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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东汉末年战争频仍、儒学崩塌的社会局面造成了文士的精神信仰涣散，儒家“哀而不伤”的教义被抛之脑后，于是生命的愁苦情绪开始浮出水面，古诗十九首作为乐府诗文人化的显著代表，抒发生命忧患意识所占比重甚大;而阮籍是一生用力在五言诗的名士，与东汉的时代意绪相承接，所发忧生之嗟又在玄学发微之际，因此多意指遥深。从二者情感表达的侧重点可以了解文体嬗变的内在因素，立足于时代背景来把握士人心态。
【关键词】 忧生之嗟;咏怀诗;古诗十九首;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5-0035-02
古诗十九首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囊括咏史诗、宴饮诗、游子诗、游仙诗，经由曹植完成乐府诗歌文人化的转变。阮籍是魏晋时期第一个全力创造五言诗的诗人，开创文人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后世文人如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皆嗣响于之，世谓“阮旨遥深”藉于此。阮籍生存于曹魏政权更迭、后被司马氏篡权的动荡年代，古诗十九首则发端于汉末社会文人理想幻灭的大转变时期。二者产生的社会背景类似，创作者皆为文士，不约而同地发出忧生之嗟，但重点表现的情感意蕴有所不同。
卞敏在《六朝人生哲学》中说道：“只有死亡，才能唤起人的生存意识。只有意识到死，人才自觉到生。”因此，乱世更容易激发人的生命意识，文人敏感多思的心理，更是给文学蒙上了一层感伤情调，在这些为“所思在远道”、为“伤知音稀”、为“游子不顾反”、为“寿无金石固”的“人同有之情”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忧生之嗟，这种从内而外的情绪更能反映文人在混乱的时代下对人生的思考与内心的沉淀。
一、乱世与文人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是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但所发感慨颇能和谐地并处于《文选》中，可见时代在文人志士身上都烙下了伤痛的印记，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的生命体验都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因而魏晋时期的文人会在文学中找到共鸣，寓五言诗以更深厚的文学内容。
汉末经学瓦解，儒家独秀的局面被打破，士大夫们摆脱了儒家礼法的束缚，身心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由于国家统一的和谐局面被破坏，个体与社会疏离，人存在的价值、道德标准与精神信仰再度陷入一种空虚的状态，文人的孤独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标签，游离于各种人生观感。《古诗十九首》便是其中的典型，《青青陵上柏》《同车驾言迈》等俱陈忧生之思，“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是封建社会文人的理想出路，寒门子弟光耀门楣更是需要以此为藉。然东汉的养士政策和“选举制度”皆是为了维护统治，政权的更迭、矛盾倾轧的落脚点最终都是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小族之士，所以“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楚辞·九辩》），言语多含慷慨之声。
阮籍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代表作《咏怀诗》八十二首亦非一时一地所作，但感慨民生与个人豪情的作品大大减少，聚焦于个人悲惨遭遇的描写与愤懑情感的抒发上，李善在《文选》中为其注曰“忧生之嗟”。建安时代慷慨悲壮的文风，到此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与玄学的萌发也有一定关联，但总归是时代造成了人的落寞，于是生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阮籍命途多舛，“父瑀，魏丞相椽，知名于世” ①，与曹氏有门生故吏的关系。按东汉以来知识分子入仕的道德标准，阮籍如若背弃曹氏家族而倒戈司马氏，就会被士林所不齿。“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②然而，时文士多被杀戮，阮籍不得已入了官职，顺了司马氏借阮籍名气拉拢天下士子的野心。在这种不可不为的复杂心情中，阮籍只能“纵酒昏酣”或“进一步退半步”以自保。颜延之注《咏怀诗》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摧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磋。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相较于东汉末年士人的忧生之嗟，阮籍更多的是在出世与入世中徘徊，他比汉末文人多一份选择，汉末文人根本无法找到达志的方向，只能扼腕叹息，于是生命普通意绪的苦痛就足以压弯文人的腰;阮籍的选择也是矛盾的，或弃士林名气、贞操于不顾，弃魏投晋;或坚决远离世俗，落得一死。但他始终犹豫不决，汉代古朴直拙之气似乎也变得哀婉便娟，这与魏晋时期的文士气不无关系。
