同世网”。杜甫此时与阮籍心态相似,在高洁与世俗、政局内外间徘徊,内心充满苦闷和悲情。杜甫定义自己“乾坤一腐儒”,时局动荡,年老体衰也“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长怀报明主”,一人灯下“独坐亲雄剑,哀歌叹短衣”“白首壮心违”……阮籍出名的“穷途之哭”,也是心中难以排解的压抑痛苦使然。罗宗强先生认为政治环境的险恶,思想追求上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阮籍行为上的怪异:不论政治,不拘礼法,纵酒放浪,穷途恸哭……故阮籍的狂,并非真狂放与情志高洁,而是玩世不恭下的佯狂以自全。
“狂”是一种追求,杜甫以清狂自赏。“ 唯吾最爱清狂客,百遍相看意未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二、行为上的醉、歌(舞)、卧、坐
佯狂之醉,源自现实的逼仄环境。夔州自然环境恶劣,是杜甫“发狂”的一个外在因素。天气炎热而久久不散的“瘴疬”:“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此闷热达到“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的程度,他幻想“何似儿童岁,风凉出舞雩”。面对草堂,又时时想到家国浮沉中个人命运的难以预料,故而心声发于言语,言语现于举止,就有了不同情境下的酒醉。独自一人的哀歌醉舞“哀歌时自惜,醉舞为谁醒”;两个人的惺惺相醉“取醉他乡客,相逢故国人”“此时同一醉,应在仲宣楼”“定醉山翁酒,遥怜似葛强”……种种醉态,让人想起阮籍烂醉的姿容。醉酒,是他心酸无奈、不知如何面对的自我麻醉、逃避之法。
杜甫也以“高歌”“悲歌”“歌”“舞”的形式表达性格中率性真诚的一面。以“高歌”和“舞”传达喜悦昂扬的情志—“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这是悲喜交集中的欢;“形胜有余风土恶,几时回首一高歌”,想象北归的畅快;“剩欲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头吟”,这是亲人于兵荒马乱中再度相见的欣喜。他用“悲歌”和“歌”直陈无法掩抑的哀傷,“且有元戎命,悲歌识者知”,此为一颗忧世心不为人知的苦楚;“托赠卿家有,因歌野兴疏”,为即将告别用心经营的果园和友人时而黯然神伤。
“卧”是杜甫在夔州经常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高卧”是他笔下隐士高洁形象的代表。写到苦闷处,不忘身拖病体的现实,故诗中之“卧”多与病组合成“卧病”:“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暮春》);“卧病识山鬼,为农知地形”(《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或仅用“卧”字传达病意:“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照朝班”“吾衰卧江汉,但愧识玙璠”“消中日伏地,卧久尘及履”。诗人以“卧”的方式减缓炎热,“流汗卧江亭,更深气如缕”。“高卧”姿态背后是他渴求的心境,隐士高洁的对外展露。在《汉语大词典》中,“高卧”有三种含义:安卧,悠闲地躺着;隐居不仕;无为而治之典。而这三者的综合含义即一个隐者所必须葆有的安然放任。安卧,战乱中许多漂泊者流离失所的梦,在陆地“短景难高卧,衰年强此身”,在水上“恶滩宁变色,高卧负微躯”……隐居,多少无奈后心灵的桃源“庞公任本性,携子卧苍苔”。
杜甫很少提及“坐”。如果说“醉、歌(舞)、卧”的行为是情感表达后的结果,那么“坐”则暗示情感喷薄的开始,即“坐”为杜甫情感的起兴,思考的起点。在宗武的生日宴会上,有身犹带病而座位不够的无限酸楚:“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也曾寺中访友,在一片夏景中,“并坐石堂下,俯视大江奔”;在一片静谧中心潮起伏“夜深坐南轩,明月照我膝”……
三、自我认识上的怀才不遇
杜甫直陈自我才情以示“怀才”,以江总、冯唐代指本人表现“不遇”的怨愤。
对于“怀才”,他清楚自己的家学成就“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他教导子孙“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对于自己“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回忆往昔“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他在迁徙流离、落魄度日中垂垂老矣,也不忘自嘲的同时保持积极,“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杜公诗中四度以之自拟,欣赏江总才情,又羡慕其长寿。江总虽曾避难留寓,但45岁时被陈文帝召回,长期被朝廷重用,官至尚书令。杜甫也渴望晚年得遇,生命长寿。和江总相似的庾信,夔州诗中提到的也并不多,但老杜用以展现对自己晚年文学创作的成就满意之象征。