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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2008年6月4日北京奥运会前夕,在湖南省省会长沙的火炬传递起跑仪式上,一群身着“五四”时期青年装的大学生带领现场的数千人一起齐声朗诵:“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那一刻,不论是现场的亦或是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了这一张张意气风发的年轻面孔所带来的惊喜与振奋,学子们铿锵有力的朗诵声更是仿佛誓言一般久久地在耳边回荡,让人心潮澎湃。
而写就这样一篇振奋人心的《少年中国说》的作者便是梁任公,雅号饮冰室主人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晚清及民初历史上,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他锐意变革,进取,他一生的前期可谓是光辉灿烂,可凿可书,但世人却往往忽略了他后期从事教育的成就。
欧游归来以后,梁启超决心离开纷乱的政坛投身文化与学术,他开始频繁讲学。1925年,他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几位杰出的学者一道应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国学院”),旨在培养“学无中西而又以中国文化为本”的传统文化重建者。
而对于梁启超后期的选择——他在清华国学院开门授徒以及著书立说的那段岁月,人们历来是持不同看法的。在许多人看来,“五四”以后,梁任公的政治生命已然结束,他之所以退居清华讲学,实际上是想“与世两忘”。更有甚者,认为向来立于时代潮头的任公,已经沦为了时代的遗老,“梁启超”这三个字,在青年一辈的心目当中,不过是保守的代名词而已。
针对此类观点,也有人掷地有声地给予了“回击”:“梁启超的后期是何等辉煌,而且还有可能更加辉煌!”不仅如此,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绝对不是一次遁逃或者落败,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进取式的蜕变与升华”。(节选自2010年8月26日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评析文章《梁启超——在中西间寻找新文明》)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会让昔日试图在西方的强盛中寻找民族救亡之路的梁启超,于人生中的最后十年,有如此重大的转变呢?我们在回望任公这段教书育人的经历时,又会有哪些新的看法和认知呢?
国学弟子眼中的他:“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一行等7人,在欧洲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考察。
纵观当时的欧洲思想文化界,“世纪末”的说法正甚嚣尘上,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大都对中国文化非常推崇。哲学家蒲陀罗在与梁启超的一次会面中就曾说道,“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它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听到这一番肺腑之言,梁启超登时觉得“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肩上”。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梁启超才得以以新的角度来审视中西文明。如果说欧游前,梁启超对于中国文化总是有着或隐或显的自卑感,对西方文化始终是以一种仰视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欧游后他开始站在中西平等对话的平台上来看待西方文化,对于民族的文化则恢复了自信,并且自觉有了一份文化承担感(即所谓的“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肩上”)。
也正因为这份厚重的文化承担感的存在,梁启超一返抵国内,即宣布弃政从教。与此同时,他还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表述来规定今后的文化方向。他相信:“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只有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这才是促进本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一剂“良方”。
有了这层认知后,梁启超便开始频繁地奔波于各地讲学。在北大、师大、女师大、法大、清华、燕京、南开,梁启超曾多次作学术公开讲演,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题材之博,影响之大,听众之多,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演讲史上都是空前的。
在全国各地作学术演说的同时,梁启超还把关注教育的目光投向了刚刚兴办不久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5年初,清华学校欲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校长曹云祥的主持下,由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出面,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这便是当年令学识界为之震动,日后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国学院“四大导师”。
而梁启超的授课讲学,也实在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且看一看他的弟子们都是如何形容的——
在文学家梁实秋的笔下,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如此诙谐风趣的一位先生,讲起课来却又是另外一番面貌了,在梁实秋的文章里,尚有如下记述:“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衷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口张口大笑了。”(摘自梁实秋的散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对于这一点,戏剧教育家熊佛西深表认同。他在《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中写道:“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
事实上,就出任清华导师后梁启超的行迹看,他似乎并不满足于登坛讲演,而是更注重私下里的“口传心授”。在他看来,为人师者,首要的责任就是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无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学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
正是基于这一信条,梁启超时常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给予学生启导开示。他一再强调,做学问的人,首先要具备两种品质:第一,做学问的能力;第二,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即要培养自己具有“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关于这些能力和习惯的养成问题,他在1925年9月与清华研究院学生谈《指导之方针及选研究题目之商酌》时作了详细的解释。同一年,他还就“读书法”启导学生们,求知的目的有二:第一是求智;第二是致用。二者缺一不可,即所谓“知行合一”。二者兼备方称得上是学问。但读书是求知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将此分为“鸟瞰的读书法”“解剖的读书法”和“会通的读书法”,并加以剖析。
可以说,梁启超对他所酷爱的教育这块“自家田地”已经倾尽其最大的耕耘之力,他跟清华国学院诸弟子的关系,也确实显示出了唯大儒者方有的让人如沐春风的师表形象。而这样一种既不失威严又十分融洽的师生关系,也正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梁氏门下能人辈出,在学术界享有盛名者多达三十人以上的真实秘诀。
以至作为其弟子之一的梁实秋在追忆恩师的这段过往时,就不无感慨地说道:“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孩子们眼中的他:“不仅是文坛泰斗、舆论界骄子,更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爱国者。”
