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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是美国近年来很流行的理论，也是美国企图将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纳入它的经济体系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两个理论，美国要求世界各国开放市场，全球一体，自由竞争，但是在这场实力悬殊的竞赛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占绝对优势，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杰拉尔德·萨斯曼的新书《政治全球化》研究美国如何将没有国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运用到政治上，通过全球竞选活动达到它干预别国内政的目的。作者指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全球性的企业公司、新的通讯和信息科技，使选举政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选举变得专业化和工业化了。他的书中对美国选举的全部过程和选举活动常用的各种策略都有详尽的评述。此处重点介绍大企业(包括大众传媒）与选举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向别的国家推销它的选举模式。
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选举已不再是简单的公民投票，而是一个由大公司操办的复杂过程。政党和候选人必须依赖这些公司提供的专业服务，当然也要付出昂贵的酬金，选举费用不断上升，据统计，一九九○年美国国会的选举费用是五亿八千八百万美元，到了二○○○年便上升到十亿六十万元。不管什么选举，充足的资金才是获胜的保障，于是，向大企业募捐便是每一个参选者的第一要务，而各大公司也乐于慷慨解囊，因为它们把政治献金当做一种投资，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左右政府的政策，并可赢得各种利润丰厚的合同，一旦爆发什么战争，那更是赚钱的好机会，目前对伊拉克的战争便是一个例子。选举投资真是一本万利，难怪各大公司对此都十分热衷。就拿安然公司(Enron)来说吧，在十二年期间它与两大政党的两百五十个议员有金钱上的往来，并通过与联邦政府中高官的关系向外国政府行贿，二○○○年总统大选，它是捐钱最多的，但是当该公司宣布破产政府审理它的业务时，只有公司管理财务的人被判贪污罪，那些曾得到好处的议员与从该公司拿到千百万美元捐献的克林顿和布什总统则没有受到一点牵连。安然公司的丑闻象征美国政治的腐败，但它只是冰山一角。布什总统为全国人口中最富有的2％的人减税，这些富豪也正是对竞选活动贡献最大的群体，他们受到的特殊待遇明确地显示政治献金所得到的报酬。政治与企业间的权钱交易还表现在二者之间的人事流动，企业界的人士因向政党候选人捐钱而出任大使是常见的事，政府中的部长和阁员也有来自财富五百强的企业家，很多国会议员、政府官员退休后，摇身一变而成为大公司的顾问。这个旋转门式的关系使政治与企业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
大众传媒在选举中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每次周期性的选举(全国的、各州的、地方性的)都为媒体(特别是电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暴利，花在媒体宣传上的钱占选举费用的一半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盈利，各媒体大肆编造有“戏剧性”的报道，比如竞选者之间的个人冲突、不是争议的争议、花边新闻等等，而真正的社会问题，如国民收入的巨大差距，高贫穷及高失业率，在教育、住房和医疗方面经费的不足，军队的阶级成分等蓝领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所关心的问题则被挤得不见踪影。大量的版面和广播时间都卖给政治广告，选民无法从媒体上得到关于参选人的真实信息，而那些没有大企业支持，没有钱登广告的小政党和竞选者根本不为选民知晓。在这种由大企业控制、媒体操作的选举过程中，选民变成旁观者，选举只不过是模拟民主。真正的民主需要高度的公民参与，而美国的选举只能算是没有人民的民主。
美国这种政治与大企业结合的选举模式也是美国全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在世界各地建立亲美政权，扩大美国的利益。为了成功地推广新自由主义贸易和全球化经济，美国必须支持欢迎外资企业投资并且对外资设置的限制最少的政府，美国的选举方式便可达到这个目的。在过去，企图影响和控制别的国家的勾当都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进行，而现在，中情局的间谍活动已被比较公开的方式所代替。美国操纵外国的选举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外国的政党与候选人聘请美国顾问，特别是民意调查和政治广告专家；二、由美国的政府机关参与，如国际发展机关(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三、非政府组织加入助选行列，如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ion Systems)、索罗斯基金会(George Soros Foundation)等。这些组织对任何国家都造成严重的挑战，但是美国却把对别国政治的干预美其名曰“民主协助”。
