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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上个世纪的前半叶,傅斯年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由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机构的管理和学术研究的组织工作中去,使得他没有过多的时间从事个人的研究和著述,再加上英年早逝,结果没有什么宏篇巨著传世,也没有等身作品嘉惠后人。于是,有人为此感到惋惜,有人讥讽他徒有虚名。其实并非如此,只要我们读一读他那数量不算太多的论著,我们便会发现,他的学术成就多具有开创性。
关键词:史料学;学术思想;史学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4-0076-02
一、“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提出
傅斯年在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十分明显但也很容易被人误解的纲领性口号—“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后来他又用“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来表述这个口号。把史料学提到和史学对等的地位,这在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你会发现傅斯年提出这一口号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的,它是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接受了西方传来的政治、伦理思想,表现了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倾向,但是由于他自幼受到系统的中国学术思想的教育,传统的考据学仍旧受受到他的青睐。他重视史料的整理,认定中国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同时他也认为,古代的学者虽然在史料的鉴别、整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他们的研究活动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学的范围之内,而将文献之外的史料视为无用之物,摒于史料范畴之外。近代以来,虽然有的学者注重研究、利用新史料,但是由于政府不重视开发保护,学者个人也无力收藏保存,随着交通的发达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有些新史料流出域外,有些则遭到破坏,渐次毁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傅斯年抱着抢救中国学术资料的目的,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动员组织一批优秀学者建立起学术机构,对中国现存的各种学术资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系统的整理。他说:“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有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能添新的了。不过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置。”[1]
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在中华学术的沃土上萌生、成长,同时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成熟。在留学德国的几年里,他对比较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接受了曾垄断欧洲史坛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观点。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又称实证主义学派,其创始人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朗克。朗克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主张从语言文字入手,追求史料的来源,鉴别史料的真伪;认为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资料,乃是历史的瑰宝。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变成科学。[3]郎克学派的观点与中国的乾嘉考据学的治史宗旨、方法有许多相通之处。经过长期的探索,傅斯年终于找到了西方学术和中国传统学术的联结点,求得了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同。于是,他决定将西方的学术理论移植于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沃土之中,建设中国新的史料的考据学。可以这样说,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学术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西史学思想相交汇的产物。
二、“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历史意义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片面的口号。我们不能对其望文生义,主观地认定他将史学与史料学简单地等同起来。在他的简短的学术口号下面涵盖的是极其丰富的学术思想和深刻精明的史学见解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2]“史学便是史料学。”[3]他说了这么多容易断章取义、容易被误解的话,但真正的学术大家都知道他的苦心孤诣,很少发生误解。不仅不误解,反而承认他的权威地位,感激他对现代史学的建设所做的贡献。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史学发展的结果。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看,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思想纠正了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史书编纂,忽视史料搜集整理的偏向。傅斯年说,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4]他极力反对那些不去搜集史料,专门对于前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进行加工、润色,然后撰写成史书的历史学家。他认为那不是是“客观的史学”,那是搞“化石的史学”。 傅斯年尽力去扭转史学界那种个人主观意识曲解史事,依照伦理观念修饰历史,按照政治需要改写历史的史学观点,使史学朝着“存真”、“求实”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傅斯年的思想取向和出发点都是正确的,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其次,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的提出有助于中国传统史料和文物的开发和保护。傅斯年认为,近代以来,由于政府不重视开发保护传统史料,学者个人也无力收藏保存这些传统史料,随着交通的发达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有些新史料流出域外,有些则遭到破坏,渐次毁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抱着抢救中国学术资料的目的,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动员组织一批优秀学者建立起学术机构,对中国现存的各种学术资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系统的整理。这些无疑对保护中国传统史料和文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最后,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学术思想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指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他强调史料的扩充是史学进步的最重要因素。他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仅依靠文献的记载,而是“动手动脚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中国的史学要想进步,也必须在这方面寻求出路。我们虽然不完全赞同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极端说法,但史料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5]正因为如此,新的特别是重要史料的发现,往往会促进史学的繁荣乃至一门分支学科的成立。
三、“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论局限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曾经对中国的学术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也有其重大的理论缺陷。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是一种狭义的片面的史学观点。傅斯年之所以把“史学”的对象看作是“史料”,与他对史学的定位有直接的关系。他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说:“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就是史论,而不是史学”。在他看来人们只能认识历史上的某些具体事物,研究历史上的某些具体现象。如果硬要取得一种规律性的认识,那必然是加如了个人的主观因素,必然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与他心目中的“科学的历史学”便格格不入了。傅斯年提出要把历史学变成科学,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应该包括历史哲学、历史评论、史书编纂等等,在这些分支学科中,无法使用或全部使用科学的方法,按照傅斯年的观点来看它们都不能成为科学,因此应该将它们从科学的史学体系中排斥分离出来。这样一来,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就不在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而是狭义的片面的史学了。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使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史料、轻理论,重考据、轻思辩的倾向,并最终导致了史学研究的片面化和琐细化。
傅斯年把史料学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和逻辑起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把史料学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不合适的高度,主观认为历史学科里唯一可称的上科学的是史料学,历史学的功夫全看处理史料的能力如何,于是在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史料、轻理论,重考据、轻思辩的倾向。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史学家们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到繁冗琐细的考证中去,从而使他们在研究具体的史学问题时,往往不能将其置之于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或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这样最终导致他们无法发现历史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特征和联系,更谈不上全面地历史地看待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了。
参考文献:
[1][2]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M].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3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243页.
