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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教学，谭嗣同，生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3-0062-04
我国史学界对谭嗣同为何选择献身道路的问题，基本成定论的说法是：牺牲我一人，唤醒世人的爱国激情。但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则众说不一。因此，“戊戌变法”一课中“谭嗣同之死”成为学生关切的话题。支玉良老师《从教学的失败到教学的成功》(见《历史教学》2010年7月上半月刊)和高树山老师《也谈谭嗣同之死》(见《历史教学》2010年10月上半月刊，以下简称《高文》)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点。但《高文》却突出地质疑“谭嗣同之死”的“价值”，提出“变法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谭嗣同为这样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事情殉难，真的值得吗?”认为：“谭嗣同之死，精神可敬，做法欠妥，至少不是最好的选择。”并以此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得出相同的结论。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到底如何理解、评价“谭嗣同之死”?
一、谭嗣同为什么殉难?
戊戌变法是发生在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政治改革运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发动上书，痛陈民族危机，请求变法维新。此后，设学会，办报纸，不断上书，结连帝党，进行了短暂的百日维新。
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维新派在变法时期提出的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等主张已开始突破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一次将改封建专制为立宪制的变革提上了实践日程，从而揭开了清末民初宪政转型的序幕。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至少有三次脱逃的机会。第一次机会来自于他的父亲谭继洵。光绪帝授谭嗣同四品军机章京时，谭父已升任湖北巡抚。他曾多次去信对谭嗣同晓以利害，命其退出变法，以避“杀身灭族”之祸。第二次机会来自于梁启超。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谭嗣同执意不肯，他力劝梁赴日本避难，并以所著诗文书稿相托，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此时日本友人仍劝其东行避难，他回答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第三次机会则是大刀王五的规劝。当时，北京城门关闭，官兵入家搜捕，一派恐怖景象。大刀王五再次催促谭离去，谭镇定地说：“死耳，何行为?”执意不肯走。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莽苍苍斋”(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41号)。被清兵逮捕。四天后，在菜市口刑场就义。
难道谭嗣同不懂得“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难道谭嗣同不懂得生命的宝贵?谭嗣同一直不顾个人安危，忙着筹谋营救光绪帝，帮助其他人出逃，自己却坦然地选择了从容就义，实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是对历史和民众的呼唤。
那么，谭嗣同为什么选择殉难?
一是谭嗣同的侠义风骨。谭嗣同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有傲骨，少年时文武兼修，并有很多侠客朋友，著名的有义侠大刀王五。父亲是清朝大员而母亲出身寒微，使他对人间的高贵繁华与卑贱寒碜有更切身的体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四方。随着阅历的加深，他的侠义豪放与书生气质上升成了一种济世情怀，一种深沉坚韧的性格。
二是谭嗣同的爱国情怀。甲午战后，谭嗣同写诗抒发悲痛之情：“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他感到再也不能因循守旧，苟且图存了。开始专心致志研究“西学”，倡导新政。1897年至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新政，创设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航运、开矿、修筑铁路，倡办南学会，办《湘报》，宣传维新变法。
三是谭嗣同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仁学》一书。此书写于1897年春，迅速在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中传开。在书中，谭嗣同以大无畏的精神，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政治和伦理纲常的阴暗和残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大声疾呼，“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力主顺时应人，改革时弊，荡涤污政，实行维新，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
四是谭嗣同的献身抱负。1898年6月12日，光绪帝下诏召谭嗣同进京。9月5日，谭嗣同被授予军机章京，专门处理新政事宜。就在谭嗣同决定赴京参新政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给夫人的信中特别告诫说：“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提醒其对将来要有心理准备。在给时务学堂学生的临别赠言中写道：“我不病，谁当病者”，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无疑，谭嗣同早有为变法赴难的思想准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在其专著《谭嗣同评传》中指出，谭嗣同为什么不离京出走而坐以待捕，似可以看做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由“和平改良”进到“流血变法”。这种“流血变法”是不成熟的革命意识，是“和平改良”——“武装改良”——“武装革命”三个阶段中的一环。在谭嗣同的思想内，和平改良和反清革命本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所以当政变将发作之时，谭即有说袁世凯起兵护光绪、杀荣禄、囚太后的行动。迨政变发生，“武装改良”暂时无望，谭就很自然地宣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遂毅然用“流血变法”以启迪来者。
