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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黎族织锦的发展历程，就好像在翻阅一部无声的黎族民族的史书。黎族历史的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黎锦上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留了痕迹，它以丰富的图纹形式，静静地讲述着黎族文明的历史进程，高度浓缩着黎族传统文化。
黎族织锦与历史同行。历史传载着黎锦的发展历程，黎锦也以无声的图案符号，留下历史的印记，它与文史文献一道记载着黎族生生不息的历史。
黎族源于古越族。古越族距今6万年前已形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族是夏、禹的后代，传至战国时期的越王无疆，被楚威王打败，越王无疆死，越国遂亡，人民因此流离失所。他们当中有的从陆路越过南岭，进入两广，有的取水路，乘船飘到福建、台湾、海南和越南北路，越族是个大系，故称“百越”，流离到海南的越族是“骆越人”。《资治通鉴》卷二八《汉纪》胡三省注曰：“余谓今安南之地，古之骆越也，珠崖，盖亦骆越地。”黎族三千多年前迁入海南岛，黎族的织锦工具和无声的图案也隐喻黎族的族源是古越族。古越族最早生活在浙江余姚河姆渡一带。古越人擅长纺织，据出土文物考证，在距今7000年前已经出现纺织工具，不独有偶，河姆渡出土的纺织工具更与黎族的纺织工具类同。
从黎族织锦的“蛙”图与古越人的“敬蛙”习俗考察也可推知黎族源于古越族。古越人普遍“敬蛙”。据载：越王勾践，经过会稽大战，败于吴王夫差，订立城下之盟，被俘北归，为吴王养马。后用文种的计策，献美女西施，方得释还归越。乃矢志复国，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其立志图强期间，有一天越王勾践乘车经过道穴边，突然看见一只青蛙，蹲伏在马路中央，见勾践的车驾到来，竟毫不躲避，而是气鼓鼓地两眼圆睁，好像不满越王干扰它的生活安宁，准备和庞大的车驾一决高低似的。越王立起身来，就从车上对青蛙敬礼。车夫看到之后说：“大王，那不过是只青蛙，你干什么向它敬礼？”越王说：“不要小看了这只青蛙，区区一只青蛙能有这种勇气，敢拦阻驾，难道不值得致敬吗？”这事，一经传开，全国军民无不鼓舞。人们认为越王对小小青蛙的勇气都如此敬重，何况对他的部下呢，因此人人都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奋勇杀敌，乐意为他效劳。最后，越国终于战胜吴国。无独有偶，黎族有个传说：古时候，七指岭下有一对夫妇，婚后多年没有生孩子而朝夕焦急，苦闷着。有一次，妻子对丈夫说：“我们要有个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能带来乐趣，解除苦闷，能传宗接代就行了。”一年后妻子怀孕了，夫妻俩那般高兴劲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不久，妻子便生下一个孩子。可是，却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孩子，相貌同青蛙一模一样。于是父母便给它起个名了，叫做蛙仔。蛙仔很快长大，有呼天降雨的本领，天旱之年，他叫来雨水，使风调雨顺，农作物丰收。有一年，国家遭到侵略者的侵犯，正处在生死存亡危急关头，国王发出布告称，谁愿意为国家出谋献策，挽救国家，甘将公主许配给他。当蛙仔知道后，欣喜若狂，立即去晋见国王，国王听了蛙仔的计法，半信半疑，但仍让蛙仔迎敌。在边境一带，蛙仔率领兵民严阵以待。这时，侵略者大张旗鼓步步迫近。瞬间，蛙仔使出浑身力气，呼风唤雨，只见暴雨倾盆，雷电交加，洪水暴涨，把临界河的敌人淹死，流入大海。侵略者被消灭了，在举国上下祝捷的大会上，国王亲自将公主许配给蛙仔。这个传说反映黎族与青蛙有“亲谊”关系，黎族人民崇敬青蛙成俗，青蛙成了黎锦的常见图案。青蛙图案可能是黎锦上的最早、而且是传承时间最长久的图案。青蛙图案也是黎族妇女文身、陶器、铜锣、皮鼓上常见的图案。黎锦的青蛙图案也成为考察黎族族源之物。
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海南设立儋耳、珠崖二郡，正式划入中国版图，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南荒千里尽王疆”（邢宥诗句）。汉代开始了海南岛的开发，史书记载，当时海南岛的农业除了水稻、坡稻、薯类种植外，棉类种植已相当普遍，为织锦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促进了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发展。黎族妇女手工纺织的“广幅布”已远近闻名。《后汉书》中已记载，当时黎族的“广幅布”已被作为贡品征调，可见当时黎族织锦技艺已有较高的水平。《汉书·地理志》还记述了黎族人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这种“贯头服”一直为润方言黎族妇女传承至今，成为黎族最古老的一种服饰形式。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开通。“海上丝绸”之路经过海南岛海域，史书已有明确记载，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下，海南黎族妇女已掌握染色技术，万震记述当时会用吉贝制作“五色斑布”。进入唐朝时，海南经济已极盛。《琼州府志》记载：“海南村户，在唐朝已称极盛，故李赞皇（德裕）诗云：‘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撙’。可以想其物产之饶富矣”唐朝高僧东渡日本，飘落海南时，看到“女着布絮”，《唐太和东征传》提及海南《新唐书》记载：唐代儋州和振州的斑布已列为当时的贡品。
