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用“沧海一粟”形容人生与历史的关系。很多伟大或平凡的人、震惊世人的大事件，都会被淹没在紫禁城六百年卷帙浩繁的故纸堆中。我们也经常用“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形容个体对事物的理解。即便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史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紫禁城六百年也已经占到足够的分量。每个人心中的紫禁城六百年，必定也是不同的，如何理解它？表现它？
　　9月10日，“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在故宫午门开幕，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赵鹏是这次大展的主要策展人之一。2019年7月，当他接到负责紫禁城六百年大展的任务时，毫不犹豫答应下来。但真正开始为期一年的筹备，他才发现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什么才是紫禁城六百年？

紫禁城六百年是什么？

　　今年6月，《环球人物》记者聆听了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的一次演讲。这位从敦煌走来的故宫新掌门，用他的视角解读着他心中的紫禁城六百年。“敦煌莫高窟和故宫的形成，是两种不同的推动力量。他们所体现出来的风格、气势是不一样的。”他说，故宫文化成就的推动力主要来自国家意志，体现出的是家国天下的磅礴气势，“家就是国、国就是家”。而家国天下，则一直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内心中。紫禁城还承载着多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最核心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中，儒家“和”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而雨花阁和咸若馆是佛教建筑，钦安殿是道教建筑，坤宁宫是萨满教建筑，灵沼轩是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紫禁城的建筑语言高度契合中国封建王朝的文化形态，同时也能够看到，这种文化形态的交织性和复杂性，加深了诠释的难度。
　　紫禁城六百年大展的筹备工作，是挑战这种难度的过程，更是一个理解探寻六百年真正含义的过程。
　　在最初的筹划中，六百年大庆的主题展定位在器物层面。随着时间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无论是书画、陶瓷、青铜器，哪一样可以涵盖紫禁城六百年？人们开始重新界定。“经过反复思量，认为紫禁城是一个建筑群，六百年是这座建筑群的生日，还是应该围绕这座城展开。”赵鹏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负责午门展览内容的任万平副院长在去年7月份突然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周末，她问我古建部愿不愿意承担大展任务？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办展览并不是古建部的强项，古建部副主任狄雅静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古建部的老一辈保护者曾在午门、神武门办过与北京明清建筑和紫禁城建筑相关的展览，而二十余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古建人只在东华门办过几次小型专题展览。”赵鹏也犯了难，“书画部、器物部、宫廷部等，在海外国内经常办展，甭说是他们的主任，就是部门里的普通同事，都比我们经验丰富”。
　　压力并不全来自经验上，“办书画展和器物展，把文物放在那里，就足够震撼了。我们的难题是：怎样在紫禁城的建筑里，做一个关于紫禁城建筑的展览。如果介绍太和殿，出门就能看见，做模型、做介绍都很苍白。”
　　一度，赵鹏想把展览定位在古建技艺层面，但“如果只谈榫卯、斗拱这些，六百年主题不够清晰，可以放在任何一年来做”。经过反复推敲和思索，策展团队梳理出两条线索，一条是明线，即紫禁城建筑的时代变迁，一条是暗线，通过建筑变迁表现工匠的智慧。确定主线后，策展团队开始在展厅流线里设计各种建筑空间效果，这是古建部的强项，但大家发现，展览的主题发生了跳跃——建筑、历史、器物交织在一起，变得杂乱无章。