有必要提及的是，谭嗣同敢于为变法殉难与湖湘文化的熏陶也有关联。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文化形态，其精髓在于爱国主义、变革精神、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等。在湖湘文化的熏陶培养下，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志士仁人。在两千多年的岁月中，前有忧国忧民、悲愤自沉的杰出诗人屈原；后有宣传革命、投海报国的民主革命家陈天华。而谭嗣同舍身变法、卓励敢死就不为怪了，“谭嗣同勇猛顽强的气概是湖湘维新时期士民们英雄豪迈气概的杰出代表”。如果说，在维新运动中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那么中国近现代史则是一部湖湘子弟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复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不息的历史。
二、谭嗣同殉难有何意义
《高文》写到：“谭嗣同之死事实上唤醒了民众了吗?戊戌六君子临刑前，无知观众并没有给予他们多少同情，相反却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因而向他们投掷鸡蛋等杂物，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剧吗?难道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高老师想以此说明什么呢?难道想以此说明戊戌变法搞错了?说明谭嗣同之死毫无价值?其实稍微想想就会发现，当时在封建专制“愚民”政策的统治下，能有几人知道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能有几人知道那天遇害的是“戊戌六君子”?纵然有人向六君子投掷鸡蛋等杂物，后人依然能够理解“六君子”是在用生命来唤醒沉睡中的民众。那么， 在谭嗣同殉难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其一，谭嗣同殉难在师友之间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在逆境中纷纷赋诗作文寄托哀思：
上海维新人士宋恕写下《哭谭嗣同》，“悲哉秋气怨扬尘，命绝荆南第一人!”
社会名流孙宝碹也《作七绝二首挽复生》(复生系谭嗣同的字)，写到：“慷慨悲歌气若红，志扶赤县有陈同。可怜变法需流血，莫让先生血独红。”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在极为悲痛时写下诗句：“澧兰沅芷思公子，桂酒琼茅祭国殇。绝世英灵魂魄毅，鬼雄常在帝天旁。”
亡命日本途中的梁启超，悲愤难抑，誓为难友复仇，写下了《去国行》。
黄遵宪被罢官归里后，认为谭嗣同的思想和事迹必将大大鼓舞后来的维新志士。“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
谭嗣同殉难一周年之际，流亡日本的广东维新人士欧榘甲在《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中说：“维新六君子流血，乃为吾国民建国之思想也。……凡国之将强也，必先有仁人君子，为国家牺牲者焉。犹严冬大雪，万物皆白，而后春阳温之，草木勾萌发达也。”
除康有为外，谭嗣同的师友在缅怀谭的同时都对清王朝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其二，谭嗣同殉难激励了革命党人的坚强斗志。革命派在刊物上大量转载和引用《仁学》等著作的论述，宣传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将谭嗣同视为早期的“革命同志”，章太炎盛赞谭嗣同“最为卓励敢死”。蔡锷也崇拜谭的为人与豪气。黄兴认为：“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陈天华十分赏识谭嗣同“冲决网罗”的精神，在《猛回头》里赞誉谭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喜爱阅读谭嗣同文章的邹容在谭遇害后，无所畏惧地将谭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书桌旁，并题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谭嗣同在当时革命党人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激励着革命党人进行反清斗争。
其三，谭嗣同精神影响着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成长。杨昌济(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岳父)和李大钊是影响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两位人物，而他们都是谭嗣同的崇拜者。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谭嗣同异常崇拜，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据说，由于杨昌济的提倡，研读《仁学》，成为当时湖南第一师范学生中的一种风气。《仁学》认为心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毛泽东说：“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所谓“心力”，其实就是人的“主观意志”。他写过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受到杨昌济的高度称赞，并给了100分。19世纪末先进的中国人普遍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仁学》则提出：“彼治于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后来，毛泽东从近百年的历史中得出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结论，进而敢于抗争。