宋代，海南的开发加快。贸易与经济繁荣。这时期重要的事件是棉花的传入。我国著名的文博专家宋兆麟认为：“我国种棉织布在宋元时期才流行开来，但是棉花是外来物，又是先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的，其中海南岛就是传入棉花的南路码头”。方健先生也认为，海南岛的棉花从南海航道传入，“海南人家家种棉，交秋试花在烛天”（陈莱孝诗句）。棉花的传入，使海南的织锦手工业长足进步，黎锦大放异彩，销售到京师一带。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棉花，可能是草本木棉，否则与下面所说的木棉就会发生矛盾。有学者认为，棉花是指海岛棉，也许有误，因为史料记载，海岛棉原产南美洲诸岛屿，故称海岛棉。海岛棉于1916年在崖县试种，试种成功后，1955至1966年分别在崖县、乐东、东方、保亭、琼海、万宁等地种有1500多亩，20世纪60年代后已不再发展。《海南史要览》一书对宋代木棉花织锦有详细的记述：“宋代海南的手工业，也具有海岛的民族特色，首先是黎族的织锦。在宋代已大发异彩。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是一位正直的封建官吏，曾于乾道八年（1172年）冬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治所在今桂林市），他在任上严惩不守法纪的地方官吏，晓谕各族人民团结守法，为地方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还写下了《桂海虞衡志》一书，留下了关于岭南地带包括海南黎人的许多真实的记录。其中对于海南的手工业，他也有所记载，尤其对海南黎族织锦的种类及品牌都有详细的记载： （1）黎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国锦彩，折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
（2）黎单：“亦黎人所织，青红间道，木棉布也，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
（3）吉贝：方勺《泊宅编》中说将木棉纺织成布，名曰吉贝，今所货木棉，特其细紧尔。当以花多为胜，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布也。”又《岭外代答》中有更加详细的关于吉贝的描述。苏轼来海南后，黎族人民虽然与他语言不通，但到了冬天‘海风今岁寒’时，黎人遗他吉贝布，给他御寒。
这大段文字对宋代黎族织锦的状况是说得比较清楚的。
元朝黎族的织锦技术，继南宋之后，已臻完美。黎族所织的“五色吉贝”以“黎锦”之称名闻遐迩。王逢的《黄道婆词并序》中说：“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纟川 云灿花草。”这种花布出于唐代振州的延德都（也就是宋时崖州西南沿海汉族移民集居地）早已全国闻名，备受皇家青睐，作为贡品入朝。因此黄道婆元初学习借鉴黎族织“崖州被”的方法，回鸟泥泾后与妇女一道创造新的产品“鸟泥泾被”。她在纺织工艺上的成就，是黎、汉两族劳动人民所共同创造的。
明朝从洪武三年（1370年）6月，明军进军海南岛，将海南统一在明的统治下，在这276年里，万历新政时期，是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时期，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进，而发生巨变的时代。这个大时代发展的洪流，也波及南海之滨的边陲海岛。海南岛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向前大步迈进的新阶段。这时外国的棉纱传入。因为岛内的墟市也已发达。《海槎余录》有记：“黎村贸易处近城则曰市场，在乡曰墟场，又曰集场，每三日早晚二次，会集物资，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男子则不出也。”黎族贸易集场，男子不参与，皆妇女赶集。一方面是妇女们从集场购买棉纱，另一方面是用纺织品易物。史料记载，闽广商人也入墟采购吉贝、绩麻、织布被、花幅等物。明·罗日 《咸宾录》记述：“女工纺织，得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织花，所谓黎锦被服之类，粗细有差。”说明当时的黎锦织物已是从集场上购得中国彩帛与本地的吉贝纱结合织成。丝的生产和使用普遍进入黎族纺织业，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崖州多织锦，儋州多织丝”。丝与吉贝纱的结合使黎族纺织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顺治四年（1647年），海南岛开始归属清朝统治。但由于其后近三十年时间广东和海南等地频繁发生拥明反清斗争，所以清代对本岛的统治很不稳定。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朝对海南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社会的安定，使社会经济和文化获得长足发展。黎族的织锦出现了两大变化：
