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档案管理现状的分析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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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49年出生,1972年工作,1986年入党,2010年退休。在38年的工作暨64年的人生历程中,经岗、历事、阅人无数,如今回望来时路,最难忘的还是求学与教学生涯。
  我出生在宁蒗彝族自治县西布河乡石格拉村委会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宁蒗俗称小凉山,1951年才创办第一所省立小学,教育起步晚、起点低、基础弱,地处小凉山褶皱里的西布河更是名不见经传。我的家乡是1960年8月开办小学的,启蒙老师叫元镇和,纳西族,丽江师范毕业后,徒步跨过金沙江,翻过西川梁子,独自一人来到石格拉,开始了在彝区执教的艰苦人生。
  为克服语言障碍,元老师每晚都冒着严寒、躲过恶狗,找懂些汉语的村民请教生字的翻译,采用无奈的笨办法要学生跟随他一遍又一遍地念诵课文。不求甚解,先背下来,日后慢慢领会。每天我都去食堂给他领洋芋,他就蹲在校园一角吃。好几次,我见他捂着肚子呕吐,原因是吃了变质洋芋。
  我的彝名是加撒听火,杨文彬是入学时元老师给我取的学名,想让我做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彬彬有礼之人。因家离学校远,我成了全班唯一的住校生,与元老师朝夕相处,常帮他挑水、生火、打饭。名为师生,情同父子。到3年级,元老师晚上提前教我第二天的课,又教我为一年级的同学上课,这样既学又教,加上我记性好,能背诵课本中的所有文章,成绩遥遥领先于其它同学。我们一同度过4个春秋。1964年7月,高小统考,我们班获得全公社第一,我获得第三。是元老师让我成为本家支中第一个有文化的人。
  1964年8月,我到西部河公社读高小,离家更远,很多同学都辍学了。我自带一星期口粮(洋芋和荞面各半),自己生火做饭,课余拣柴挑水,经常饿着肚子进课堂,但从未迟到过。因家里穷,只好自己到山上找山草打草鞋。赤脚穿草鞋上学,冬天脚根开裂流血,夜间常痛醒,母亲就挖草药为我包扎。衣裤破了全靠自己缝补,我学会了针线活。星期天回家,就推石磨磨面,石磨很笨重,磨5斤荞面,要用双手转动两小时,手掌起了血泡。
  能跨进学校,要感谢我的母亲。当时的社会,一般的父母想不到让孩子读书。而我母亲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不论家境如何贫寒,她都坚持把我送进学校。在我的求学生涯中,母亲期待的目光和辛劳的背影,时时鞭策着我。1966年秋,我考入宁蒗一中。母亲既高兴又有离别的伤感,为我打点行囊。一件旧披毡,白天披在身上御寒,晚上睡觉作被盖。母亲送我到村口,就要翻过大山时,我回头看到她仍站在原地,这成了我永远珍藏的最美风景。
  就在我一路风尘来到一中时,我的求学梦破灭了。正值文革初期,学校已停课闹革命,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学生戴着红袖套,有的批斗老师,有的到全国串联。我只好回家随母亲下地劳作。
  母亲固守着彝家的传统婚俗,以办完我的婚事作为她的最大心愿,于1969年为我成了家。虽然离开学校,但我求学的梦没有停止。1971年西布河完小开办附中,已是父亲的我,又一次告别母亲和妻儿,成了一名既是父亲又是中学生的特殊学生,不时受到善意的嘲笑。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我的求学心。附中招生两个班,编为一个排,我被选为排长,兼任学校勤工俭学负责人。学校承包了1.5公里通路工程,我带领同学们完成了任务,筹集了一笔班费。两年的学习,都靠自己勤工俭学,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
  附中班学生文化参差不齐,加上文革的影响,上课随意性大,名为初中,实际是补小学课,更多的时间是背诵毛主席语录。两年附中,没学到什么知识就结业了。我第二次回家务农,兼大队合作医疗会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带领青年排练文艺节目,成了乡里最活跃的知青。
  当一名农村教育的拓荒者,为下一代开启智慧、传承文明,是我最迫切的梦想。我在村里创办了一所民办小学,让小孩子就读于家门口,免受求学的跋山涉水之苦。教室是我发动村民在自家院落里建盖的简易木屋,笔墨纸张都是我中学时所剩的,课桌、黑板是我亲手制作的。尽管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凭借我当过“小老师”的肤浅经验,加上敬业精神,教学成绩在公社名列前茅,附近村民就主动送子女来上学,学生越来越多。4年的民办教师,除教好两个班外,我还学习其它技能。学木工的工具,是我用一件十分喜爱的皮大衣换来的,为自家和村民制作木箱、桌凳、犁具。我购置了理发工具,为孩子们理发。在自家院子里种植花椒、养鸡、养蜂、养猪等,家庭生活有了改善,成为村里勤劳治家的带头人。
  这段经历,加深了我对农民的感情和对农村教育的了解。与城里的孩子比,农村孩子也有自己的幸福。雄伟的高山,仿佛在告诉人们人格的伟大;潺潺溪流,似乎在教导人们内心的宁静。山高人为峰。农村孩子的许多灵感,都是在与大山的碰撞中迸发出来的。孩子们日常接触到的花鸟虫鱼、鸡犬牛羊,都可以是智慧的来源,期待他们去体验、去发掘,不知不觉中,就丰富了知识、养成了创造力,形成了能力。农村教育的天地真广阔,农村教育的资源真丰富,很多东西是值得今天的素质教育者所思考和实践的。