二、情感与表达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了忧生之嗟，上承汉诗，而“其（古诗）体源出于《国风》，”（钟嵘《诗品》）古诗便是指《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因此寻其根源，二者皆是对《诗经》接受基础上的革新。《古诗十九首》改换五言，重章叠句改置为赋法比兴，情感的表达不再以语言对句式的占用为损耗，增加表现内容的同时，减弱气势，先民的绝唱变得婉约。但是情感内容的侧重有所不同，《古诗十九首》中情景交融甚为巧妙，《青青陵上柏》中以“陵上柏”与“涧中石”起兴，渲染了京洛富贵，并以松柏长青与之对比，反衬出统治階级倒幕前的醉生梦死，不知天下已乱的罪恶，“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本应致力仕途，然上层社会已是灰暗一片，遂发出“戚戚何所迫”的感慨。类似之辞还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但无论怎么改词换句，诗歌基调总是低沉抑郁。《诗经》中的忧生之嗟多是对于人民贫苦、百姓无依而发;《古诗十九首》则是对人生短暂、生命价值无所依托的感伤，忧生之嗟更关注个体本位，并借民歌的形式弱化这种生命的沉痛，取得的却是沉痛之余的慷慨悲凉意味。
《咏怀诗》八十二首是阮籍个人情感的集中表达，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他无法济世，也不能“大隐于市”，于是他的“辄恸哭而反”倒不是弱者的顾影自怜，而是对壮志不达亦无法完全“任诞”的士林之哭，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穷途之哭”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颠覆了以往文人“温润如玉”的定论;实则阮籍最是清高，“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 ③。阮籍早年受教于儒学，济世之心在《咏怀诗》中多有表露，如“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的歌唱，精神世界的建构是与建功立业联系在一起。当然也有诸如“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之类对礼法阳奉阴违的伪君子的批判。但阮籍的侧重点更多的是在对前者仕途思想的赞叹上，而非一味地揭露黑暗，这是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在阮籍身上深植的结果。也许单从诗歌所见，这是美好畅想。但是从现实中的他没有身居要职，止步于步兵校尉，皇帝收留他只为笼络人心着眼，这种反复表达心有凌云壮志、对生命价值的吟唱未尝不是对现实境遇的聊以慰藉，对忧生之嗟的一种反衬。 但现实是残酷的，“尤好《庄》《老》” ④也颇为他争取了一些生存之道，纵然他对司马氏痛恨至极依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将情感隐匿，只是用一些零散的意象来寄托余兴。这是生存的智慧，是他比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嵇康更睿智的地方;但他也更矛盾，他的“苟活”未尝不是一种遥遥无期的等待，渴望逢得明君，以达壮志的徒劳挣扎。自然与名教是束缚他的两个端口，他无法自救，只能郁郁无终地徘徊，阮籍或直接感喟人生渺如一粟，“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咏怀诗》其三十二），或通过外在事物的变迁来表现生命的消逝，如“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咏怀诗》其四），甚至于对神仙世界的清醒认识都是他不曾真正逃离现实、保持冷静与理智的态度书写。这也是嵇康比他更决绝的地方。阮籍在《咏怀诗》中对生存问题的思索、对悲凉意绪的表达正是自《古诗十九首》发端、后世诗人咏叹不绝的文学主题。融合儒道思想的玄学对文风有所浸染，使得阮籍的忧生之嗟有些“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意味。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是阮籍的自谦，也是世人共同的定论。时代对人的塑造性很大，对文学作品亦是如此，混乱的社会现实促成了《古诗十九首》和《咏怀诗》的忧生之嗟，然情感的表达有所差异，或是委婉于辞，或是风骨于气，人生的价值却始终是共同话题。儒家曾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在文人志士中形成了精神信仰，道家尤其是庄子的消极避世思想道又为乱世文人找到了精神的避风港，生命大概就是在这两种状态中实现价值，或是积极进取，或是退守本真。然“忧生之嗟”是对生命意义的发问，是对诗意心灵的窥探，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应该有一种敢于为人生的昂扬斗志，一种“忧生之嗟”的意识鞭策，方有立身于世。
注释：
①②④房玄龄等撰：《阮籍·嵇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第8页，第1页。
③（南朝宋）刘义庆：《国学典藏：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页。
参考文獻：
[1]卞敏.六朝人生哲学[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4.