一个变化是，由于琼州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国外的货物大批涌入。据海关报告史料记载，1876年由印度输入的棉纱39担，1882年增至3167担。外国棉纱和本国大陆地区蚕丝的输入，与吉贝棉混纺织物更为精美。清黄宋炎题《琼州黎人画册》诗云：“不养蚕桑不种棉，织来吉贝锦文连，共传黎妇今多巧，远过珠崖入汉年。”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说：“其出于琼者，或以是绫越棉，折取色丝，间以鹅毳之棉，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浓丽可爱。白者为幛，杂色者为被，曰黎单。四幅相连为黎幕，亦曰黎幔。以金丝者为上，又有花被假被。……布帛则攀枝吉贝，机杼精工，百卉千华，凌乱敫红，疏稀尔暑，密斜弭风，盖谓琼布也。……崖州多织锦，儋州多织生丝。崖州组织棉线如布帛状，绣人物花鸟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帐房，俗称儋、崖二帐。”
黎锦的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以汉文字的龙被。龙被是技艺最高、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黎锦精品。清代的产品最多，龙被上出现“八仙过海”、“八卦太极”、“福禄寿”、“双喜”等汉字图案。黎族没有自已的文字，龙被上的汉字表明黎族妇女已有一定的文化涵养，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是黎汉文化交融的产物。
汉文化融入黎族的织锦，丰富了黎锦的文化内涵，表明黎族的织锦文化步入了近代文明，并向现代文明迈进。
纵观黎族织锦的发展历程，就好象在翻阅一本黎族民族史书。黎族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黎锦上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留了痕迹，它以丰富的图纹形式，静静地讲述着黎族文明的历史进程，高度浓缩着黎族传统文化。我们说它是无声的民族史诗是恰如其分的。
黎族织锦与历史同行。历史传载着黎锦的发展历程，黎锦也以无声的图案符号，留下历史的印记，它与文史文献一道记载着黎族生生不息的历史。
黎族源于古越族。古越族距今6万年前已形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族是夏、禹的后代，传至战国时期的越王无疆，被楚威王打败，越王无疆死，越国遂亡，人民因此流离失所。他们当中有的从陆路越过南岭，进入两广，有的取水路，乘船飘到福建、台湾、海南和越南北路，越族是个大系，故称“百越”，流离到海南的越族是“骆越人”。《资治通鉴》卷二八《汉纪》胡三省注曰：“余谓今安南之地，古之骆越也，珠崖，盖亦骆越地。”黎族三千多年前迁入海南岛，黎族的织锦工具和无声的图案也隐喻黎族的族源是古越族。古越族最早生活在浙江余姚河姆渡一带。古越人擅长纺织，据出土文物考证，在距今7000年前已经出现纺织工具，不独有偶，河姆渡出土的纺织工具更与黎族的纺织工具类同。
从黎族织锦的“蛙”图与古越人的“敬蛙”习俗考察也可推知黎族源于古越族。古越人普遍“敬蛙”。据载：越王勾践，经过会稽大战，败于吴王夫差，订立城下之盟，被俘北归，为吴王养马。后用文种的计策，献美女西施，方得释还归越。乃矢志复国，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其立志图强期间，有一天越王勾践乘车经过道穴边，突然看见一只青蛙，蹲伏在马路中央，见勾践的车驾到来，竟毫不躲避，而是气鼓鼓地两眼圆睁，好像不满越王干扰它的生活安宁，准备和庞大的车驾一决高低似的。越王立起身来，就从车上对青蛙敬礼。车夫看到之后说：“大王，那不过是只青蛙，你干什么向它敬礼？”越王说：“不要小看了这只青蛙，区区一只青蛙能有这种勇气，敢拦阻驾，难道不值得致敬吗？”这事，一经传开，全国军民无不鼓舞。人们认为越王对小小青蛙的勇气都如此敬重，何况对他的部下呢，因此人人都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奋勇杀敌，乐意为他效劳。最后，越国终于战胜吴国。无独有偶，黎族有个传说：古时候，七指岭下有一对夫妇，婚后多年没有生孩子而朝夕焦急，苦闷着。有一次，妻子对丈夫说：“我们要有个孩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只要能带来乐趣，解除苦闷，能传宗接代就行了。”