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屁股思考”的为官者，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不懂得将天下这把大交椅交给人民，人民才是保持这把大交椅稳定的根本力量。要想坐稳这把椅子，民为先。
　　
　　“用屁股思考”无非是调侃那些用屁股决定脑袋的人—根据自己的位子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行动。这样做，原本无可厚非。现代社会行为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坐位决定立场”(where you stand is where you sic)。
　　但这个位子由何而来?如果是自己依法努力挣来的，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全力维护并加强。但如果是别人给予的，问题就来了。一般而言，既能予之，便能取之。坐在别人给予的交椅上，而又不想失去这把交椅，那就要替别人做事。于是，坐在椅子上的屁股，自然就比长在自己肩膀上的脑袋重要了。比如古代君臣之间，讲究的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保住为“臣”的地位，头可断，屁股不能移。明明是最彻底的奴性，却被褒扬为高尚的“气节”。如此屁股决定脑袋，只能是恨其不争，哀其不幸了。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权为民所赋”。为官者，自然是“人民公仆”；要保住官位，当然要“为人民服务”。只有永远坐在人民一边，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可是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为官者的所作所为，却与此相去甚远，甚至本末倒置。用屁股思考，损公肥私，给政治稳定带来莫大隐患。究其原因，无非有二。
　　其一，为上是从。在这些人眼里，交椅是上边给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时刻保持“高昂的头颅”，伺候好顶头上司——也就是坐在他上面那把交椅上的那尊屁股，则自己的交椅不但坐得稳，而且还有提升的可能。他们的目标，就是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坐上一把高高在上的交椅，然后理所当然地接受椅下众人的伺候。如此屁股决定脑袋，实在是可悲、可气、可怜。可悲者，是他把别人坐在他上面的那尊屁股看得比自己的脑袋还重要。昂首引颈，两眼向上，无非是要把上司伺候得爽；可气者，是他完全不懂得真正支撑其交椅的，恰恰是他认为在其之下的广大民众。媚上也就罢了，可他偏偏还要欺下，贪求自己的交椅也坐得爽；可怜者，是一方面媚上是一件很辛苦窝囊的勾当，另一方面欺下者鲜有善终。一旦群起攻之，丢卒保车永远是“上司”稳定乱局的首选。毕竟众怒难犯，一椅可移。
　　其二，一己之私。在这些人眼里，交椅既然坐在自己屁股之下，自然是属于自己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时刻保持自己的交椅牢靠，其他一概不在话下。其行事准则，可谓坐定交椅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在他们眼里，本团体、本系统——说到底也就是其本——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满足一己之私而置全局于不顾。这里以“掩耳盗铃”为例来展示这类为官者之可恶。古人用“掩耳盗铃”来取笑笨贼，因为只要铃声一响，大家就会群起抓贼。但现代社会中往往分工明细，报警者与捉贼者各司其职。对于前者来说，只要铃声不响，便是万事大吉。铃声一响，他们不但要起身报警，而且还要协助抓贼——这本为报警者分内之事。但一心为私的报警者却另有打算。起身报警——屁股离开了交椅，一险也；协助抓贼——恶贼可能铤而走险，二险也；助捉贼者抓贼，抓住了是他人之功，抓不住则要分担责任，三险也。于是，对于那些一心只想坐稳自己位子的报警者来说，他们是绝不会抬起屁股去“冒险”抓贼的。明明窗外铃声大作，他们不去制止盗铃、毁铃之人，而是急着封住别人的耳朵，蒙住别人的眼睛，堵住别人的嘴巴。只要大家听不到铃声，或者听到了看不见，或者看见了喊不出，这样就无人报警，于是天下无贼。至于铃铛被偷甚至被毁，那是别人的责任，“报警者”非但不内疚，反而窃喜——别人的椅子坐不稳，才能更加证明自己屁股的稳当，
　　这两种“用屁股思考”的为官者，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不懂得将天下这把大交椅交给人民，人民才是保持这把大交椅稳定的根本力量。要想坐稳这把椅子，民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