  正当我把学校办得红红火火时,1974年我被保送到丽江师范读书。从小遥望着玉龙雪山长大,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亲临感受雪山的圣洁博大,如今就要到雪山下求学,尽管年龄偏大、家有妻儿,却丝毫未影响我对学问的向往。当时的心情,不亚于今天上北大、清华。徒步3日,翻过大山,趟过江河,终抵丽江。师范2年,又碰上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教学秩序很乱。旧社会,小凉山彝族吃尽了没文化的苦,我立志要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因为功底浅薄,我坚持自学,度过的时光可谓如饥似渴。那时条件艰苦,丽江的冬天特别冷,我衣着单薄,常生冻疮。但师生激情满怀,校园里充满了歌声与劳动声。同学之情深厚,心灵有所寄托,苦日子也其乐融融。
  1976年9月,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西布河乡大屋基完小任教,成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教师,实现了多年来积攒的夙愿。由于当过民办教师,又上过师范,走上讲台已是得心应手。大屋基远离我家,海拔3000米,气候寒冷,是纯彝族聚居地,环境艰苦。当时每月27.5元的工资和30斤定量供应的口粮待遇,感受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一种人生的成就感。几度求学、数年寒窗,亲人节衣缩食供我读书的精神和受尽没有文化之苦的彝族同胞的期待,激励着我教书育人的热情,我对教学十分严谨,从周一到周六,从开学到放假,都以校为家,认真备课、上课、批作业。山里的文明与进步,就是从小学朗朗的读书声开启的,就是从校园清脆的钟声敲响的。   教师的责任是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学生。我承担高年级教学,教学中最大的困难是教学生写作。民族学生不懂汉语,我就加强朗读和背诵训练,把好学生背诵课文关。我用准确的彝语翻译出课文中每个成语的含义,并整理成册,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死记硬背,教学生用学过的成语造句、写短文,及时表扬典型;坚持每周选择好、中、差三篇作文展示在黑板上全班修改,将修改前、后的作文让学生比较。这种方法,看似笨,效果却非常明显。1978年至1980年,我所教的毕业生成绩名列全公社前茅,成了学校教学成绩最好的时段,当时毕业的几个学生,成了大屋基第一代本科生;直到今天,还被传为佳话。我学问不高,如果说工作中还有点成绩,那是得益于爱岗敬业,是爱岗敬业弥补了我知识的不足。
  在农村教书,除了教好学生,还要有独立生活的本领,学会汲取农村生活的快乐。放学后到村口挑水,就与洗菜的村民谈农事;周日到后山砍柴,就跟放牧的村民话家长。就这样,我结识了大屋基所有的村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期间,我利用特长做了几件对周围群众有影响的事:与村干部合作共事,协助解读党的农村政策;利用村民集体活动的机会教唱革命歌曲,使青年个个会唱;经常组织球赛,活跃丰富生活;帮助要求入团入党的青年写申请书。今天的教学条件,比30多年前不知好了多少倍。我多么希望老师们在履行好教书育人职责的同时,为村民办几件有意义的事,让学校成为播撒文明种子的窗口。这也是在践行群众路线。
  大屋基工作5年,我已是5个孩子的父亲。对孩子的养育和读书,全靠母亲和妻子操劳,我没尽到父亲应尽的义务。子女生长在农村,当时已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彝族的家庭,既要有人下地劳作,也要有人放牧,这就迫使我的大女儿放弃了学习的机会,成了子女中唯一没有读过书的人,成为我心里永远挥之不去的愧疚。
  1980年,组织上调我任西布河中心完小校长兼乡教育干事,肩负起育才兴乡的重任。这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千里彝山,尽管送子上学还未形成风气,却有了教育的觉醒。我虚心请教老教师,深入各学校了解情况,传授教学经验,引导教师敬业奉献;推行年级考试和教师评价制度,开展教学观摩课。任职期间,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正当我干得热火朝天时,1984年春,忽然接到通知,调我到县教育局任秘书。告别西布河的前夜,许多同事亲友围坐火塘,用歌声为我送别,用美酒为我祝福。从西布河到县城,是一条崎岖的林区山路,我搭上拉木料的货车,一卷行李、一箱书籍,如赶考的心情,走进了相识又陌生的县城。
  教育局管着全县千万师生,谋划全县教育大计。秘书写的材料,应当成为示范,若是浅薄、不规范,老师会怎么说?我诚惶诚恐,担心学识浅薄而难以胜任。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加强学习。我一边参加中文自考,一边研读教育文著,自加压力,挑灯夜战。学习的过程,是实践与思考的过程,得到的体会是:读书需静思、需动笔记录、需由薄而厚、又由厚而薄,把知识融汇到生活与工作中,那才是至善的求学境界。我的文笔就是在读书、工作与思考中磨砺出来的,后来无论身居何职,都养成了亲自撰稿的习惯。我住在办公楼上,每天清早,就打扫院落楼道,烧开水、抹办公桌、整理报刊杂志,努力创造干净舒适的工作环境。白天忙着处理公文事务,或随领导下乡调研,晚间就加班整理材料。我做秘书不是被动的服务与服从,在领会领导观点的同时,经常提供新思想供领导参考,起好参谋助手作用。