[2]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67.
[3]葛晓音.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04.
[4]杨效知.古诗十九首鉴赏[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
余岑，女，汉族，湖北十堰人，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
【关键词】 忧生之嗟;咏怀诗;古诗十九首;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5-0035-02
古诗十九首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囊括咏史诗、宴饮诗、游子诗、游仙诗，经由曹植完成乐府诗歌文人化的转变。阮籍是魏晋时期第一个全力创造五言诗的诗人，开创文人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后世文人如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皆嗣响于之，世谓“阮旨遥深”藉于此。阮籍生存于曹魏政权更迭、后被司马氏篡权的动荡年代，古诗十九首则发端于汉末社会文人理想幻灭的大转变时期。二者产生的社会背景类似，创作者皆为文士，不约而同地发出忧生之嗟，但重点表现的情感意蕴有所不同。
卞敏在《六朝人生哲学》中说道：“只有死亡，才能唤起人的生存意识。只有意识到死，人才自觉到生。”因此，乱世更容易激发人的生命意识，文人敏感多思的心理，更是给文学蒙上了一层感伤情调，在这些为“所思在远道”、为“伤知音稀”、为“游子不顾反”、为“寿无金石固”的“人同有之情”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忧生之嗟，这种从内而外的情绪更能反映文人在混乱的时代下对人生的思考与内心的沉淀。
一、乱世与文人
《古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是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但所发感慨颇能和谐地并处于《文选》中，可见时代在文人志士身上都烙下了伤痛的印记，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的生命体验都以诗歌的形式表达，因而魏晋时期的文人会在文学中找到共鸣，寓五言诗以更深厚的文学内容。
汉末经学瓦解，儒家独秀的局面被打破，士大夫们摆脱了儒家礼法的束缚，身心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但由于国家统一的和谐局面被破坏，个体与社会疏离，人存在的价值、道德标准与精神信仰再度陷入一种空虚的状态，文人的孤独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标签，游离于各种人生观感。《古诗十九首》便是其中的典型，《青青陵上柏》《同车驾言迈》等俱陈忧生之思，“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是封建社会文人的理想出路，寒门子弟光耀门楣更是需要以此为藉。然东汉的养士政策和“选举制度”皆是为了维护统治，政权的更迭、矛盾倾轧的落脚点最终都是社会中下层的寒门小族之士，所以“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楚辞·九辩》），言语多含慷慨之声。
阮籍是“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代表作《咏怀诗》八十二首亦非一时一地所作，但感慨民生与个人豪情的作品大大减少，聚焦于个人悲惨遭遇的描写与愤懑情感的抒发上，李善在《文选》中为其注曰“忧生之嗟”。建安时代慷慨悲壮的文风，到此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与玄学的萌发也有一定关联，但总归是时代造成了人的落寞，于是生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阮籍命途多舛，“父瑀，魏丞相椽，知名于世” ①，与曹氏有门生故吏的关系。按东汉以来知识分子入仕的道德标准，阮籍如若背弃曹氏家族而倒戈司马氏，就会被士林所不齿。“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②然而，时文士多被杀戮，阮籍不得已入了官职，顺了司马氏借阮籍名气拉拢天下士子的野心。在这种不可不为的复杂心情中，阮籍只能“纵酒昏酣”或“进一步退半步”以自保。颜延之注《咏怀诗》云“嗣宗身仕乱朝，常恐摧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磋。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相较于东汉末年士人的忧生之嗟，阮籍更多的是在出世与入世中徘徊，他比汉末文人多一份选择，汉末文人根本无法找到达志的方向，只能扼腕叹息，于是生命普通意绪的苦痛就足以压弯文人的腰;阮籍的选择也是矛盾的，或弃士林名气、贞操于不顾，弃魏投晋;或坚决远离世俗，落得一死。但他始终犹豫不决，汉代古朴直拙之气似乎也变得哀婉便娟，这与魏晋时期的文士气不无关系。
二、情感与表达