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失时机地向以前属于苏俄集团的国家大力输出“民主协助”。美国希望在中欧和东欧的二十四个国家中逐渐选出亲美的领导人，让他们把国有资产向跨国企业开放，孤立俄国或迫使它就范，以便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霸权，并且保护为美国所控制的欧亚输油管道。在俄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国的全国大选中，美国顾问、外交人员与各种公共和私人组织都得以大显身手，美国的钱更是源源不断地输入被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认可的候选人和政党。与以前中情局偷偷摸摸的颠覆活动相比，美国现在操纵他国选举则是公开的政治游戏，上面所提到的NED表现尤其出色，它号称是私人组织，却得到国会拨给它的款子，通过对它所选定的政治集团、民间组织、工会、学生会、反政府集团及媒体提供资金和技术协助，展开干预别国内政的工作，并且比中情局有效得多，因为它的目的掩藏在仁慈的面具下。
二○○三年，格鲁吉亚的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美国亿万富翁兼政治活动家乔治·索罗斯所操纵的选举中被迫辞职。美国对格鲁吉亚的巴库—杰伊汉输油管道极感兴趣，布什政府很担心谢瓦尔德纳泽和俄国的石油交易，于是想以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代替他,中央情报局也暗中协助他的对手，乌克兰的总统说谢氏的失败是“西方国家一手制造的政变”。
二○○四年，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为美国与西欧提供了又一个影响东欧国家政治走向的机会。美国与欧盟所中意的人选是维克特·尤先科，它们认为尤氏可以使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并采用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一套方案。一九九○年代初期，尤先科担任乌克兰中央银行的行长时(他妻子是美国人，曾在里根政府任职），积极推行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倡导的体制改革。经济机构改革导致通货膨胀，人民的收入大大减少，乌克兰的经济也大幅下滑。
尤先科的竞选对手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总理，他是乌克兰即将卸任的总统和俄国总统普京所支持的候选人，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不能接受他并发出警告说如果亚氏“偷赢”选举，美国必将采取制裁。好几个美国的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向尤先科的竞选运动投入了大量的助选金，德国的两个基金会和欧洲人民政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也加入了助选的行列，布什总统还派遣他的父亲和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监选，以保证选举的公平。美国与欧盟出钱组织的民意调查声称如果亚氏获胜，那便是一个不公平的选举。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更大肆宣传亚方在投票中作弊，而对尤方的作弊则不闻不问。在欧美联手的“民主协助”下，尤先科当选了。全国民主基金会下属的一个组织还在一些东欧国家选举前策动当地人民上街游行，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说这些反政府示威代表一股亲西方的浪潮。
在美国全球竞选活动中，俄国当然是最重要的目标，一九九六年俄国的总统选举时，美国、德国和法国向叶利钦提供了数十亿的竞选资金，国际货币基金会宣称它有支持叶氏经济私有化的“道德义务”，基金会的援助大多是给俄国的财政部，但是有一个附加的条件，那便是如果共产党获胜，这些援助将停止。美国顾问更是大批涌到莫斯科，用各种美国惯用的竞选方法拯救民调中表现很差的叶利钦。他们主要的策略是打反共牌，利用叶氏所控制的国家电视台播放斯大林的暴政记录，并大肆宣传说如果共产党的久加诺夫当选，俄国将回到以前的恐怖时代。为了赢得年轻人的选票，美国顾问还要叶利钦参加摇滚音乐会并上台表演吉特巴舞。在美国的金钱和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叶利钦当选了。尽管俄国当时的经济一团糟，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对叶利钦一致支持，好像开放市场便是民主的试金石。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对美国干预俄国的选举做了如下的评论：“民主胜利了，连同现代竞选所用的工具(包括那些美国人所熟悉的诡计与花招)也胜利了。这些工具虽然不那么美好，但是它们在俄国所产生的效果却是十分美好。”
除了俄国和东欧，拉丁美洲也是美国政治顾问极为活跃的地方，随着这些专家的到来，传统的竞选方式如群众大会、游行、候选人在城市的广场上发表演说被电视上的访问和辩论代替了。拉丁美洲的政治顾问从他们的美国老师那儿学习的最重要的一课便是金钱对现代选举的重要，金钱将顾问、候选人与捐钱的老板绑在一起，使所有的选举都成为资本家的工具。一位拉丁美洲的著名政治顾问认为美国人在政治咨询方面是全世界的领袖，他们对于现代通讯技术有广泛的经验，对于金钱在选举中所发生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一九九九年墨西哥的总统大选便是一个典型的美式竞选展览会，曾经在可口可乐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总统候选人维森特·福克斯也很适合广告性极强的竞选活动，他对他的政治经理说：“推销我，正如你推销任何产品一样。”像推销产品一样推销候选人正是美国顾问之所长，他们大多是来自广告、销售和公共关系等行业，他们的任务是推销候选人，而不是表现政治理念。
美国顾问的助选活动看起来正大光明，但他们并不真的要把民主过程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使亲美的候选人获胜，从而为美国赢得资源、市场与政治上的影响力，美国的“民主协助”实在是借自由之名，将全世界转型中的国家都转变成受美国支配的国家。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都对民主不利，要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只有靠全民参与，使平民百姓和小政党也能参政，以改变两大政党把持政坛的局面。但是政治与大企业结合根深蒂固，政治为企业服务，企业向政党献金已成为美国政治运作上的规律，要改变现状，谈何容易?