其四，谭嗣同殉难及精神在境外的反响。1916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例写道：“(戊戌政变后)另外一些改革派逃到了日本、澳门和美国，但也有人根本就没打算逃跑。9月28日，有六人未经审讯即被处以死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谭嗣同是湖南人，父亲曾担任湖北省巡抚，大约三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经多位官员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内阁的下级秘书。在康有为替皇帝起草著名的改革诏令过程中，谭嗣同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押往刑场的路上，林旭要求说几句话，被拒绝了。但谭嗣同却不理会允不允许，毫无畏惧地慷慨陈词：‘我愿意流血而死，如果我的国家能够得救。但是，’他向法官高呼，‘今天死去的每个人身后，都会有一千个后来者继起，继续我们的改革事业，继续忠于皇上，反对篡夺!’就这样，维新变法的先烈英勇赴死。”海外知名学者张灏认为：“谭嗣同是近代历史上一位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家。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只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却留下了光彩的事迹和深远的影响。”“它一生最有影响的两件大事：戊戌死难是他所表现的烈士精神和他在死难前两年所写的一本书——《仁学》。”
1899年，谭嗣同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英灵得以安息。辛亥革命胜利后，人们对谭嗣同更加怀念和敬仰。1914年，在他的故乡浏阳县城西门外新建了“谭烈士专祠”，当年的密友、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亲笔题写了“为民先觉”四个大字。康有为派人送来挽联多幅，其中一幅写道：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新中国成立后，谭嗣同的英勇事迹和爱国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景仰，它被誉为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作为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或研究，我们没有必要渴求其只能怎么做，不能怎么做，也没有必要比较粱启超和谭嗣同“谁的贡献大?”在景仰谭嗣同之际，我们可以将学生的眼光和视角引导的宽一些，远一些，设想“谭嗣同为什么不出逃?”“谭嗣同危难之际仍在思考什么?”“谭嗣同殉难说明了什么?”“谭嗣同之死给后人有什么启示?”
谭嗣同是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华、坚持改革的著名历史人物。一百多年后，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中应该争取读懂谭嗣同。
【作者简介】李庆忠，男，1951年生，广西桂林入，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侯林莉】
参考文献：
[1]贾维谭嗣同与晚清人士交往研究 [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2]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3]朱庆葆，牛力，邹容——陈天华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5]杨金鑫，青年毛泽东与近代湖湘文化[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8。
[6][英]李提摩太李宪堂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7]张灏，烈士精神与评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3-0062-04
我国史学界对谭嗣同为何选择献身道路的问题，基本成定论的说法是：牺牲我一人，唤醒世人的爱国激情。但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则众说不一。因此，“戊戌变法”一课中“谭嗣同之死”成为学生关切的话题。支玉良老师《从教学的失败到教学的成功》(见《历史教学》2010年7月上半月刊)和高树山老师《也谈谭嗣同之死》(见《历史教学》2010年10月上半月刊，以下简称《高文》)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这一点。但《高文》却突出地质疑“谭嗣同之死”的“价值”，提出“变法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谭嗣同为这样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事情殉难，真的值得吗?”认为：“谭嗣同之死，精神可敬，做法欠妥，至少不是最好的选择。”并以此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得出相同的结论。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到底如何理解、评价“谭嗣同之死”?
一、谭嗣同为什么殉难?
戊戌变法是发生在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政治改革运动。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发动上书，痛陈民族危机，请求变法维新。此后，设学会，办报纸，不断上书，结连帝党，进行了短暂的百日维新。
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维新派在变法时期提出的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等主张已开始突破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一次将改封建专制为立宪制的变革提上了实践日程，从而揭开了清末民初宪政转型的序幕。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至少有三次脱逃的机会。第一次机会来自于他的父亲谭继洵。光绪帝授谭嗣同四品军机章京时，谭父已升任湖北巡抚。他曾多次去信对谭嗣同晓以利害，命其退出变法，以避“杀身灭族”之祸。第二次机会来自于梁启超。政变失败后，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出走日本。谭嗣同执意不肯，他力劝梁赴日本避难，并以所著诗文书稿相托，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此时日本友人仍劝其东行避难，他回答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第三次机会则是大刀王五的规劝。当时，北京城门关闭，官兵入家搜捕，一派恐怖景象。大刀王五再次催促谭离去，谭镇定地说：“死耳，何行为?”执意不肯走。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北京浏阳会馆“莽苍苍斋”(位于北京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41号)。被清兵逮捕。四天后，在菜市口刑场就义。
难道谭嗣同不懂得“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难道谭嗣同不懂得生命的宝贵?谭嗣同一直不顾个人安危，忙着筹谋营救光绪帝，帮助其他人出逃，自己却坦然地选择了从容就义，实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是对历史和民众的呼唤。
那么，谭嗣同为什么选择殉难?