一年后妻子怀孕了，夫妻俩那般高兴劲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不久，妻子便生下一个孩子。可是，却是一个奇形怪状的孩子，相貌同青蛙一模一样。于是父母便给它起个名了，叫做蛙仔。蛙仔很快长大，有呼天降雨的本领，天旱之年，他叫来雨水，使风调雨顺，农作物丰收。有一年，国家遭到侵略者的侵犯，正处在生死存亡危急关头，国王发出布告称，谁愿意为国家出谋献策，挽救国家，甘将公主许配给他。当蛙仔知道后，欣喜若狂，立即去晋见国王，国王听了蛙仔的计法，半信半疑，但仍让蛙仔迎敌。在边境一带，蛙仔率领兵民严阵以待。这时，侵略者大张旗鼓步步迫近。瞬间，蛙仔使出浑身力气，呼风唤雨，只见暴雨倾盆，雷电交加，洪水暴涨，把临界河的敌人淹死，流入大海。侵略者被消灭了，在举国上下祝捷的大会上，国王亲自将公主许配给蛙仔。这个传说反映黎族与青蛙有“亲谊”关系，黎族人民崇敬青蛙成俗，青蛙成了黎锦的常见图案。青蛙图案可能是黎锦上的最早、而且是传承时间最长久的图案。青蛙图案也是黎族妇女文身、陶器、铜锣、皮鼓上常见的图案。黎锦的青蛙图案也成为考察黎族族源之物。
西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海南设立儋耳、珠崖二郡，正式划入中国版图，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南荒千里尽王疆”（邢宥诗句）。汉代开始了海南岛的开发，史书记载，当时海南岛的农业除了水稻、坡稻、薯类种植外，棉类种植已相当普遍，为织锦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促进了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发展。黎族妇女手工纺织的“广幅布”已远近闻名。《后汉书》中已记载，当时黎族的“广幅布”已被作为贡品征调，可见当时黎族织锦技艺已有较高的水平。《汉书·地理志》还记述了黎族人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这种“贯头服”一直为润方言黎族妇女传承至今，成为黎族最古老的一种服饰形式。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开通。“海上丝绸”之路经过海南岛海域，史书已有明确记载，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下，海南黎族妇女已掌握染色技术，万震记述当时会用吉贝制作“五色斑布”。进入唐朝时，海南经济已极盛。《琼州府志》记载：“海南村户，在唐朝已称极盛，故李赞皇（德裕）诗云：‘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撙’。可以想其物产之饶富矣”唐朝高僧东渡日本，飘落海南时，看到“女着布絮”，《唐太和东征传》提及海南《新唐书》记载：唐代儋州和振州的斑布已列为当时的贡品。
宋代，海南的开发加快。贸易与经济繁荣。这时期重要的事件是棉花的传入。我国著名的文博专家宋兆麟认为：“我国种棉织布在宋元时期才流行开来，但是棉花是外来物，又是先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的，其中海南岛就是传入棉花的南路码头”。方健先生也认为，海南岛的棉花从南海航道传入，“海南人家家种棉，交秋试花在烛天”（陈莱孝诗句）。棉花的传入，使海南的织锦手工业长足进步，黎锦大放异彩，销售到京师一带。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棉花，可能是草本木棉，否则与下面所说的木棉就会发生矛盾。有学者认为，棉花是指海岛棉，也许有误，因为史料记载，海岛棉原产南美洲诸岛屿，故称海岛棉。海岛棉于1916年在崖县试种，试种成功后，1955至1966年分别在崖县、乐东、东方、保亭、琼海、万宁等地种有1500多亩，20世纪60年代后已不再发展。《海南史要览》一书对宋代木棉花织锦有详细的记述：“宋代海南的手工业，也具有海岛的民族特色，首先是黎族的织锦。在宋代已大发异彩。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是一位正直的封建官吏，曾于乾道八年（1172年）冬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治所在今桂林市），他在任上严惩不守法纪的地方官吏，晓谕各族人民团结守法，为地方做了不少有益的事，他还写下了《桂海虞衡志》一书，留下了关于岭南地带包括海南黎人的许多真实的记录。其中对于海南的手工业，他也有所记载，尤其对海南黎族织锦的种类及品牌都有详细的记载： （1）黎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国锦彩，折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
（2）黎单：“亦黎人所织，青红间道，木棉布也，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