　　后来有同事提出：“一个好的展览，主题就应该紧紧围绕一句话，越是综合性大展，越应当如此”。这让赵鹏受益匪浅，他开始重新思考：讲好紫禁城六百年的故事，需要删繁就简。接下来的方案修改又持续了三四轮，一个当时看来最佳的方案出炉了。“我们当时套用了世界文化遗产公认的OUV原则（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即突出普遍价值。”这个定义强调，遗产要具有罕见的文化或自然价值，超越国家界限，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均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他们将午门的西雁翅楼、正楼和东雁翅楼分为三个展厅，西雁翅楼表达紫禁城的历史，正厅表现宫廷生活，而宫廷生活又被切割成三个空间，即理政空间、寝居空间、园林游憩空间，东雁翅楼表现古建传统技艺。这个计划得到高度认可，并开始着手进行筹备。但在筹备过程中发现，由于涵盖面太广，文物遴选上遇到了极大难题，范围有限的展厅容纳不下如此大的文物量。“最重要的是，六百年主线依然不清晰，展览完全可以叫‘紫禁城历史文化展’，不加六百年都可以。”筹备再次陷入僵局。
　　后来，赵鹏在一次讨论中迸发灵感。“我们可不可以套用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思路？”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在全书开篇，黄仁宇就说：“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此后，西班牙无敌舰队最终败北，英国从此开始日不落帝国征程。这些微言大義的笔触，让人震撼，也启发了策展团队——将封闭的紫禁城同国家命运建立空间联系，这种大历史观将增加展览的厚度。 　　由此，一个年份、一座建筑、一位皇帝的脉络基本清晰起来，而这些背后，是天朝治下的千里江山，以及天朝之外的坤舆万国。

一气呵成的18个时间点

　　思路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时间点的选定。在六百年大展上，人们看到18个清晰的时间点，不禁会想：“这些时间点是如何选出来的？”赵鹏的回答出乎意料地干脆：“这18个时间点有九成都是在第一时间清晰界定出来的，只有少部分时间点上有过纠结。”让人意外的是，紫禁城六百年沧桑巨变，轮廓和分野竟如此清晰。
　　策展团队在内部界定出一个标准，尽量周全地照顾到每一个世纪，而每一座宫殿发生的事情，也都要和紫禁城之外的世界结合起来。赵鹏回忆：“首先是明朝，1406年和1420年，朱棣筹建紫禁城和正式迁都的年份，这个基本上不用思考。而明朝的剩下一个年份，是有纠结的。”经过慎重比对，嘉靖皇帝在1535年改造钦安殿被选中，因为这不仅让这座中轴线上的道观自成一体，更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影响国运的见证。

　　在午门西雁翅楼展厅，有多一半篇幅聚焦1406年和1420年，也就是紫禁城的肇建。这部分介绍了中国古代都城建造理念，“我们想表达的是，紫禁城是有原型的”，紫禁城六百年，是从中国封建王朝的前一千多年走来的。从明南京都城到明中都凤阳，都体现着居中为尊、择中立宫的理念，而再向前追溯，以中轴线为规划，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布局，早在《周礼·考工记》中便有记载。
　　这部分还大胆解构了紫禁城，将大量原始的砖、石、瓦块、琉璃构件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做需要很大勇气，“我很担心将如此多的建筑构件摆放到展柜，让人审美疲劳”。赵鹏说，方案定下来已是去年年底了。“这些构件大部分来源于南京博物院和凤阳县博物馆，因为紫禁城的明朝构件都在建筑上，我们总不能抠下来。”布展前期需要到当地博物馆考察，但这些工作刚要启动，便赶上疫情。居家办公让策展团队工作几乎停摆，故宫地库都不能进入，何况出差去外地？“直到8月份，同事才去凤阳县博物馆，又遇上南方洪灾，当地同志们都在抗洪抢险一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策展团队依然在坚持，“9月10日就开展了，但1日凤阳那片展区还空着”。好在策展前夕，文物顺利摆到了展柜，一时间，“开天窗”和“审美疲劳”的双重担忧全部烟消云散。“不得不说，东西好就是好，当你近距离观察它的时候，还是很震撼。”展厅内摆放的众多零部件，以及备料、采石、打地基的详细过程介绍，让人非常惊叹。“我们就是想说这一点，紫禁城作为世界现存最大古代宫殿建筑群，备料时间是多么长，建造是多么艰辛。”
　　午门正楼展厅主要讲述清朝各个时期的建筑变化。午门正殿的策展负责人张杰回忆：“清朝时间点的选取非常顺利，有点像总策展人任万平副院长打过的一个比喻。我们一直在同时进行菜谱制定和食材采购的双向工作，之前几次方案相当于选定菜谱，虽然未被选用，但在多种菜谱的制定过程中，我们掌握了不同食材的特性。所以当菜谱确定下来，我们马上就可以搭配出最合适的食材，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首先是1655年改建坤宁宫，这是最能代表顺治朝的。”坤宁宫是皇帝大婚之所，让人惊异的是，婚房另一侧就是萨满教祭拜之所。展厅将坤宁宫北炕的《夕祭神画像轴》和祭祀供桌原样陈列，画像轴上是萨满教祭祀的“七星女神”。有意思的是，《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记载，当坤宁宫祭祀朝祭结束，还会将菩萨像和关帝像分别供奉于木桌上。这些细节清楚地表现出清朝入关后的民族和文化融合。
　　接下来是1695年康熙重建太和殿。太和殿烧毁后，这位“千古一帝”将这片废墟搁置16年，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统一大业。接下来是雍正帝1723年入住养心殿，从此清朝统治者开始了“政寝合一”。这一展区展出了养心殿西暖阁的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二日，雍正御筆“为君难”匾，并写下这副对联，出自唐太宗明臣张蕴古之《大宝箴》：“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而雍正帝换成反诘语气，意味深长。不久后，他将“为君难”撤下，改为“勤政亲贤”。一代帝王从单纯的感叹，到寻求解决之道，反映着雍正帝在康乾盛世中承上启下的深刻转变。

