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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已经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国家不断地推出区域振兴规划也是想从政策导向上最大限度地弥补区域发展不平衡。本文运用要素集聚理论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问题一直是理论界所研究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尤其是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预期的结果,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现象尤为明显。本文研究试图改变以往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视角,将要素的空间集聚因素引入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之中,建立一个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新框架。
一、要素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经济学上的要素,指形成产出的投入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从宏观意义上讲,是指增加整个地区或者国民产出的投入因素,即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其包含的范围要广一些,除了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因素外,还包括制度、规模经济、要素流动等等。
要素集聚就是各生产要素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集聚在某一特定区域,从而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要素集聚是区域经济乃至全球化经济一种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构成了区域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基础特征,也是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实现优化配置的具体体现。
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在特定空间的集中将产生两种可能的效果,即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所谓集聚经济是指由于集聚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及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收入或效用的增加;集聚不经济是指由于集聚引起的费用增加或收入、效用的损失。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同时存在,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为集聚效应。集聚经济及由此产生的集聚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一方面,正的集聚效应带来了区域经济的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 区域经济的增长又会进一步引来更大规模的集聚。在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之下,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更高、市场规模更大,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更快,这又会吸引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入,而生产要素的流入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种集聚经济效应,从而形成发达地区更为发达、落后地区更为落后的累积因果循环。
二、要素集聚差异的成因
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之间的要素集聚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地区间的差距正在逐步扩大。引致差距扩大的因素很多,其作用方式或机制也相当复杂,既有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发展水平和政策选择等方面的主观因素。下面对造成我国区域要素集聚差异扩大的成因分别从政策的差别和制度的差异对各地区差异的成因进行解析。
1、政策差别
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有倾向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政策和扶贫政策,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重大影响。一般来说,若政府倾向于地区平衡发展并选择此种政策,落后地区可获得相应的照顾与支持,有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而如果政府倾向于地区不平衡发展并选择此种政策,先进地区能够享受到较多的优惠政策,则会加剧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状况。
我国东部地区的要素集聚度之所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国家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扶持,不仅得到了财政、税收、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而且凭借本地区优越的地理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外地资本率先发展起来,从而集聚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这是造成东部区域和中西部区域要素集聚差距的主要原因。
2、制度差别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性特征尤为明显。尽管从全国经济发展角度看,具有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如宪法、法律乃至政治制度等,但各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具体因素,也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及道德观念等,这就造成各地区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完全相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起点也就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又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特征,即所谓“历史在起作用”,也就是说现在的以及面向未来的选择决定于过去已经作出的选择,这样,区域间的制度因素也就影响各个区域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实际上,经济的、社会的变迁虽然是由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但制度是关键因素,所以制度因素的差异也就必然影响到各个地区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也不同;有的区域制度变迁一旦选择了好的正确的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的强化,从而使制度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促进该区域经济效率迅速提高和增长,而有的区域制度变迁可能选择了错误路径,在路径依赖性作用下,使制度变迁走向恶性循环,最终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这样,区域发展的差异也就因为变迁的差异而凸现出来。
三、有关对策建议
区域经济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准确找出影响区域差异的成因,研究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最优配置,形成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从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发展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此,本文仅就政策制定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了将东部地区要素集聚效应发挥到极致,而使集聚不经济降到最低,对东部地区应做如下政策选择:
1.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加快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速度。从现实看,中央政府有意识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性措施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促使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考虑向高附加值产业靠拢,而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资本产生利润的回流也能为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最终出现“双赢”的局面。