《咏怀古迹五首》(其一)里自夸:“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杜甫常用冯唐自比。冯唐对文人而言,具有双重意味,《史记》中说他“文帝时为郎中署长,敢直谏……景帝时,任楚相。武帝时,求贤良,举唐,已年九十余,不能为官……”具有才学的士大夫,为帝王认可时已经年老而不能为官。杜甫希望自己有冯唐的才学,又不想落一个冯唐的结局,无可奈何地发现自己连那般结局都不能拥有。“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楼阁暮春光”,生命在春光中凋零;“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令杜公叹惋不已的是在如此短暂的生命里最终他一事无成、不被君王认可……盼着远方京城的消息,希望自己“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偶尔他也对朋友自嘲“谢朓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听吹嘘”,其中透露浅淡的绝望。杜甫肯定自己身上具有冯唐般的才学,也在始终不得君王认可中落寞寡欢。
四、总结
杜甫在夔州时期展现出来的狂态,模仿魏晋士人,以醉、歌、卧、坐的形式表现,因怀才不遇而更接近魏晋风流的“佯狂”。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杜诗接受视域下明代“成都吟咏”与“成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S202010656122。
他在唐大历元年(766年)暮春抵达夔州,大历三年(768年)元月离开。抵达时他已54岁,处在人生最后阶段—为躲避战乱而漂泊西南,饱受疾病和贫穷的折磨,早年的政治理想逐渐走向幻灭。在《客堂》中他对自己进行深入挖掘:疾病缠身、年老体弱,“旧疾甘载来,衰年得无足”,思归不能。在深重的愁思中,对比祖上先辈的丰功伟绩,他发觉自己“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
时刻心念国家,却不能挥斥方遒,被压抑的进取心演化为他的疏狂放浪—以下从他对魏晋士人的欣赏、模仿,行为上的醉、歌、卧、坐,自我认识上的怀才不遇展开论述。
一、对魏晋士人的怀想、模仿
夔州让他无奈,也让他肃然起敬。老杜提及陶渊明,不仅推崇其诗作,他真率自足的意态也有陶潜的影子。他赞叹“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须赊”,学陶的样子无钱也要饮酒应景,但陶尚有人送酒,自己就只能赊账了,对陶境遇的艳羡和自我的寥落境况相比可见一斑。他非常喜欢陶笔下的桃花源,也把自己的夔州居所描绘得有桃源意境,“市喧宜近利,林僻此无蹊。若访衰翁语,须另剩客迷”。杜甫向往如陶渊明一样能放下俗世走向田园,最终达到与自然泯一的心志境界。陶开虞说“子美堂有四:……在西枝村,未成;浣花……瀼西……东屯”。在夔州,他有瀼西草屋。草屋宽敞,情趣盎然—毗邻瀼溪,南有花园,北有栽种柑橘的果园,环境清幽僻静。春暖花开时,他感叹自己仿若误入桃源的武陵人“桃红客若至,定似昔人迷”,亲自耕种田间更让人感到杜甫内心渴求隐逸的一面,“云嶂宽江北,春耕破瀼西”。
《即事》以阮籍自况,展现多病穷途的苦难:“多病马卿无日起,穷途阮籍几时醒﹖”他也喜用阮籍比对自己珍视的友人,“萧条阮咸在,出处同世网”。杜甫此时与阮籍心态相似,在高洁与世俗、政局内外间徘徊,内心充满苦闷和悲情。杜甫定义自己“乾坤一腐儒”,时局动荡,年老体衰也“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长怀报明主”,一人灯下“独坐亲雄剑,哀歌叹短衣”“白首壮心违”……阮籍出名的“穷途之哭”,也是心中难以排解的压抑痛苦使然。罗宗强先生认为政治环境的险恶,思想追求上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阮籍行为上的怪异:不论政治,不拘礼法,纵酒放浪,穷途恸哭……故阮籍的狂,并非真狂放与情志高洁,而是玩世不恭下的佯狂以自全。
“狂”是一种追求,杜甫以清狂自赏。“ 唯吾最爱清狂客,百遍相看意未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二、行为上的醉、歌(舞)、卧、坐
佯狂之醉,源自现实的逼仄环境。夔州自然环境恶劣,是杜甫“发狂”的一个外在因素。天气炎热而久久不散的“瘴疬”:“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此闷热达到“炎赫衣流汗,低垂气不苏”的程度,他幻想“何似儿童岁,风凉出舞雩”。面对草堂,又时时想到家国浮沉中个人命运的难以预料,故而心声发于言语,言语现于举止,就有了不同情境下的酒醉。独自一人的哀歌醉舞“哀歌时自惜,醉舞为谁醒”;两个人的惺惺相醉“取醉他乡客,相逢故国人”“此时同一醉,应在仲宣楼”“定醉山翁酒,遥怜似葛强”……种种醉态,让人想起阮籍烂醉的姿容。醉酒,是他心酸无奈、不知如何面对的自我麻醉、逃避之法。