（Sussman,Gerald.Globalizing politics:campaign consulting,communications,and corporate financing.Lanham,MD:Rowman
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选举已不再是简单的公民投票，而是一个由大公司操办的复杂过程。政党和候选人必须依赖这些公司提供的专业服务，当然也要付出昂贵的酬金，选举费用不断上升，据统计，一九九○年美国国会的选举费用是五亿八千八百万美元，到了二○○○年便上升到十亿六十万元。不管什么选举，充足的资金才是获胜的保障，于是，向大企业募捐便是每一个参选者的第一要务，而各大公司也乐于慷慨解囊，因为它们把政治献金当做一种投资，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左右政府的政策，并可赢得各种利润丰厚的合同，一旦爆发什么战争，那更是赚钱的好机会，目前对伊拉克的战争便是一个例子。选举投资真是一本万利，难怪各大公司对此都十分热衷。就拿安然公司(Enron)来说吧，在十二年期间它与两大政党的两百五十个议员有金钱上的往来，并通过与联邦政府中高官的关系向外国政府行贿，二○○○年总统大选，它是捐钱最多的，但是当该公司宣布破产政府审理它的业务时，只有公司管理财务的人被判贪污罪，那些曾得到好处的议员与从该公司拿到千百万美元捐献的克林顿和布什总统则没有受到一点牵连。安然公司的丑闻象征美国政治的腐败，但它只是冰山一角。布什总统为全国人口中最富有的2％的人减税，这些富豪也正是对竞选活动贡献最大的群体，他们受到的特殊待遇明确地显示政治献金所得到的报酬。政治与企业间的权钱交易还表现在二者之间的人事流动，企业界的人士因向政党候选人捐钱而出任大使是常见的事，政府中的部长和阁员也有来自财富五百强的企业家，很多国会议员、政府官员退休后，摇身一变而成为大公司的顾问。这个旋转门式的关系使政治与企业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集团。
大众传媒在选举中的重要性当然是不言而喻，每次周期性的选举(全国的、各州的、地方性的)都为媒体(特别是电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暴利，花在媒体宣传上的钱占选举费用的一半以上。为了获取更多盈利，各媒体大肆编造有“戏剧性”的报道，比如竞选者之间的个人冲突、不是争议的争议、花边新闻等等，而真正的社会问题，如国民收入的巨大差距，高贫穷及高失业率，在教育、住房和医疗方面经费的不足，军队的阶级成分等蓝领阶级和中产阶级选民所关心的问题则被挤得不见踪影。大量的版面和广播时间都卖给政治广告，选民无法从媒体上得到关于参选人的真实信息，而那些没有大企业支持，没有钱登广告的小政党和竞选者根本不为选民知晓。在这种由大企业控制、媒体操作的选举过程中，选民变成旁观者，选举只不过是模拟民主。真正的民主需要高度的公民参与，而美国的选举只能算是没有人民的民主。
美国这种政治与大企业结合的选举模式也是美国全球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在世界各地建立亲美政权，扩大美国的利益。为了成功地推广新自由主义贸易和全球化经济，美国必须支持欢迎外资企业投资并且对外资设置的限制最少的政府，美国的选举方式便可达到这个目的。在过去，企图影响和控制别的国家的勾当都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进行，而现在，中情局的间谍活动已被比较公开的方式所代替。美国操纵外国的选举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一、外国的政党与候选人聘请美国顾问，特别是民意调查和政治广告专家；二、由美国的政府机关参与，如国际发展机关(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三、非政府组织加入助选行列，如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for Election Systems)、索罗斯基金会(George Soros Foundation)等。这些组织对任何国家都造成严重的挑战，但是美国却把对别国政治的干预美其名曰“民主协助”。
苏联解体后，美国不失时机地向以前属于苏俄集团的国家大力输出“民主协助”。美国希望在中欧和东欧的二十四个国家中逐渐选出亲美的领导人，让他们把国有资产向跨国企业开放，孤立俄国或迫使它就范，以便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霸权，并且保护为美国所控制的欧亚输油管道。在俄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国的全国大选中，美国顾问、外交人员与各种公共和私人组织都得以大显身手，美国的钱更是源源不断地输入被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认可的候选人和政党。与以前中情局偷偷摸摸的颠覆活动相比，美国现在操纵他国选举则是公开的政治游戏，上面所提到的NED表现尤其出色，它号称是私人组织，却得到国会拨给它的款子，通过对它所选定的政治集团、民间组织、工会、学生会、反政府集团及媒体提供资金和技术协助，展开干预别国内政的工作，并且比中情局有效得多，因为它的目的掩藏在仁慈的面具下。
二○○三年，格鲁吉亚的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美国亿万富翁兼政治活动家乔治·索罗斯所操纵的选举中被迫辞职。美国对格鲁吉亚的巴库—杰伊汉输油管道极感兴趣，布什政府很担心谢瓦尔德纳泽和俄国的石油交易，于是想以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代替他,中央情报局也暗中协助他的对手，乌克兰的总统说谢氏的失败是“西方国家一手制造的政变”。