1924年,梁启超在其天津的原寓所右侧又建造了一幢新楼——“饮冰室”书斋。“饮冰室”建成后,梁启超在此写下了很多有影响的专著,如《欧游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尽管梁启超的晚年一直笔耕不辍,他仍然认真地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他对孩子们充满了爱心,但同时又很注重子女学识品性方面的引导。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心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但又不强求他们一定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办,而是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在梁启超看来,凡事都应当从兴趣爱好出发,对子女的教育尤其如此。“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摘自梁启超1927年8月29日写给儿子梁思成的家书)
从1923年直到1929年梁启超去世,他共有四个子女在海外(其中思成、思永和思庄在美国及加拿大求学,大女儿梁思顺则随同做外交官的丈夫在国外生活多年)。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在这六年间,梁启超一共给儿女们寄去了三百余封家书。
凭借着这一封封在大洋两岸辗转往复的书信,梁启超得以和孩子们分享他们海外求学的见闻,同时,在孩子们面临事业选择、感情波折、人生困顿之时,他都会最及时地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用最温婉的方式传递给孩子。这实际上也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在教育子女。
例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读建筑学的儿子梁思成一度怀疑学校的死板仿古教学方法,唯恐自己日后会变成一个只知绘图不懂设计的匠人。梁启超在给儿子的回信中说:“你觉得你的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他还在信中教导儿子“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要他“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摘自1927年2月16日梁启超写给儿子思成的家书)
儿子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专业,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野外资料,也是梁启超精心安排,在信中回答了有关业务的统计资料。
另外,女儿思庄入大学两年后该选专业了,最初梁启超希望思庄选学当时在中国还几乎是空白的现代生物学,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劝勉道:“我想你们兄弟姐妹,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否?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
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教得不好,无法引起梁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哥哥思成叙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给思庄写信说:“既已如此,为何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拘泥爹爹的话。”(摘自梁启超给女儿思庄的家书)
在父亲的鼓励下,梁思庄改学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日后成为了一名图书馆专家。
就在梁启超满心期盼着儿女们能学成归来时,一场变故突然来袭。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到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经过几天的化验,发现其右肾有病变,遂以手术摘除。术后梁的病情仍未见好转,且查不出病源,医院复诊后诊断其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间舆论界哗然,人们纷纷声讨协和医院,指责操刀的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更有甚者,呼吁民众集体抵制西医,将其赶出国门。
眼看着民众对西医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作为受害者的梁启超却站了出来,他毅然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在这之后,梁启超仍然坚持研究和写作,但到1928年11月12日,他已不能坐起,也不再伏案工作了。 他一病不起,于1929年元月19日离开了人世,享年56岁。
梁启超一生以善变著称,但“变”的宗旨和目的却始终未变,“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而对于梁启超的儿女们来说,父亲温暖、亲昵,充满仁爱与责任,他给儿女给世人留下的亦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梁启超的9个子女学贯中西,各有建树和所长,且先后出了三位院士。长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亦是最早运用现代方法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次子梁思永从哈佛毕业后即回国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遗址的考古发掘有重大贡献。两人均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小儿子梁思礼则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曾参与“神五”飞天工程,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父亲不仅是文坛泰斗、舆论界骄子,更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爱国者。”在谈及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时,儿子梁思礼深有感触:“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编后:饮冰室主人也就是梁任公梁启超,他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位爱国志士,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启蒙人,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远胜过那个时代的其他人的。可是无论在他后期所从事的清华国学院的授课讲学还是在自己家里对儿女的教育当中,他都很注重一点,就是现代课程知识及理论应当学,但是传统的优秀文化特别是一些古籍古典文学著作的研读也是不能落下的,对儿女的教育似乎比我们今天的很多现代人更民主,他更多的是指引而非指示。
笔者写这样一篇文章更多地是想说即使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好转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实际的教导却未必能比得上那个时候,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能做到像梁任公那样,但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
而写就这样一篇振奋人心的《少年中国说》的作者便是梁任公,雅号饮冰室主人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晚清及民初历史上,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领军人物,他锐意变革,进取,他一生的前期可谓是光辉灿烂,可凿可书,但世人却往往忽略了他后期从事教育的成就。
欧游归来以后,梁启超决心离开纷乱的政坛投身文化与学术,他开始频繁讲学。1925年,他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几位杰出的学者一道应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清华国学院”),旨在培养“学无中西而又以中国文化为本”的传统文化重建者。
而对于梁启超后期的选择——他在清华国学院开门授徒以及著书立说的那段岁月,人们历来是持不同看法的。在许多人看来,“五四”以后,梁任公的政治生命已然结束,他之所以退居清华讲学,实际上是想“与世两忘”。更有甚者,认为向来立于时代潮头的任公,已经沦为了时代的遗老,“梁启超”这三个字,在青年一辈的心目当中,不过是保守的代名词而已。
针对此类观点,也有人掷地有声地给予了“回击”:“梁启超的后期是何等辉煌,而且还有可能更加辉煌!”不仅如此,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绝对不是一次遁逃或者落败,而是其生命中的一次进取式的蜕变与升华”。(节选自2010年8月26日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评析文章《梁启超——在中西间寻找新文明》)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会让昔日试图在西方的强盛中寻找民族救亡之路的梁启超,于人生中的最后十年,有如此重大的转变呢?我们在回望任公这段教书育人的经历时,又会有哪些新的看法和认知呢?