2.支持、鼓励东部地区社会资金向西部流动,特别是应该鼓励东部民营企业向西部投资。在东、西部合作上,政府要积极支持东部企业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转让、对口支持、联合开发等多种形式,到西部投资设厂或进行其他形式的经济协作,或支持东部地区优势企业用自己的产品品牌、生产线、资金,到西部去搞低成本扩张,兼并重组西部亏损企业,实现“双赢”式的发展。
为了吸引更多发展地区经济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获得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对中西部地区应做如下政策选择:
1.实施更加特殊的政策。由于不可逆效应和马太效应,采取常规措施,或者采取与东部相同的优惠政策,都不能保证使东西部的差距缩小。因此,对中西部国家应该给予更加特殊的政策,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例如西部的一些产业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与东部不存在竞争关系,甚至与东部是互补和互利互惠的关系。对于这样的产业,国家应该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特殊的支持,促使其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西部经济的重要支撑。
2.国家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目前看,较发达地区基本上已形成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可以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继续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将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某些原材料工业的建设重心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解决中西部地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中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要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
3.充分发挥西部的资源比较优势,化资源为生产力。西部自然资源丰富,一些资源的储量占绝对优势,这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西部的经济发展却很落后,没有将资源优势化为经济优势,“抱着金碗要饭吃”。因此,在西部资源的开发上,国家应在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对西部给予一定的支持,鼓励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 限制低层次初级产品的生产。
4.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进外部资本。由于中西部地区的自身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较弱, 两地区不仅要引进国外的资本,而且还要将境内不同地区的资本特别是东部地区的资本吸引过来,不断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推进城市化进程。利用外资充分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以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总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要素集聚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差距呈扩大的态势。从要素禀赋和政策视角看,东西部要素禀赋各有自己的优势,可见,东西部差距的根源不在于要素禀赋的差异;而从政策因素看,由于对东西部经济发展政策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东西部制度性差异、观念差异、资本、技术及人力等要素集聚程度的差异等,并进而导致了东西部巨大的差距和变化。为了逐渐缩小这种差距,各地区要根据其区位特点, 促进产业间带动作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实现区域互动协调发展和促进特色经济带的形成;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空间配置和产业配置中的作用,使生产要素向低成本、高效益的区位和产业流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措施、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构建和完善区域发展的宏观分层调控体系,更重要的是要根据不同情况,综合运用多种调控手段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作者单位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系)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问题一直是理论界所研究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尤其是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预期的结果,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化现象尤为明显。本文研究试图改变以往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视角,将要素的空间集聚因素引入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之中,建立一个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新框架。
一、要素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经济学上的要素,指形成产出的投入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从宏观意义上讲,是指增加整个地区或者国民产出的投入因素,即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其包含的范围要广一些,除了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因素外,还包括制度、规模经济、要素流动等等。
要素集聚就是各生产要素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集聚在某一特定区域,从而产生集聚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要素集聚是区域经济乃至全球化经济一种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构成了区域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基础特征,也是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实现优化配置的具体体现。
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在特定空间的集中将产生两种可能的效果,即集聚经济和集聚不经济。所谓集聚经济是指由于集聚引起的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及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收入或效用的增加;集聚不经济是指由于集聚引起的费用增加或收入、效用的损失。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同时存在,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为集聚效应。集聚经济及由此产生的集聚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一方面,正的集聚效应带来了区域经济的增长,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 区域经济的增长又会进一步引来更大规模的集聚。在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之下,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更高、市场规模更大,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更快,这又会吸引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流入,而生产要素的流入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种集聚经济效应,从而形成发达地区更为发达、落后地区更为落后的累积因果循环。
二、要素集聚差异的成因
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之间的要素集聚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地区间的差距正在逐步扩大。引致差距扩大的因素很多,其作用方式或机制也相当复杂,既有自然地理和资源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发展水平和政策选择等方面的主观因素。下面对造成我国区域要素集聚差异扩大的成因分别从政策的差别和制度的差异对各地区差异的成因进行解析。
1、政策差别