二○○四年，乌克兰的总统大选为美国与西欧提供了又一个影响东欧国家政治走向的机会。美国与欧盟所中意的人选是维克特·尤先科，它们认为尤氏可以使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并采用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一套方案。一九九○年代初期，尤先科担任乌克兰中央银行的行长时(他妻子是美国人，曾在里根政府任职），积极推行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倡导的体制改革。经济机构改革导致通货膨胀，人民的收入大大减少，乌克兰的经济也大幅下滑。
尤先科的竞选对手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总理，他是乌克兰即将卸任的总统和俄国总统普京所支持的候选人，但是美国国务院表示不能接受他并发出警告说如果亚氏“偷赢”选举，美国必将采取制裁。好几个美国的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向尤先科的竞选运动投入了大量的助选金，德国的两个基金会和欧洲人民政党(European Peoples Party)也加入了助选的行列，布什总统还派遣他的父亲和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监选，以保证选举的公平。美国与欧盟出钱组织的民意调查声称如果亚氏获胜，那便是一个不公平的选举。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更大肆宣传亚方在投票中作弊，而对尤方的作弊则不闻不问。在欧美联手的“民主协助”下，尤先科当选了。全国民主基金会下属的一个组织还在一些东欧国家选举前策动当地人民上街游行，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说这些反政府示威代表一股亲西方的浪潮。
在美国全球竞选活动中，俄国当然是最重要的目标，一九九六年俄国的总统选举时，美国、德国和法国向叶利钦提供了数十亿的竞选资金，国际货币基金会宣称它有支持叶氏经济私有化的“道德义务”，基金会的援助大多是给俄国的财政部，但是有一个附加的条件，那便是如果共产党获胜，这些援助将停止。美国顾问更是大批涌到莫斯科，用各种美国惯用的竞选方法拯救民调中表现很差的叶利钦。他们主要的策略是打反共牌，利用叶氏所控制的国家电视台播放斯大林的暴政记录，并大肆宣传说如果共产党的久加诺夫当选，俄国将回到以前的恐怖时代。为了赢得年轻人的选票，美国顾问还要叶利钦参加摇滚音乐会并上台表演吉特巴舞。在美国的金钱和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叶利钦当选了。尽管俄国当时的经济一团糟，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对叶利钦一致支持，好像开放市场便是民主的试金石。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对美国干预俄国的选举做了如下的评论：“民主胜利了，连同现代竞选所用的工具(包括那些美国人所熟悉的诡计与花招)也胜利了。这些工具虽然不那么美好，但是它们在俄国所产生的效果却是十分美好。”
除了俄国和东欧，拉丁美洲也是美国政治顾问极为活跃的地方，随着这些专家的到来，传统的竞选方式如群众大会、游行、候选人在城市的广场上发表演说被电视上的访问和辩论代替了。拉丁美洲的政治顾问从他们的美国老师那儿学习的最重要的一课便是金钱对现代选举的重要，金钱将顾问、候选人与捐钱的老板绑在一起，使所有的选举都成为资本家的工具。一位拉丁美洲的著名政治顾问认为美国人在政治咨询方面是全世界的领袖，他们对于现代通讯技术有广泛的经验，对于金钱在选举中所发生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一九九九年墨西哥的总统大选便是一个典型的美式竞选展览会，曾经在可口可乐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总统候选人维森特·福克斯也很适合广告性极强的竞选活动，他对他的政治经理说：“推销我，正如你推销任何产品一样。”像推销产品一样推销候选人正是美国顾问之所长，他们大多是来自广告、销售和公共关系等行业，他们的任务是推销候选人，而不是表现政治理念。
美国顾问的助选活动看起来正大光明，但他们并不真的要把民主过程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使亲美的候选人获胜，从而为美国赢得资源、市场与政治上的影响力，美国的“民主协助”实在是借自由之名，将全世界转型中的国家都转变成受美国支配的国家。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都对民主不利，要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只有靠全民参与，使平民百姓和小政党也能参政，以改变两大政党把持政坛的局面。但是政治与大企业结合根深蒂固，政治为企业服务，企业向政党献金已成为美国政治运作上的规律，要改变现状，谈何容易?
（Sussman,Gerald.Globalizing politics:campaign consulting,communications,and corporate financing.Lanham,MD:Row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