国学弟子眼中的他:“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一行等7人,在欧洲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考察。
纵观当时的欧洲思想文化界,“世纪末”的说法正甚嚣尘上,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人们大都对中国文化非常推崇。哲学家蒲陀罗在与梁启超的一次会面中就曾说道,“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它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份家当才好。”听到这一番肺腑之言,梁启超登时觉得“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肩上”。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梁启超才得以以新的角度来审视中西文明。如果说欧游前,梁启超对于中国文化总是有着或隐或显的自卑感,对西方文化始终是以一种仰视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欧游后他开始站在中西平等对话的平台上来看待西方文化,对于民族的文化则恢复了自信,并且自觉有了一份文化承担感(即所谓的“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肩上”)。
也正因为这份厚重的文化承担感的存在,梁启超一返抵国内,即宣布弃政从教。与此同时,他还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表述来规定今后的文化方向。他相信:“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只有在中西对比的广阔视野中,重新研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并且基于这种认识来重建独特的生活世界,这才是促进本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一剂“良方”。
有了这层认知后,梁启超便开始频繁地奔波于各地讲学。在北大、师大、女师大、法大、清华、燕京、南开,梁启超曾多次作学术公开讲演,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题材之博,影响之大,听众之多,在近代中国的学术演讲史上都是空前的。
在全国各地作学术演说的同时,梁启超还把关注教育的目光投向了刚刚兴办不久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5年初,清华学校欲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校长曹云祥的主持下,由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出面,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这便是当年令学识界为之震动,日后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国学院“四大导师”。
而梁启超的授课讲学,也实在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且看一看他的弟子们都是如何形容的——
在文学家梁实秋的笔下,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如此诙谐风趣的一位先生,讲起课来却又是另外一番面貌了,在梁实秋的文章里,尚有如下记述:“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足之蹈,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听他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衷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又听他讲杜氏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之口张口大笑了。”(摘自梁实秋的散文《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对于这一点,戏剧教育家熊佛西深表认同。他在《记梁任公先生二三事》中写道:“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
事实上,就出任清华导师后梁启超的行迹看,他似乎并不满足于登坛讲演,而是更注重私下里的“口传心授”。在他看来,为人师者,首要的责任就是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钻研能力:“吾以为以开发本能为不二法门。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苏格拉底亦云:‘余非以学教人,乃教人为学。’是以教授之法,系教师引导学生做学问,教师无给学生学问之责任也。学而能触类旁通,开发真本能,以致用,而为已也。”
正是基于这一信条,梁启超时常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给予学生启导开示。他一再强调,做学问的人,首先要具备两种品质:第一,做学问的能力;第二,做学问的良好习惯。即要培养自己具有“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和“忠实、深切、敬慎、不倦”的习惯。关于这些能力和习惯的养成问题,他在1925年9月与清华研究院学生谈《指导之方针及选研究题目之商酌》时作了详细的解释。同一年,他还就“读书法”启导学生们,求知的目的有二:第一是求智;第二是致用。二者缺一不可,即所谓“知行合一”。二者兼备方称得上是学问。但读书是求知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将此分为“鸟瞰的读书法”“解剖的读书法”和“会通的读书法”,并加以剖析。
可以说,梁启超对他所酷爱的教育这块“自家田地”已经倾尽其最大的耕耘之力,他跟清华国学院诸弟子的关系,也确实显示出了唯大儒者方有的让人如沐春风的师表形象。而这样一种既不失威严又十分融洽的师生关系,也正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梁氏门下能人辈出,在学术界享有盛名者多达三十人以上的真实秘诀。
以至作为其弟子之一的梁实秋在追忆恩师的这段过往时,就不无感慨地说道:“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
孩子们眼中的他:“不仅是文坛泰斗、舆论界骄子,更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爱国者。”
1924年,梁启超在其天津的原寓所右侧又建造了一幢新楼——“饮冰室”书斋。“饮冰室”建成后,梁启超在此写下了很多有影响的专著,如《欧游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尽管梁启超的晚年一直笔耕不辍,他仍然认真地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他对孩子们充满了爱心,但同时又很注重子女学识品性方面的引导。在日常生活中,他非常细心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对每个子女的前途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但又不强求他们一定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办,而是反复征求孩子们的意见,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在梁启超看来,凡事都应当从兴趣爱好出发,对子女的教育尤其如此。“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了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摘自梁启超1927年8月29日写给儿子梁思成的家书)