[5]考古学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四册.
关键词:史料学;学术思想;史学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0)-04-0076-02
一、“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提出
傅斯年在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十分明显但也很容易被人误解的纲领性口号—“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后来他又用“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来表述这个口号。把史料学提到和史学对等的地位,这在史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但是经过仔细分析,你会发现傅斯年提出这一口号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的,它是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接受了西方传来的政治、伦理思想,表现了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倾向,但是由于他自幼受到系统的中国学术思想的教育,传统的考据学仍旧受受到他的青睐。他重视史料的整理,认定中国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同时他也认为,古代的学者虽然在史料的鉴别、整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他们的研究活动基本上局限于文献学的范围之内,而将文献之外的史料视为无用之物,摒于史料范畴之外。近代以来,虽然有的学者注重研究、利用新史料,但是由于政府不重视开发保护,学者个人也无力收藏保存,随着交通的发达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有些新史料流出域外,有些则遭到破坏,渐次毁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傅斯年抱着抢救中国学术资料的目的,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动员组织一批优秀学者建立起学术机构,对中国现存的各种学术资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系统的整理。他说:“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有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能添新的了。不过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置。”[1]
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在中华学术的沃土上萌生、成长,同时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而进一步发展、成熟。在留学德国的几年里,他对比较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接受了曾垄断欧洲史坛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观点。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又称实证主义学派,其创始人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朗克。朗克认为,一切历史著作都是不可靠的,要明白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他主张从语言文字入手,追求史料的来源,鉴别史料的真伪;认为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资料,乃是历史的瑰宝。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变成科学。[3]郎克学派的观点与中国的乾嘉考据学的治史宗旨、方法有许多相通之处。经过长期的探索,傅斯年终于找到了西方学术和中国传统学术的联结点,求得了西方学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同。于是,他决定将西方的学术理论移植于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的沃土之中,建设中国新的史料的考据学。可以这样说,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学术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西史学思想相交汇的产物。
二、“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历史意义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片面的口号。我们不能对其望文生义,主观地认定他将史学与史料学简单地等同起来。在他的简短的学术口号下面涵盖的是极其丰富的学术思想和深刻精明的史学见解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2]“史学便是史料学。”[3]他说了这么多容易断章取义、容易被误解的话,但真正的学术大家都知道他的苦心孤诣,很少发生误解。不仅不误解,反而承认他的权威地位,感激他对现代史学的建设所做的贡献。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史学发展的结果。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看,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首先,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思想纠正了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史书编纂,忽视史料搜集整理的偏向。傅斯年说,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与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4]他极力反对那些不去搜集史料,专门对于前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进行加工、润色,然后撰写成史书的历史学家。他认为那不是是“客观的史学”,那是搞“化石的史学”。 傅斯年尽力去扭转史学界那种个人主观意识曲解史事,依照伦理观念修饰历史,按照政治需要改写历史的史学观点,使史学朝着“存真”、“求实”的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傅斯年的思想取向和出发点都是正确的,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其次,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的提出有助于中国传统史料和文物的开发和保护。傅斯年认为,近代以来,由于政府不重视开发保护传统史料,学者个人也无力收藏保存这些传统史料,随着交通的发达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有些新史料流出域外,有些则遭到破坏,渐次毁灭。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抱着抢救中国学术资料的目的,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动员组织一批优秀学者建立起学术机构,对中国现存的各种学术资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系统的整理。这些无疑对保护中国传统史料和文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最后,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学术思想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指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他强调史料的扩充是史学进步的最重要因素。他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之所以发展,就是因为他们不仅仅依靠文献的记载,而是“动手动脚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中国的史学要想进步,也必须在这方面寻求出路。我们虽然不完全赞同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极端说法,但史料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5]正因为如此,新的特别是重要史料的发现,往往会促进史学的繁荣乃至一门分支学科的成立。
三、“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论局限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曾经对中国的学术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也有其重大的理论缺陷。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是一种狭义的片面的史学观点。傅斯年之所以把“史学”的对象看作是“史料”,与他对史学的定位有直接的关系。他在《闲谈历史教科书》中说:“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就是史论,而不是史学”。在他看来人们只能认识历史上的某些具体事物,研究历史上的某些具体现象。如果硬要取得一种规律性的认识,那必然是加如了个人的主观因素,必然失去客观性和科学性,这与他心目中的“科学的历史学”便格格不入了。傅斯年提出要把历史学变成科学,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应该包括历史哲学、历史评论、史书编纂等等,在这些分支学科中,无法使用或全部使用科学的方法,按照傅斯年的观点来看它们都不能成为科学,因此应该将它们从科学的史学体系中排斥分离出来。这样一来,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就不在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而是狭义的片面的史学了。
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使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史料、轻理论,重考据、轻思辩的倾向,并最终导致了史学研究的片面化和琐细化。
傅斯年把史料学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和逻辑起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把史料学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不合适的高度,主观认为历史学科里唯一可称的上科学的是史料学,历史学的功夫全看处理史料的能力如何,于是在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重史料、轻理论,重考据、轻思辩的倾向。在这种学术思想的指导下,史学家们把大量的精力花费到繁冗琐细的考证中去,从而使他们在研究具体的史学问题时,往往不能将其置之于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或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这样最终导致他们无法发现历史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特征和联系,更谈不上全面地历史地看待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了。
参考文献:
[1][2]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M].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34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243页.
[5]考古学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