　　不过，自雍正帝之后，清朝展厅的后半部分就孕育着清王朝的危机。“乾隆帝的故事太多了，我们在第一个时间点上，纠结了很久。主要在改乾西五所和重修文华殿两者之间。”最终，策展团队选择了1738年改乾西五所，因为这里是乾隆帝登基前的潜邸，改建使东西五所相对称的格局被打破，同时这也是乾隆帝开始大规模改造紫禁城的开端。而第二个时间点为1776年建成宁寿宫，这个时间点的展品最为华丽，“是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一个展览单元”。1859年的连通长春宫体现了清晚期的宫廷生活，不仅让人看到西六宫格局的改变，还让人看到国力维艰时，长春宫营造歌舞升平假象的荒唐。1902年的重建武英殿则通过几件消防所用的文物，表达防火对于故宫这座宏大的木结构建筑群是何等的重要，同时让人看到在同治和光绪年间在内忧外患局势下对武英殿的两次艰难重建，清廷的拮据和无奈。而展厅最后的灵沼轩，作为宣统元年“中西合璧”风格的建筑，最终“烂尾”，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其实我们在这个展厅有很多的愿望没有达到预期。一个是室外打卡，观众看到展厅建筑后，到紫禁城实地拍照互动。另一个是二维码扫描，展厅知识只是第一级，后面两级分别是建筑和展品背后的故事，以及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大格局。”赵鹏说，由于疫情，这些虽然也做了，但效果打了折扣。而这恰恰给了观众一种“留白”效果。展厅内有一个中国古代建筑“过白”的介绍，即门框内显示的宫殿上方，留出充足的天空，构成了精妙的构图比例。“中国古代建筑还讲究‘气空间’，往往没有建筑的地方，有气体流动，不仅有使用功能，还给人以更多的审美想象”。赵鹏说，这些“空”的概念，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之处。这次大展虽然有很多遗憾，但却阴差阳错地给了观众一种特殊的类似“过白”的审美效果，“我相信有心人一定能看出很多东西”。