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有倾向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政策和扶贫政策,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重大影响。一般来说,若政府倾向于地区平衡发展并选择此种政策,落后地区可获得相应的照顾与支持,有利于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而如果政府倾向于地区不平衡发展并选择此种政策,先进地区能够享受到较多的优惠政策,则会加剧地区不平衡发展的状况。
我国东部地区的要素集聚度之所以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国家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扶持,不仅得到了财政、税收、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而且凭借本地区优越的地理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和外地资本率先发展起来,从而集聚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这是造成东部区域和中西部区域要素集聚差距的主要原因。
2、制度差别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性特征尤为明显。尽管从全国经济发展角度看,具有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如宪法、法律乃至政治制度等,但各地区都有自己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具体因素,也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及道德观念等,这就造成各地区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完全相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起点也就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又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特征,即所谓“历史在起作用”,也就是说现在的以及面向未来的选择决定于过去已经作出的选择,这样,区域间的制度因素也就影响各个区域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实际上,经济的、社会的变迁虽然是由许多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但制度是关键因素,所以制度因素的差异也就必然影响到各个地区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也不同;有的区域制度变迁一旦选择了好的正确的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的强化,从而使制度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促进该区域经济效率迅速提高和增长,而有的区域制度变迁可能选择了错误路径,在路径依赖性作用下,使制度变迁走向恶性循环,最终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这样,区域发展的差异也就因为变迁的差异而凸现出来。
三、有关对策建议
区域经济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准确找出影响区域差异的成因,研究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安排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最优配置,形成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从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发展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此,本文仅就政策制定方面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为了将东部地区要素集聚效应发挥到极致,而使集聚不经济降到最低,对东部地区应做如下政策选择:
1.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加快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速度。从现实看,中央政府有意识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性措施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促使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考虑向高附加值产业靠拢,而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资本产生利润的回流也能为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最终出现“双赢”的局面。
2.支持、鼓励东部地区社会资金向西部流动,特别是应该鼓励东部民营企业向西部投资。在东、西部合作上,政府要积极支持东部企业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转让、对口支持、联合开发等多种形式,到西部投资设厂或进行其他形式的经济协作,或支持东部地区优势企业用自己的产品品牌、生产线、资金,到西部去搞低成本扩张,兼并重组西部亏损企业,实现“双赢”式的发展。
为了吸引更多发展地区经济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获得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对中西部地区应做如下政策选择:
1.实施更加特殊的政策。由于不可逆效应和马太效应,采取常规措施,或者采取与东部相同的优惠政策,都不能保证使东西部的差距缩小。因此,对中西部国家应该给予更加特殊的政策,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例如西部的一些产业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而且与东部不存在竞争关系,甚至与东部是互补和互利互惠的关系。对于这样的产业,国家应该在税收、资金等方面给予特殊的支持,促使其迅速发展壮大,成为西部经济的重要支撑。
2.国家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目前看,较发达地区基本上已形成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可以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继续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将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某些原材料工业的建设重心逐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解决中西部地区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中西部基础设施的建设要靠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
3.充分发挥西部的资源比较优势,化资源为生产力。西部自然资源丰富,一些资源的储量占绝对优势,这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西部的经济发展却很落后,没有将资源优势化为经济优势,“抱着金碗要饭吃”。因此,在西部资源的开发上,国家应在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对西部给予一定的支持,鼓励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 限制低层次初级产品的生产。
4.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进外部资本。由于中西部地区的自身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较弱, 两地区不仅要引进国外的资本,而且还要将境内不同地区的资本特别是东部地区的资本吸引过来,不断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推进城市化进程。利用外资充分发挥经济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以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总之,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要素集聚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差距呈扩大的态势。从要素禀赋和政策视角看,东西部要素禀赋各有自己的优势,可见,东西部差距的根源不在于要素禀赋的差异;而从政策因素看,由于对东西部经济发展政策的不同,从而导致了东西部制度性差异、观念差异、资本、技术及人力等要素集聚程度的差异等,并进而导致了东西部巨大的差距和变化。为了逐渐缩小这种差距,各地区要根据其区位特点, 促进产业间带动作用,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实现区域互动协调发展和促进特色经济带的形成;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空间配置和产业配置中的作用,使生产要素向低成本、高效益的区位和产业流动;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措施、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通过构建和完善区域发展的宏观分层调控体系,更重要的是要根据不同情况,综合运用多种调控手段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作者单位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工商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