一是谭嗣同的侠义风骨。谭嗣同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有傲骨，少年时文武兼修，并有很多侠客朋友，著名的有义侠大刀王五。父亲是清朝大员而母亲出身寒微，使他对人间的高贵繁华与卑贱寒碜有更切身的体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四方。随着阅历的加深，他的侠义豪放与书生气质上升成了一种济世情怀，一种深沉坚韧的性格。
二是谭嗣同的爱国情怀。甲午战后，谭嗣同写诗抒发悲痛之情：“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他感到再也不能因循守旧，苟且图存了。开始专心致志研究“西学”，倡导新政。1897年至1898年，他在湖南参与新政，创设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航运、开矿、修筑铁路，倡办南学会，办《湘报》，宣传维新变法。
三是谭嗣同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仁学》一书。此书写于1897年春，迅速在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中传开。在书中，谭嗣同以大无畏的精神，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政治和伦理纲常的阴暗和残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大声疾呼，“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力主顺时应人，改革时弊，荡涤污政，实行维新，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机。
四是谭嗣同的献身抱负。1898年6月12日，光绪帝下诏召谭嗣同进京。9月5日，谭嗣同被授予军机章京，专门处理新政事宜。就在谭嗣同决定赴京参新政时，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给夫人的信中特别告诫说：“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提醒其对将来要有心理准备。在给时务学堂学生的临别赠言中写道：“我不病，谁当病者”，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思。无疑，谭嗣同早有为变法赴难的思想准备…。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在其专著《谭嗣同评传》中指出，谭嗣同为什么不离京出走而坐以待捕，似可以看做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由“和平改良”进到“流血变法”。这种“流血变法”是不成熟的革命意识，是“和平改良”——“武装改良”——“武装革命”三个阶段中的一环。在谭嗣同的思想内，和平改良和反清革命本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所以当政变将发作之时，谭即有说袁世凯起兵护光绪、杀荣禄、囚太后的行动。迨政变发生，“武装改良”暂时无望，谭就很自然地宣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遂毅然用“流血变法”以启迪来者。
有必要提及的是，谭嗣同敢于为变法殉难与湖湘文化的熏陶也有关联。湖湘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文化形态，其精髓在于爱国主义、变革精神、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等。在湖湘文化的熏陶培养下，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志士仁人。在两千多年的岁月中，前有忧国忧民、悲愤自沉的杰出诗人屈原；后有宣传革命、投海报国的民主革命家陈天华。而谭嗣同舍身变法、卓励敢死就不为怪了，“谭嗣同勇猛顽强的气概是湖湘维新时期士民们英雄豪迈气概的杰出代表”。如果说，在维新运动中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那么中国近现代史则是一部湖湘子弟为中华民族之独立与复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不息的历史。
二、谭嗣同殉难有何意义
《高文》写到：“谭嗣同之死事实上唤醒了民众了吗?戊戌六君子临刑前，无知观众并没有给予他们多少同情，相反却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因而向他们投掷鸡蛋等杂物，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剧吗?难道不能说明一些问题吗?”高老师想以此说明什么呢?难道想以此说明戊戌变法搞错了?说明谭嗣同之死毫无价值?其实稍微想想就会发现，当时在封建专制“愚民”政策的统治下，能有几人知道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能有几人知道那天遇害的是“戊戌六君子”?纵然有人向六君子投掷鸡蛋等杂物，后人依然能够理解“六君子”是在用生命来唤醒沉睡中的民众。那么， 在谭嗣同殉难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其一，谭嗣同殉难在师友之间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在逆境中纷纷赋诗作文寄托哀思：
上海维新人士宋恕写下《哭谭嗣同》，“悲哉秋气怨扬尘，命绝荆南第一人!”