（3）吉贝：方勺《泊宅编》中说将木棉纺织成布，名曰吉贝，今所货木棉，特其细紧尔。当以花多为胜，横数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布也。”又《岭外代答》中有更加详细的关于吉贝的描述。苏轼来海南后，黎族人民虽然与他语言不通，但到了冬天‘海风今岁寒’时，黎人遗他吉贝布，给他御寒。
这大段文字对宋代黎族织锦的状况是说得比较清楚的。
元朝黎族的织锦技术，继南宋之后，已臻完美。黎族所织的“五色吉贝”以“黎锦”之称名闻遐迩。王逢的《黄道婆词并序》中说：“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纟川 云灿花草。”这种花布出于唐代振州的延德都（也就是宋时崖州西南沿海汉族移民集居地）早已全国闻名，备受皇家青睐，作为贡品入朝。因此黄道婆元初学习借鉴黎族织“崖州被”的方法，回鸟泥泾后与妇女一道创造新的产品“鸟泥泾被”。她在纺织工艺上的成就，是黎、汉两族劳动人民所共同创造的。
明朝从洪武三年（1370年）6月，明军进军海南岛，将海南统一在明的统治下，在这276年里，万历新政时期，是明一代最为繁荣昌盛时期，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时代，中国与全球经济发生密切关系的时代，中国伴随西学东进，而发生巨变的时代。这个大时代发展的洪流，也波及南海之滨的边陲海岛。海南岛在此前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向前大步迈进的新阶段。这时外国的棉纱传入。因为岛内的墟市也已发达。《海槎余录》有记：“黎村贸易处近城则曰市场，在乡曰墟场，又曰集场，每三日早晚二次，会集物资，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男子则不出也。”黎族贸易集场，男子不参与，皆妇女赶集。一方面是妇女们从集场购买棉纱，另一方面是用纺织品易物。史料记载，闽广商人也入墟采购吉贝、绩麻、织布被、花幅等物。明·罗日 《咸宾录》记述：“女工纺织，得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织花，所谓黎锦被服之类，粗细有差。”说明当时的黎锦织物已是从集场上购得中国彩帛与本地的吉贝纱结合织成。丝的生产和使用普遍进入黎族纺织业，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崖州多织锦，儋州多织丝”。丝与吉贝纱的结合使黎族纺织业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顺治四年（1647年），海南岛开始归属清朝统治。但由于其后近三十年时间广东和海南等地频繁发生拥明反清斗争，所以清代对本岛的统治很不稳定。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朝对海南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社会的安定，使社会经济和文化获得长足发展。黎族的织锦出现了两大变化：
一个变化是，由于琼州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国外的货物大批涌入。据海关报告史料记载，1876年由印度输入的棉纱39担，1882年增至3167担。外国棉纱和本国大陆地区蚕丝的输入，与吉贝棉混纺织物更为精美。清黄宋炎题《琼州黎人画册》诗云：“不养蚕桑不种棉，织来吉贝锦文连，共传黎妇今多巧，远过珠崖入汉年。”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说：“其出于琼者，或以是绫越棉，折取色丝，间以鹅毳之棉，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浓丽可爱。白者为幛，杂色者为被，曰黎单。四幅相连为黎幕，亦曰黎幔。以金丝者为上，又有花被假被。……布帛则攀枝吉贝，机杼精工，百卉千华，凌乱敫红，疏稀尔暑，密斜弭风，盖谓琼布也。……崖州多织锦，儋州多织生丝。崖州组织棉线如布帛状，绣人物花鸟其上，有十金一具者，名曰帐房，俗称儋、崖二帐。”
黎锦的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以汉文字的龙被。龙被是技艺最高、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黎锦精品。清代的产品最多，龙被上出现“八仙过海”、“八卦太极”、“福禄寿”、“双喜”等汉字图案。黎族没有自已的文字，龙被上的汉字表明黎族妇女已有一定的文化涵养，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是黎汉文化交融的产物。
汉文化融入黎族的织锦，丰富了黎锦的文化内涵，表明黎族的织锦文化步入了近代文明，并向现代文明迈进。
纵观黎族织锦的发展历程，就好象在翻阅一本黎族民族史书。黎族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黎锦上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留了痕迹，它以丰富的图纹形式，静静地讲述着黎族文明的历史进程，高度浓缩着黎族传统文化。我们说它是无声的民族史诗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