杜甫也以“高歌”“悲歌”“歌”“舞”的形式表达性格中率性真诚的一面。以“高歌”和“舞”传达喜悦昂扬的情志—“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这是悲喜交集中的欢;“形胜有余风土恶,几时回首一高歌”,想象北归的畅快;“剩欲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头吟”,这是亲人于兵荒马乱中再度相见的欣喜。他用“悲歌”和“歌”直陈无法掩抑的哀傷,“且有元戎命,悲歌识者知”,此为一颗忧世心不为人知的苦楚;“托赠卿家有,因歌野兴疏”,为即将告别用心经营的果园和友人时而黯然神伤。
“卧”是杜甫在夔州经常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高卧”是他笔下隐士高洁形象的代表。写到苦闷处,不忘身拖病体的现实,故诗中之“卧”多与病组合成“卧病”:“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暮春》);“卧病识山鬼,为农知地形”(《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或仅用“卧”字传达病意:“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照朝班”“吾衰卧江汉,但愧识玙璠”“消中日伏地,卧久尘及履”。诗人以“卧”的方式减缓炎热,“流汗卧江亭,更深气如缕”。“高卧”姿态背后是他渴求的心境,隐士高洁的对外展露。在《汉语大词典》中,“高卧”有三种含义:安卧,悠闲地躺着;隐居不仕;无为而治之典。而这三者的综合含义即一个隐者所必须葆有的安然放任。安卧,战乱中许多漂泊者流离失所的梦,在陆地“短景难高卧,衰年强此身”,在水上“恶滩宁变色,高卧负微躯”……隐居,多少无奈后心灵的桃源“庞公任本性,携子卧苍苔”。
杜甫很少提及“坐”。如果说“醉、歌(舞)、卧”的行为是情感表达后的结果,那么“坐”则暗示情感喷薄的开始,即“坐”为杜甫情感的起兴,思考的起点。在宗武的生日宴会上,有身犹带病而座位不够的无限酸楚:“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也曾寺中访友,在一片夏景中,“并坐石堂下,俯视大江奔”;在一片静谧中心潮起伏“夜深坐南轩,明月照我膝”……
三、自我认识上的怀才不遇
杜甫直陈自我才情以示“怀才”,以江总、冯唐代指本人表现“不遇”的怨愤。
对于“怀才”,他清楚自己的家学成就“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他教导子孙“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对于自己“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回忆往昔“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他在迁徙流离、落魄度日中垂垂老矣,也不忘自嘲的同时保持积极,“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杜公诗中四度以之自拟,欣赏江总才情,又羡慕其长寿。江总虽曾避难留寓,但45岁时被陈文帝召回,长期被朝廷重用,官至尚书令。杜甫也渴望晚年得遇,生命长寿。和江总相似的庾信,夔州诗中提到的也并不多,但老杜用以展现对自己晚年文学创作的成就满意之象征。《咏怀古迹五首》(其一)里自夸:“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杜甫常用冯唐自比。冯唐对文人而言,具有双重意味,《史记》中说他“文帝时为郎中署长,敢直谏……景帝时,任楚相。武帝时,求贤良,举唐,已年九十余,不能为官……”具有才学的士大夫,为帝王认可时已经年老而不能为官。杜甫希望自己有冯唐的才学,又不想落一个冯唐的结局,无可奈何地发现自己连那般结局都不能拥有。“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楼阁暮春光”,生命在春光中凋零;“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令杜公叹惋不已的是在如此短暂的生命里最终他一事无成、不被君王认可……盼着远方京城的消息,希望自己“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偶尔他也对朋友自嘲“谢朓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听吹嘘”,其中透露浅淡的绝望。杜甫肯定自己身上具有冯唐般的才学,也在始终不得君王认可中落寞寡欢。
四、总结
杜甫在夔州时期展现出来的狂态,模仿魏晋士人,以醉、歌、卧、坐的形式表现,因怀才不遇而更接近魏晋风流的“佯狂”。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杜诗接受视域下明代“成都吟咏”与“成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S20201065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