社会名流孙宝碹也《作七绝二首挽复生》(复生系谭嗣同的字)，写到：“慷慨悲歌气若红，志扶赤县有陈同。可怜变法需流血，莫让先生血独红。”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在极为悲痛时写下诗句：“澧兰沅芷思公子，桂酒琼茅祭国殇。绝世英灵魂魄毅，鬼雄常在帝天旁。”
亡命日本途中的梁启超，悲愤难抑，誓为难友复仇，写下了《去国行》。
黄遵宪被罢官归里后，认为谭嗣同的思想和事迹必将大大鼓舞后来的维新志士。“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辈看。”
谭嗣同殉难一周年之际，流亡日本的广东维新人士欧榘甲在《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中说：“维新六君子流血，乃为吾国民建国之思想也。……凡国之将强也，必先有仁人君子，为国家牺牲者焉。犹严冬大雪，万物皆白，而后春阳温之，草木勾萌发达也。”
除康有为外，谭嗣同的师友在缅怀谭的同时都对清王朝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其二，谭嗣同殉难激励了革命党人的坚强斗志。革命派在刊物上大量转载和引用《仁学》等著作的论述，宣传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将谭嗣同视为早期的“革命同志”，章太炎盛赞谭嗣同“最为卓励敢死”。蔡锷也崇拜谭的为人与豪气。黄兴认为：“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陈天华十分赏识谭嗣同“冲决网罗”的精神，在《猛回头》里赞誉谭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喜爱阅读谭嗣同文章的邹容在谭遇害后，无所畏惧地将谭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书桌旁，并题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谭嗣同在当时革命党人心目中占有崇高地位，激励着革命党人进行反清斗争。
其三，谭嗣同精神影响着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成长。杨昌济(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岳父)和李大钊是影响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两位人物，而他们都是谭嗣同的崇拜者。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谭嗣同异常崇拜，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据说，由于杨昌济的提倡，研读《仁学》，成为当时湖南第一师范学生中的一种风气。《仁学》认为心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毛泽东说：“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所谓“心力”，其实就是人的“主观意志”。他写过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受到杨昌济的高度称赞，并给了100分。19世纪末先进的中国人普遍认为：要救亡图存，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仁学》则提出：“彼治于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后来，毛泽东从近百年的历史中得出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结论，进而敢于抗争。
其四，谭嗣同殉难及精神在境外的反响。1916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例写道：“(戊戌政变后)另外一些改革派逃到了日本、澳门和美国，但也有人根本就没打算逃跑。9月28日，有六人未经审讯即被处以死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谭嗣同是湖南人，父亲曾担任湖北省巡抚，大约三十三岁，可谓前途无量。经多位官员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内阁的下级秘书。在康有为替皇帝起草著名的改革诏令过程中，谭嗣同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押往刑场的路上，林旭要求说几句话，被拒绝了。但谭嗣同却不理会允不允许，毫无畏惧地慷慨陈词：‘我愿意流血而死，如果我的国家能够得救。但是，’他向法官高呼，‘今天死去的每个人身后，都会有一千个后来者继起，继续我们的改革事业，继续忠于皇上，反对篡夺!’就这样，维新变法的先烈英勇赴死。”海外知名学者张灏认为：“谭嗣同是近代历史上一位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家。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只不过三四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却留下了光彩的事迹和深远的影响。”“它一生最有影响的两件大事：戊戌死难是他所表现的烈士精神和他在死难前两年所写的一本书——《仁学》。”
1899年，谭嗣同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英灵得以安息。辛亥革命胜利后，人们对谭嗣同更加怀念和敬仰。1914年，在他的故乡浏阳县城西门外新建了“谭烈士专祠”，当年的密友、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亲笔题写了“为民先觉”四个大字。康有为派人送来挽联多幅，其中一幅写道：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新中国成立后，谭嗣同的英勇事迹和爱国精神受到全国人民的景仰，它被誉为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作为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或研究，我们没有必要渴求其只能怎么做，不能怎么做，也没有必要比较粱启超和谭嗣同“谁的贡献大?”在景仰谭嗣同之际，我们可以将学生的眼光和视角引导的宽一些，远一些，设想“谭嗣同为什么不出逃?”“谭嗣同危难之际仍在思考什么?”“谭嗣同殉难说明了什么?”“谭嗣同之死给后人有什么启示?”
谭嗣同是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华、坚持改革的著名历史人物。一百多年后，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中应该争取读懂谭嗣同。
【作者简介】李庆忠，男，1951年生，广西桂林入，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侯林莉】
参考文献：
[1]贾维谭嗣同与晚清人士交往研究 [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2]丁平一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3]朱庆葆，牛力，邹容——陈天华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5]杨金鑫，青年毛泽东与近代湖湘文化[M]，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8。
[6][英]李提摩太李宪堂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7]张灏，烈士精神与评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