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自问世起，就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早期《四库全书》研究多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着重阐发其对古籍的篡改、禁毁及其反映的清代国家权力对文化领域的强力干预。
　　近年来，随着《四库》系列丛书的影印出版、四库学研讨会的多次召开、四库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大量研究专著、论文的面世，“四库学”已成为古文献学科中一个富有活力的新兴分支。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张升教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反复修订，出版了四十八万字的《四库全书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 ，堪称四库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力作。2011年该书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2年又入选首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些荣誉部分证明了该书的成就。
　　四库全书馆是编纂《四库全书》的官方修书机构，欲研究《四库全书》编纂过程者，必然离不开对四库馆的探讨。海内外学者如郭伯恭、任松如、杨家骆、黄爱平、吴哲夫等人在其专著中对此均有涉及，但迄今专门对四库馆进行研究者鲜见。张升长期致力于四库学、《永乐大典》及明清文献学的研究，该书发掘、爬梳、分析文献资料，分九章对四库全书馆何时开、闭馆，其机构设置及所在位置，基本工作流程，馆臣人数，四库馆各馆职的分工，助校现象，录副现象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印行及纂校人员等诸多具体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各专题之间衔接紧密，融为一体。作者选择的问题，既包括四库馆的时间、地点、组织机构和运作流程等基本问题，又包括助校、录副等问题，虽非无所不包，已堪称对四库馆的综合研究。
　　张升在充分掌握各类史料的基础上，视具体语境选择运用不同类型的史料，在讨论各类问题时，都能言之有据。例如，在讨论四库馆开闭时间时，利用清宫档案、《清实录》等原始官方史料，为时间界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四库馆臣及其侪辈文人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笔记、日记等，或刊刻行世，或稿本存留。作者靡不搜访，找到了大量的馆臣私人史料，使得四库馆研究更加立体化。
　　如在讨论四库馆总裁的工作情况时，利用总裁王际华《王文庄日记》所载乾隆三十九年日记，采用统计方法，提供了总裁兼顾行政事务与四库馆务的一个鲜活具体的例子。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四库馆留下了一些底本、稿本和私家录副本。这些书籍均系文物性善本，其中保存了四库馆臣的校语、校签等痕迹。作者或亲自寓目，或通过藏书家题跋、图书馆善本图录引用等，广泛搜求这方面的材料，以此来说明《四库全书》修纂过程中的细节。全书这样利用丰富的材料考辨四库馆相关细节的例子还有很多，让人读来感到作者对四库馆的论述如成竹在胸，真实可信。
　　在书中，张升并不以新奇的题目或故意标新立异来吸引读者，而是从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体会出发，抓住四库学中的常见问题和细节问题加以不断追问，立论谨慎而可信，解决了不少四库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为四库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例如，作者通过当时翰林的记载，明确前四部《四库全书》修成后，当时人即认为四库馆已散，之后的修书机构并不能称为真正的四库馆。又如，作者通过对《四库》职名表的比勘和剖析，揭示出四库馆由翰林院与武英殿两大系统组成，并对两大系统的功能、机构组成和人员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此可谓是目前为止对四库馆机构最清晰、最准确的描述。再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认识还相当模糊，还存在着很多疑问，包括其究竟收多少种书、其收书标准如何等等，作者花了相当大的功夫一一检核存世的聚珍本原本，从中找出书口、书尾校者署名及校上年月等信息，然后进行综合统计分析，对《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形成、印行时间、校对官及纂修官的数量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新观点。
　　此外，本书对《四库全书考证》一书成书过程的研究，对誊录环节贿买、佣书现象的研究等，均能发前人之所未发，使得四库馆的研究更具立体化、细密化。
　　一直以来，对四库馆臣名单进行讨论者，必以《四库全书总目》卷首所载的职名表为基本材料。但职名表本身存在不少疏漏，殿本职名表虽对浙本进行了补充修正，仍不够全面。该书第四章《四库馆臣的数量》，以纂修官为例，利用大量史料，共考出《四库》纂修官88人，与浙本职名表中列名的48人相比，超出近一倍。书后附录的《四库馆馆臣表》，正编收四库馆臣476人（均注明出处），不但涵盖了原职名表的全部内容，而且较流行的四库馆臣共360人的说法多出100余人。附编中则收录了职名表中未列的缮签官、武英殿聚珍本校对官、《荟要》校对官、少数民族文字校对官、对音官等。可以说，这一新的馆臣表，既对原《四库》职名表有较大的补充与修正，又通过备注的方式尽可能地将馆臣任职变化情况标示清楚，更全面完整地展示四库馆的人员构成情况。我们认为，此份更加清晰、完备的职名表，一定会成为四库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资料。
　　在其他章节中，张升也经常将稀见的史料原文一一胪列出来，如在第五章中将搜集到的分校签记材料详加列举，在第七章中举士人助校的例子达十六条之多，既体现了作者的严谨态度，也便于读者查阅转引，实为嘉惠学人之举。
　　在本书最后，张升提出要从动态角度和馆外角度考察四库馆的新观点，颇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学界提倡“活”的制度史研究，张升在四库学研究中提出的新方法正可与之遥相呼应。通过动态考察，作者在书中对职名表中馆臣遗漏的原因、四库馆中交叉办书现象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打破了以往四库学研究中的僵化思维。此书以“四库全书馆研究”为名，而学术视野则绝不限于四库馆官署之内。作者对《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普遍存在而前人涉及较少的助校现象予以关注，勾勒出了一幅四库开馆时期北京城中大量士子入馆臣之幕助校的图景。作者藉此揭示出一个新的问题：助校分担馆臣修纂等工作，对《四库全书》所做的贡献与造成的问题也必然要分担。我们认为，对这一助校现象的具体探索，以及作者所提出的四库馆中“官书私办”的命题，将会成为四库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
　　《四库全书馆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诸多创新性的成果，代表了四库学研究的前沿水平。正如四库学研究专家黄爱平教授所说的：“清朝纂修《四库全书》，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至今研讨的著述与论文虽已然很多，但只有此著（《四库全书馆研究》）才将四库馆的组织状况与运行机制清晰地予以了考释，这是突出的学术贡献。而这一点，无论是对深入了解清修四库运作的具体工作状况，还是对今天发展文化事业提供借鉴，都不无裨益。”我们相信，《四库全书馆研究》对四库馆组织机构、人员构成及运作模式所作的详细考证与分析，以及其开拓和展示的四库学研究的广阔空间，不但必将有力地推进四库学研究，而且也一定可以为今后政府及民间组织大型图书的编纂活动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