紫禁城不光承载过去，还指向未来

　　午门东雁翅楼大展最后一部分，名为“生生不息”，主要讲述的是清朝灭亡后，故宫的文物保护工作。“这更像你们在表达守护文物的一种宣示？”《环球人物》记者的问题让赵鹏很兴奋：“的确是这样，其实这部分一开始的名字是‘营缮有序’，改成‘生生不息’正是表达我们的一种信念。”1914年初开紫禁城，1925年肇建博物院，特别是1933年战时护文物，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在连年战争和动乱下故宫的蹒跚前行。1949年重整修缮队，1961年故宫入选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让观众看到，即便在“口袋最紧”的时候，新中国仍然重视故宫保护。展板上显示，“大跃进”之后，文物界开始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反思，1961年《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并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使文物保护各方面工作具备了法律依据。
　　而大展最后一个时间点停留在了2002年。2004年，赵鹏开始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从事古建保护工作。他几乎完整地赶上了这次世纪大修。
　　大展尾声是一个“龙亭”，充分承载了现代科技的力量。故宫修复团队利用3D扫描技术建立模型，进行病害记录和评估，同时探寻龙亭的过去，包括表面样本分析，有关材料和制作工艺，发现龙亭至少经过四次修缮，曾有过和今天不一样的颜色。现场的展示视频中，还原了龙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面貌。最后，龙亭还将通过科技分析，采取最优修复材料和方案，在库房内进行长期科技监测。乾隆宁寿宫展区内还有一件制作精美的漆纱，修复团队目前正在探索其已经失传的制作工艺，用这样一种方式诠释和理解祖先的智慧。
　　赵鹏觉得，自己的每项工作都是在同各个历史时期的匠人对话。“不是每个时期的工匠都是向前走的，准确地讲，是波动式上升”，他说，清朝末期建筑很多工法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技艺上出现了一些倒退，明朝也有很多技巧超过清朝。所以，每一代匠人都会留下历史痕迹，给后人评说。“在六百年的特殊节点上，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环球人物》记者问。“当紫禁城七百年时，我们也成为历史了，在文物保护上，我们给后人的遗产之一，就是科技”。赵鹏说，科技是顺应时代的需要，“历朝历代都有当时科技上的变化，比如一开始工匠用的颜料是石青，后来这种矿物原料开采尽了，乾隆年间甚至更早，就从欧洲进口颜料了，再到清末，就变成人工合成”。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科技，在深度和广度上已经远超先人。
　　在修复过程中，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一些传统工法是不能改变的，但是科技手段可以介入。“比如一个彩画，可能有很多层，我们过去可能直接给抹掉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彩画。现在就会先做剖面显微分析，看清楚彩画有多少层，再结合历史档案做综合性会诊，然后再做修复试验，确定具体怎么做。”赵鹏说，传统是根，科技是手段，无论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保护文化遗产永远离不开传统的匠人匠心。

　　科技感更体现在理念上。在世纪大修时，故宫博物院与很多国家的科研机构合作进行修复工作，“我们向他们学到最重要的一个先进观念就是，要注重预防性保护，用环境调节的手段保证修好的文物在恒温恒湿的状态下得到平衡”。故宫走向了世界、融入了世界，所以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科技还让紫禁城突破城墙，走进千家万户，留给历史。王旭东院长在新一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提到，把博物馆搬上“云端”，将藏品数字化，是近年来各地博物馆发展的趋势。目前，故宫博物院官网录入并发布了全部186万余件（套）文物底账信息，2019年还上线了“数字文物库”，将5.2万余件（套）文物高清图片对外公布。故宫博物院将对院内28类藏品，实现每年超过6万件文物的基础影像采集工作，以后逐年扩大到每年10万件的规模。而“故宫展览”“每日故宫”“皇帝的一天”等10个手机应用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了解紫禁城中的文物和生活。
　　每次从北京繁华的车水马龙中走到故宫，都会让人体会到一丝宁静。“生活在古色古香中，非常美好，但是否会与世隔绝，甚至脱节？”当听到《环球人物》记者的这个问题，赵鹏立刻说：“越是历史的，就越是现代的、未来的。有人认为传统与时代脱节，是因为对传统的普及不够，公众对历史理解的不深。紫禁城是中国人智慧的实物载体，不仅寄托着先人的思考，也承载着今人的奋斗。”
　　当紫禁城由一个皇宫内苑成为博物馆和遗产地，它就不再属于帝王了，而是属于每一位中国人。《京报·副刊》在1925年记录了留法艺术家孙福熙的一段话：“倘若您在散氏盘上打破一角，或者在三希帖上扯下一角，你会觉得，不但你损失了这件东西，这要使无论那（哪）一个人都受到损失，拐角（脚）的老太婆可以拿起桃树杖打你，污泥满面的小孩可以咯出口唾沫你。然而你还是这一切东西的主有者，不过你没有损毁无论那（哪）一样东西的主权。”紫禁城六百年，不只是令人想到无数器物，更触动了根植于国人内心深处的家国天下的情怀。紫禁城的每一座建筑都承载着光荣或屈辱的民族史，没有谁能轻易忘掉这些历史背后的兴衰荣辱。