从1923年直到1929年梁启超去世,他共有四个子女在海外(其中思成、思永和思庄在美国及加拿大求学,大女儿梁思顺则随同做外交官的丈夫在国外生活多年)。他非常想念他们,时常给他们写信。在这六年间,梁启超一共给儿女们寄去了三百余封家书。
凭借着这一封封在大洋两岸辗转往复的书信,梁启超得以和孩子们分享他们海外求学的见闻,同时,在孩子们面临事业选择、感情波折、人生困顿之时,他都会最及时地将自己的人生感悟用最温婉的方式传递给孩子。这实际上也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在教育子女。
例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读建筑学的儿子梁思成一度怀疑学校的死板仿古教学方法,唯恐自己日后会变成一个只知绘图不懂设计的匠人。梁启超在给儿子的回信中说:“你觉得你的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他还在信中教导儿子“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要他“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摘自1927年2月16日梁启超写给儿子思成的家书)
儿子梁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专业,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野外资料,也是梁启超精心安排,在信中回答了有关业务的统计资料。
另外,女儿思庄入大学两年后该选专业了,最初梁启超希望思庄选学当时在中国还几乎是空白的现代生物学,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劝勉道:“我想你们兄弟姐妹,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否?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
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教得不好,无法引起梁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哥哥思成叙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给思庄写信说:“既已如此,为何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适,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拘泥爹爹的话。”(摘自梁启超给女儿思庄的家书)
在父亲的鼓励下,梁思庄改学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日后成为了一名图书馆专家。
就在梁启超满心期盼着儿女们能学成归来时,一场变故突然来袭。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到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经过几天的化验,发现其右肾有病变,遂以手术摘除。术后梁的病情仍未见好转,且查不出病源,医院复诊后诊断其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间舆论界哗然,人们纷纷声讨协和医院,指责操刀的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更有甚者,呼吁民众集体抵制西医,将其赶出国门。
眼看着民众对西医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作为受害者的梁启超却站了出来,他毅然在《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在这之后,梁启超仍然坚持研究和写作,但到1928年11月12日,他已不能坐起,也不再伏案工作了。 他一病不起,于1929年元月19日离开了人世,享年56岁。
梁启超一生以善变著称,但“变”的宗旨和目的却始终未变,“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而对于梁启超的儿女们来说,父亲温暖、亲昵,充满仁爱与责任,他给儿女给世人留下的亦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梁启超的9个子女学贯中西,各有建树和所长,且先后出了三位院士。长子梁思成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亦是最早运用现代方法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次子梁思永从哈佛毕业后即回国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遗址的考古发掘有重大贡献。两人均于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小儿子梁思礼则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曾参与“神五”飞天工程,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父亲不仅是文坛泰斗、舆论界骄子,更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爱国者。”在谈及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和影响时,儿子梁思礼深有感触:“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编后:饮冰室主人也就是梁任公梁启超,他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位爱国志士,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启蒙人,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远胜过那个时代的其他人的。可是无论在他后期所从事的清华国学院的授课讲学还是在自己家里对儿女的教育当中,他都很注重一点,就是现代课程知识及理论应当学,但是传统的优秀文化特别是一些古籍古典文学著作的研读也是不能落下的,对儿女的教育似乎比我们今天的很多现代人更民主,他更多的是指引而非指示。
笔者写这样一篇文章更多地是想说即使我们现在的经济形势好转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实际的教导却未必能比得上那个时候,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能做到像梁任公那样,但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