  当时的教育局长叫和炳文,丽江纳西族,他只身来到小凉山,从小学教师一步步走到局长岗位,学会了一口流利的彝语。他爱惜人才,对人亲和又严格要求。他给我出题目、压担子,不久又向县委举荐了我。仅3年,我就从秘书、副局长升到了局长。这一切,都是在兢兢业业的工作中,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完成的。后来,我问过和老局长,是什么原因不断委我以重任?他谈到两个细节:一是下乡时在我家住过一晚,看到我家虽生活清苦,但勤俭治家,一石一瓦都凝聚着夫妻的劳动与智慧,邻里关系也和睦,很让他感慨;二是在秘书岗位上很细心,扫地打水中见真诚。
  1987年5月,我当选副县长,两年后代理县长,又一年后当选县委书记。我们这一代,是小凉山现代教育的拓荒者。因为落后,才有了科教兴县的觉醒;因为贫穷,才有了人才富县的使命。上世纪80年代,小凉山的大学生屈指可数,中学教师没有几个本土的,行政领导大都是外来的工农干部,中考要加照顾分,什么都从“第一”开始,而人才又是“第一”困惑,仅靠常规措施,差距将永远存在,必须寻求教育跨越发展的新途经。长期的实践与思考,我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治穷必先治愚,发展教育是走出贫困的不二选择。我与县委、政府一班人,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切实提高各民族劳动者素质。任县委书记期间,接受过《中国教育报》记者王金重的采访,文章发表时的标题是:《十年一句话,教育要优先》。
  由于对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1985年7月,我的长子初中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要他报考师范,一心想让他在讲台上延续我的教育梦。晓敏师范毕业时,主动到全县最艰苦的烂泥箐乡牦牛坪小学任教,之后又在丽江教育学院、云南教育学院攻读,获得中文专科、本科、研究生文凭,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有独到之处,担任过小学、初中、高中教育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也担任过丽江教院办公室主任并承担中文教学工作。2005年,市政府在全省招聘市一中校长,他考取第一名。
  丽江师范,是培养滇西北教师的摇篮,与我一家很有缘。我的次子和小女儿也选择了师范和教院,一父三子毕业于此,在师范的校史上是少见的。
  像我一样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干部,都有一个陌生的家庭和一群陌生的儿女,家在农村,一个人长期在外,夫妻长期分居。为了我的学业,全家人付出的实在太多。直到我任代县长时,家依然在农村,考虑到我已不可能再抽时间回去帮助妻子做农活了,才把家迁到了县城,同时也是出于方便孩子上学的考虑。临行,我把家产无偿送给村里办学校。
  虽然作别了讲台,但我始终对教育情有独钟。每次回乡,都要特意到学校了解优秀学生出自谁家,鼓动长辈让孩子好好念书。2006年10月,我把销售自己专著《彝山情》《我的实践与思考》两本书的收入15.84万元捐献给县教育局,设立杨文彬奖学金,这是宁蒗第一个个人出资设立的奖学金,获奖者可获得1000至2500元,钱虽不多,重在倡导和激励。我始终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我深切体会到唯有教育才能改变山民的命运。
  我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我始终敬重有真才实学的人。我曾到省城几度把家乡的大学生召集起来,介绍县情,寄以厚望。每年7月,都要约毕业回来的大学生到家里做客。我尽力为回乡工作的大学生创造条件,很多人都走上了建设宁蒗的重要岗位。
  我不曾统计过恢复高考以来,宁蒗走出了多少大学生,但应该是个可观的数字。2013年,宁蒗有1686人参加高考,全员上线,其中本科上线率56.7%。考生杨慧珊获理科676分,被清华录取;各项指标稳中有升。这是最让我振奋和高兴的消息。我终于领悟到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含义!
  回首求学与教学生涯,我真切地感受到,是党的民族教育政策温暖了小凉山,是母亲和妻子节衣缩食供给了我,是诸多老师启迪培养了我,是坚忍不拔的毅力成就了我。任县委书记期间,民中有7位同学给我写信,请教青年成才问题,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了3句话:刻苦学习,尊敬师长,艰苦朴素。贫穷不可怕、困难压不倒,只要有梦、有追求、能吃苦,生命就有意义;知识终会改变命运,学习定能创新人生!
  (作者系云南省丽江市原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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