阮籍的《咏怀诗》充满了忧生之嗟，上承汉诗，而“其（古诗）体源出于《国风》，”（钟嵘《诗品》）古诗便是指《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因此寻其根源，二者皆是对《诗经》接受基础上的革新。《古诗十九首》改换五言，重章叠句改置为赋法比兴，情感的表达不再以语言对句式的占用为损耗，增加表现内容的同时，减弱气势，先民的绝唱变得婉约。但是情感内容的侧重有所不同，《古诗十九首》中情景交融甚为巧妙，《青青陵上柏》中以“陵上柏”与“涧中石”起兴，渲染了京洛富贵，并以松柏长青与之对比，反衬出统治階级倒幕前的醉生梦死，不知天下已乱的罪恶，“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本应致力仕途，然上层社会已是灰暗一片，遂发出“戚戚何所迫”的感慨。类似之辞还有“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但无论怎么改词换句，诗歌基调总是低沉抑郁。《诗经》中的忧生之嗟多是对于人民贫苦、百姓无依而发;《古诗十九首》则是对人生短暂、生命价值无所依托的感伤，忧生之嗟更关注个体本位，并借民歌的形式弱化这种生命的沉痛，取得的却是沉痛之余的慷慨悲凉意味。
《咏怀诗》八十二首是阮籍个人情感的集中表达，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他无法济世，也不能“大隐于市”，于是他的“辄恸哭而反”倒不是弱者的顾影自怜，而是对壮志不达亦无法完全“任诞”的士林之哭，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第一次以“穷途之哭”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颠覆了以往文人“温润如玉”的定论;实则阮籍最是清高，“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 ③。阮籍早年受教于儒学，济世之心在《咏怀诗》中多有表露，如“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的歌唱，精神世界的建构是与建功立业联系在一起。当然也有诸如“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之类对礼法阳奉阴违的伪君子的批判。但阮籍的侧重点更多的是在对前者仕途思想的赞叹上，而非一味地揭露黑暗，这是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在阮籍身上深植的结果。也许单从诗歌所见，这是美好畅想。但是从现实中的他没有身居要职，止步于步兵校尉，皇帝收留他只为笼络人心着眼，这种反复表达心有凌云壮志、对生命价值的吟唱未尝不是对现实境遇的聊以慰藉，对忧生之嗟的一种反衬。 但现实是残酷的，“尤好《庄》《老》” ④也颇为他争取了一些生存之道，纵然他对司马氏痛恨至极依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将情感隐匿，只是用一些零散的意象来寄托余兴。这是生存的智慧，是他比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嵇康更睿智的地方;但他也更矛盾，他的“苟活”未尝不是一种遥遥无期的等待，渴望逢得明君，以达壮志的徒劳挣扎。自然与名教是束缚他的两个端口，他无法自救，只能郁郁无终地徘徊，阮籍或直接感喟人生渺如一粟，“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咏怀诗》其三十二），或通过外在事物的变迁来表现生命的消逝，如“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咏怀诗》其四），甚至于对神仙世界的清醒认识都是他不曾真正逃离现实、保持冷静与理智的态度书写。这也是嵇康比他更决绝的地方。阮籍在《咏怀诗》中对生存问题的思索、对悲凉意绪的表达正是自《古诗十九首》发端、后世诗人咏叹不绝的文学主题。融合儒道思想的玄学对文风有所浸染，使得阮籍的忧生之嗟有些“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意味。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是阮籍的自谦，也是世人共同的定论。时代对人的塑造性很大，对文学作品亦是如此，混乱的社会现实促成了《古诗十九首》和《咏怀诗》的忧生之嗟，然情感的表达有所差异，或是委婉于辞，或是风骨于气，人生的价值却始终是共同话题。儒家曾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追求，在文人志士中形成了精神信仰，道家尤其是庄子的消极避世思想道又为乱世文人找到了精神的避风港，生命大概就是在这两种状态中实现价值，或是积极进取，或是退守本真。然“忧生之嗟”是对生命意义的发问，是对诗意心灵的窥探，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应该有一种敢于为人生的昂扬斗志，一种“忧生之嗟”的意识鞭策，方有立身于世。
注释：
①②④房玄龄等撰：《阮籍·嵇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第8页，第1页。
③（南朝宋）刘义庆：《国学典藏：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页。
参考文獻：
[1]卞敏.六朝人生哲学[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4.
[2]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067.
[3]葛晓音.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304.
[4]杨效知.古诗十九首鉴赏[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
余岑，女，汉族，湖北十堰人，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